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环境与高等教育质量的关系

第三节　优化高等教育环境

良好的环境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良好的环境对学生的发展具有导向、熏陶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另一方面，良好的环境对高等学校的办学行为具有重要的引导、约束和规范作用。同时，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对于高等教育环境的改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前途、社会能否做到可持续发展，其关键就在于是否拥有一个质量水平不断提高的高等教育体系。优化高等教育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社会环境，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

一、高等教育环境与高等教育质量的关系

在中外教育史上，不少教育家都十分关注环境对人的发展以及对教育质量的影响问题。孔子认为，人出生时的先天素质是差不多的，即“性相近”，但是由于后天的教育与环境的影响，人的发展却会存在重大的差异，即“习相远”。墨子非常重视社会环境的影响，他把人的本性比作“素丝”，认为“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皆黑。”在社会环境对人的发展、对教育质量具有重要影响这一问题上，无疑他们是持肯定态度的。

在西方，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对教育与环境关系的分析是以他们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所以国家和其环境对教育的意义就不言而喻。在近代，关于环境和教育关系发挥较多的是卢梭。他认为儿童有一种潜在的发展可能性，而教育就是为儿童提供优良的环境，使这种可能性得以充分实现。教师的任务则是考虑如何创造环境以便使他(她)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天性。他在《爱弥儿》中设计了一个理想的环境，这样的环境与邪恶的环境隔离开来，避免儿童受恶劣环境的影响，教育就是发展爱弥儿的独立性、判断力、理解力、鉴赏力，直到他(她)有能力抵抗邪恶为止。在现代，著名教育家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一书中，指出要充分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提倡学校、家庭、社会之间应该联系起来对孩子进行教育，强调“学校即社会”。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唯心主义教育环境论和对机械唯物主义教育环境论进行了批判的基础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环境论。马克思说:“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3]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环境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包括社会生活条件、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人们所处的境况。马克思主义教育环境论基本内容包括:环境决定人的发展，决定人的思想道德面貌，社会环境，特别是社会生产关系对人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也影响和制约人的思想发展方向;人们接受环境的影响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一个积极的能动过程，人在环境面前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改变环境;人与环境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二者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和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科学命题，并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五项任务之一提到全党面前。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特征、重要原则、主要任务等。就文化教育而言，和谐社会既指在和谐经济与和谐政治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种和谐氛围，是人们对和谐经济与和谐政治的一种感受和认知;又指人们在文化生活中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如在享受教育、娱乐、健康等权利方面的平等关系;同时还指文化、教育诸因素积极、健康发展的态势，如先进思想在文化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得到体现，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得到全面协调发展。而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当然也必须扎根于“和谐社会”这一现实背景中，需要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环境。高等教育环境是指高等教育所面对的外部客观存在，主要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等。

良好的高等教育环境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有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良好的高等教育环境对学生的发展具有导向、熏陶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另一方面，良好的高等教育环境对高等学校的办学行为具有重要的引导、约束和规范作用。同时，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对于高等教育环境的改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大学之所以能够得以存在与发展皆因为有社会对它的客观需要。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竞争的本质就是人才竞争，特别是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级人才的竞争。因此，大学今天所肩负的使命比已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为重要，大学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原动力，以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大学的规模与质量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速度，拥有大规模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才会有国家民族的迅速发展。同样，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前途、社会能否做到可持续发展，其关键就在于是否拥有一个质量水平不断提高的高等教育体系。

教育是政府和教育业务部门及全社会的事情，没有全社会的支持，教育难以充分发展。毫无疑问，高等学校的发展，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必须得到社会在观念和认识上的认同，需要社会给予支持与配合，需要社会提供更为广阔的生源，配置新的教育资源，提供政策保障，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持高等教育，从而在有效地完成优化办学环境任务的过程中，实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宏伟目标，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作出新的贡献。

二、优化高等教育环境的对策思考

高等教育作为向社会经济领域输出人才的重要系统，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环境有密切的联系。它的合理运行不仅受其内部条件如生源质量、设备装备水平、师资力量、领导班子管理能力等的制约，而且受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等外部环境的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离不开高等教育环境的优化。

