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嫁接

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嫁接

制度文化是构成文化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制度文化中凝聚沉淀着观念形态的文化，一定的制度总是按照一定的社会伦理和价值观构建起来的，制度文化还受制于人的文化心理素质，因此制度的确定与实施是文化形成并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途径。从大学文化来看，通过教育目的、课程的途径来实现的文化，是一种“软文化”，主要以观念形态来体现，不是强制性的。而通过制度确立来实现的文化则是刚性的“硬文化”，具有强制性。因此，通过制度确立与实施更能直接体现大学文化主体的文化意图。同时，校园制度文化作为大学文化的一种内在机制，也是维系学校各项工作正常运转的保障。

西南联大的教育管理制度及其中所体现的管理思想首先是教授治校。它源自西方现代大学制度，被中国的大学拿来为我所用，其本身就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会通观。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在民国时期，“那些高等教育的创立者，明显地旨在模仿外国模式，但究竟是哪一些模式呢？影响选择的因素很可能在于该外来模式能否与国内需要及传统相协调。”^[1]

1912年，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蔡元培主持中华民国教育政务，主张仿效德国大学“教授治校”的制度。虽然当时没有真正施行，但却为中国现代大学实行教授治校奠定了“合法性”。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开始具体实行教授治校，“先后组织建立了大学决策机构评议会、各学科层面上的教授会、掌全校行政权力和负责实施评议会各项决定的最高行政机关和执行机关，由于校行政会议由校长任议长，其成员由教授代表及以深孚众望的教授身份担任的教务长、总务长构成，从而使北大从校、系两级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授治校。”^[2]开创了近代大学民主管理的先河。

蒋梦麟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提出的是“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主张。虽然蒋梦麟取消了原来设置的评议会，有违于教授治校的基本原则，但他还是设置了校务会议。有关校务会议的制度规定：校务会议由校长、秘书长、课业长、图书馆长、各院院长、各系主任以及全校教授、副教授所选出的代表若干人组成，以校长为主席。必要时按照《大学组织法》，延聘专家列席，但专家人数不得超过全体人数的五分之一。教授代表每年由文、法、理三学院的教授、副教授分别推选，每五个教授推举一位代表。校务会议的基本职权是：（1）决定学校预算；（2）决定学院、学系的设立及废止；（3）订立大学内部各项章程；（4）决定校务改进事项；（5）决定校长交议事项。^[3]从校务会议的制度规定可以看到，校务会议实质上还是一个教授会，只是其未用教授会之名罢了。因此，蒋梦麟执掌的北京大学，实际上还是推行的教授治校。

清华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初形成了教授治校的体制，其“组织基础是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是全校的最高权力机构”。^[4]它可以选举评议员和院长，它关于校政的决议，校长一般均得执行。评议会是这个体制的核心，由校长、秘书长、教务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会选出的七个评议员组成，相当于是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是学校的立法机构。校务会议由校长、教务长、各学院院长组成，是处理学校日常行政事务的机构。梅贻琦任校长后，进一步建设和完善了这一制度，赋予了教授治校真正的意义，为清华创造了一个宽松、有序的教育环境。老清华的学生们还清楚地记得，每当清华大学新生入校举行开学典礼时，都要举行一个仪式，届时梅贻琦由两位身穿中国礼服（长袍马褂）、胸前挂红绶带的教授陪同，率领各学院院长、各系主任和教授会全体成员登台，新生们第一次见到如此隆重的场面，都感到既兴奋又好奇，暗暗为自己能成为清华的学生而自豪。

除北大、清华外，南开大学也在校长张伯苓的倡导下，提出“校务公开，师生合作”，让所有师生和员工都参与学校管理，并特设“师生校务研究会”。之后，南开又成立了“大学部评议会，校长、各科主任及教授代表参加负责评议本校的大政方针，规划校内组织，支配学校进款及各科预算等等”。^[5]形成了独具一格、富有成效的民主管理模式。

由此可见，在抗战前，北大、清华、南开都不同程度地有着教授治校的传统，三校在这一方面有着内在的共通性与可融性。在此基础上，西南联大在管理方式上就极易融合三校教授治校制度的经验。况且，梅贻琦向来倡导民主管理和学术自由，并且极为重视教授的作用，因而在西南联大既有管理理念为先导，又有三校传统制度为基础，推行教授治校制度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在这种氛围之下，经过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比如平等亲切的师生关系就是三校以前所没有的），最终形成了具有西南联大特色的，以常务委员会、校务会议、教授会三会为核心的教授治校制度。

西南联大教授治校首先是在思想观念上确立了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在学校的主体地位，具体体现在教授们掌握着学校各级管理部门的权力，并通过校务会议、教授会，形成了常委主持下的校内三级管理体制。

西南联大的领导体制和行政组织系统，是根据三校合组的实际情况以及1938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来组建的。西南联大不设校长，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和秘书长杨振声组成常务委员会，梅贻琦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常务委员会开会时，各处处长及各学院院长列席。(www.xing528.com)

