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成功的坚实基础的介绍

三、团结必坚——西南联大成功的坚实基础

大学校长、教师和学生是大学文化的主体和主要因素。从内部关系看，大学文化主要是在三者的互动关系中实现的，学校内部的团结问题尤其能体现出这一点。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并把三校在联合办学过程中的团结视为西南联大可资纪念的四个方面之一。可见冯友兰或者更不如说是联大人把团结看成是西南联大办学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作过西南联大总务长的历史系教授郑天挺也认为，“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16]无私、友爱、团结，这是西南联大的优良传统，也是其能造就众多人才驰名中外的主要原因。

三校合作办学之初，如何维护团结的问题是西南联大能否成功办学的首要问题。由于仓促联合，其中的不和与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在联合的初期，三校之间未尝没有相互的猜疑、观望，那么，三校的一些根本差异与冲突就可能是致命伤。比如，三校在抗战前便都是国内一流的高等学府，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办学风格，校际的利益分配、三校领导人的不同治校方式、学者治学态度上的差异等方面，都可能导致三校联合的流产。如北大教授叶公超就曾酸溜溜地说：“那时候的情况非常微妙。北大一向是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要有规模，只要有教员、有学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课。清华是有家当的学校，享受惯了‘水木清华’的幽静与安定。南开则好像是脱离了天津的地气，就得不到别的露润似的，总觉得政府要在后方办大学而要他们来参加，他们当然不能把家当挖出来”。^[17]所以矛盾是从一开始就已然存在的。具体说，在办学理念上，清华、北大较为一致，而与南开则有所差异。据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回忆，张伯苓不欣赏“自由教育”，他“认为在中国急需有实际训练的人才之时，如果将人的一生消耗于这些人文科学的学习与研究上有什么意义？”“蔡元培和胡适认为，南开主要是技术性和职业性的学校。南开作为一个大学和张伯芩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从未得到北大领导人的重视。自然，张伯苓是不会默认的。”^[18]办学理念上的差异，自然会带来平时工作中的矛盾。又如，在长沙临大时期，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人曾前往圣经学校检查学生的住宿情况。当时的男生宿舍十分破旧，生活设施也很简陋。蒋梦麟看后，表示非常不满，认为这种条件会影响学生身心健康，不能居住；而张伯苓则认为，值此国难当头，政府能在困难当中顾及青年学子的求学愿望已属不易，不应苛求，况且青年学子正处于成长时期，多一点磨难与锻炼也不无益处。两人意见相左，一时难以调和。蒋梦麟对张伯苓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会让他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张伯苓则略带愠色地回应了一句：“如果是我的孩子，我就一定要他住在这里。”^[19]最终，两人的意见也未能取得一致。其实，两位校长的意见都有道理，蒋梦麟是从师长应对学生抱有慈爱之心的角度出发的，而张伯苓则更多地站在注重对学生进行锤炼的立场上。这种治校理念的不同很可能导致在管理上的冲突。三位校长在维护三校团结合作方面的率先垂范，可以说是发挥了很强的表率与引导作用。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就对蒋梦麟主动提出“我的表你戴着”（据郑天挺解释，此为天津俗语，意即“你做我的代表”之意）。而蒋梦麟更是积极维护三校的团结，在长沙临时大学初创时，因张伯苓、梅贻琦未到，有人便主张拆伙，蒋梦麟则以抗战大局说服大家“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把临大）办起来”，^[20]意在我们多等几天没有关系。西南联大迁云南后，又有北大教师认为梅贻琦在院系领导任用问题上，重用清华的人，有所偏颇，故北大“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又是蒋梦麟力排众议，坚持三校的联合和团结。^[21]并主动让权于梅贻琦：“联大的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其实蒋梦麟内心深处对有些事也是有不满情绪的，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他表明了这种心迹：“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22]甚至恨不得将提议组建西南联大的傅斯年、胡适等“一棍打死”，但是为了抗战，为了西南联大联合办学的顺利，蒋梦麟能够从大局出发，化解矛盾，维护好三校的团结。

