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初建时期的基本思路

一、三校传统与联大精神

英国著名学者阿什比认为：“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这里所说的“遗传”，是指文化传统的传承及大学自身的传统，而“环境”是指大学赖以存在的社会现实条件及其他外部因素。二者均可视为影响大学文化形成的主要外部因素：文化传统、社会现实条件（包括社会需要、政府政策、社会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及外来文化的影响等）。通过对文化主体施加影响，两者同时影响着大学文化形成的进程及形态。大学文化主体则是影响其文化形态的主要内部因素。他们的文化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和现实的深刻影响。

前文已经谈到，联大时期最大的“现实”莫过于抗战，这是影响联大大学文化形态最深刻的时代背景，而云南和昆明则是联大所处的直接的“外部环境”。在这里，我们将针对影响联大文化的“遗传因素”，即文化传统与学校传统来做进一步的探讨。

著名教育家潘懋元先生指出：“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一个广泛复杂的过程。从影响的范围看，它对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无不发生影响，不仅反映在教育价值观和培养目标上，也渗透在教育体制、课程教材、道德教育以至教学方法和教育组织形式中。从影响的方式和途径来看，既有来自社会意识、社会道德、社会舆论的影响，也有来自个人深层心理结构的影响。”^[1]文化传统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教育传统，即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并继承下来的教育思想、制度、内容和方法。而学校传统即是指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传统。

中国古代历史上虽也曾有过“大学”，如称为上痒、辟雍、国子监的，通称为太学，“近乎国立大学”，而一些大的书院则类似私立大学。但蔡元培先生指出以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为起点的中国近代大学，“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代太学演化而成。”^[2]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就以学习西方的语言、数学、地理等近代科学为宗旨。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时期：从“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到1927年国民党统治中国以前，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建立时期；1927年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教育”到1949年，是中国高等教育探索独立发展的时期。前一个时期，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建立过程中，主要是对日本、欧美的模仿。1898年康有为就提出：“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日本同文比邻，亦可采择。请远法德国，近釆日本，以定学制”的主张。^[3]这一主张后来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初建时期的基本思路。

首先将西方现代大学制度引入中国的是我国近现代教育的先驱者蔡元培先生。欧美现代大学制度主要包括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和学生自治等内容，其精髓源自古希腊哲学所蕴含的自由与民主思想。1912年蔡元培担任国民政府首任教育总长时，便借鉴西方大学的经验，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将大学定义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此后中国才有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

北京大学是我国建立最早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其前身是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它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产物；清华大学的前身是1911年成立的清华学堂，是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举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改为清华学校，1928年北伐胜利后成为国立大学；开办于1919年的南开大学则是敬业学堂演变而来，民国初年我国第二次兴办私立大学时的产物。

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致力于大学的改革，引入新思想和新体制，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前沿阵地。同是他还提出了在教育中以“美育代替宗教”的设想，将世界观的教育、理想的建立和实现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作为教育的终极目标，强调了文学艺术对于教育的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又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随着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华文化渗透的加剧，以及留美学生群归国后成为当时高校行政管理及教学科研的主要力量，高教界从仿日一变而为学美，连深受德国教育思想影响的蔡元培，在20世纪20年代初访美归来后，观念也有较大转变，对美国的大学制度评价甚高。在《教育独立议》一文中，蔡元培提出了大学改革的6条意见，其中有3条意见即主张“用美国制”。^[4]而留美归国的这批人，更是把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和办学思想搬到中国大学中，直接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向模仿美国的转变。清华大学作为留美预备学校，建校时即含有“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目的，西方化是其建校的初衷。改为国立大学后，摆脱了殖民外衣，成了一所“资产阶级性质”的学校，但模仿美国办学的路数未变。尤其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梅贻琦对美国的现代大学制度推崇有加，并在其执掌清华期间大力移植和效法，使得清华后来居上，迅速跻身国内一流大学行列。南开的创建也以模仿美国的大学为思路，所以它强调实用科学的学习，要求培养学生的“能”。

