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传统和精神及其不朽的价值

四、三个一相加之和大于三

前文已讲到，西南联大迁昆明初期，校舍困难，工学院借用拓东路迤西会馆等处，法学院和理学院借用因空袭疏散下乡的昆华中学等校旧址，文学院则暂设在滇南的蒙自。后来，西南联大在昆明大西门外购地建造了一些简陋的茅草房称为新校舍。文、理、法学院都在那里上课，工学院仍留在拓东路，新增设的师范学院则借用昆华工校的校舍。校舍都是东拼西凑、临时搭建而成的，其他教学设备也十分简陋和短缺。在经济基础和物资设备上，北大因仓促南迁，学校的图书、仪器设备运出的不多，经费靠政府拨款，也每每拖欠；南开则抗战爆发即毁于日军炮火，只抢救出少量财产；清华因在抗战前就已作了南迁的准备，南下时又抢运出一批图书、设备，故实力最为雄厚。相对而言，清华在人力、物力等方面所承担的较为多些。办学经费由三校共担，初期，北大完全由政府支付，南开为私立，清华因有庚款较为可靠，经费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按月拨给，除了应负担的一部分外，往往还额外给联大一些补助。但往后，因战局紧张，庚款停付，西南联大经常费和临时费完全改由政府负担，平均每月经费有3万多元，仅够勉强维持办学。后期则更加拮据，政府当局又一再拖延发给经费，学校只好向银行告贷度日，时常捉襟见肘。西南联大能够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实属不易。

尤其是联大叙永分校，条件更为恶劣：课桌椅不全，教室勉强凑合。点的是桐油灯，黑烟缭绕，熏得人鼻孔发黑，眼泪长流。分校的学生非但没有怨言，而且为了弥补因迁校所耽误的课程，放弃寒假休息的时间，连续上课，丝毫没有放松。

西南联大图书馆成立后由于藏书缺乏，最初仍与北平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保持着合作的关系，调借了大量北平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的图书。1938年底，联大图书馆已经先后购置了一些书刊，清华、南开的图书也部分运到了昆明。1939年夏，学校新建校舍于昆明大西门外，图书馆新馆也建于此。从事任何教学、科研活动，图书资料都是必不可少的，而联大的资料实在少得可怜。1939年11月11日，图书馆馆长严文郁在致胡适的信中曾对此作过说明：“现在大阅览室可同时容纳六百多人阅读，此外还有杂志期刊等小阅览室。藏书数，中文二万五千册，西文六千五百册。这些都是新买的，清华、南开、北大的旧书另由各校交联大保管，作为借用。……现在教员、学生无书，全仗着图书馆供给，大有书荒之势。”^[38]在联大快要结束的1945年5月，联大曾对自己的藏书进行过统计，统计的结果是：藏书计有中文图书33 910册，西文图书13 478册。三所著名大学合并而成的一所一流大学，藏书总量不过才47 388册。可见其图书之奇缺。^[39]

联大时期，三校仍各自保存着自己原来的行政系统，各有一个办事处。原属三校教师都同时由原校和联大分别发给聘书。各院院长、各系系主任，由三校教授分担，但三校仍各保留原有的系主任。三校也各自有其研究所，分别招收研究生。联大早期，还有一批原在平、津三校的老同学和1937年在长沙由三校分别录取的同学，因此联大同学的学号分别冠以P（北大）、T（清华）、N（南开）、A（联大），但不论是什么学号，在联大的待遇都是一样的。

稳定后的西南联大设有5院26系2个专修科，即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学系、哲学心理学系；理学院：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法商学院：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商学系；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航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电讯专修科；师范学院：国文系、英语系、史地系、公民训育系、数学系、理化系、教育学系、师范专修科。

对于在联合办学中缺这少那的西南联大来说，最不缺的就是人才资源。三校一向重视大学师资队伍的高水平建设，着力培养和引进站在国际学术前沿的学术大师。合组后的西南联大作为战时的最高学府，规模居于全国之首，师资阵容冠于当时。有人统计，1909～1929年间每一年度的清华留美学生，都有成为西南联大教授的，1945年的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18位留英，38位留欧陆，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梅贻琦与蒋梦麟是留美的，张伯苓虽未留学，但曾赴日本考察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修过。五位院长，全为留美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主任外其余全部留学欧美。西南联大还聘请了一些中外学者、教授，如李约瑟、华莱士、费正清夫妇和老舍、曹禺、林语堂等作为西南联大的客座学者。西南联大集中了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师资力量，其教授阵容之鼎盛，简直可以用奢华来形容。