这一点，在梅贻琦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依照三校联合组建时的规定，联大由三校的校长组成常委会，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轮流担任常委会主席，每人任期为两年。但事实上，当时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会长，很少住在昆明；蒋梦麟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在昆明的时间也不多，不可能太多地过问具体的校政。因此，联大的校务重担便落在了梅贻琦的肩头。作为联大实际的最高领导者，他的人格魅力和管理智慧对联大的成功联合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梅贻琦非常注意三校的团结，虽然清华在经费、师资等方面占优势，却从不独私一家。对于梅贻琦的无私牺牲精神，傅任敢曾说过：“在战时办西南联大，论设备、论经费清华都比其他两校优裕，依世俗的眼光看来，这种‘联合’，清华是‘划不来’的。当时曾有过类似的‘联合大学’，都因种种‘摩擦’而没能坚持到底，只有西南联大，‘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八年联合，显示出梅贻琦的高度治理才能，也显示出他的无私精神。所以有人称赞说，这关键与奥妙就在于梅校长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梅贻琦做到了“一方面要使清华的各方面绝不感到划不来，一方面要使非清华的各方面绝不感到清华占了上风。”^[23]

另外，利益分配这一因素也可能是导致联大分裂的导火索。在三校合作中，梅贻琦时时注意让清华做出牺牲、让步。当其他两校教师不能领到全额工资时，梅贻琦坚持清华教师和他们一样发70％的薪水。郑天挺回忆道，在昆明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清华大学利用工学院暂时不需用的设备设立清华服务社，从事生产，用它的盈余补助清华同人生活。这事本与外校无关。梅校长顾念清华和北大、南开同人同在贫困，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从而看出梅校长的公正无私。而要做到这些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三校体制上虽是联合的，有共同的校区和管理机构，但经费是独立的。正是因为梅贻琦的公正无私，才使得利益分配这个三校联合的关键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使矛盾化解于无形。因为在三校当中，清华大学是资源最为充足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清华一向经费充足，另一方面，与清华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也有很大关系。早在1934年，清华领导人已经预感到日本侵华可能对其发展产生破坏性影响。当时即开始筹划在南方省份预设自己的据点，自1935年起，在长沙岳麓山下兴建校舍，将珍贵的仪器、图书分别运至四川及长沙。卢沟桥事变时，梅贻琦奉召参加庐山会议期间，即与蒋梦麟、张伯苓商讨平津沦陷之后的计划，并联袂往长沙参观清华预建的校舍。随即同意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收容行将南下的三校教师、学生，因此，就经费、校舍、仪器、图书等方面而言，“清华无形中自始即成为三校的重心”。^[24]

西南联大刚成立时，常委会主席虽是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但张伯苓与蒋梦麟非常信任梅贻琦，都表现出了主动让贤的态度。可见，蒋、张两人均希望由梅贻琦主持联大的具体校务工作。这固然与他们在国民政府中任职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他们深知多头领导不利于联大的安定团结，才选择了让贤之举。后来，他们三人分工合作的办法是：张伯苓常驻重庆，负责对“上”，代表学校与陪都的国民政府交涉；蒋梦麟负责对“外”事宜，与社会各界打交道；梅贻琦则负责校内事务。这样各有分工，就不会造成相互掣肘的现象，保证了联大领导的最高决策层最大限度地减少摩擦，又使之具备了相当的行政效能。这种权力的划分，不仅体现了张和蒋对梅贻琦的信任，而且在权力的实际运行中又不会对梅贻琦的工作造成过多干扰，较之三人“轮流执政”，更能提高行政效率，避免了“三足鼎立”带来的政令不一、政出多门和“轮流坐庄”引发的短期行为及人为矛盾，保证了西南联大的稳定。但这种权力运行模式，对于北大、南开多少是会有一些损失的。而张伯苓、蒋梦麟肯于牺牲一些两校的利益，恰恰反映了他们从大局出发、维护西南联大稳定的团结意识。从行政管理看，由梅贻琦独自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权力运行模式，应该说是保证西南联大团结的首要因素。由此而减少甚至避免了三位校长之间正面的冲突和无谓的矛盾，因而也就减少了三校教师与校领导、教师之间矛盾的概率。蒋梦麟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恰是道出了个中玄机。