然而，说到底，学校是培养人的场所，办学的体制可以引进，但中国人毕竟不是西方人，虽然教育方式是西化的，大学教育不可能、也不应该把中国人培养成西方人。于是，中国大学从开始创办之时，就产生了东西方文化如何调适、对接的问题。概括地讲，在抗日战争前，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实质上仍用西方模式办学，但不排斥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蔡元培对此讲得很明确，他说北京大学“开办的时候，北京环境多是为顽固派所包围，办学的人不敢过违社会上的倾向，所以当时学校的方针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5]清华大学也把“中西兼容，古今贯通”作为治学主张。总之，西方的思想自由理念是这一时期三校的主要的大学理念，这一理念是区别近代大学与古代大学的尺度，中国古代学术在官府，学术思想以独尊儒术为导向，培养人才的目的是应付科举，在这种教育环境下，根本不可能产生民主自由的现代大学的思想萌芽。

1928年，南开大学在其发展方案中针对中国以往大学教育“学制来自西洋，教授多数系西洋留学生，教科书非西洋原本即英文译本”、“大学学术恒以西洋社会为背景”的弊病，推行“土货化”教育。认为“‘土货化’必须从学术之独立入手”，把南开办成“以中国历史、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6]南开的“土货化”运动，以追求中国大学的学术独立与自主为目的，态度鲜明、方针明确、措施得当，在当时具有石破天惊的划时代意义。同年，中华民国大学院公布《国立清华大学条例》，明确规定：国立清华大学“以求中华民族在学术上之独立发展，而完成建设新中国之使命为宗旨”，罗家伦发表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就职演讲《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明确提出“学术独立”，要求“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7](www.xing528.com)

国民党统治中国以后，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颁布了一系列高等教育的法规。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专科学校组织法》、《专科学校规程》、《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大学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和《学位授予法》等，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制度。通过这些制度的颁行，建构起了从专科到大学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些制度的确立，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党加强了对高校的控制，另—方面又使中国大学的制度建设较为系统完善，并第一次有了正式立法。

1927～1937年，在这一时期，文化整合思潮的影响、高等教育体系的完善、规模的扩大和制度的完备，及自身逻辑的发展，使中国的高等教育通过维护教育主权、制度建设和理论构建，逐渐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加拿大学者许美德（Ruth Hay－hoe）认为：“从很多方面来说，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大学已经走过了对外来文化的适应和吸收阶段……此时期中国现代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在吸收欧美大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传统和实际情况，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知识自由和社会责任的大学办学思想。”^[8]这种教育思想的形成肇始于这十年间，其后更在西南联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阐扬。

作为教育机构，大学文化不仅会受到文化传统的制约，而且还会受到学校自身办学传统的影响。尊重、保持并发扬北大、清华和南开的优秀传统成为西南联大的办学特色，也是西南联大能够成功联合并且成绩斐然的重要保证。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战前已是国内最负盛名的大学，尽管其历史传统、校风学风、办学特点等各不相同，如北大开放自由，清华严谨认真，南开持恒务实。体制上，北大、清华是公立学校，南开在战前仍是私立大学。但三校又有诸多共通之处。首先，三校都具有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北大是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发源地；清华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风暴中心，两校学生一直是进步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南开在“九·一八”事变时就曾发起过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教育。日军攻占天津时，首先轰炸南开大学，使张伯苓先生惨淡经营了30余年的南开化为灰烬。当时正在南京的张伯苓悲愤填膺，发表公开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9]因此，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需要时，三校才能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义无反顾地走到一起。这是三校能团结合作的坚实的思想基础。其次，三校对于办学的许多大政方针看法比较一致，大同小异。譬如：北大和清华都倡导“学术自由”，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主张“通才教育”。清华与南开在注重实际、讲求效率、严格要求等方面比较一致。同时都提倡德、智、体“三育并进”的教育模式。三校均强调师资的重要，重视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基本技能的训练等等。在国内政治动荡，外有强敌入侵的危急关头，三校得以高效完成合并顺利南迁，除了时局紧迫，刻不容缓之外，三校共同的精神传统和文化渊源确实起到了有力的聚合作用。