常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决定学校重要人事的聘任和推荐；经费的预算和决算；各项规章制度的制订和执行；校务的发展与改进等等事项。梅贻琦在主持校务工作的八年期间，始终贯穿着教授治校的民主作风，遇到重大事情总是与另外两位常委商讨，并倚重学校各级机构共同协助解决，让教授们一起来管理学校。

在常委会领导之下，具体办事机构有“两会三处”。“两会”是校一级的民主管理机构校务会议和教授会。校务会议由常委会主席召集工作，有常务委员、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代表12人组成，主要负责讨论审议学校的重大事项及讨论常委会交议的事项等。教授会是西南联大一个极富特色的机构，这是联大按照国民政府颁行的《大学组织法》设置的。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也由常委会召集工作，属咨询性质的机构。通常是在听取常委会主席报告学校的工作后，讨论学校教学和建设的重大问题。从职能上看，常务委员会是学校最高权力机关，校务会议依照常务委员会决议处理校务，而教授会议只是一个咨议机关。常务委员会主席亲自主持三个会议，使会议的议论和决议有利于常务委员会意图的贯彻。但在实际运作中，教授会的意见对学校大政方针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与作用，常务委员会和校务会议做出的决定有时需拿到教授会通过，教授会做出的决定常务委员会和校务会议也应予以认可。自1939年5月13日起，教授会共计开会31次。在学校遇到对内或对外重大事件的时候.教授会所显示出的权威作用，甚至大于校务会议。

从“一二·一”运动中，我们或许更能看到教授会的作用。在这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西南联大的教授会和教授们不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是使运动向前发展并合理解决的一支主要推动力量。他们作为一个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精英群体，多次以西南联大教授会的名义发表文告，及时了解学生动态，用自己的丰富经验引导学生运动，谴责当局摧残民主的行径，直至以罢教的极端方式支持学生们抗争。“运动期间，先后召开了9次教授会议，出席者达763人（次），通过决议36项，出席过会议的校级负责人和教授、副教授有135人，占应出席人数的80％左右”。^[6]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可以概括为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表达对学生的同情和声援，期望通过法律程序惩办惨案主凶，保障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一方面是不愿看到事态扩大，要求学生尽快结束罢课，恢复学校正常秩序。这些决议无疑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可以说，“一二·一”运动能够在全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并迫使国民政府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联大教授会和教授们是起到了重大作用的。

“三处”最早为教务处、总务处和建设处，后来建设处撤销，设立训导处。在西南联大，除了三位常委为专职外，三处及各院院长、系主任均由教授兼职，这些教授除完成教学任务之外，还积极参加具体管理学校的各项工作，形成了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机制，充分体现了教师在学校的主体地位。

为了组织校部决策的实施和加强对教学、行政管理的指导，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学校还设置了各种专门委员会。这些专门委员会，有的属于常设性质，如图书设计委员会、聘任委员会等等；有的属于临时性质，如校歌校训编制委员会、防空委员会等等。这些专门委员会约有70多个，其成员都是由常委会根据具体情况聘请教授组成。使教授们能充分参政、议政，协助“两会三处”办理各项行政事务和应急事宜，促进了教学和科研的勃勃生机。教授治校通过机构设置和赋予教授参与管理的各种机构以多种权限而得到实现。

那些临时性质的委员会，只要事情需要，经常委会讨论决定，就聘请一些教授组成，指定负责召集人，办理某项事情。事情办完，机构也随之不复存在。而聘请办理某项事情的教授，纯属义务做事，无所谓兼职兼薪，只要学校工作需要，大家都以负责任的精神同心合力来完成。联大各部门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各学院、系、处，都不设副职，大都是只有一两位助教或助理员协助处理日常工作，没有冗员。各处的职能科室，工作人员也都很少。以统管全校同学学籍、排课程表、登记同学选课、印刷考卷、计算并公布同学考试成绩等等业务非常繁琐细致的注册组为例，总共也只有十来个工作人员，但只要考试结束，教师把评定的分数送到，最多一两天，成绩就公布出来了。同学有事，只要找到主管的人，大都能当场解决，既不需层层请示，更不会有相互推诿的现象，充分体现了行政为教学服务的功能。

除了行政管理外，西南联大在教学制度建设、课程设置、学籍管理等方面的建章立制，也赋予了教师极大的决定权。在教学制度建设上，学校实行选课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教学管理制度，教授和其他教师们可根据自己的特长自编教材，独立讲授和考核学生。在课程设置上，特别是选修课的开设，管理十分自由民主。一门课可以由一个教师单独开设或同时由几个教师来开设。在学籍管理方面，学生升入二年级后，如不愿意再读原系，要求转院、转系，也只需要相关教师和转入系同意，即可满足学生的合理要求。

教授治校是民主自由理念在管理模式上的体现。教授治校的实质是，尊重学术权力的地位与权利，使之成为大学管理的决策力量，而行政权力仅具有执行决策的权利。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产生于学术自由的理念，学术如果是自由的，就必须让学术自己管理自己，否则就不可能是自由的。行政权力不是不需要，但它的功能是服务性的，它存在的意义是使学术权力充分发挥作用。

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来看，学术管理是高校管理之根本，高校管理以学术为中心是必然趋势，而教授治校制度恰好能体现这一规律。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是民主管理理念的彰显，是真正实现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