此外，办好联大的崇高责任感也成为三校领导牺牲自我、讲求团结的动力。1941年，梅贻琦曾这样自述其志：“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将这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幸告无罪。”^[25]这是他在清华校庆公祝会上所作的答辞，故表达其责任感时指向的主体是清华。其实，当时的清华大学是联大的一部分，梅贻琦对清华大学所怀的责任感，也正是其对联大的责任感。正是因为他们有着坚定而崇高的责任感，才会为了办好联大而表现出牺牲精神、忍让精神、以大局为重的精神，使种种不利于联大团结、合作的因素得以消除，成功地“一联到底”。三位校长的努力，不仅奠定了三校在西南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引导师生形成了西南联大注重团结的精神风貌。

当然，出色的平衡、审度能力也是其富有智慧的表现。这从梅贻琦处理联大校务上最能看出。在各种会议上梅贻琦总是能够倾听广大教师的意见，当遇到分歧与争论之时，他总是能够“从容审夺其间”，因此，常常出现的结果是“其定议也往往各如其意，充然若有得也”。^[26]从而较好地处理了学校与政府之间、学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人才与人才管理之间等等的关系。如果没有非常的驾驭、平衡众议的能力，是不可能达致“各如其意”的结果的。有如此高超的将各种意见与力量进行平衡的能力，三校之间的冲突自然能够降到最低限度。

西南联大教师之间的关系也是比较团结和谐的。大家在教学、生活中相互关心扶持，相互帮助，共同克服困难。据郑天挺回忆：文学院在蒙自时，“当时的教授大多住在法国银行及歌胪士洋行，歌胪士洋行楼下则住男同学。我和闻一多是邻屋，他非常用功，除了上课外从不出门。饭后大家都去散步，闻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的一个典故，也是一个雅号，即‘何妨一下楼主人’。后来闻下了楼，也常和大家一起散步。记得一次与闻及罗常培相偕散步，途中又遇汤用彤、钱穆、贺麟、容肇祖等人，大家一起畅谈中国文化史问题，互相切磋，极快慰。战时的大学教师生活，虽然较前大不相同，但大家同住一室，同桌共饭，彼此关系更加融洽。”^[27]

郑天挺还谈到，他撰写论文《发羌释》时，就正于陈寅恪、罗常培、陈雪屏、魏建功、姚从吾、邵循正、邱大年诸人。各位教授不分清华、北大，均就其所能予以无私的帮助：“罗将文章题目改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并补充一些材料；邵又据伊斯兰语正以译文；陈寅恪又为订正对音及佛经名称多处”。^[28]

1938年10月，为避空袭，西南联大教授有家眷者多迁居昆明郊外。华罗庚一家因贫困及行动迟缓竟至无处安身。这时闻一多伸出了热情之手，邀华罗庚与其同住。在狭小的房屋内，闻家8口与华家6口隔帘而居，共渡难关。华罗庚曾有诗一首记录此事：“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29]西南联大教授间的团结友爱精神，实令人感佩。

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的清华生物系教师吴征镒也曾谈到：“三校大师云集昆明，彼此谦让包容，和谐相处，成为西南联大学子为人治学的楷模。张景钺教授是北大生物系主任，陈桢教授是清华生物系主任，他们一致推举曾在南开和清华参与创建生物系、更年轻的李继侗教授任西南联大生物系主任，这种力举新贤的精神让教职员工由衷钦佩。”^[30]当时人员虽也有更替，但既有相互谦让之风，也有义不容辞、勇担重任的美德。老师的风范，对联大的校风是有着深刻影响的。(www.xing528.com)

三校教师不仅在行政领导权方面不争，在教学方面也是发扬团结互让的精神。在大学里，课程的安排本来是一项比较困难的工作，三个学校合并到一起，问题就更复杂了。有些课程原来三个学校都开，联合以后，由谁教呢？又如大学里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课，必修课听讲的学生人数有保证，选修课则不然，有时可能只有几个学生选，让谁教选修课呢？但是，三个学校老师们在教学方面顾全大局，也是从来不争的，听从安排，在教学上能做到互让，确是难能可贵。另外，西南联大没有派性，不讲“门户”，不分北大、清华、南开，八年在一起，唇齿相依，休戚与共，能做到这一步，殊为不易。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从总体上来说，在联大基本不存在因学术观点不同互相攻讦，互相拆台的情况，但联大也不是净土一块，“文人相轻”的旧习气在少部分联大学人身上也还存在着，例如，刘文典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大家，对研究现代文学的人甚为鄙视。对于以作家身份进联大，研究与讲授现代文学的沈从文，刘文典就很瞧不起。他公开在课堂上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有一次，日本飞机轰炸昆明，联大教授纷纷向郊外躲避，恰巧刘文典与沈从文相距很近。刘文典便很不客气地对沈从文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31]

