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西迁，完成了史上空前的知识分子大转移

一、南渡西迁——完成了史上空前的知识分子大转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蒋介石正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关于国是问题的谈话会。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与陈岱孙、浦薛凤、顾毓琇、庄前鼎等教授，以及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应邀参加。7月10日，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秘书长沈履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急转梅贻琦，称：“和平望绝，战机已迫”，同时，潘光旦、沈履、郑天挺等人联合北大等校教授密电在庐山与会的梅贻琦、胡适、蒋梦麟等人，希望他们能劝导蒋介石等国民党政府高层：“务请一致主张贯彻守土抗敌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7月17日梅贻琦电告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1]

同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郑重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并提出“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等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项条件，随后致电宋哲元、秦德纯：“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勿受其欺为要。”与此同时，东京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动员40万日军侵华，华北局势急转直下。

7月29日，北平沦陷。北大、清华被日军占领，其后南开更是几乎被炮火夷为平地。“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为了维护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递延，为了保住国家的人才资源，在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倡议下，国民政府决定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往湖南长沙，联合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下简称临大）。此事经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与教育部进一步磋商后方决定实施。1937年8月，教育部发出一道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2]蒋、梅、张等人在获悉指令后，先后赶赴长沙开展筹备工作。当时正值暑假，三校师生也从四面八方向长沙集结，于是，一场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知识分子大转移由此拉开了序幕。

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筹备，1937年10月25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举行开学典礼，11月1日开始上课。

长沙临时大学并无自己的校产，而是租用长沙圣经学校、49标营房、涵德女校和湖南大学的校舍使用。因为到校学生有将近1500人，校舍不敷使用。无奈之下，只好将文学院改设于南岳圣经学校分校（时称长沙临大南岳分校），有人在这里的一些庙宇房门上看到贴有“行政院”等机关名称的纸条，不知是否国民政府也曾打算迁到南岳来。

临时大学综合了北大、清华、南开原有的院系设置。机械系航空组暂时在南昌航空机械学校寄读；化工系在重庆大学寄读。全校共设17个系。截止到11月20日，在校学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华学生631人、北大学生342人、南开学生147人；新招学生114人、借读生218人；教职员共有148人。就这样，长沙临大暂时躲过了战火硝烟，得以偏安于中国南方一隅。

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柳无忌的日记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形：“七七事变之时，我任教的天津南开大学首当其冲被炸，住宅为日军占领。当时我正与妻子在上海度暑假，忽然接到南开当局的通知，说南开已与北大、清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即将开学，要我立刻前去参加。这消息确令我好不兴奋。于是，我趁上海战事激烈之际，离别了父母、妻女（在炮火的洗礼中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孩子），只身首途，到达长沙。随即与第一批临时大学文学院教授，有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叶公超等十余人，乘长途汽车来到南岳山中临大文学院校址，那已是11月3日的事情了。”“文学院学生约80余人，他们来到（11月16日）后，南岳山中顿时热闹起来。这学期只上课两月，自11月19日至下一年l月20日，学生读书不易，既无课本，亦缺少参考书，教室内一块小黑板还是后来才搬进来的。考试成绩不差，大概是死记笔记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未可非难。”^[3]

在有如世外桃源般的南岳山中，教授们的生活又逐渐恢复了正轨，除了读书、教书、写书，有空也去爬爬山，雅兴上来还写写诗，以此打发近乎与世隔绝的寂寞时光。比如北大教授容肇祖就用当时文学院十几位教授的姓名和字号写了几首打油诗，也被柳无忌记入日记中：

冯蘭雅趣竟如何（冯友兰）

闻一由来未见多（闻一多）

性缓佩弦犹可急（朱自清）

愿公超上莫蹉跎（叶公超）

鼎沈洛水是耶非（沈有鼎）

秉璧犹能完璧归（郑秉璧）

养仕三千江上浦（浦江清）

无忌何时破赵围（柳无忌）

从容先着祖生鞭（容肇祖）

未达元希扫虏烟（吴达元）(www.xing528.com)

晓梦醒来身在楚（孙晓梦）

皑岚依旧听鸣泉（罗皑岚）

久旱苍生望岳霖（金岳霖）

谁能济世与寿民（刘寿民）

汉家重见王业治（杨业治）

堂前燕子亦卜荪（燕卜荪）（此绝系冯芝生作）

卜得先甲与先庚（周先庚）

大家有喜报俊升（吴俊升）

功在朝廷光史册（罗廷光）

停云千古留大名（停云楼是我们的宿舍）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多月，时局又生变故，平静的山居生活很快就被空袭警报声打破，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长沙亦岌岌可危。师生们最关心的是学校飘摇、渺茫的前途，对此传说纷纭，这弦歌不绝之声究竟能维持到几时？

