辛亥革命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诠释意义优于重建史实的倾向。学界做过大量去伪存真的工作，但不少分歧尚待统一。近年来，随着新史料的大量公布，导致既有定论受到质疑。
山西太原新军起义就出现新说。学界公认日期是辛亥年九月初八日(1911年10月29日)，但有学者根据新发现署名“姚以价”发布的《子夜宣言》、《军法令》与《告民众书》三种文献，认为应是初九日。①他认为时人张树帜所撰《山西辛亥起义日记》不是即时记录，“起义日期的一日之差，也属难免”。②因为新材料中有“唤醒受压迫群众团结起来推倒满清，踏平巡抚衙门，拯救中国”之类的表述，有的学者将信将疑，认为如真实可信，则“中国的口号史就要改写”。③
晚近史料繁多易得，时间、地点及人物等基本信息一般不难厘清。学者对起义日期的订正居然成说，新材料及新论点被广泛宣传报道，体现不疑处有疑的精神，但存在简单使用所谓实物史料质疑定论的危险，应引起治史者警惕。本文试做考证，推敲其中真伪及背后因缘。
一、新出三种文献简介
近10年来，与山西辛亥新军起义有关的三种新材料被陆续发现公布，它们分别是《子夜宣言》、《军法令》与《告民众书》，三者在形制与内容上存在关联，兹说明如下。
2003年，南开大学某教授在天津购得《子夜宣言》一件。实物一尺二见方，题头为淡红色楷体印文“辛亥山西革命军总司令官”，下用笔书有黑色隶体四字“子夜宣言”。其后另起正文：
同志们！将士们！愿意跟随起义军的勇士们：满清入关，虐我汉人可算是穷凶极恶的罪状。现在外患日亟，而满贼仍用盗憎主人的伎俩，专门压制汉人，谄媚外人。偿(引注：原文如此)说“宁送于外人，勿失于家奴”的话。诸位知道吗？家奴是谁呢？就是我们汉族，就是你我大家，就是你我大家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今天，我们就是不当这家奴，要救我们的中国，非先推倒满清不可。
现在已有千余名将士愤写血书，发誓齐声曰“宁愿与满清统治者拼个死活，也不愿意当这亡国奴。”甘心服从起义军的指挥，与满贼杀个头破血流。
现在时间已是凌晨三时，我们的行动计划全面布署，大家做好战斗准备，拂晓时刻即要举起枪杆子，打回巡抚衙门去光复太原。
落款为“起义军总司令”，后接“姚以价”三字，为淡红色行体。另起为“辛亥(红色印文)九月(黑色隶体书写)初九(红色印文)日(黑色隶体书写)”。据说透过纸张，中间隐约可见浅黄色隶书“令”字，“起义军总司令”题款上方则现黄色“急行”二字，故学者判断“这是一幅融战前‘宣言’与起义‘命令’为一纸的重要文件”。④
《军法令》的实物在《子夜宣言》发现之前似乎已见流传。2004年，大同某收藏者在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购得该件，媒体报道称：“专家考证，这份文件将为订正辛亥革命太原起义的时间、起义军活动，以及起义军任职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⑤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011年广西某民间博物馆将之作为文物重点布展，称该藏品从山西购得，经过鉴定并非赝品。⑥有一件实物长50厘米、宽40厘米，油光纸质，正文楷体书写，左上角有朱砂印“火炬”图案，文中内容为：“辛亥山西革命军总司令官军法令。本起义军为推翻满清为宗旨，唤醒受压迫的民众团结起来推倒满清，踏平巡抚衙门，拯救中国。一不服从命令者斩，二不直前力战者斩，三扰害百姓者斩，四伤害外人者斩，五泄露军密者斩，此令。起义军总司令姚以价。辛亥九月十日。”⑦
《告民众书》的出现则几乎与《军法令》同时，两者形制也类似。2010年，某拍卖公司曾拍出《辛亥山西革命军总司令官告民众书》一件，全文如下：“山西省全省父老乡亲们：满清压制我汉族已三百年，扬州十日、嘉定三日记，诸君曾目之否？剃头蓄发不遵者所在格杀，诸君闻之否？现在又极力媚外，屠杀我爱国人士，还说‘宁送土地与外人，决不留给家奴’，诸君深知之否？此等仇恨不共戴天。昨日拂晓，我军已进取太原，攻打巡抚衙门和满洲城，首战告诚(引注：原文如此)。苗文华营攻打满洲城，胜利会师。崔正春率兵攻占军装局。总司令下□(引注：疑为“令”)占领了抚署，太原全城鸣炮庆功。自即日起，不服从本司令者斩，骚扰民众及外国侨民者斩，谨此通告。总司令官姚以价。辛亥年九月初十日。”⑧
