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与云南的关系的介绍

四、西南联大与云南

西南联大时期的云南，在“云南王”龙云治下，保持着比较明显的地方统治色彩，军事上有独立的滇军，经济上有自己发行的滇币，政治上也相对宽松、自由。这个“独立王国”的形成当然有其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诸多原因，不过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在于龙云主政云南期间，对上善于把握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平衡，对下善于处理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龙云权倾一方，与国民政府之间免不了有各种矛盾摩擦，但他留给蒋介石的印象却是：龙云就像南越王赵佗，只是自帝其国，不会有害于天下。所以，蒋介石对龙云的基本态度是：“容忍”，“只要服从中央，即使在云南另搞一套，最后还是为我所用，无伤大局。”^[29]

再则，云南远离政治中心且交通不便，国民党中没有什么人愿意接受到云南去进行政治钳制这份苦差。这就使得国民党政治势力对云南的渗透显得有些鞭长莫及，只好听之任之了。尽管蒋介石让龙云当了云南省主席，但龙云对蒋介石仍抱有戒备心理。因此，对蒋介石企图控制云南的举动，龙云都一一设法抵制。如1941年初，联大发生“倒孔”事件之后，国民党派康泽两次到昆明企图逮捕进步学生，都因为云南地方当局的不配合而没能得逞。即使对于有限的政治渗透，龙云也加以防备。他拒绝接受特务混入云南，甚至对国民党的三青团非常反感。1939年9月，三青团在昆明成立筹备处，但到第二年，龙云就不准三青团在云南境内各大学中设立支部，甚至还下令逮捕其团员。这就使得国民党对云南的政治控制很难落到实处，因此，蒋政权对云南的政治控制实际上是相当松弛的。

在云南民众眼中，龙云并不是一个“土皇帝”，而是一个开明的、深得民心的省主席。出身于文武兼备的云南讲武堂的龙云并非一介草莽武夫，反倒颇有几分治世的谋略。1931年“九一八”之后，他在云南全省实行积谷屯粮，后来被证明是极有政治远见的一着。七七事变后，各地到云南来避难的人越来越多，1942年开始，驻扎在云南的中国军队有70万人，美军2万余人，此外还有大批内迁的机关、工厂、大专院校，云南总计增加了100万左右的人口。在粮食进口完全停止的情况下，云南省政府尚能满足各方面最低的生活所需，这不能不说是龙云对中国抗战作出的实实在在的贡献。此外，他力主修筑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并倾云南财力、人力，修通了滇缅公路，由于国民政府承担的滇缅铁路最终没能修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条公路成了中国唯一的国际交通路线，美国援助的军用物资大都由此运到昆明。

龙云骨子里是一个地道的民族主义者，他在云南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改革措施，都是为了实现其“富国强民”的朴素理想。云南从来就是一个军备发达而文化落后的省份，尤其是高等教育，抗战前就只有云南大学一所高校，龙云一直想改变这种面貌。抗战开始后，大批的高等院校向西南大后方转移，这对云南高等教育来说，不啻为天赐良机，龙云当然求之不得，因此，在与西南联大的接触交往中，他处处表现出对知识文化的尊重和礼贤下士的作风。同时，中国共产党南方局也利用龙云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对他进行了争取。因此，他对云南的民主运动是持宽容、甚至是支持态度的。

西南联大学人之所以能自由、独立地从事研究，不受政治风雨的侵扰，除了云南的整个政治氛围比较宽松以外，与龙云对联大的保护、支持是分不开的。所谓保护与支持，主要是安全上的保护与经济上的照顾。而这两样，龙云都做到了。龙云的秘书刘宗岳曾这样说：“龙云是云南省主席，他对云南的学者、教授在安全上给了一些保障，经济生活上……龙云给他们一些照顾，因此很多高级知识分子都和龙云交朋友。”^[30]另外，从其他的史料中，我们也不难看到龙云对联大的态度。联大刚在昆明立足时，办公、住宿条件都十分缺乏。在获悉这一情况后，龙云便将自己在昆明市中心大宅的东院让出，作为联大的总办公室。联大总办公室在1939年4月迁到昆华工校后，北京大学的办事处仍旧设在那里。另外，—些联大的教授也住在龙云的大宅内。

在日寇飞机轰炸昆明时，联大数次成为袭击的目标，不仅人员伤亡，还有多处教室与教师、学生的宿舍被毁坏。龙云不仅多次亲自到联大表示慰问，还几次拨出专款，帮助联大修缮教室与宿舍。

正因为龙云对联大是十分友善的、保护的，所以，联大师生对龙云也是积极拥护、支持的。这从“倒孔”事件中学生对龙云的态度就可看出，学生们在游行中，喊出了“拥护龙主席，打倒孔祥熙”的口号。^[31]孔祥熙是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却成为学生意欲打倒的对象，而同是国民党军政要员的龙云却是学生拥护的对象。从这一正一反的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到联大师生对龙云的态度。