(一)优化政治环境

1.确保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反复强调“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但时至今日，“教育重要”依旧是被一部分领导人写在纸上、挂在嘴上，没有真正地落实在行动上。因此，要营造高等教育发展的良好政治环境，首要的问题是各级政府，尤其是主要领导人要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国家命运的高度，以及国际社会重教兴邦的经验中认识国兴教育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紧迫性，切实增强实实在在地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主动性。彻底改变传统的把教育看成是“非生产部门”或“非生产性领域”的观念与重物轻人、急功近利等思想，把优先发展教育和优先投资教育事业作为重要的工作之一。教育涉及千家万户，惠及子孙后代。只有从观念上摆正认识，才能在实践中做到真正重视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才能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21世纪的前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机遇期，教育事业也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这一任务的核心在于构建“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要顺利完成教育兴国的各项任务，各级领导和干部必须在思想上加强以下认识:一是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改革方向。“三个面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面向现代化”则是核心。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就是教育要适应并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建设。社会现代化是一个综合发展过程，但最根本的特征是人的现代化。“面向世界”，就是要立足本国，放眼世界，认真学习和借鉴世界上最新科学的成就，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年轻一代和广大的职工，使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面向未来”就是要从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去认识教育、思考教育、办好教育，不但要考虑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且要充分考虑到未来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尤其重视和加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站到社会发展前列去勇敢地迎接各种挑战。二是落实科学的发展观，促进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和干部要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处理好教育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要落实全面协调的发展观，处理好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落实统筹兼顾的发展观，处理好教育内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关系。

2.贯彻实施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

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我们党和国家提出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方针，也是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当今世界，知识越来越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源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就必须全面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大力推进教育普及和发展，着力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人才。如果我们不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将教育科学搞上去，那么我们的经济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现代化建设都将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必须把发展科教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如饥似渴地抓教育，千方百计发展科技，扭转人们轻视科教的倾向，提高科技意识，崇尚知识和科学，赞赏和尊重人才。

只有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才能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人力资源保证。这就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发展教育作为战略任务，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确保教育优先发展落到实处。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统筹城乡、区域教育，统筹各级各类教育，统筹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形成全社会重视高等教育质量的强大合力和良好环境。党的十七大报告鲜明地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前提。

世界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大学是高等教育强国的主体，是引领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力量。在美国，每年有50多亿美元用于基础研究，约70%的基础研究项目由大学承担。美国最富创造力的麻省理工学院，每年大约有350项新发明，它的科研成果每年为美国经济增收约200亿美元。斯坦福大学的工业园培育了像惠普公司一类的优秀企业，目前它的计算机精密仪器、半导体集成电路、军事电子系统和设备等的研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又如，日本早稻田大学2000年的专利转让收入居全国之首，2001年5月又创造了一项技术转让。高等教育强国的全球意识强、国际教育发达、学术交流与合作频繁、教育资源共享程度高。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成为国际多元化沟通和融合的中心与桥梁。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不难发现它们都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这些国家的发展都得益于本国一流大学在拔尖人才的培养和科技文化创新方面的重要成果。

(二)优化经济环境

1.政府应加大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

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资金作基础。有力的经费支持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所大学要培养高水平人才，需要聘用优秀的学者，拥有资源丰富的图书馆、现代化的教学设备等;要开展高质量的科研，就要有先进的科学仪器、相应的实验基地等;要进行有效的社会服务，就要有必要的人员配备和相应的设备设施等。譬如，在20世纪80年代，加州大学劳伦斯实验室的年度经费已达1.3亿美元，斯坦福大学的直线加速器中心年度经费为3500万美元，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物理实验室年度经费为2.27亿美元。即便如此，美国仍然对大学的科研设备感到不满意，认为赶不上科技革命的形势，不适应与其他国家竞争的需要。1986年白宫科学委员会大学教育健康发展调查小组在向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提交的一份报告《美国高等教育白皮书》中建议，联邦补偿给大学的设备和设施费及其折旧费应根据实际使用期限来决定，例如建筑及设施使用期应从现在的50年减少到20年，设备和仪器的使用期应从15年减少到10～15年。总之，要办出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没有有力的经费支持是不行的。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卡斯帕尔教授曾指出:“大学要成为成功的竞争者，需要可靠的经费。”^[14]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马丁·特罗也指出:“对于由大学自由支配使用的充足的经费的重要性，以及对这种特权对革新和创造的意义，无论如何估价也不过分。……其他院校没有或很少有这样的资源，这是与著名大学在学术环境方面的一个明显差别。”^[15]这即表明，由于有充足的经费保证，高等教育才得以不断在科研、高级人才培养、高层次的社会服务上作出重要贡献。

反观我国高等教育，国家经费投入长期严重不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几年，学费已成为高校经费的一个主要来源。2003年国家对高校的财政投入为700多亿元，高校收费达400多亿元。有资料显示，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从几百元一路飙升至5000元左右，增长约20倍;而国民人均收入却增长不到4倍。目前大学生上学成本很高，一年平均要花1.4万元;而我国高校中，农民的孩子占的比重很大，下岗工人供养孩子上大学也很困难。“中国的高等教育绝不能靠收费来维持，更不能办成谁有钱谁上大学。”现在，社会对高校“高收费”的批评不绝于耳，而实际上，高校的生均经费在连年下降，运行成本却不断攀升。为保证正常运转，一些高校不得不求助于贷款等非常规性经费渠道。高校办学经费捉襟见肘的状况严重制约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只有加大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才能为高等教育质量提供保证。