新材料出现之后，引起学界关注，在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还曾组织学者参观实物。极少数学者怀疑文献的真实性，如华中师范大学的严昌洪教授认为，布告落款时间署辛亥年某月某日，不用黄帝纪年是较为可疑的，因为同时期的湘军都督照会、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等人发表的布告，“无一不是使用黄帝纪年”。还有学者认为，材料中的一些用语更像是大革命时期的语言。但相信其真实性的学者则撰文宣传，自称通过文物、文献与史实互证，质疑旧说，新闻媒体及文博、收藏界人士则推动新说传播，各种报道层出不穷，似有改写历史势头。
二、所谓新文献俱为伪造
经过考证，以上三件史料皆是后人伪造，理由如下。
其一，当时各种文献所记，可以确证太原新军起义是在九月初八日凌晨发生。
辛亥年九月初九日出版的《申报》刊出山西来电，披露起义消息：“太原兵变，围攻满城甚剧，旋即失守，惟抚署未损。”⑨清廷官场公私文献亦可证旧说不误。九月十三日(11月3日)，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致电内阁：“山西变乱情形，日内接到确实探报。晋抚因陕西兵变，于初七日派出步队两营，发给子弹，赴蒲州出防。尚未出发，乃勾通各营，于是日黎明谋变”，电文中的“是日黎明”，显然指初八日黎明。起义发生之后，清军军官吴鸿昌亦云：“鸿昌前于署理十二协统领任内，于九月初八军谘大臣训令：现在山西变乱，著派该混成协迅即开拔，星夜赶至太原附近，相机防剿；是日又奉陆军部电饬同前。”可知清廷在太原新军起义发生之第一时间，即收到情报，故于初八日晚间派遣吴鸿昌等人乘火车由保定前往太原(实际出发时间是初九日下午六点)。山西劝业道王大贞十月十四日致袁世凯函中称：“九月初七日，晋省以潼关告急，中丞陆公拨营往援，兼驻蒲州。是晚，分发子弹，限令初八拔队。讵料次日时甫黎明，忽闻枪声四起，即派家丁往探，旋据仓皇奔告抚署兵变。”信末明记“此初八日夜变起仓卒，及市面焚掠之大概情形也”。⑩
三种材料均将太原新军起义日定为九月初九日，可能性无非二途：一是刻意为之，意在迷惑今人，奇货可居；二是作伪者缺乏史学常识，弄错起事时间。后人不知报刊所载电报内容一般为前一日或数日前之事，常误为当天时事，如《申报》九月初十日刊登专电云：“山西太原府昨日确被革军占据，现会合西安革军分赴黄河南北，夹攻铁桥，以袭荫(引注：荫昌)军后路。”(11)此电文初九日由记者从河南开封发出，其所指“昨日”即“初八日”，而非“初九日”。同样情况亦见他报，如刊登于九月十二日《中国报》的“山西兵变详形补录”称：“山西兵变系初八日早晨起事。省城新军原只两营，于初七晚间发给子弹、粮饷，定于初八日即开赴陕西防堵，不料次日早晨，营中遂生变动，枪声四起，叛军蜂拥入城。”(12)若断章取义，就会得出起义于初九日发生之结论。
其二，作伪者手段简单，没有准确把握历史语境，破绽丛出。
三件材料所署纪年俱为“辛亥年”，这并不符合当年革命党人的习惯用法，学界原已存疑。不过查核当时革命军发布的文告，其中确有用“辛亥”纪年者，如“天运辛亥年，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奉政府命，布告于我国民之为满清政府逼迫，以为其军之将校及兵士者……”。(13)但是太原新军起事之后，多种史料却表明发布文告乃用山西军政府名义，使用黄帝纪年。据清末山西高等审判厅民庭庭长石荣暲回忆，山西军政府在初九日成立后，“出示安民，发表起义宣言，张贴各街衢，用黄帝纪元年号，军政府前悬挂八卦太极图国旗”。(14)时为山西大学堂学生的段慎五回忆当天所看到的安民告示，末尾写的也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15)此外，学者还考证出新军起义当晚，并无所谓“总司令”职衔，姚以价的“总司令”是在山西军政府成立时被追授的。(16)因此在新材料中，姚以价以总司令自居，俨然以山西最高当局发布命令，既不合情理，也有悖逻辑。事实上，姚以价在起事之后联络他部清军，也并未使用“总司令”头衔，仍用“晋军第一镇第一协统领官”名义。(17)从文体来看，三件材料均含大量白话，作伪痕迹极为明显。清末民初官府檄文通电多用骈体，对下层民众布告则多用韵文，虽然文白兼用的情况或亦有之，但通篇都是大白话的文告，一般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时人诵记而成的山西军政府颁布安民告示就是六言韵文，可为佐证。(18)另外，从材料的发表形式来看，军令、公告应当印刷一定的数量才能“张贴各街衢”，而这三份材料内容均为毛笔手写，仓促之间，产生数量必然有限；职衔、“辛亥”、“火炬”图案却不用手书，反而使用印体，更令人费解；至于纸张上出现隐约可见的“令”、“急行”字样，完全是故弄玄虚。
其三，新出材料部分细节不符历史实情。