还有一个负气离开联大的教授，那就是钱钟书。钱钟书抗战初期还在英国，他在牛津大学读完后，本来要去法国巴黎大学，但那一代知识分子比较有家国情怀，抗战一起，许多在国外读书的人马上回来。钱钟书归国以后，开始想到西南联大去，他给冯友兰写信，冯友兰很看重钱钟书的才能，跟学校商量，给他月薪300块钱，教授职务，跟华罗庚、王竹溪一样的待遇。钱钟书有才华，但比较傲气。他在西南联大只呆了一个学期，暑假去上海省亲就没有再回昆明。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与教授间合作不太愉快，据说当时钱钟书说过，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就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几位都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的主要角色。钱钟书平时喜欢臧否人物，也是事实。他虽然说过吴宓，但后来还是吴宓主张他回来做教授。钱钟书1929年入清华念书，那时叶公超是他的老师，他那样说叶公超也许有他的原因。与钱钟书真正交恶的可能是当时的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吴宓日记中说过此事，大概是外文系收购了钱钟书的藏书，在价钱上有失公允。后来钱钟书回上海，跟他父亲去了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他的小说《围城》中就有西南联大和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影子。

好在这样的事情在联大是十分少见的。这种事情最多只是个别教授之间出现了人际关系的紧张，并没有对联大的团结祥和产生大的冲击。既然“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在联合办学过程中产生矛盾是在所难免的。如果对此问题予以回避，这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其实正因为有矛盾，西南联大讲求团结、亲密合作、和衷共济的精神才反而显得弥足珍贵。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联大师生之间也保持着团结亲密的关系。在学校从长沙迁移昆明期间，黄钰生是湘黔滇旅行团的主要负责人，对于他在此间顾全大局的表现，刘兆吉曾做过这样的生动回忆：在出发之前和长期旅途中，他多次强调三校一家，如兄如弟。如果说他对南开有点偏私，那就是要求更加严格。有一次为住宿分房和铺草问题，我和几位南开同学向他反映意见，说北大、清华同学人多势大，我们吃亏了。他却说：“我不爱听这校那校的，我不是经常说‘三校一家’么？要好好团结同学，大家相处久了、熟了就好了。”他又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南开同学与南开同学吵架，各打五十板；如果与外校同学吵架，对南开学生加倍打板子。我们几个人不但告状不成，反而受了批评，这消息一传出，三校同学很受感动，从而增强了团结。^[32]西南联大校友赵瑞蕻说：“依我的感受来说，最可喜最可贵的回忆在南湖诗社时，”南湖诗社请朱自清、闻一多当导师，“朱先生总是认真地看我们诗社交给他的稿子，提出意见，还同我们亲热地在一起讨论诗歌创作与诗歌研究等问题”。赵瑞蕻还回忆，其友朱南锐（联大学生）常跟哲学系教授沈有鼎“泡茶馆”，“一泡泡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有时候也辩论起来，各不罢休”。^[33]汪曾祺也在文章中记录了沈从文常常跑到学生王树藏、陈蕴珍（萧珊）、刘北汜租住的小楼喝茶聊天，使小楼成为“沙龙”，甚至把老舍、金岳霖也拉来和学生谈“小说和戏剧”、“小说和哲学”。^[34]

回顾三校共同走过的历程，郑天挺无比感慨地说：“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各校有各校的光荣历史，各校有各校的校风，也各有其不同的经济条件。经过长沙临大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三千五百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校风上，莫不如此。后期，外间虽有压力，谣言不时流布，校内始终是团结的。抗战胜利，还在昆明上课一年，除了个别有任务的几个人复员外，全部留在昆明，这也是了不起的。在联大八年患难的岁月里，梅校长始终艰苦与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35]

而梅贻琦亦认为：“抗战中好多学校联而不合，只有西南联大是唯一联合到底的。这不是偶然的，原因在抗战前，三校对事情的看法与做法，大同小异，人的方面多是熟人。”^[36]在这里，梅贻琦指出了三校能够成功联合到底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三校传统具有内在契合性；二是三校之间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

