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八”之后，当时的爱国文化人士，包括大学生，分别走上了三条道路：第一种是投笔从戎，拿起枪杆子；第二种是转行从事文化救亡工作；第三种是仍留在原岗位上工作，但是思想上有矛盾，内心很苦闷。
自从七七事变以来，“国难当头，何去何从”的问题就更尖锐地摆在了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前。不仅年轻的学子们面临着两难的抉择：是投笔从戎，战死疆场，以一己热血之躯报效国家和民族；还是潜心向学，发奋苦读，成为将来建国大业、民族复兴的栋梁之才？他们的师长及前辈学人也同样经受着“知识者何以自处”的焦虑与困扰。
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吴宓1937年7月14日日记写到：“阅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则（一）华北沦亡，身为奴辱。或则（二）战争破坏，玉石俱焚……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无论若何结果，终留无穷悔恨”，并责难自己“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思及此，但有自杀。”[11]后来吴宓又写有《大劫一首》表明了内心的这种情结：
绮梦空时大劫临，西迁南渡共浮沉。
魂依京阙烟尘黯，愁对潇湘雾雨深。
入郢焚糜仍苦战，碎瓯焦土费筹吟。
冯友兰亦在南岳山中感慨“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陈寅恪《蒙自南湖》诗云：
“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www.xing528.com)
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13]
由此可见，他们的心理阴影主要源于历史上几次“南渡”的惨痛记忆。晋、宋、明的三次“南渡”，都是统治者退却与昏庸的表现，无一例外是亡国之兆。其结局均为当朝者不能北归，国家民族覆灭而被异族统治。特别是在北平及都城南京相继失守，政府退居重庆之时，这种“历史烙印”来得特别沉重。我们查阅当时联大学人的日记、书信或回忆文章，不难发现其中许多提及“南渡”的文字，无不透露出他们内心的残破与无奈。如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在南渡途中写给家人的信中就表示：“抗战连连失利，国家存亡未卜，倘若国破，则以身殉。”
然而，比之国土的沦丧，真正让这些知识分子忧虑的是民族文化的沉沦与消亡。早在1927年王静安（即王国维）先生沉湖自尽时，吴宓在日记中就这样写道：“寅恪谓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吴宓亦称：“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惟有大小轻重之分。”[14]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训诂学家许嘉璐先生曾经说，一个国家没有先进的科技，就会亡国；而一个民族丧失自己的文化，必然会亡种。“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对国人来说实在太深刻了。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灭种之虞远胜于亡国之痛。因为文化乃是他们生存的意义所在，承续文化比国家兴亡的意义还要重大得多。在他们看来，即使是做了“遗民”，也可以学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不与征服者合作，而以文化进行抗争。因此，“南渡”虽带有历史阴影笼罩的亡国气息，但是“南渡”仍旧可以保留、传承、重建民族文化，或者说是带走了民族文化的火种。当时许多师生认为，国运之兴衰、学脉之续绝乃系于知识文化之传承，这也就是文化对国家命运的意义。一个国家不只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种意识形态，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哲学、文学和传统习俗等等，这些就是文化。
朝代可以更替，江山可以易主，只要保住了中华民族的命脉，我们这个民族就有复兴的希望，这也就是明朝遗民顾炎武所说的可以“亡国”而不可以“亡天下”，因为礼义文明还在。联大哲学系教授贺麟也对学问的经世致用及学者的社会责任有清醒的认识，他的观点与顾炎武可以说是如出一辙：“王船山说‘天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天下废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足见在一切政治改革，甚至于在种族复兴没有希望的时候，真正的学者，还要苦心孤诣，担负起延续学统、道统的责任。”[15]而冯友兰则以“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明了一个文人的理想与追求。[16]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这批中国知识分子，最终在古圣先贤的遗民传统中找到了自己行为的道德支撑和行为依据。
因此，即使南渡，即使偏安一隅，仍然要抗争到底。东晋之于前秦、南宋之于金、明王朝在流亡中之于清，无不是坚持抵抗到最后。所以宁可自杀、出家也决不放弃抵抗，也决不当汉奸。而对于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来说，最能为他们所把握的抵抗方式就是文化的抗争。只要文化不灭，中华民族就不会灭亡。征服南宋的元朝，消灭南明的清朝，最终都被汉文化所同化。忧国之思反而使他们找到了抗战时期自己的位置：以文化传播、文化创造为维系民族血脉的使命。这样的自我定位，无疑是基于对文化创造的意义深刻而自信的确认。如果说当初学人们被迫离开平津时，对未来何去何从曾一度犹疑彷徨的话，世事的变迁，战争的残酷，反倒使他们对文化的信念愈益的不可动摇。
陈寅恪可以说是“文化决定论”的一个典型代表，陈氏家族素有爱国家风，他的祖父陈宝箴是光绪维新变法的主要参与者之一，父亲陈三立更是在日军攻占北平后，以85岁高龄忧愤绝食而终。面对着国仇家恨，陈寅恪不可能无动于衷，他的抵抗方式就是毅然选择了与学校一起“南渡”，将家国情怀融入以文化进行抗争的行动中。他早在1919年就已经意识到“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17]。在这国运衰微的乱世，他更加坚定地认为，弃文从军，扛枪打仗，并非学人所长，对文化的固守才是文化人的本分，他坚信学人个体的涓滴贡献终将汇成汹涌的文化大潮，成为民族复兴的巨大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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