《子夜宣言》传达出非常强烈的现场感，如称“现在已有千余名将士愤写血书，发誓齐声曰‘宁愿与满清统治者拼个死活，也不愿意当这亡国奴’”，“现在时间已是凌晨三时”、“拂晓时刻即要举起枪杆子”之类，也并非纯然虚构。以笔者所阅，当时八十五标二营左队二排四棚正目(引注：相当于班长)郭登瀛在1961年曾口述：“10月29日早晨2点，夜幕笼罩大地，人们还在熟睡，八十五标一、二营的1000多名士兵全副武装，在狄村北口第二营营盘内紧急集合……10月29日拂晓5点钟，一声号令，全军整装出发，直奔太原城。”(19)起义时间为凌晨三时，似来自任职太原巡警道的冯锐存之说，“九月初八日早三时，两营官兵皆集合于太原城外十里铺狄村(即狄梁公故里)姚营门外大操场。”(20)不过令人疑惑的是，文中最为壮观的“起义之前千余名将士血书誓师”一事，反不见于当时记载或时人回忆中，这岂非怪事？
不同来源的史料可以互证绝无所谓“血书誓师”的场面。新军太原起义之前，同盟会山西支部有长期准备，但革命宣传并未在士兵中深入人心。起义的策划者不仅人数甚少，甚至互相保密，在仓促之中所发生的变动，难以想象有新出材料所描绘的场景出现。姚以价回忆起义当晚，“子弹到手，即刻请城外各营官长会议(城外驻三营)。各营本属旧部，夙有革命之心，不一时皆到，即将通城内电话截断。会议结果，共推姚以价为山西全省总司令官”。(21)新军各营“夙有革命之心”之说，可能就是《子夜宣言》杜撰“千余名将士愤写血书”的依据。冯锐存《辛亥山西革命见闻录》一文附和姚之说法，称阎锡山曾献计山西巡抚，“革命党中，只姚以价一人是积极的，如能杀，则杀之，否则，可调姚于远方，就不要紧了。”前人研究已认识到姚以价、冯锐存所说不尽确实，姚“把发动和组织起义之功完全记在自己名下”，故而“姚、冯关于姚以价在辛亥起义前的一些叙述是不能成立的”。(22)起义由少数革命党人与倾向革命立场者秘密发动，胁迫官长，不仅见诸当时报道，也为事后叙述证实。《申报》曾在新军起义后不久报道：“太原风气锢蔽，虽有少数民军，究无势力足以普及军界。及鄂省起事，讹言四起，军心遂颇有动摇，于是该省有数人乘机潜往新军中，勾结少数兵卒，谓南方革命新政府已经成立，北京糜烂，吾山西不可不筹自立之法，少数军人遂大为所动……由少数兵卒申说，军中赞成者约百人，不赞成者虽多数，然为少数人所劫制，不敢露泄秘密，故长官毫无所闻，变兵数百人即于初八日晨起事，枪声四震，附和者渐多。”(23)该报道与起义策动者张树帜、叶复元等人说法一致。据张树帜日记，起义将举，“时已夜半，树帜又令各邀同志，一时兵士齐集者三十人之谱。树帜云：营中官长俱已就寝，将各该官长门户分派把守，随带兵马，倘有阻挠，登时杀坏。”其后他“至各官长处，以推倒满虏大义相劝，有反对者杀之。各官长莫不用命。”据张之日记，当时革命党人因知道“官长虽勉强用命，是否心服，尚未敢必，一面把持电匣以防事泄，一面看守官长以防事泄。”(24)起义发生二十余年后，叶复元在致王用宾的信函中特别提及辛亥起义时情形之急迫，参与密议者不过十余人而已。(25)可见，策动起义者人数很少，即使革命者内部亦不尽相知。
在当时，新军士兵的革命意识与团体意识也较为淡薄。起义后，商民“一致议论山西革命军是土匪，不是什么革命起义，因为哪有革命而抢劫的呢！”(26)一些革命党人对此亦不讳言。1930年代初，山西崞县重修县志，参与起义的张培梅对《军政志》志稿提出许多意见。《重修崞县志稿本》描述起义军“蜂拥入城，闯至抚署，击毙四十三协统领谭振德”，张培梅批注是：“大兵贺应喜曰：打死协统，谁管咱们呀？我说：不怕，有统带管咱们。”这一说明反映出当年士兵对统治者的畏惧心态。县志稿本对太原起义有所美化，认为除巡抚衙门少数人被杀，“余则鸡犬不惊，百姓安堵，而大事已就，亦庶可为文明革命矣”。张培梅亦指出并非如此，他批注称，起义后“大烧大抢三日夜，死尸遍地，以通顺巷与游击衙门口为最多。鸡猪已经我们抢的吃完了，是以不惊？南京政府胡寅所谓山西是真土匪，不能列为民军，诚然！”(27)事实上，不仅普通兵丁缺乏约束，甚至新式学堂学生亦胡作非为，时人回忆：“学生们在各学堂分住，既没有畏服的老师领导，又没有统一的纪律和作风，人性良莠不齐，一发生口角，就想放枪逞凶……(军政府)愈惯愈坏，竟至站岗、开会，也任意胡为起来。或放冷枪，或私入民宅，挟枪吓诈”。(28)
其四，证明三种新出材料俱为后人伪造之依据，还在于“姚以价”的签名印章。
三件材料的署名“姚以价”均写为“姚以價”，这是一个共有的破绽。学者认为，《子夜宣言》“虽署名姚以价，却并非姚之所作”，这是正确的。从史源上不难发现这些材料在内容上多依据姚以价1930年代口述而成的《辛亥山西革命军记录》一文。该文自从1961年正式印行后，收入各种文史资料之中，容易找到。