龙云对联大安全上的保护和经济上的支持、照顾，无形之中形成了一层防护之网，使联大学人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中有着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在这样的安全感的支撑下，他们才得以在独立、自由的状态下从事学术工作。对此，曾对西南联大做过精深研究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约翰·伊斯雷尔（John Israel，中文名易社强）就做过这样的总结：“单纯思想的力量是不够的，思想只有在强有力的防御体系庇护下才能生存。人所共见，在这些防御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军阀龙云。”^[32]

而事实上，西南联大也没有辜负广大滇民的希望，为云南的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39年联大刚到昆明时，梅贻琦就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表示：“滇省环境优良，从事开发大有可为。”因此联大始终把开发云南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各个院系均结合本身的专业，对云南的人文、地理、地质、水利、矿产、农业、生物、交通等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查研究。产生了一批填补空白、富有开创性的学术成果，有的已直接运用于云南的开发建设中。

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论及大学与地方的关系时说道：“一地之有一大学，犹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学校环境以内少数人之所独有者，终将为一地方所共有，而成为一种风气。教化云者，教在学校环境内，而化则达于学校环境以外。”^[33]

这虽是儒家传统文化内圣外王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和现代高等教育的精神是吻合的。著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潘懋元先生在阐述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时指出，除了培养人才、进行科学研究以外，服务社会也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高等教育体现的是学术文化，但它和社会文化并非是隔绝的，它来源于社会文化，反之也对社会文化起到引导作用。西南联大服务社会所做的事在当时的大学之中是十分突出的，它既是校园文化向社会的自然延伸，也是社会文化推动的结果。西南联大驻足云南昆明，从国家层面讲，是要保住民族的文化命脉，但对于云南来讲却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

由于横断山脉的隔阻，云南与内地的交通非常困难，这限制了云南与外省区的文化交流，文化如果缺乏交流，其发展必定是缓慢的，加之历史上云南又开发较晚，这使云南的经济、社会、文化处于落后的境地。但云南地形、地貌、气候多样，矿产、生物、水利等自然资源丰富，少数民族众多，民族风情独特，因长期闭塞落后世人知之甚少，这无疑为联大学人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天地。西南联大虽然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研究高深学术文化为天职，但并没有如象牙塔一样独立于社会，相反联大的师生关心社会时事，参与地方建设，推动时代进步，充分发挥了一所大学对当地社会所应起到的作用。他们利用各种文化形式，引导社会舆论，如，办壁报、刊物，欢迎市民们阅读；利用文艺形式向社会宣传抗日救亡、民主救国的道理；组织了“暑期生活教育团”、“暑期服务队”等组织，到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办识字班、演出，传播文化知识等。

西南联大发挥学有所长的优势，解决云南地方经济建设的难题，颇有建树。如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云南水利发电勘测队”，设计建造了一批水电站，有螳螂水电站、富民县水电站；建立“昆明水工实验室”，以进行腾冲电厂节制闸与引水模型实验及云南水文研究；设计了昆明巫家坝机场的扩建工程、昆明大剧院等；参与创办“公路研究实验室”、“滇产木材实验室”，为修筑滇缅公路进行土壤和材料研究实验；参与城市的公共卫生工作，解决污水排放问题；创建恒通酒精厂、利滇化工厂、制冰厂等。

西南联大对云南教育事业的贡献十分突出。1938年8月成立师范学院，下设国文、数学、英语、教育、历史、地理、公民教育七个系，全面培养中学师资。依托师范学院还开办了在职教师进修班、师范专修科，学制分别为一年和三年，快速培养人才。8年来共毕业了本科生179人，专修科、进修班毕业236人，合计415人，其中滇籍学生153人，开创了师范教育的新局面。为了给师范学院输送合格的生源，建立师院教学基地，1940年7月又成立了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幼稚园。除此而外，师范学院还采取办短期培训班的形式，提高云南中等师资的水平，如自1939年开始举办的“中等教师暑期讲习会”，每次为期一月，举办过培训中学教师的“云南中学理化实习班”，还开办过培训小学师资的“路南圭山实验区国民师资暑期讲习会”。师范教育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省的中等教育，至1946年联大结束时为止，云南已有公、私立中学167所，省立中级师范14所，县立师范（包括简易师范、乡村师范）25所，职业学校11所。三校复员北归后，师范学院继续留在昆明办学（即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这是联大留给云南的一个永久纪念。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所传播的新的文化知识，新的思想观念，引领着云南特别是昆明地区的社会风气。短短八年，竟使昆明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除旧布新，移风易俗的改变和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当之无愧地成为云南的思想文化中心。社会的进步，在于人的进步；而人的进步，首先在于思想观念的进步，因为人的行为是受思想观念影响的。当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先进的思想观念更为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提供了动力。因而，有学者认为：抗日战争给云南带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八年抗战是云南近代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并促使其完成了近代云南社会风尚的第三次变革（第一次变革：1883～1885年，以中法战争后滇越铁路通车为标志；第二次变革：以1911年重九起义及1915年的护国首义为标志），充分显示出中华民族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这其中当然也有西南联大一份功劳。

