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

三、“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

当师生们尚未离开长沙的时候，临时大学昆明办事处的人员已经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经过多方联系，他们租得大西门外昆华农校、拓东路三迤会馆、盐行仓库等处作为校舍，但仍不敷使用，遂决定设蒙自分校，文法学院在蒙自上课。西南联大于1938年5月4日正式开学，一学期后，由于敌机轰炸后方的各大城市，昆明当地很多学校都疏散了，留下了大量空置的校舍，西南联大乃得商借一些校舍。法商学院和理学院设在昆华农校和昆华师范学校，工学院设在昆明拓东路三迤会馆——全蜀会馆、迤西会馆和江西会馆，文学院亦从蒙自迁回昆明。7月，西南联大购得昆明市西北角城外荒地124亩为校址，修建校舍。新校舍除图书馆为瓦顶外，宿舍均为土墙草顶，教室为土墙铁皮顶（后来又将铁皮拆下卖与美军，改为茅草顶了）。大部分教职员租住民房，为避日机空袭，许多教师迁居城郊农村，有的甚至住到20公里外的呈贡等地。12月，联大遵教育部令增设师范学院，并将哲学心理学系的教育学专业划归师范学院，后云南大学教育系也并入。至此，联大规模初具，各项教学、研究活动得以顺利开展。

1940年7月，日军攻入越南（时称安南）。日机开始由越南起飞频繁袭击昆明，联大又起迁校之议。据联大教授黄钰生回忆：“直至民国二十九年敌机狂炸前，师生一致地好好作了两年学问。后来学校被炸过几次，三校遂各派一人，遍往各地寻觅校址，走遍川、黔两省。当时在四川乡下乘滑竿者有三种生物：新娘子、肥猪和大学教授。最后才找到叙永。”^[18]11月，西南联大常委会决定在四川叙永成立分校，1941年1月，一年级新生到叙永报到。分校地址分别设在文庙、南华宫、春秋祠、帝王宫、城隍庙等处，分校主任为杨振声。后来，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又指令联大一年级全设在昆明，叙永只设先修班（相当于预科）。于是，1941年8月，大学部学生迁回昆明。10月，为便于管理，先修班也迁回昆明。此后，尽管战争风云变幻，西南联大始终在昆明全力办学，再无迁校之议，直到抗战胜利。

在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念大会上，梅贻琦才披露了当初联大校址选址的一些考虑：“抗战开始时，三校负责人都在南京，商议联合起来，计划定在长沙，当地有圣经学院，可以容纳九百人，同时清华在南岳正在营造房舍，所以决定到长沙。当我们选择地方时，并不是专以安全为原则，因为单纯为安全可以到西藏的喜马拉雅山。但是过分闭塞的地方，不是学校所在的目的地，到云南，是因为有滇越与滇缅两条路可以通到国外，设备仪器容易运进来。不幸，太平洋战起，越南与缅甸相继沦陷，这时被围在里面，无法出去，且安全又成问题，所以一部分又到叙永。政府曾经提醒我们注意，万一敌人攻云南时，得求一安全之地。可是大家仍不愿离开昆明，宁愿冒险，去叙永是作万一的准备。”^[19]这似乎也说明了，当初为何在张治中力主联大留在湖南，白崇禧希望联大去桂林的情况下，联大却最终去了更远的昆明。

经过了几番折腾，西南联大总算在云南安顿下来了，作为一所在战争期间临时组合起来的大学，在全民奋起抵御外辱之际，究竟应该遵循怎样的教育方针，原有的教学内容是否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战时的需要。对此，在长沙临大时就有过两种不同意见。由于当时所有内迁的学校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因而在教育界还引发了一场关于战时教育方针的争论。

早在华北沦陷，北平的一些高校准备内迁时，就曾有过反对的声音，说：“北平是个文化城，这些处于国防前线上的最高学府和广大师生，他们在危急存亡之秋的巍然存在，在敌机轰鸣之下能够坚持弦诵之声，这对于安定社会人心和振作士气来讲，其作用并不亚于几十万军队。”教育界许多人士鉴于“国难日亟”，认为学校应服务于抗战，调整学科，开设军事课程；或提出“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俾员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亦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20]这种呼声在南京失守以后，尤为高涨。长沙临时大学准备再度西迁昆明的决定刚一公布，首先就在校内引起了激烈辩论，焦点集中在广大师生在反侵略战争中究竟应负何种责任。批评内迁的人说：生死关头在即，急需动员三湘民众的时候，远迁云南，道义上是否说得过去？学生自治会还派出代表赴汉口教育部请愿，反对内迁，要求参加抗战，并得到当地报纸的支持。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也到校演讲，鼓励青年学生上前线作战服务，于是，在学生中掀起了一股从军热。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则向学生们分析了时局，赞成学校内迁。他把大学生们喻为国宝，指出国家虽在危难之中，但青年完成学业极为重要。因为十年后，国家的命运全在他们手里。两年后，联大训导处处长查良钊教授对陈诚的这番话仍深表赞许：“我这里得说，此后会有很多同学愿随学校赴云南，陈诚将军是给了很大影响的。”^[21]