传统的相容与相契固然是其“一联即合”的根本所在，但三校在战前便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基础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张伯苓曾用“通家之好”来形容三校的关系。所谓“通家之好”，是指三校的人员之间不仅思想感情上相通，师承渊源上也关系密切，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清华校长梅贻琦是南开学堂最早的毕业生，南开校长张伯苓又曾担任清华的教务长，北大校长蒋梦麟也曾长期担任南开的校董，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则既是清华派遣的留美生、又是南开的校董，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皆毕业于北大，南开教育长（秘书长）黄钰生则是清华校友，诸如此类的“亲缘”关系还有很多，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别重视人情与人际伦理的国度，这一点尤其显得重要。三校的校际交往与教学合作也很频繁，在联大成立前，三校就有过协作。除了互相兼课和学术上合作之外，行政上也有协作。那时，大学都是单独招生，考生一般要投考几个大学，异常疲劳。就在1937年暑假，清华和北大共同宣布联合招考新生，共同出题，共同考试，分别录取。考场设在故宫，得到故宫博物院的同意，考试桌椅都已运进去，社会上传为“殿试”，后因卢沟桥炮响而终止了。这些都为三校能在抗战八年里共克时艰，“一联到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校际合作的先声。据说有一年联大校庆时，黄钰生将三校的风格气度总结为：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稳重如山，并且出“如云、如海、如山”为上联，以求佳配绝对。训导长查良钊随即对上“自然、自由、自在”的下联，还解释说：“自然是求真不贵做作，自由是同善不尚拘束，自在是无求有所不为。”当时去采访报道的记者都被现场的气氛所感动，在后来刊登的通讯中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西南联大师生在八年离乱生活中亲密合作、共同奋斗建立起来的深厚情谊。”

三校的团结除了上述的传统及历史的原因以外，更为直接的动力是抗战的现实需要，促进了团结。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第一位的矛盾，为了民族的生存与胜利，全民族必须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全民族都要服从于抵抗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大局。战时的大学要做到以学术救国，以文化振兴民族，也必须要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抗战爆发后，南开大学校园已被日军炸毁，清华为日军进占，北大也落入敌手，加之三校南下匆忙，大部分图书仪器设备均未带出，还有一部分师生因战乱而流失，所以三校的力量和办学条件都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遭严重削弱。只有联合起来，使三校的教学资源得到聚合，才能保证抗战时期三校的教学科研得以为继。西南联大成立后，三校合起来的师资力量成为当时中国大学中最强的一所高校，恰恰说明了联合办学、团结从教的必要性。基于这一基本现实状况，西南联大必须团结。这是当时西南联大内三校中任何一所学校都必须要维护的大局。作为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来说，对于这一点他们是十分明确的。所以当部分北大师生在蒙自南湖主张独立时，钱穆“此乃何时……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的一席话，就点醒了“独立派”。当然，理智上的清醒不能代替情感上的融洽。战时共赴国难的豪情与生死与共的经历拉近了三校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情感距离。三千里的长征、在日军空袭下的弦歌不辍、共同面对战时艰难生活时的相互扶持，这一切不仅将抗战前知识分子的个体生产式的生存方式改变成了集体聚落式的生存方式，而且打破了三校师生之间的心理墙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之抗战前格外密切。

因此西南联大的成功联合在当时还有着特别的意义，正如傅任敢在梅贻琦60诞辰之际，写的那篇题为《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中所言：“倘若西南联大也如其他联大，因为意见不合，联不到底，那是中国教育界以至全中国国民多么重大的一件耻辱。倘若在那国难当头的时候，连知识最高的高等教育界都仍没有例外地联不起来，一盘散沙之说岂不全盘证实，百口难辩了么？”^[37]联与不联、合与不合，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凝聚力的表现。剖析西南联大之联合办学，固然为抗战期间之临时举措，但这种临时措施，不是在于形而是图其质。三校师生同心同德、众志成城的目的在于留存中华民族日后崛起的希望之火。

的确，自古知识分子之间就有着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轻狂、傲慢、自以为是等习气根深蒂固。然而，西南联大改写了这种历史，风格不一、体制各异的三所顶级大学合作办学，能团结和谐，善始善终；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互助互爱，求同存异，精诚合作，共同铸就了西南联大的辉煌。这在中国的教育史和文化史上都是值得一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