联大是一个一流学者云集的地方，联大教授中，可以称得上当时学界一时之俊彦的人不在少数。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有：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刘文典、唐兰、罗常培、罗庸、游国恩、浦江清、王力、吴宓、叶公超、陈福田、莫泮芹、柳无忌、闻家驷、钱钟书、吴达元、陈寅恪、钱穆、郑天挺、向达、雷海宗、姚从吾、皮名举、张荫麟、吴晗、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冯文潜、沈有鼎、容肇祖、贺麟、陈达、潘光旦、陈序经、吴景超、李景汉、费孝通、陈岱孙、燕树棠、张奚若、钱端升等；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有：江泽涵、杨武之、陈省身、华罗庚、许宝碌、姜立夫、赵访熊、饶毓泰、郑华炽、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张文裕、赵九章、吴大猷、王竹溪、任之恭、霍秉权、曾昭抡、杨石先、黄子卿、李继侗、陈桢、吴蕴珍、沈同、施嘉炀、叶企孙、陶葆楷、庄前鼎、刘仙洲等。这些人在当时的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工程学等研究领域，都是如雷贯耳、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时在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也是有着相当社会影响力的名流贤达。可见大师云集不是虚语。

据统计，1949年以前，西南联大教授在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中的比例为34.6％，在学术界最高水平的院士群体中，西南联大一所大学的教授占其席位能达到三分之一，没有任何一所学校可以望其项背。西南联大的教师常年保持在350人左右，教授和副教授约占一半以上。1939年，西南联大有教授、副教授177人，占全校教职工总数的22.3％，而194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一比例也才22％。

西南联大在昆明建立后的1938年，各院系共有教职员359人，其中北大87人，清华143人，南开32人，占当时联大教职员总人数的73％，其余为联大聘用人员。另外，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一年度教员名册》统计，以1942年外语系和数学系为例，外语系有教员36人，其中年纪最大的是德国讲师李华德，57岁；最年轻的是两个24岁的助教吴纳荪和蒋铁云。30～45岁年龄段的教员有25人，正值壮年的教员占教员总数的69％。数学系教员26人，年纪最大的是54岁的姜立夫教授，最年轻的是26岁的助教栾汝书，年龄在30～45岁的青壮年教员共有23人，占教员总人数的88.5％。其余各院系情况也和这两个系差不多。可见在西南联大的教员中，年龄结构比较合理，年老的和年轻的均占少数，壮年（30～45岁）者居多。而全校的教授中，出国留过学的又占多数，他们出洋的目的地，均为当时科技水平处于世界前沿的国家，回国后任教联大或任领导职务，必定将外国先进的思想理念、科技知识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带到平日的教学和工作中，带给急切盼望学习、救国的年轻学生。总之，西南联大的教职员年龄层次合理，知识结构既传承传统文化，又吸收世界先进科学知识，在教学中可以两者兼顾，很好地适应了当时的教育需要。

梅贻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曾说过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40]而他极为推崇和重视大师的态度本身既强调了对知识权威的认可，又在更深远的意义上表明了对知识本身的诚笃。在梅贻琦的感召和延揽下，共同的人文理想和价值追求，使西南联大聚集了众多一流的学术大师，以及跻身世界学术前沿的专家学者。强大的师资力量和三校的优良传统又吸引了无数的优秀学生投奔联大，而早期西南联大的学生，原是北大、清华、南开的肄业生，学生素质较高。1938年后，由于报考西南联大的人数较多，且多属高分段学生，使得学生质量在全国范围内仍名列前茅。因而在联大形成了一个高级人才高度密集的人才宝库，使联大在教学设备不足，图书资料缺乏的状况下，教学和科研得以照常进行。对此，梅贻琦也曾颇感欣慰地对清华同仁说：“抗战期中的母校，虽失去了美仑美奂的校园，虽颠沛流离地局居在西南一隅，一切的教学研究，总算勉强照旧进行，从未间断。”^[41]

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西南联大之战时使命完成，师生们打了一场漂亮的文化抗战，这本身就是对抗战胜利的最大贡献。西南联大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辍，而且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了众多优秀人才。八年中，在西南联大受过教育的学生约8000人，其中，有1100多人投笔从戎，投身于抗日救亡的烽火中，有些人还为国捐躯，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近4000名毕业生中，大都成为国家栋梁和各方面的骨干。另据有关材料介绍：在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的473名学部委员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就有118人，而美国同期当选院士最多的高等学府斯坦福大学，数十年间推出的院士人数也只占美国院士总人数的5％，西南联大的学术团队，为中国和世界造就的不是个别的杰出科技人才，而是人数众多的人才群体。在他们中，就产生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78位中科院院士、12位工程院院士、8位“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赵九章、陈芳允、屠守锷、杨嘉墀、朱光亚、王希季、邓稼先），3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这基本上可以代表这一代科学家的最高水准。同时，联大还培养了一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和科技工作者。可以说，联大八年办学是“时势造英雄”，其后的几十年则是“英雄造时势”。