西南联大虽然是由三校联合而成的一所临时大学，但它毕竟不再是北大、清华或者南开，而应该是一所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的独立的大学。因此，并不是将三校传统简单地叠加，就能构成联大的精神传统，就连联大的学生们都认识到北大的“自由”、清华的“民主”和南开的“活泼”，虽然是其特色，但“缺乏民主的自由，固然等于具文；没有自由的民主，当然也不可能。民主与自由如果缺乏活泼的精神，必流于消沉松懈；但活泼的精神，假如没有民主和自由的支持，蓬勃热烈的生命力也无从产生。只有三者融合之后，才能相得益彰，而后有发扬，有创造。”^[10]联大人在这里将面临一次新的文化选择，以建立联大的精神传统。在这一点上，联大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实际负责人的梅贻琦，他的教育思想和大学理念以及文化价值观，可以说代表了联大人的一种共同选择。它对西南联大精神的确立及校园文化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蔡元培教育主张的忠实追随者，梅贻琦根据当时中国大学的现状，融合东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对蔡氏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挥。这集中体现在他发表于1941年被后世奉为大学教育宝典的《大学一解》^[11]中，这篇文章既可以说是梅贻琦担任清华校长十年的经验总结，也可以看做是西南联大的办学宣言。在文章中梅贻琦将大学的功能与作用归纳为：一、教书育人；二、研究学术；三、表率社会。育人是大学的根本，学术是大学的生命，“为一方教化之重镇”是大学的社会责任。大学通过“为社会之倡导与表率，”以及“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涵养与简练揣摩”，从而“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所能建树之风气”产生影响。而要实现这一切，师资是第一要务。

梅贻琦在文章中还指出，中国的大学教育虽然是从西方教育体系中移植过来的，但中国教育不应是西方教育体系的翻版，而应当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教育思想的精华，建立起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教育体系。他认为，大学教育首先应着眼于培养和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才能实现大学“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最终目的。他强调学校在教给学生知识的同时，应培养学生具备“自我认识及自我知能之认识”，成为对社会风气和民族文化有所担当的“知识者”。同样，也提出了适应社会需要的培养“通才”的教育原则，反对当时教育中那种只注重专门知识培养的短视倾向。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西南联大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如允许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鼓励学生参加多种社会实践，注重专业基础训练，提倡师生平等对话和进行启发式教学等等。此外，梅贻琦还在文章中反复重申了学术自由对于大学的重要性，并使之成为联大人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因而，在学校管理上，他坚定地奉行“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等原则。

此外，西南联大在继承三校原有精神传统的基础上，又根据联大所处的抗战的时代要求和自身发展的需要，有选择性和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了新的精神。比如：根据抗战建国的需要，西南联大在教育过程中十分注重培育联大的艰苦奋斗精神；根据三校联合办学的现实，又突出了学校自身团结精神的培养。

正是在对自由、民主、科学的不懈追求中，在三校原有传统的基础之上，再结合西南联大的实际，逐渐形成了以“精神独立、学术自由、以人为本、兼容并包”为核心价值的西南联大文化精神，和勤奋进取、勇于创新、严谨治学、刻苦钻研的良好学风。三校于平津时的优良传统，在联合中不仅没有消弭或贬损，反而得到了更好的继承和发扬，并通过校园文化的重构，达到了一种内在的融汇与升华，形成了新的、具有整体性的西南联大精神。如联大校友、历史学家李埏先生所言：“三校联合为联大，它们的特点风格也汇合在一起，成为联大的特点和风格。但这种汇合，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融合成一种既同于北大、清华、南开，而又不完全同于任何一校的新特点和新风格。”^[12]美国学者易社强认为，西南联大把清华、南开严谨教学的精神与北大传统的自由研究的精神结合了起来，把北大的自主与自由、清华的生动活泼与事业心、南开的实干与严格整合起来，以培养学生成为勤奋努力、事业心强、学习严谨、具有自主能力和主动性的人才。1946年7月，西南联大北返时，由复旦大学教授储安平主编的著名政论周刊《观察》，对西南联大在抗战中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它将西南联大的精神概括为：“民主传统，宽容精神。”《观察》对西南联大的精神推崇备至，认为大学教授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刻所表现的吃苦、忍耐品格和理想主义精神，在西南联大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是自由主义精神结出的美丽花朵。《观察》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不能不归功于教授先生的高超德行，三校传统上的宽容精神和三位特出的校长”。^[13]

正如杨东平先生在《重温大学精神》中所言：“大学精神、大学制度、教育家和大师的诞生，是一个共生的过程。作为外来文明的大学精神，逐渐在华夏大地生根，形成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文化。这种积累和生长不期在惨烈的抗日战争中结出了最丰硕的教育之果。”^[14]或许，西南联大首要的价值在于它是一所具有陈寅恪所说的“自由之学术，独立之精神”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