西南联大在昆明为云南所作的贡献，在云南省暨昆明市商会《公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归复校序》中得到高度评价：“留滇九年，凡所以导扬文化，恢宏学术者无不至，一时文教之盛，遂使昆明屹然为西南文化之中心。”“凡兹所为，均可谓知类通方，开物成务，有关国计民生之大者。于是滇之为滇，始一扫阴霾，以真面目显示于天下。后有董理开发之者，其必以是为借镜矣！”并预言“如是熏习而楷模焉，久与俱化，他日士气民风，奂然丕变，溯厥从来，知必有所由矣。”^[34]这预言虽然当时是指云南的情况，今天看来并不限于此。

西南联大在昆明期间，在物质与精神上均得到了云南各界的大力支持，云南地方当局对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使之处于宽松的社会环境中。这些宝贵的支持，对西南联大的生存、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呼吸、共命运，联大师生与云南各界人士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并将云南看成自己的第二故乡。潘光旦在1946年4月为云南大学建校24周年致贺与即将北归惜别诗中，也表达了对云南的眷念：“东道谊叨阳九会，通家好结百年期；临歧别有牵情处，秋月春光属四时。”

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完成了战时使命，即将北返。在一次校务会上，梅贻琦说，我们在昆明待了七八年，临走的时候总要留下一个纪念品吧。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当即提议“留下一个有古典形态的纪念品”，即纪念碑。会后，冯友兰即着手筹备此事，首先，由他本人一气呵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作为有着深厚文学修养的哲学大师，冯友兰撰写的这篇碑文诚如联大教授任继愈所说：“遣词典丽，文采丰腴，情感激越，命意深沉。碑文初稿曾分送文史专家征求意见，西南联大饱学能文的教授很多，对这篇文章提不出什么修改意见，照原稿刻在碑上。”纪念碑坐落在联大新校舍（即校本部）东北部后面的小山上，纪念碑总高3.5米，宽1.23米。西南联大于1946年五四纪念日举行结束典礼，冯友兰在典礼上朗诵了这篇碑文，接着，三校同仁代表上前，为纪念碑揭幕，至此，历经八年抗战的西南联大正式结束。西南联大已成为历史，而西南联大纪念碑则成为历史的见证，永远存留在了云南这片红土地上。

【注释】

[1]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2]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3]柳无忌：《南岳日记》，见《柳无忌散文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101页。

[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6页。

[5]柳无忌：《南岳日记》，见《柳无忌散文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106页。

[6]任之恭：《一位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太原：山西高教联合出版社，1992年，第102页。

[7]陆惠勒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71页。

[8]《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3页。(www.xing528.com)

[9]刘兆吉：《闻一多先生和学生一起步行三千里》，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3页。（在后文中简略为《茄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

[10]胡适在联大校庆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摘要，《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14页。

[11]吴宓：《吴宓日记》（第六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68页。

[12]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9页。

[13]《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40页。

[14]吴宓：《雨僧日记》，转引自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15]贺麟：《学术与政治》，载《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49页。

[16]冯友兰：《新原人·自序》，《贞元六书》（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17]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5页。

[18]黄子坚在联大校庆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摘要，《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14页。

[19]梅贻琦在联大校庆九周年纪念会的讲话摘要，《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12页。

[20]《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0页。

[21]《教育杂志》，1941年1月10日，第31卷，第1号，第1页。

[22]《教育杂志》，1938年9月10日，第28卷，第9号，第15页。

[23]《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10页。

[24]《大公报》，1937年12月5日，第3版。

[25]《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0页。

[26]蒋介石：《蒋委员长言论类编》，《教育文化言论集》，台北：正中书店，1941年，第213页。

[27]《传记文学》，1964年9月，第5卷，第3期，第7页。

[28]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原载《联大八年》，1946年，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编印。

[29]赵振銮：《龙云与蒋介石的合与分之我见》，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

[30]刘宗岳：《我所知道的龙云》，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在后文中简略为《云南文史资料选辑》）

[31]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编：《难忘联大岁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建校六十周年纪念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6～127页。

[32]约翰·伊斯雷尔著，郭晓东译：《联大模式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见学说连线（www.xslx.cn）。

[33]《国立西南联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3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85～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