学者认为，《子夜宣言》“内容为同盟会员事先拟就，而最后的署名和日期则是在确定了起义军司令人选后由当选者临时题写的”，也即姚以价在“气氛确实很紧张，姚不答应，就有性命危险”的情况下，参与了革命起事，并在此宣言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及日期。(29)这一说法依据姚兴礼(时为姚以价书记官)于1959年接受访问时的回忆，姚兴礼说，起事的革命党人曾经向姚说明当晚的行动计划，且“起义的命令和纪律都拿出来叫姚审阅，并征求意见”。至于姚以价是否真的修改过这些文件，姚兴礼承认“当时离姚很远，姚手中拿的毛笔，看见写字，改了什么他不知道。”姚兴礼目击了姚手拿毛笔写字，这或为作伪者将三份材料正文用毛笔书写的来源。但是，当访问者问起事部队集合后，姚以价宣布命令和纪律的讲话稿是谁写的，姚兴礼则答道：“没见姚手中拿稿子”。(30)然当晚在场的陈其麟则回忆说：“姚营长宣布起义时，手持四尺长的计划单子，跟前打着四个灯笼，宣布命令之后，出发时还命令：轻手轻脚，禁止咳嗽，慢慢行走，要无声无息，以免路过岗上三营时，被哨兵发觉，因为三营是不赞成革命的。”(31)陈的回忆反倒证明《子夜宣言》描绘千余名将士齐声发誓的场景过于夸张。有的学者本来注意到上述疑点，可作进一步辨析，但却认为“其所记四尺极为夸张”，轻易相信一尺二见方的实物，认为姚兴礼当年没有看到姚以价所写何字，“其实即是姚之署名而已，因而其字体与色泽均与正文有所区别。”学者还进一步解释《子夜宣言》上会有后来才出现的总司令头衔，以及会在天津发现这一实物的原因，认为姚以价特别看重“东路军总司令”一职，“那么在其所持重要起义文件上加署此职，并钤以当日之日期，极有可能”。又因民国初年，姚以价寓居天津，“将其‘子夜宣言’带到天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署上名衔，“非姚氏本人或其家人而不为而不能为”，故此物“或为姚氏本人所藏之珍品”。(32)
若果真如此，《子夜宣言》等三种资料无疑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然而，笔者认为作伪者犯了一个细微但致命的错误。作伪者固然知道假造清末文献应使用繁体汉字，认为“价”都要写作“價”，使得在三件材料上姚以价的署名不约而同都是“姚以價”，这就暴露了他们的无知。姚以价，字维藩，号龙门山人，山西河津人。其名与字出自《诗经·大雅·板》第七章：“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对于“价”字究竟作何解，有“善”、“甲”、“大”、“助”、“界”等多解。学界一般认为，《诗》毛传将“价”作“善”解较为准确，“价人”也即“善人”、良民的意思。(33)而按《说文解字》解释，“價，物值也”，即商品所值钱数，显然不能作为人名。检索清末民国的报刊及公文，“姚以价”三字除极个别外，均未写作“姚以價”，姚氏本人及其家人当然就更不会将名字写错。由此亦可旁证作伪者制作三件材料，为时甚晚。
不察新材料记载文字的渊源，试图用后出史料去“互证”其真实性，自然难以注意明显的破绽；或既知破绽，却为之弥缝，被“实物”的魅力所俘虏。这样的学术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三、假史料真问题：起义首功之争解析
从三种伪造史料入手，可发现一些新的历史线索。辛亥太原革命文献早已散失，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山西省政府档案在抗日战争期间亦被损毁，导致后来修史诸多事实无法对证。今人作伪，为何仅制造与姚以价个人有关的“文物”？除牟利动机之外，还有另一可能，即迎合了“姚以价才是真正的革命首义者，而其功绩却为阎锡山所篡夺”的说法。在姚氏的家乡晋南至今尚流传“姚将军打江山，老阎把光沾”、“姚以价是东汉大将马武，攻破城池砍下敌人的头都让老阎接了，结果老阎有了大功，姚以价两手空空”之类的说法。(34)作伪者的动机，值得深究。
今人论及山西新军起义史事，多以阎锡山为主角来叙述太原光复的前因后果，这与长期以来将同盟会的活动作为革命叙事主线密切有关。阎锡山是同盟会员，时为第八十六标(俗称第二标)标统，起义后被推举为都督，地位尊崇。《大革命写真画》作为辛亥年间流行的通俗读物，在第七集介绍山西起义人事时即首列阎锡山的图像。最早夸赞阎锡山革命首功，源于1912年孙中山应阎氏邀请来晋时所发表的演说。9月19日，孙中山在太原各界欢迎大会上发言，称武昌起义之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伯川之功，不但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感谢。……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孙中山表彰阎氏“共和成立，须首推阎都督之力为最”。孙中山对于山西起义的认识并不确切，其演说词中“武昌起义，山西首为响应”就明显与事实不符。对于来自革命领袖的赞誉，阎锡山虽自谦“实在是过奖之辞”，但晚年仍津津乐道，强调孙中山当年叮嘱其担负守护山西革命基地重责，为其长期统治山西的合法性进行辩护。(35)