原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时任西北联大（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合组）常委之一的李蒸虽主张高等教育应予保留，但也建议：“在抗战期间，大学教育应以修业两年为一阶段，使各大学学生轮流上课，及轮流在前线或后方服务，满一年或两年后再返回原校完成毕业。各大学教授亦应分别规定留校任教及征调在政府服务两部分。”^[22]不过也有很多教育界人士反对这一主张。曾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联大教授吴俊升认为，教育为百年大计，只应对于战时需要，做若干临时适应的措施。胡适早在庐山谈话会上就表态：“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教育，是常态的教育。”^[23]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明确表示：“至于学生最近要求变更课程，乃绝不可能之事。此实有事实上之困难，即如学生所谓抗战教育之课程，院长亦无法办到，各教授亦无此种学识，无法授课。”“要他们炮声一响马上就把教育和现实配合起来，又叫他们如何下手呢？”^[24](www.xing528.com)

在长沙临大时，对应否实施战时教育也有过激烈的争论，部分师生认为战时应该异于平时，有的认为应该参军参战，因而等待政府的征调，有的主张要将平时教育转变为战时教育，要以军事训练为主，实行军事化管理，教学内容应增加打靶投弹，以便随时可投身战场。教授们大都认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学问，培养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才是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学习军事有专门的军事学校，一般学校的学生即使受了训，也未必会有大兵打得好，不如认真学习，将来既可为自己谋职，亦可为国家建设出力。这一争论最终以坚持正常教育而平息。其得以平息的原因，不在于论辩中主张坚持平时教育的意见占了上风，而主要是国民政府“战时应作平时看”的基本教育方针根本扭转了把正常教育转变为战时教育的思想，终结了这场争论。

根据当时的争论，教育部详加考虑后，认为：“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故决定以‘战时需作平时看’为办理方针。”^[25]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教育政策主要体现在1937年8月发布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办法》、1938年4月制定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和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所颁行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等文件中。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蒋介石发表《今后教育的方针》的讲话，再次提出“战时须作平时看”的观点：“目前教育上一般辩论最热烈的问题，就是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的问题，关于这一个问题，以为解决之道，很是简单。我这几年来常常说：平时要当战时，战时要当平时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掉了基本”，这是因为“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我们要估计到我们的国家要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那么我们国民的智识能力应该提高到怎样的水准。”^[26]此后，“战时应作平时看”就成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教育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确立之后，抗战时期的教育逐渐走向了正轨，对战时各级各类教育的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例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协助内迁的同时，还在后方增设新校，尽可能地为流亡学生提供就学机会，千方百计为国家培养人才。仅以高校为例，抗战八年间，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胜利时的141所，教师数量增加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番。以长沙临大为例，当时在校生1400余人，大多数随校西迁昆明。不过仍有300多名学生申请离校，或从军、或参加其他抗日救亡工作。

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在回忆中曾记述了自己在这场争论中的思想变化：“抗战开始时，我的看法是以为应该为全面抗战，节省一切的开支，研究工作也可以等战后再做。但抗战久了，我的看法也改变了……”^[27]闻一多大至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他说：“我们脑子里装满了欧美现代国家的观念，以为这样的战争一发生，全国都应该动员起来，自然我们自己也不是例外，于是我们有的人，等着政府的指示；或上前方参加工作，或在后方从事战时的生产，至少也可以在士兵和民众教育上尽点力。事实证明这个幻想终于只是幻想，于是我们的心里便渐渐回到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我们依然得准备教书，教我们过去所教的书了。”^[28]

其实，联大学人思想上的转变，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政策疏导，以及梅贻琦等联大领导人主张：“不能为一时一地所限止”，“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而立足于民族长远的根本利益，着眼于“立国之本”的办学思想。另一方面，也与广大学人在战争中的自我定位不无关系。

大学文化与社会现实需要间的相互作用是一种双向的适应过程，而不仅仅只是大学对社会的适应。就中国的大学文化来说，由于文化传统立足于社会本位而易于找到大学独立与满足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点，对社会需要的关注与西方大学相比，往往表现出过分的强烈。西南联大虽然选择以文化救亡，但并没有简单地把普通高等教育转化为战时教育，或把学校办成军事院校。而是自觉承担起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再造的重任，通过教育而强化民族精神的培育，以维系民族文化血脉为文化救亡的主要内涵。这是在更高层次上对社会的适应，着眼于民族与社会发展的适应观。这种理性的文化态度在战略上保证了西南联大以后教育的成功。如果一味强调直接服务于战时体制，则西南联大或许可以成为一所军事院校，但绝对不会是创造高等教育奇迹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选择说明了一个道理：大学文化面对社会的需要时，不能简单被动地适应或满足，而应以大学自身的终极目标，大学的教育规律为标准，寻求符合民族与社会长远的根本利益的结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