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严于律己的大师风范
西南联大实行教授治校首先是因为有先进的管理理念。梅贻琦作为学校行政的最高负责人，从来就把教授的重要性摆在办学的首位，除了著名的“大师论”，他在平时的言行中也经常强调这一点，比如，他认为，“凡一校精神所在”，“实在教授之得人”，教授与校长相比，校长固然重要，但“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人”，最重要的还是教授。他还将自己比作京剧里的“王帽”（即演皇帝角色的人）说：“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决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并不要他唱，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场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7]
这就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教授在学校的主体地位。梅贻琦在工作中，严格按民主程序进行决策，他既是常委会主持人，又是校务会议主持人、教授会主席。在这样一种相互制约的机制中，该校务会议定的事，常委会决不包办；该常委会定的事，个人绝不说了算。因此，在一些学校的重大事务上，他十分注意倾听大家的意见，让教授们能充分发挥民主管理的作用，“使同仁觉得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沉默寡言的他常常说的一句话便是“吾从众”。
梅贻琦敢于这么“放手“，当然还因为西南联大拥有一个高素质的优秀的教授群体。当时联大教授中汇集了中国三代知识分子，这三代知识分子构成了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从教授们的情况看，20世纪30年代前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回到国内，这批人除少数在政府做官外，绝大多数成了大学教授。西南联大之所以群星荟萃也是因为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吸引了人才的大量回归。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的设立到抗战期间，制度性的大学已存在了近40年，初步形成了可与世界著名学府比肩的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体制。抗战爆发的特殊历史条件，又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汇聚在一处，形成了西南联大卓越的教授群体。这个群体的一个特点是，虽然他们多数留学欧美，但在伦理道德层面却有着浓厚的儒家文化的色彩。可以说他们在政治意识上倾向西方，而生活的层面上却是中国化的。这个特点使他们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大学教授作为知识分子，有着关怀社会价值的天然倾向，就是说，他们在谋生的过程中同时也承担一些道义上的责任。他们通过讲课、写文章、办报纸刊物、自由选择党派、随意批评政府等行为来体现自己的存在，是一个自主性极强的群体。而在学校管理中，他们都能积极主动地担当和参与，在为人行事上多表现出大师风范。
在梅贻琦的以身作则下，西南联大的行政管理真正体现出一种为师生服务的性质。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都是教学、行政“双肩挑”，他们既是教学和科研的中坚力量，也是主持和参与学校各方面管理工作的骨干分子。如西南联大的教务长先后由潘光旦、樊际昌、周炳琳、杨石先担任；总务长由周炳琳、沈履和郑天挺相继担任。他们均为当时的名教授。他们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如1938年新增设师范学院，师院各系的系主任大都由原来各系的系主任兼任。教务长潘光旦除总管全校教务工作外，还开设优生学、人类学等课程，还积极参加社会调查，以及中国民主同盟等社会政治活动，著译也很多。总务长郑天挺统管全校的后勤工作，学校经费困难，要靠他奔走向银行贷款来发放工资，食米不足，也不辞辛劳，亲自下乡采购，但他还同时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的领导工作，指导研究生。他所开的明清史课程，讲授十分精彩，深受同学欢迎。各系的系主任一般都至少同时开设两门课程，不少人还担任文、理、法、工、师各院一年级同学的基础课。学校两次搬迁，并曾在1940年赴四川叙永办分校，也是先由几位教授风尘仆仆、跋山涉水，走遍川滇许多县城，踏勘校址。这些都属教学以外的任务，但无人感到屈尊而不受命。至于课余为学生的活动进行辅导，应邀作学术报告或时事演讲，甚至为个别学生解决特殊困难，都十分热情，有求必应。
1938年，常委会通过了以“刚毅坚卓”为校训，要求全体教职工和学生做到这四个字所包含的理想意志、为人态度、处事品行和学习精神。用“刚毅坚卓”的校训来建立价值观，是西南联大常委会科学管理、正确治校的明智之举。在此共同的思想基础上，三校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文人相轻的情况没有了，门户之见被视为可鄙。争夺院、系领导位置的情况少了，相反还产生了“君子自谦”的情况，主动向常委会举贤荐能。
