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教师对学生的人格发展、价值取向的影响

三、“从游”景象——新型的师生关系

教师的主体地位得到确立，使西南联大教师能以主人翁的姿态进行工作，反映在教学过程中就是对学生的极端负责，并以充沛的热情和精力，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作为教学的内容，进行研究型教学，使学生能够领略到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教师自主、学术自由为基本理念而建立的教学管理制度，不但没有因“步伐不统一”导致教学无序甚至混乱，反而极大地调动了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高度的责任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使教与学的良性互动成为可能。

西南联大教师对学生的人格发展、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影响十分显著。冯友兰的《新世训》出版后，在联大同学中广为传诵，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特别是书中提出的人的精神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观点更是深入人心，甚至学生们的恋爱观也以《新世训》的四种境界为标准。不仅如此，教师在学科文化上对学生的影响则更为深远。教师不仅使学生牢固掌握本学科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而且在引导学生进人学科前沿、把握研究方向上起着“舵手”的作用。杨振宁回忆道：“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吴大猷指导杨振宁撰写学士论文《关于分子光谱学与对称原理》，引导杨振宁进入了物理学对称原理的领域，这对他后来的研究生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他关注物理学中的对称问题的开端。王竹溪引导杨振宁进入了统计力学的领域。“以后40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13]此外，联大教师通过言传身教而使学生终生受益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这种情况就像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提到的“从游”关系一样：“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苟于青年不无几分裨益，此种裨益亦必于格致诚正之心理生活见之。”他还认为：教师不单要“能于一己所专长之特科知识，有充分之准备，为明晰之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与情绪裁节”树立楷模。通过身教，使“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14]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使教育达到潜移默化的功效。

西南联大教师课堂教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完整地向学生展示，把本门学科研究之中的幽深奥妙之处及体现的社会价值充分呈现给学生。学生对此有所感悟后，自然会心驰神往，开始沉缅其间，孜孜以求。许多联大学子都是跟随教师“从游”之后，进入了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从此踏上学术之路，以致终生求索不已。

何兆武一生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是思想史，但是，在上张奚若教授的课以前，他对这一学科基本上是不屑一顾，在听了张奚若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与“近代政治思想”两门课以后，他大受启发，便“自此喜欢上了从前自己不大看得起的思想史”。^[15]

张世英在听了贺麟教授的“黑格尔哲学”之后，对黑格尔哲学与新黑格尔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将自己的研究课题定为“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的哲学思想”。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黑格尔哲学成为他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16]

张荫麟教授在经济史研究领域颇有造诣，在讲授“宋史”时，不时有出其不意、新颖独到的观点，使李埏对宋代经济史兴趣盎然，就在大学期间，他便一头扎进宋代经济史的研究之中，后来经济史成为李埏主要的研究领域。^[17]

张子毅之所以能够在大学一毕业就进入农村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与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的课堂教学有着很大的关系。张子毅曾回忆：“当我在联大快要毕业的那一年，我才认识了费孝通先生，我立刻对他的讲授感到特殊的兴趣，于是我决定跟随他做研究，这是我加入魁阁的简单的动机。”^[18]

联大教师不仅注重通过课堂教学将学生引入特定的学术领域，还有意识地以课堂教学为载体，向学生传授科学的研究方法。如陈寅恪的得意门生石泉回忆道：“陈师一贯的教学指导思想，即通过讲课教给学生研究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不过陈师并非孤立地讲方法，而是通过对史料的具体分析来传授研究方法的。”^[19]不止是陈寅恪，许多联大教师都是这样做的。金岳霖教授上哲学课，“不仅传授给学生许多哲学知识，而且更重要的，还传授给学生思考哲学问题的方法和培养学生解决哲学问题的能力。”^[20]

雷海宗每年都为非历史专业的学生开设“中国通史”课。吴于廑听完了这门课后，深受其影响，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就采用了雷海宗“中国文化三周说”的研究方法。而这种方法又是雷海宗运用西方学者施本格勒“文化形态学”的史学研究方法来建构的。^[21]

杨振宁在谈到中、美两国的教育对他所发生的不同影响时曾说，他在西南联大学到的治学方法主要是推演法，即从数学推演到物理的方法，而到了美国跟随著名物理学家泰勒，所注意的是倒过来的方法，即归纳法。“两个地方的教育都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决定性作用”。^[22]

中科院院士陈梦熊曾回忆说，在联大读大二时到昆明近郊的一次实习，使他学会了用罗盘测路线图，受用终身，并因为在实习中听了袁复礼教授讲述西北的考察经历，立志去西北工作；著名数学家徐利治在课外多次聆听过华罗庚教授讲述归纳法在发现真理过程中的作用，聆听过陈省身教授讲述“数学为的是简单性”的方法论，激发了创造发明的心智；汤用彤教授经常告诫学生，学习要广博，研究要专精，道教专家王明、佛学和理学专家任继愈等人都是他的中意弟子。不少当时联大的学生在回忆录中都谈到，联大的教师对他们没有丝毫保留，他们在联大学到了许多治学方法，进而产生了深入研究的愿望。