与阎锡山相比，时人对非同盟会员的姚以价对于新军起义之作用，了解不多。1912年郭孝成编撰《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叙述事件发生经过，“西安光复消息，既至太原，前晋抚陆锺琦恐民军来袭，欲派新军往潼关以阻之……参谋姚君素具革命思想，乘机谓众士兵曰：‘我辈与其出师他方，不如在省起义。既可为他省响应，又可以博名利。众然之。遂就军中挑选敢死者五百人。九月初八日，以五十往攻抚署，以四百五十人往攻旗城。”(36)此书材料来源多为当时报刊，著者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姚以价对起事有倡导作用，但描述多不确，姚以价在起义时已非“参谋”，而是“第八十五标(俗称第一标)第二营管带”。原山西新军高层中还有另一“姚君”，即督练公所总参议的姚鸿法。文中笼统称“参谋姚君”，极易使人混淆。1949年之后，与姚氏有故之人“每遇将军侄孙辈，辄督勉其对将军事功佚闻，全面搜集，梳爬董理，编纂成书，用彰将军业绩，以补国史遗阙，惜乎久无结果。”(37)近年来，除姚之亲旧撰文为其呼吁外，仅有个别文章认为山西光复首功应归姚以价，阎锡山在起事准备及发动阶段尚持“首鼠两端”的态度。(38)
厘清阎锡山与姚以价有关首功之争的是非纠结，当梳理各自说法起源演化及立场利害，不偏重一方叙述，才能洞悉症结所在。从现有材料看，在新军起义之后直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未见两人对在发动兵变中所起作用进行表态。原因或有二：一是当时成败未分，大局未定，出面承功存在一定的风险；二是起义对山西社会造成破坏，“肇事者”在民间的名声极坏。逃至北京的瑞典传教士曾说：“山西革命军除省垣稍有纪律，此外毫无纪律，行同寇盗，而各处革命支队人类不齐，似有垂涎西人财产之意。”(39)阎锡山在就任都督会上发言，指出太原光复“不可认为成功”、“今天才是革命的开始”。(40)考其时境，并非谦词，本意在撇清与“匪乱”的关系。阎之投机已为后来史实所力证，起义后他不仅解散国民党在晋机关，而且遣其父母进京为质，种种讨好袁世凯的行径，为当时世人所讥评。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姚以价与李烈钧、唐继尧等人交往密切，参与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等，曾试图策动韩复渠、石友三的军队进攻山西，推翻阎锡山的统治。对于姚的才能，李烈钧称之“负经世之才，抱匡时之略”。(4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姚回顾往事，声称自身功绩，不指名地抨击阎锡山等人无耻行径，其诗云：“曾几何时清运终，一群浑浚来争功。乃公提戈首发难，尔等何曾一历戎。九月八日拂晓战，手刃渠魁复省城。汝辈稍知伤国事，当时就该一飞鸣。事前首鼠两端行，事后狗苟且蝇营。”(42)
南京国民政府对姚之功绩的认可，也因时局而变化。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姚以价任山西宣慰使，国民政府称阎锡山不仅此次“反抗革命”，而且早有前科，辛亥往事一度被重新提起。4月国民政府发行《阎锡山之今昔谈》的小册子，公布了许多阎锡山曾投靠袁世凯政府的材料。关于太原新军起义，该书认定阎是投机革命攫取高位，称“阎锡山拥有全标军士，但彼按兵不动，大有俟机铲除革命军、向清廷邀功之意。姚得成首义之功者，实属万幸。迨满城既破，巡抚被诛，阎乃急令所部分头占领火药局、军械库等处，始宣言与姚合作。姚等虽心鄙阎之为人，然以其拥有重兵，逼于威势，只能引以为友。”(43)国民党上海市宣传部发表《我们为什么要讨伐阎逆锡山》的宣言，所述山西新军起义历史与小册子揭载内容高度相似，可知宣传语径之统一。(44)