而此时在长沙临大的本部，学生们已无心读书，纷纷要求上前线，校园内掀起了又一轮的从军热。面对学生们高涨的爱国热情，学校及时颁布了《长沙临时大学关于学生参加国防机关服务的优待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给予鼓励。《办法》规定：“至国防机关服务者，本校准为保留学籍并得以随班考试，分数作为学期成绩。”也就是说学生们完成直接参加抗战的夙愿后，还可回校继续完成学业，抗战求学两不误。学校还同时成立了长沙临大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为报名从军的学生提供方便。从十二月份公布《办法》到一月份长沙临大结束之前，“提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肄业证明和参加抗战工作介绍信的就有295人”，“这些同学的去向大致可分为两类，学习工程技术的同学大都到军事系统从事技术工作，其余的大部分都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少部分去延安学习”。^[4]这一次从军的人数大约占了当时在校生总数的五分之一。甚至有同学表示“将来或许到大别山一带发动游击战”。那种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坚定神情让老师们感动得不住慨叹：“中国，如得复兴，全在青年人身上！”^[5]

1937年底，战火逼近长沙，情急之下，作为临大最高领导之一的蒋梦麟当面请示蒋介石，请求将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更为安全的地方。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三校的迁移已不是一次简单的学校迁址，而是关系到保持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命脉的战略转移。联大教授、著名物理学家任之恭就曾说：“战时大学代表着保存知识，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因而，这保护高等教育的战斗也就是这些价值积极和强有力的表现。”^[6]当时在沦陷区，已有近百所高校遭到严重破坏，据以外交官身份常驻中国的美国学者费正清的观察报告指出：“蒋梦麟说，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骨干力量究竟能不能为了将来而被保存下来，中国究竟会不会在战争时期失去培育英才的教师队伍，从而陷于更大的混乱。他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所受到的损害已经极其严重了。”^[7]

1938年1月19日，最高当局终于批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的省会城市昆明。而云南远在三千多里以外的西南边疆，向来被外界视为瘴疠之地，从湘西到云贵高原，一路上都是崇山峻岭。那样偏远的地方大队人马怎么去？师生们将面临一次更加遥远也更加艰辛的长途迁徙。

1938年1月底，长沙临时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便开始西迁，所有人员分三路入滇。第一路乘火车由长沙经粤汉、广九铁路到香港，再乘船到海防，由海防乘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第二路由陈岱孙负责带队，从长沙经桂林、南宁、河内和滇越铁路入滇。陈福田、叶公超教授则在香港负责办理中转学生的事务；第三路为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校方在布告中称：“查本校迁滇原拟有步行计划，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步行队到昆明后得将沿途调查或采集所得做成旅行报告书，其成绩特佳者，学校予以奖励。”^[8]旅行团长为东北军黄师岳中将，有三位军官分任参谋长和大队长。随团还配有炊事员和大夫，有两辆卡车装载行李。学生284人组成18个小队，黄钰生、曾昭抡、李继侗、闻一多、袁复礼等教师11人组成辅导团，由黄钰生任主席。时年40多岁的中文系教授闻一多不顾体弱，毅然参加步行团。他对学生们说，“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再者我在15岁以前，受着古老家庭的束缚，以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大城市教大学，过的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的山区农村隔绝了，特别是祖国的大西南是什么样子，更无从知道。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很少，真是醉生梦死呀！国难当头，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9]大家一路上历尽艰辛，但闻一多却焕发了青春，自感“童心复萌”，并挥笔画了50多幅写生画。他还蓄须明志，表示不驱逐倭寇绝不剃去胡须。

旅行团2月19日出发，师生们一路翻山越岭，晓行夜宿。在行进途中，他们随时采集标本，收集民歌、民谣，访问少数民族村寨。不但领略了祖国大西南的美好河山，还亲眼目睹了各族人民饥寒交迫的生活，同时还增进了三校师生之间的感情，学到了许多在课堂里、书本上根本学不到的东西。旅行团从长沙到湘西、贵州，再转入云南，行程约1660多公里，步行约1300公里，历时68天，克服了重重困难，于4月28日抵达昆明。这一次跨越三个省份的社会实践，真正起到了“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作用，极大地丰富了步行团师生的精神世界，磨砺了他们的意志，使他们的思想得到了升华。

旅行团出发时，团员每人备有长沙名产大型油纸伞一把，学生一律穿草绿色制服，扎绑腿，外罩黑色棉大衣。教职员除穿便服外，配备大致与学生相同。草鞋亦为大家必备之物，以防雨天路滑。当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昆明时，昆明近郊的农民根本看不出这些兵不像兵，民不像民的人竟然是大学生，以为“又是一批外省的难民来了”。于是就有当地人干脆将联大称为“难民大学”。那些人也许并不知道，就是这支衣衫褴褛、风尘仆仆却充满了书生意气的队伍，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完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一次伟大的壮举！他们“徒步三千，流亡万里”而百折不挠的精神，已成为三校师生共同的精神财富。这正如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所言：“临大决定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情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六十八天之久，经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10]

当其他两路先期到达的师生们打着“西南联大”的横幅来迎接这批远征的“壮士”时，旅行团的人才知道学校已经更名。校门口墙上张贴的教育部令还依稀可辨：“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7月1日正式启用关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