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政策的前景展望的分析介绍

五、大众化政策的前景展望

针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国外的经验与我国的具体情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调整与完善，以使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　重视政策研究

我国迈向高等教育大众化既是一项重大的政策决定，同时又需要良好的政策指导它的健康发展。在实现大众化的过程中，无论是教育政策的决策者还是教育研究工作者都需要更加注重相关政策的研究，这对于促进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决策体制反映决策系统内部的结构和功能的配置，决定政策的运行方式。在当代经济、科技飞速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决策调控对象日益复杂的条件下，教育政策决策不仅需要精干和权威的决策中枢、灵敏和完善的信息反馈系统，而且还需要掌握现代科学理论方法的参谋咨询系统组成的科学决策体制。建立健全一个完善、高效的决策体制，是实现政策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前提条件。为此，一要理顺决断子系统中各种决策主体的关系，明确党、全国人大和政府三者的决策权限、职责和范围。二要建立健全信息子系统，形成信息畅通的流动网络，实现信息系统的现代化。三要大力发展民间的政策研究咨询组织，让其充分参与政策决策过程，力争与体制内的咨询组织密切合作，以形成强大的决策参谋后盾。四要完善体制内的政策研究组织，从法律上保障其应有的地位。在教育政策决断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党和政府以及人大政策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的参谋咨询作用，切实加强这些机构的建设，强化其参谋咨询的功能。五要正确处理决断子系统、信息子系统和参谋咨询子系统的关系，使之成为相对分工、独立，又相互配合、制约的有机整体。

(二)　积极发展民办高校

单从目前的毛入学率来看，我国已经达到国际公认的大众化数量指标，但是否意味着我们的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量到质的转变呢?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是否各自恪守其使命，分别保证了社会的高度适应性和学术的高标准，从而实现了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协调发展呢?对于此类问题的确还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

综观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过程，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发展新的办学形式。如美国的社区学院、英国的新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日本的私立高校等。因为仅靠精英阶段原有大学的规模扩张是很难完成大众化的目标的，办学模式必须多样化;只有推行多样的办学模式才能确保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各自按照自身独立的轨道健康运行，而不出现相互掣肘。在我国，大众化的实现应主要依赖两类大众高等教育:一是民办高等教育，二是高职教育。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促进民办高校的健康发展，国家一方面须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给民办高校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国家还须从资金、师资等方面给予民办高校适当的扶持，以解决急剧扩招所带来的现实困境。

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是否能实现协调发展，其关键在于精英教育机构与大众教育机构各自明确其定位。精英教育机构应明确其学术的高标准性，勇于承担起培养科技精英和国家科技创新的重任;大众教育机构应以适应社会需求为办学的方向，以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为己任。当前，我国很多高等学校对自己的办学定位不清，盲目跟风。不少重点大学依靠自身的优势大办以盈利为目的的成人教育、高职教育和网络教育;高职高专则放弃注重自身的特色，放弃其专长，热衷于“专升本”，盲目向普通高校靠齐。很显然，这是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也是不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多层次多类型人才的需求的。这种单一化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的结构性失衡，必然导致大量学生学非所用，造成人才的巨大浪费。因此，为避免这一现象在我国的发生，政府应采取措施，严格限制“升格”热的发生，使各类高等教育机构都明确自己的办学定位，按照各自的定位标准努力发展自己。

(三)　追求量与质的和谐统一

马丁·特罗教授曾解释说，他用15%和50%作为“划分标准没有任何数学工具的支撑或者说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数字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并不一定具有实际意义，5%、15%、50%并不是固定的区别标准，它并不代表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你同样可以认为6%、7%属于精英教育阶段，也可以对大众化15%的标准进行新的划分”^[27]。15%只是一个相对的意义，不具绝对的意义，只有质的变化达到了大众型高等教育质的规定性时，才意味着进入大众型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既有量的指标，又有质的内涵和要求。