不久大战结束，蒋阎关系开始修复。尽管姚以价一再呼吁彻底解决晋事，南京政府对阎的攻击之词却消失无踪，山西新军首功问题遂成悬案。阎锡山有意识地掌握了诠释历史的主动权，1936年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决定广泛搜集史料、考订辛亥革命史实，姚以价等人的存在对阎极为不利。当时阎氏于日记中称：“辛亥革命数人向余曰：‘辛亥革命，山西系直接自动行为，近有人欲以豪文夺取。现在人阅之固无不骇笑，但将来流传日久，据今较远，诚恐以紫夺朱。辛亥一切文件，娘子(关)一役尽失，事前运用、事后事实均在公腹中，盼暇中详述始末，以存其实。’余曰：‘自古历史难得真相，为者无暇记，记者又不知为者之曲直。证之今日，府署中之事实与街衢之谣传，每相径庭，报纸之登载更十乖其九，将何以求真实乎？我辈做时，并非求历史上之痕迹，不必孜孜也。’”(45)阎锡山欲辩不辩的心境跃然纸上。10月29日，太原举行辛亥光复纪念，阎锡山率山西文武官员在昭义祠致祭，“并赴大教场检阅防共保卫团及公务员等，参加者万余人，备极热烈。阎讲吾辈应踏着血迹向前猛进，完成民族独立自主。”(46)1939年10月《申报》纪念双十节国庆，宣传辛亥时期致力革命“现负党国重任的军政要人”十二人，林森、蒋介石居首，阎锡山得以名列第八，依据就是山西首功。(47)经过自我与他人一系列的宣传，阎锡山身负山西光复头号功臣之光环，各种功绩为其垄断，他评说姚以价“所以不参加同盟会，而参加保皇党，就是因为不愿意冒险，不过逼迫他的路子还有”，这时的他已不容任何人染指首功之荣誉了。(48)
姚以价虽然自1930年代不断撰文写书，却无法改变“历史定评”。1947年2月19日姚以价病逝西安，国民政府追授其上将军衔，中央社电称其为“辛亥革命太原首义者”，“身率新军首义太原，厥功甚伟”。(49)这则短消息在《申报》、《益世报》各报发表时仅以豆腐块出现，不太可能引起注目。
需指出的是，姚、阎两人首功之争，不应以个人利益分歧简单视之，它实则反映出清末民初山西地方政治派系的分化。两人同为留日学生，与起事诸将领中之温寿泉、黄国樑、张瑜、乔煦等人发迹之路相似。山西新军的将领中不乏佼佼者，直到民国初年还有人在《申报》上撰文称山西人才多人在阎锡山之上，点名姚以价、温寿泉是其中最著者。但阎锡山却脱颖而出，后来成为“山西王”，与其具有特别优势相关。尽管阎之军事成绩平平，但他却以地缘、亲缘结成的多种关系网为依托，为人豪爽主动，积极沟通各方，很注重人缘。清末山西地方政治分为晋北、晋南两大派系。晋北系主要人物在民政方面有梁善济等人，军队方面有阎锡山等人；晋南派主要人物有刘绵训、姚以价、温寿泉等人。由于晋北贫瘠，全省财赋收入主要依靠晋南各县，然现实政治中晋北系却占优势，时人分析“山西绅士向分南北两党，而谘议局中北党独占优势，南绅已愤愤不平。自交文一事发现后，谘议局长以左袒官兵残杀平民之故，大为南绅所诟病，故该局与南绅立于绝对仇视之地位。”(50)山西督练公所总办姚鸿法向陆军部报告交文一案原因也称“暴动之原因实由于晋省人民向分省南省北界限，办事常存意见，其积习已非一日”。(51)在人际关系网上，阎锡山比其他同侪有优势，“以地域关系，和梁善济接近；又以姻娅关系，和徐子澄(一清，五台人，为阎的妻叔)接近。因此，梁、徐常常在丁巡抚面前，替他吹嘘，颇得丁抚以下当局的信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一张1911年有关方面奏报朝廷对阎锡山的考语单，评语是：“查该员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充任该标统带有年，办事勤能，成效颇著。”(52)职是之故，起义之后谘议局选举山西都督，在姚鸿法等外籍人士推辞不就的情况下，阎锡山成为首选也就不出意外了。而反观姚以价，属于晋南一系，助力原本单薄，在政治舞台上难以走远。南北争斗，南绅被谘议局主事者视为劣绅，吁请朝廷查办，自然是无法通过选举胜出。为人交际方面，姚更为逊色，他虽“学科、术科都有一套，聪明才智外露”，但“好胜主观性强，和人相处，总叫人听他的，话不投机，立刻就和你翻脸”。(53)据说姚以价曾屡被调动，亦因上级对其不满而造成。(54)这或许也可说明，后人正因姚的遭遇，而对其抱有不少同情之色彩。
四、结语
那么，谁才是辛亥山西新军起义的首功者？辛亥鼎革之际，利益交错，事情复杂，即使亲历者也仅知部分事实。事成之后，又因时势变迁，也未必尽吐实情。湖南辛亥起义，状况亦如此。袁世凯设立稽勋局，“派人来湘征求事实，在事诸人，无肯执笔。谭都督(引注：谭延闿)谓左学谦：尔辈既为之，而不能言之，何以故？左谓功罪未明，是非未定，言之恐增嫌怨。”数十年后，“当时纵合之迹，鲜有能言者。盖力行者不愿多言，而贪冒者自以为是。”(55)以今日后见之明，综合各种记载，阎锡山当年日记无意揭出参与其事的诸人说法“辛亥革命，山西系直接自动行为”，恐怕是最接近事实真相之说，换言之，山西新军起事成功是多种合力的结果，非某个人的特别功劳，事实上还有一些阴差阳错的戏剧性。
就姚以价来说，其饱受官场压抑，未必没有反抗之心。其功绩在于尽管被阎锡山派出的下级军官持枪挟持，但最终同意出面动员、率领所部士兵进城攻打巡抚衙门、满城及军装局等处，导致清廷山西政权之瓦解，一定程度上“祸由姚一人闯出”之说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其“手刃渠魁”一说却严重不实。在手下闯入衙门禁地之时，此君却身处教会医院(据说时患梅毒)躲避风头，直到大事初定才现身。(56)后来他又在娘子关前线临阵脱逃，也是不争的事实。就阎锡山而言，他虽是同盟会的秘密核心，但却迟迟按兵不动，观望等待。他在起义之时握有一标兵权，却要手下鼓动不及自己力量的姚以价部率先发兵动武，这是其心思慎密、用计甚深的具体表现。