据现有资料来看，西南联大本科毕业出国留学的学子当在200人左右，日后大都成就卓著，成为一代华人知识精英。联大师生中享誉海外的学界巨子就有任之恭、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林家翘、吴大猷、牛满江、何炳棣、李卓敏、许琅光、王浩、朱汝瑾、钟开莱、殷海光等。“在这些简单的统计数字和杰出人物的名字后面，我们不难想见发生了多少重要的科学和文化事件，一所普通的大学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无与伦比的成就的，西南联大堪称是‘大学中的大学’。”^[42]

“历史造就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西南联大。”^[43]它确实是肇始于国破家亡之秋，成长于多灾多难之时的“空前绝后的学校”。作为一所与抗战共始终的大学，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九年中，先后辗转长沙、南岳、蒙自、叙永、昆明等地办学。在战乱频仍、颠沛流离之中；在躲空袭、跑警报的艰难时日里；在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生存面临巨大威胁的情况下，以“爱国救亡，民族复兴”为己任的联大师生们，“位卑未敢忘忧国”，在这民族危难之际，他们怀抱着知识分子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刚毅坚卓”的精神，自觉承担起民族精神象征及民族文化传承的重任，沉潜于文化创造与传播的本职。八年抗战结束时，西南联大作为全国最高学府，不但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且以令世人瞩目的突出成绩，取得了“三个一相加之和大于三”的办学成效，谱写了“战时高等教育体制的光辉杰作”，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这正如西南联大教授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指出的那样“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西南联大的传统和精神已成为值得我们继承的一宗遗产，随着岁月的流逝将更加显现其不朽的价值。当年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老先生在1983年5月4日，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正式成立时，特赋诗一首，表达了他们那一代人对西南联大的深情缅怀和高度评价：

卢沟变后始南迁，三校联肩共八年。

饮水曲肱成学业，盖茅筑室作经筵。

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银河欲曙天。

此是光辉史一页，应教青史有专篇。^[44]

【注释】

[1]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6页。

[2]蔡元培：《中国教育的历史与现状》，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3]康有为：《请开学校折》，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109页。

[4]高平叔：《蔡元培全集》（四），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8页。

[5]蔡元培：《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词》，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6]王文俊，梁吉生：《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8～39页。

[7]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8]［加］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许洁英主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2000年，第85～86页。

[9]梁吉生，杨珣：《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转引自《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6页。（在后文中简略为《笳吹弦诵情弥切》）

[10]《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校友会为母校遭受枪击屠杀惨案警告全国通报》，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1937—1945）》（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7页。

[1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28页。

[12]《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4页。

[13]《观察》，1946年，第1卷，第6期，第17页。(www.xing528.com)

[14]杨东平：《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

[15]崔国良主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7页。

[16]郑天挺：《滇行记》，《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31页。

[17]叶公超：《孟邻先生的性格》，《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0页。

[18]梁吉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40～341页。

[19]赵新林，张国龙：《西南联大：战火中的洗礼》，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1页。

[20]叶公超：《孟邻先生的性格》，《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0页。

[21]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16页。

[22]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88页。

[23]傅任敢：《值得我们学习》，庄丽秀主编：《世纪清华》，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24]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8页。

[25]梅贻琦：《在昆明公祝会上的答辞》，清华校友通讯，1940年9月，第6卷，第9期。

[26]黄延复，马相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92页。

[27]郑天挺：《滇行记》，《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30页。

[28]郑天挺：《滇行记》，《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30页。

[29]顾迈南：《华罗庚教授在西南联大》，《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94页。

[30]《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页。

[31]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27～28页。

[32]《刘兆吉文集》编委会编：《刘兆吉诗文选》，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9页。

[33]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3、第14页。

[34]《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9页。

[35]《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67页。

[36]《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512页。

[37]傅任敢：《值得我们学习》，庄丽秀主编：《世纪清华》，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42页。

[39]《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11页。

[40]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41]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42]洪德铭：《西南联大的精神和办学特色》（上），高等教育研究，1997年，第1期。

[43]陈岱孙：《笳吹弦诵情弥切》序，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

[44]王力：《缅怀西南联合大学》，《笳吹弦诵在春城——忆西南联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