1942年教育部下发文件，指示给予国立大学校级负责人、各行政处处长、学院院长、系主任特别办公费，其实就是生活津贴，没想到却遭遇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婉言谢绝”。兼职担任各行政处处长和学院院长、系主任的25名教授联名呈文，拒绝领受特别办公费，他们在信函中陈述道：“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兼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教育部在接到拒领信后，又发一文给予劝慰，称，发此特别办公费，主要是考虑到学校主管人员及部门、学院负责人“接应较繁”，也就是应酬多，而且也考虑到了“统筹兼顾”，“未失均平之旨”，要求“造册请领”，结尾是“此令”，落款是部长陈立夫。接到这一批文后，25位教授还是不领情，梅贻琦再一次批复教育部，教授们“愿本同甘苦之义”，“仍请不予支领”。[8]
冯友兰一生中曾长期在清华、联大担任要职，何炳棣在一篇回忆冯友兰的文章中这样评价说：
“不少清华内外人士对冯友兰之能居清华（战时兼联大）之要职20余年（1928～1952）之久甚为不解。冯系北大出身，与清华学堂无关系。北伐成功以后，新被任命为清华校长的罗家伦从燕京大学延揽冯友兰以为“班底”，冯初任秘书长，迅即为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成员，兼哲学系主任。虽然梅贻琦长校（1931年12月）以前清华屡有学潮，校长迭换，而冯能屹然不撼者，主要由于：（1）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2）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故能与清华资深教授（如叶企孙、吴正之、陈岱孙等）合作无间，以延致第一流学者提高教研水准为共同鹄的。（3）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特强，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但凡任何政治或学术会议，意见纷纭，发言者众，愿做综合报告者寡，凡执笔者往往被公认为最干练“得力”之人。冯友兰在清华及联大一贯是“得力”之人。钱穆追忆联大文学院初设蒙自之际，北大师生开会谓清华事事“有偏”，如“文学院长常由冯芝生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用彤），岂不堪当上选”。这真书生门户之见，完全不懂三校事务之繁巨与槃槃干才之难得。”[9]西南联大的中层领导人就是以冯友兰为代表的一批深谙管理之道的名教授组成的，他们所具有的智慧能够妥善地处理基层的人际、学术等方面的冲突，他们的高风亮节使得三校的师生能够以联合的大业为重，相互宽容、谅解、忍让，使许多矛盾化解于无形之中。
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这张短简大略了解当时联大教授所处的地位。1946年1月29日，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及清华文学研究院院长的闻一多，为王瑶研究生毕业事致函梅贻琦校长和教务长潘光旦。
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
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www.xing528.com)
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
道安
闻一多上
卅五，一，廿九
计开：
三、考试人员，除中国文学系教授外，聘请汤锡予、彭仲铎、冯芝生、吴辰伯四位先生。[10]
这张短简体现出当时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从公函中可以看出闻一多是按西南联大的规矩要求学生，对王瑶的初试，完全由闻一多一人做主，只是照例呈报。从外聘的四位教授看，都是对王瑶论文所涉专业有研究的，可见要求之严格。这封公函，是给校长和教务长的，但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梅贻琦在这封公函上所做的批示只有两个字：“照办”，并且在第二天就批了，可以想见其办事效率及对教授的尊重。
但另一方面，西南联大对教师的要求非常严格，对其言行有损为人师表形象的教师，即便是名教授，也要解聘。著名庄子专家、中文系教授刘文典，人称“二云居士”（因其喜好云南火腿及云南烟土而得名），为能换取鸦片吸食，他竟擅自离校半年，受邀赴云南磨黑为某盐商撰写其母墓志铭。西南联大认为，刘文典对教学不负责任，且吸食鸦片不足以为人师表，虽已议决续聘而终于在1942年6月对其解聘。[11]刘文典为此大闹，系主任闻一多不为所动，一向以温和著称的梅贻琦也坚持原则，绝不姑息。
在北平、天津时，有的教授自我感觉良好，有点所谓的名士派头，如期末懒得改卷子，凭印象给学生打分等。到了昆明后，艰苦环境把这点“名士派头”都磨掉了。联大规定，所有的教授都必须给本科生讲课，许多名教授还亲自给大一的新生上基础课。有的课程由于比较冷僻，或因其他原因，选修的学生很少，但即使只有一个学生，教授们也是在非常认真地教课。联大对教师在聘任、考核、奖励、休假、进修、薪俸及学术研究费用等方面均做了严格的规定。以选聘教授为例，西南联大曾规定：“教授具有下列三项资格之一：甲、三年研究院工作或具有博士学位及有在大学授课两年或在研究机关研究两年，执行专门职业两年之经验及于所任学科有重要学术贡献者。乙、于所任学科有创作或发明者。丙、曾任大学或同等学校教授或讲师，或在研究机关研究或执行专门职业共六年，具有特殊成绩者。”[12]为了聘任到学有专长的教师，确保教学质量，西南联大的聘任制是何等的规范严谨，可见对教师素质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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