在清末的山西，后来被认为同属革命阵营的人物在当时地方政治中或属不同派系，彼此利益不尽一致。时人黄国樑所云“革命的目标，十分模糊”并非空言。不仅革命派内部，革命派与被革命者之间边界亦相当模糊，这种现象或非山西所特有，正是后来辛亥革命成果被篡夺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后来标准衡量昔日之事。据昔人一面之辞，或能各立其说，但终将聚讼不已。解开问题症结应依照时序，从梳理不同意见的形成入手，厘清背后牵扯的各种利益网络，不以某一人、某一团体之是非而持定见。从这个角度上说，辛亥山西新军起义的事实真相仍有不少需要辨明之处，这有待今天的学者持续努力发覆，以建立信史。
注释：
①王先明：《“子夜宣言”与太原辛亥起义——文物、文献与史实之互证》，天津：《南开学报》，2003年第4期。
②(16)(29)(32)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续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1、131、129、133页。(www.xing528.com)
③⑦严昌洪：《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33页。据严教授面告，提出疑问的还有中山大学的邱捷教授。
④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续论》，第128～129页。标点是原引用者所加。
⑤《大同发现辛亥革命史料》，太原：《山西晚报》，2004年10月27日；《一件辛亥革命文物史料惊现大同》，太原：《山西日报》，2004年10月28日，人民网、搜狐网等转载。
⑥《柳州票证博物馆见证历史变迁 众藏品令人叹为观止》，南宁：《南国今报》，2011年10月10日，人民网、新浪网等转载。
⑧原件照片可浏览http://www.hosane.com/auction/detail/S10129170(检索时间：2013年12月16日)。
⑨“专电”，上海：《申报》，1911年10月30日。
⑩卞孝萱辑：《辛亥革命山西资料片断》，北京：《近代史资料》，第5期(总16号)，1957年，第21、28、32页。吴禄贞致内阁电、陆军部电令吴鸿昌文稿等又见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二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95～199页。
(11)“专电”，上海：《申报》，1911年10月31日。
(12)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实行立宪汇编，见周光培主编：《辛亥革命文献丛刊》，第3册，江苏扬州：广陵书社，2011年，第1403页。
(13)时事新报馆：《革命文牍类编》，第一册，檄文类，见周光培主编：《辛亥革命文献丛刊》，第13册，第6353页。
(14)石荣暲：《太原辛亥革命回忆录》，北京：《近代史资料》，第5期，第36页。
(15)(28)《太原起义目击记(四章)》，《山西文史资料》，第1辑，“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专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8～49页。
(17)参见卞孝萱辑：《辛亥革命山西资料片断》，第30页。
(18)参见郑赋嘉：《辛亥革命时期太原的第一张安民告示》，太原：《太原文史资料》，第2辑，1984年，第156页。
(19)郭登瀛：《参加起义先锋队的回忆》，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精选·晋省辛亥革命亲历记》，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第76页。
(20)冯锐存：《辛亥年山西革命见闻记》，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第1辑，第16页。
(21)姚以价：《辛亥山西革命军记录》，《山西文史精选·晋省辛亥革命亲历记》，第50页。该文首刊《山西文史资料》，第1辑，第108～111页。