假若没有质的提高而只有量的增长，即使增长得再快也不过是一种“泡沫式”的增长，牺牲质的量是无效益的量;牺牲质的大众化，是一种虚假的大众化，更是一种难以可持续发展的大众化。量的发展仅是基础，质的提高才是目的。如果说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规模标志着这个国家的平均教育水平，那么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质量水平才真正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教育实力。同样，没有量的增长而仅谈质的提高，这种提高也是没有效率，意义是有限的。量是质的支撑，没有一定数量规模的高等教育其质量也难以上去，即使有个别高水平的学科或学者，也显得单薄，整体质量水平还是不能提高。质和量就如同高等教育发展的两只翅膀，失衡就会掉下或遇阻。可以这样说，保持量的增长与质的提高的同步，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经过理性思考后的发展潮流，也是最明智的选择。因此，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的制定者，在未来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的修整之时既要准确理解特罗教授的大众化内涵，又要正确理解高等教育大众化质与量的关系。政策制定者正确理解高等教育大众化质与量的辩证关系，努力追求高等教育大众化质与量的统一，这不仅是由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决定的，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办学性质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四)　完善政策监督体系

打造一个强有力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监控机制:一要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功能、内外沟通、上下结合的立体的缜密的监督网络，形成和完善以党的监督为先导、权力监督为主体、舆论监督为动力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执行监督体系。二要建立与职位、职务与职权相一致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活动责任追究制度，使政策理解偏差、贯彻不力、执行失误，甚至违背政策、对抗政策，以至于酿成严重后果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人头上，使政策主体十分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从而增强政策主体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危机意识。

【注释】

[1]马丁·特罗:《高学历社会的大学——从精英到大众》，天野郁夫，喜多村和之编译，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第121页。

[2]邬大光:《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内涵与价值——与马丁·特罗教授的对话》，《高等教育研究》，2003年第6期，第9页。

[3]汤敏的文章发表后，钱小英在1999年3月26日的《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教育刺激经济之说主观色彩过浓——评亚洲开发银行汤敏博士启动内需方案》提出异议;1999年3月26日《科技时报》发表胡鞍钢、施祖麟《加快发展加速变革我国高等教育》建议进一步开放教育市场;1999年8月6日《经济学消息报》发表北京大学课题组《如何看待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对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文，对高校扩招作了详细分析。其他相关讨论可参见杜萍所著的《对高校扩招的政策学分析》，载袁振国主编《中国教育政策评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166页。

[4]张乐天:《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政策问题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82页。

[5]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0页。

[6]朱佳生:《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数量目标研究》，《1997—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88页。(www.xing528.com)

[7]朱佳生等:《教育发展影响因素和模型的研究》，《上海高教研究》，1995年第2期，第66页。

[8]周贝隆:《面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国情需求规划对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9]何祚庥，兰士斌:《高等教育是适度发展还是大力发展》，《上海高教研究》，1998年第7期，第4页。

[10]《知识型文化消费——上海市民消费新热点》，《社会科学报》，1995年3月3日。

[11]《全国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状况》，http://www.cei.gov.cn.1997年12月7日。

[12]1996年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1997)》，其中城镇储蓄占全国城乡储蓄存款年末余额的80%，农户储蓄占20%;1997年数据根据《金融时报》1998年1月22日第2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人民日报》1998年3月5日)数据计算。

[13]教育部教育发展规划司:《2005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14]教育部财务司，国家统计局社会和科技统计司:《1998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15]教育部财务司，国家统计局社会和科技统计司:《2005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16]教育部财务司，国家统计局社会和科技统计司:《1998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页。

[17]教育部财务司，国家统计局社会和科技统计司:《2005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页。

[18]康宁:《论教育决策与制度创新——以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为案例的研究》，《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2期，第35页。

[19]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从1993年的2.51%增加到2002年的3.45%。尽管《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所采用的指标是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但从这几年惯用的统计指标来看，多数采用了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从我们对财政性教育支出分别占GDP与GNP的比例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这一差异基本上小于0.05%。因此，为了与惯用的指标相一致，本文在指标上采用了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

[20]教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中国教育经费投入问题解析》，《中国财经报》，2005年3月8日。

[21]袁振国:《教育政策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22]刘复兴:《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页。

[23]康宁:《论教育决策与制度创新——以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为案例的研究》，《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2期，第34页。

[24]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质量观》，《中国高教研究》，2000年第1期，第9页。

[25]马丁·特罗:《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9年第1期，第5页。

[26]李建求，阮艺华:《高等教育大众化，高职教育的因应策略》，《高教探索》，2002年第2期，第40页。

[27]邬大光:《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内涵及价值》，《高等教育研究》，2003年第6期，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