联大中文系学生郑临川突发奇想，欲写文章否定屈原，闻一多知道后，不仅教育郑临川如何正确看待屈原的历史地位，而且告诉他做学问的基本原则：“做学问绝不是为了自我表现，是要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和进步，作出有益的贡献”，^[23]闻一多的谆谆告诫从此改变了郑临川的治学态度，并持之终生。

毕业论文的指导往往成为师生发生学术关联的一个重要契机。杨志玖和吴宏聪的两个实例能对此给予充分的说明。

杨志玖的本科毕业论文最初选定的课题是云南史研究，他将提纲交与论文指导教师郑天挺审阅。郑天挺阅后说：该提纲的内容涉及云南从古到今的历史，范围太大，实不可取。作为一篇本科毕业论文，能把先秦时期庄蹻在云南称王这一问题搞清楚就不错了。听从导师的指导，杨志玖最后将论文题目定为《庄蹻王滇考》，后来发表在北大史学会编的《治史杂志》上。^[24]

吴宏聪的本科毕业论文选的是研究曹禺的课题，导师是杨振声。当吴宏聪向杨振声请教该课题如何着手时，杨振声先是从曹禺的家庭出身、教养，《雷雨》、《日出》的写作经过谈起，甚至还谈到了曹禺在四川戏剧学校的一段恋爱经历，他谆谆教诲说：“要了解作品，必须了解作家的生活和时代，不然，你就无法了解为什么他要写这样的作品。”此外，杨振声还具体指点吴宏聪：其一，《雷雨》的序和《日出》的跋都是“奇文”，写得特别的长，作者想要讲的话大多数都在其中，要细读；其二，曹禺特别喜爱契诃夫的戏剧。因此，他在《日出》的跋中公开说，他愿意拜这位艺术大师为师，“低声下气地做个低劣的学徒”。故可以找几本契诃夫的剧作来读一读。^[25]从上面两个实例可以看到，在毕业论文的指导中，联大教师普遍抱着“要把金针度与人”的心态，毫无保留地把许多治学秘籍传授给了学生。这对学生尽早步人研究的正途，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师生之间更为经常而广泛的交流还存在于没有任何拘束的“学术聊天”中。几乎在每一位学术、人格上具有一定魅力的教授身边，都有一大批学生追随。他们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聚谈、切磋、研讨，使蛰居的斗室、嘈杂的茶馆、怡人的林泉，都成为了另外一个课堂。在这样的环境下，教师的心态尤为放松，才思敏捷，灵感不断，往往是咳玉唾珠。学生也常常能在似乎是无边无际的闲聊中获得学术上的滋养。

一次课间休息，吴晗与学生丁名楠谈到了如何研究历史的问题。吴晗说：“学历史的人要多读书，勤动手。多读书就见多识广，不至于孤陋寡闻。勤动手就是读书每有所得，随时把它记下来，日积月累，日子多了，就很可观。”吴晗还以顾炎武的《日知录》为例，谈到该书是顾炎武“读书时遇有心得，随手记录下来，积数十年，有千余条，经后人整理，蔚成巨帙”。吴晗的真知灼见深深地打动了丁名楠，他说：“这番话一直萦回在我心中，到今天还能记得。”^[26]

由于课堂教学有着相对固定的教学内容，不可能漫无边际。因此，在联大学生看来，在课外这一“大课堂”中所获得的，比在课堂上还要多。如汪曾祺在提到沈从文对学生的影响时说：“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27]

李埏在谈到张荫麟时说：“由于他诲人不倦，我感到课外从他得益比在课堂上还多。因为在课堂上他讲授专题，系统性、逻辑性很强，不可能旁及专题以外的学问；在课外，则古今中外无所不谈。”^[28]

吴宏聪在纪念王瑶的文章中曾这样记述他与王瑶的一次课外学术聊天：有一天，我到龙头村拜候闻一多、朱自清两位老师，他（王瑶）有事进城，吃过中饭便结伴同行。沿着乡间小道，我们边走边聊，不知怎么谈到闻一多老师讲唐诗。我说听闻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一首《春江花月夜》听得学生如醉如痴，仿佛置身于“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神奇境界。他当时专攻中古文学，对唐诗当然造诣很高，顺着话题，发了许多精彩议论。时隔几十年，昔日的话，大部分都记不起了，印象最深的是，他认为闻老师并不是要学生去吟咏“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咏叹调，而是引导听众一起去捕捉人与自然打照面时，那种刹那便是永恒的感受。我缺少他那样深厚的理论素养，领悟不到这种带有哲理性的艺术境界，也达不到他那么高的审美层次，觉得有点“玄”，但听起来句句新鲜，显出他思维的敏捷和过人的睿智。^[29](www.xing528.com)