(22)翟品三：《对辛亥革命山西起义三问题之管见》，太原：《文史研究》，1991年第2期；刘存善：《山西辛亥革命史料辨析》，《山西文史精选·晋省辛亥革命亲历记》，第293页。
(23)《山西兵变记》，上海：《申报》，1911年11月7日。
(24)张树帜：《山西辛亥起义日记》，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第19辑“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专辑”，1981年，第87页。
(25)叶复元等：《有关太原辛亥起义信函三件》，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第1辑，第43页。
(26)王定南：《辛亥革命太原商民遭受抢劫的情况》，《山西文史资料》，第9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88页。
(27)《〈重修崞县志〉稿本中的辛亥记事及张培梅批语》，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第19辑，第111页。
(30)(53)行定远：《姚以价与辛亥太原起义》，《山西文史精选·晋省辛亥革命亲历记》，第104～105页。
(31)陈其麟：《辛亥太原起义见闻及其它》，《山西文史精选·晋省辛亥革命亲历记》，第107页。
(33)张亨嘉：《价人维藩解》，张戡编：《张亨嘉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页；臧振：《“价人维藩”解》，济南：《孔子研究》，1990年第1期。
(34)姚志锐：《姚以价生平述略》，太原：《文史研究》，1991年第1期。
(35)参见刘铁桥、草世木：《所谓“孙中山评阎锡山”纯属虚构》，载《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209页。
(36)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89页。
(37)李尤白：《〈姚以价生平述略〉序》，山西运城：《运城高专学报》，1991年第3期。
(38)(51)付尚文：《清末山西编练新军及辛亥革命时期阎锡山充任晋省都督纪实》，河北保定：《河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39)《山西归客谈》，天津：《大公报》，1911年12月16日。
(40)(48)《阎锡山早年回忆录》，北京：《近代史资料》，总55号，1984年。
(41)周元高等编：《李烈钧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33页。
(42)姚以价：《夜宿栖贤寺感怀并序》，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第19辑，第133～134页。
(43)《阎锡山之今昔》，出版者不详，1930年，第1页。
(44)《我们为什么要讨伐阎锡山》，上海：《申报》，1930年4月7日。
(45)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阎锡山日记》，1936年9月23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69页。
(46)《太原举行光复纪念》，上海：《申报》，1936年10月30日。
(47)《党国要人在辛亥大革命时代》，上海：《申报》，1939年10月10日。
(49)《姚以价病逝西安》，上海：《申报》，1947年2月23日。
(50)《晋省南北绅党大激战》，上海：《申报》，1910年7月3日。
(52)《呈山西暂编陆军第四十三混成协步标统带官阎锡山等考语单》，军机处录副奏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3-7489-138。
(54)姚珠煋、姚志钦：《太原首义的姚以价将军》，《雁塔文史资料》，第7辑，西安：政协西安市雁塔区文史委员会，2001年，第162页。
(55)粟戡时：《湖南反正追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页。
(56)张博士：《辛亥太原起义亲历记》，《山西文史精选·晋省辛亥革命亲历记》，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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