当然，无论是激烈的学术论辩，还是随意的学术聊天，都需要相当的知识积累。满怀学术热情的联大学子深知，这种积累，除了课堂上所学，求师问道是进学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尽可能抓住一切机会向老师“请益”。而那时的师生关系，又是特别的亲密。赵瑞蕻在谈到联大师生关系时这样说：“师生之间可以随意接触谈心，可以相互帮助和争论；在春秋佳日的假期中，师生结伴漫游或喝茶下棋，促膝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谈。”^[30]这就使得似乎有点严肃、拘谨的“请益”变成亲切、自然的“从游”。

钱穆在联大上中国通史课时，星期五、星期六住在西南联大的宿舍，许多学生都去“拜谒、请益”，“学生们或坐床，或倚壁而立。一些人方辞出，一些人又进去，常常络绎不绝”。对此，钱穆“毫无倦怠不胜烦之意”。^[31]

李埏与钱穆的关系很亲近。有一次，李埏送钱穆返回住处。在路上，钱穆于闲谈之中指示李埏治学之道，其大意是：“治史须识大体、观大局、明大义，可以着重某一断代或某一专史，但不应密封自闭其中，不问其他。要通与专并重，以专求通，那才有大成就。”这一教诲成为李埏一生的治学指南。^[32]

燕卜荪的住处是学生诗人的“天堂”。穆旦、王佐良、赵瑞蕻、杜运燮等学生常常去找燕卜荪求教，在那里，他们“总是受到热情的接待”，不但可以大谈奥登、布莱克，还“可以抽烟，可以一块儿喝酒”。^[33]

周礼全在选修金岳霖的“知识论”和“形而上学”课程期间，常常在下课后陪着金岳霖走回金氏在北门街的宿舍。在漫步中，周礼全或者提出在听课中不理解的问题，或者对讲课的内容提出不同意见，金氏总是“亲切而耐心地做出解答”。周礼全说：“这种课后漫步，对我帮助很大，加深了我对课程的理解。我曾想起古希腊逍遥学派大师亚里士多德，大概也是这样在逍遥的漫步中教导学生。”^[34]

刘兆吉还记得：当湘黔滇旅行团行进到一个苗寨时，闻一多看到路旁一座小庙内有一个人首蛇身的石头神像。那个神像造型优美，栩栩如生，使他兴奋不已，忘记了跋涉的疲劳。他对学生们说，自己多年来在古籍中只看到这方面的记载，从未得到实物佐证，今天终于看到实物了。这成为他后来写作论文《从人首蛇身谈到龙与图腾》的参照物。另外，受这一实物的启发，他还通过研究石像与洪水的传说，考证了汉、苗两族远古时代的亲密关系。^[35]

师生“从游”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能够对课堂教学构成一定的学术互补，在陶冶学生的治学精神上，更是功不可没。这与中国古代书院中师生步履相随、随时质疑问难的精神是那么的契合与一致。这主要表现在：联大教师将生命忘我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的态度，在“从游”过程中对学生产生了强烈的“辐射”作用。受这种精神的影响，在许多学生身上，也形成了一种学术与生命合一的品格。联大校友、著名诗人郑敏曾这样说道：“我觉得西南联大教育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教授他这个人跟他所学的东西是融为一体的。因为在战争时期，我们都住得非常近，我经常在街上碰见那些教授，你会觉得他们走到哪都带着他的问题，他的人跟他的学问是合一的。这对我的熏陶极深，我就生活在一个浓厚的学者的文化艺术的氛围里面，这种无形的感染比具体知识的传授要大得多，像是注入了一种什么东西到我的心灵里面，以后我对艺术的尊敬，对思考的坚持，都是从这里来的。”^[36]

同郑敏一样，许多联大学子继承了教授们学问与人生合一的品格，将“真正潜心学术的人是要把生命放进去的”奉为自己的人生准则，^[37]潜心学问，埋头著述，因而在以后的几十年，他们才能在各个学术领域里大放异彩。

王瑶是新中国成立后系统研究“新文学“的第一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撰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文学”研究的最早著作。王瑶之所以走上这一学术道路，是受到导师朱自清的直接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朱自清便开始对“新文学”进行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

联大历史系学生方龄贵之所以走上一条不断开拓蒙元史研究领域的道路，得益于他时常向沈从文请教。一次，当他阅读了沈从文推荐的陈彬和选注本《元朝秘史》后，被那古朴清新、富有生命活力的文字所感染。在本科期间即选修了姚从吾教授、邵循正教授的蒙元史课程。研究生毕业后，方龄贵谨守“师法”，终身都在蒙、元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他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蒙古史、元史学家。他在《忆姚从吾先生》一文中曾这样说：“自知平生无他长，但为学不敢自苟，偶有所作，于史料必力求征引原文，不甘转贩；对前修时贤所说，凡有可取，未尝掩善，差堪自慰。这都是先师言传身教所赐。”^[38]从方龄贵这一自我陈述中，我们不难体味到他对姚从吾等联大教师所提倡的治学规范的尊崇。

这种似曾相识的“从游”景象对我们来说确实已经久违了，它原本只存在于古代中国的一些书院中。而事实上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尽管西化的思想与实践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但对中西结合教育模式的探索也一直在进行着，甚至有人认为，西方的现代大学体制与中国书院的精神相结合的办学模式，是最理想的大学模式，如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创办的基本设想就是这样的：

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以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底及研究方法，均能确有收获。^[39]

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创办的同一年，留学美国归来的陈衡哲、任鸿隽夫妇联名发表了《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建议》一文，举起了将现代大学的体制与中国书院的精神进行融合的思想旗帜。文中说：

我们以为当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成一种新的学校组织。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师以讲学行谊相号召，就有四方学者翕然从风，不但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就是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如朱文公的白鹿洞，胡安定的湖州，都是一例。但是书院的组织太简单了，现在的时代，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博通众学，满足几百千人的希望，而现在求学的方法，也没有一个人而贯注几百人的可能。就是一个书院以少数教者及少数学生为主体；这个书院的先生，都有旧时山长的资格，学问品行都为学生所敬服。而这些先生也对于学校（生）的求学、品行两方面，直接负其指导陶熔的责任。^[40]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夫妇俩进行了相应的实践尝试。不过，那些实践摸索都与上述的思想构想未能达到合拍。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类尝试也是不成功的。这一点，从梁启超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评价中可以看到。梁启超说，他原本是希望国学研究院能够做到“在这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一面求智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两者打成一片”。可结果却是：上课下课，“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师生之间，“除了堂上听讲外，绝少接谈的机会”。^[41]显然，这些都与中国书院的精神相去甚远，梁启超对此不无遗憾。

令人欣慰的是，到了西南联大，现代大学制度与书院精神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有机的结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现代大学的教育制度在西南联大已一应俱全，无论是教授治校制度、学术自由、学生自治、选课制，还是西方式的院系设置与课程体系，全都实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南联大是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另一方面，古代书院精神的精髓也深入到联大人心中，与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最主要的表现是在课堂内外师生关系和谐融洽，犹如一个大家庭，学生不仅在知识学问上有所师从，而且在思想人格上也深受濡染和熏陶。

后来成为国际著名数理逻辑学家的王浩说：“我在1939年秋到昆明作新生，一直住到1946年春离开准备出国，住了将近七年。在这段感受力最强的日子，和许多老师及同学享受了一种人生极难得的平淡亲切而纯洁的人际关系。这样的经验不但为以后的做人和学业打下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而且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同情一直持续着，成为崎岖的生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42]从王浩的这番话，可见他对当年联大的这种校园氛围眷念之深。他认为，对当时西南联大自由民主的学风，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有最真切的感受，因为那里不论年资权位，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每个成员因为品格和学识不等，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或轻视，也有些人为了个人的复杂心理，做事对人不公正。但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43]

台湾知名学者殷海光晚年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认为主要“受五四的影响和五四后期的西南联大的熏育”。他在西南联大时，受到金岳霖的赏识，这对他一生的思想具有决定作用。“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44]

当时已是助教的何善周在谈到闻一多与学生之间的亲密关系时这样说：联大学生时常到司家营闻一多住所去拜访他，闻一多不管在做什么事，只要听见楼下有问询声，立刻就会放下工作，面带笑容走下楼去。“我的书桌放在楼门口，每次瞅着闻先生左手提着长衫的衩子，两眼闪着欣喜的光芒，急忙地跨出门，走下楼梯的情景，我曾多少次地想着，这是在我们这所旧大学里，作为一个教授和学生的新的师生关系的开始。”^[45]

政治学教授张奚若，是大家的道德楷模，他曾谆谆告诫学生：“攻读政治学决不是为了做官。立志当一个社会改革家为上策，立志当一个正派的政治学者为中策。如果这两者都当不成，就做个普通人。趋炎附势钻营求官为下策。”^[46]

通过西南联大学人这种以学为重的超越襟怀和师生之间民主平等的和谐关系，使我们看到了古代书院精神的再现。西南联大教师不但秉承了学术独立、自由之精神，而且能够在治学的方向、方法、观念等方面全面地向学生传授“宝典秘籍”，既为当代学术史贡献了许多足以传世的研究成果，又在承上启下，延续学脉，培植当代学术事业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