2.鼓励社会和企业资助高等教育

经费短缺是目前困扰着我国许多高校办学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表明，短时期内指望政府大幅度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经费是不现实的。事实上，由于教育经费紧张，大家只好千篇一律，用同一种方法，因为这样最经济。为何国内许多学子一到国外就颇有建树，就在于国外研究项目的数量和质量都较国内有明显优势，能锻炼人、培养人。高校连续几年扩招后，百人教室，甚至数百人课堂已屡见不鲜，为如何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在当前情况下，资金是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国家财力有限，鼓励社会和企业资助高等教育，进一步优化企业投资环境就显得十分重要。然而，当前社会参与高等教育的现状并不乐观。比如就研究和开发经费而言，目前投入几乎全部来自政府，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部分研究和开发经费来自企业，政府投入仅占30%。就企业而言，企业研究和开发投资大多为生产、利润主导型，科研人员负有成果实用化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其科研成果转化率比较高。而对于政府投入的研究和开发经费，科研人员更多的是关心申请课题、发表论文、申报奖项、晋升职称，而不太关心成果本身的经济效益。因此，虽然我国科研成果不少，转化率却很低，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数字一般为40%～50%。两种研究和开发经费投资结构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事实上，企业直接投资研究开发，可以优先享用最新成果，提高自身竞争力，主动权要比购买专利大得多。对此，我们应制定相应法律法规，给予降低企业所得税等形式，鼓励企业投资高等教育，增加高校教育和科研经费。这样可以使高校有更多主动权和资金实力，为更多大学生、研究生参与科技创新创造机会。可以说，由政府单一投入改为以政府投入为主，其他渠道为辅的多方筹措办学经费的模式。这一模式的选择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

除了鼓励社会的投资外，还应该鼓励社会参与人才培养过程。譬如，过去一封介绍信就可以得到企业热情支持的大学生生产实习，现在却往往被企业认为是一种“负担”。同时，由于教育经费等问题，高校为学生选择的实习单位也往往不是处于竞争优势的企业，其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自然先天不足。然而，由于当前的就业偏见，大学生们热衷于外资独资和合资企业，这些企业要求又相对较高，结果使得毕业生的综合素质与求职标准之间存在很大差距，“高分低能”现象也就显得特别突出。这种强烈反差的根源归根结底是高校和社会还未形成办学合力。因此，企事业单位参与高校管理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企事业单位通过提供教学实习基地、提供重大实验仪器设备、提供奖学金等形式，能有效地帮助高校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提高办学质量。

(三)优化文化环境

1.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化氛围

当今世界范围的经济和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技教育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可以说，知识和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十分重视知识和人才工作，重视发挥人才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对知识和人才问题作了许多卓有建树、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精辟论述。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党历史上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最好的时期之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党的方针政策的确定和邓小平的知识分子思想，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为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同样也需要培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化氛围。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广大知识分子已经作出巨大贡献，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涌现出一大批有杰出贡献的知识分子的先进典型。要使尊重知识和人才的良好风尚进一步光大发扬，就必须加大舆论宣传，一方面，大力宣传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使全国人民更加懂得知识的可贵和人才的重要，推动大家尊重知识，学习和掌握知识。另一方面，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优秀知识分子勇于拼搏艰苦奋斗的业绩和精神风范，号召全社会尊重他们的劳动，学习他们的精神，尊重他们的人格。特别是激励广大知识分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加强学习，更新知识，提高自己，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养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同广大工人、农民一起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更大贡献，使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越来越浓。

当然，为了使全党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光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宣传是不够的，还要给广大知识分子创造条件，切实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对他们的劳动和创造要实行按劳分配，按贡献给以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要改善物质生活待遇，创造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良好条件;创造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和环境，等等。

2.形成科学的社会舆论导向，建立有利于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社会舆论监督机制

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社会舆论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它具有现实性强、集体性效益、大众传播、制约力迅速等特点。社会舆论是教育质量的晴雨表，代表和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民众的呼声。它通过广播、报刊、电视等媒介，把广大群众对高等教育领域的现象和存在问题所持有的观点、意见，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反映出来、传播开来，使这些问题成为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门话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对教育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促使和推动高校采取各种措施和步骤把舆论反映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加以解决，这就对质量形成了一种监督。而且，社会舆论一旦形成，传递快、范围广，能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因此见效快，监督作用大，能够很快对某一教育质量现象起到推动或制约作用。在当前社会日益开放，通信交流手段日益发达，人与人之间交往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舆论监督对于教育质量的影响和作用也日益增大，掌握舆论形成的规律，有意识地利用其积极作用来建立有利于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社会舆论监督机制，是现代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手段。

“观念”处于精神层面上，它总在无形地影响着人们的所作所为，因此，社会舆论导向对于求学者与办学者都具有深刻的影响。“重学轻术”、“学历即水平”等错误观念，严重误导了高等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是我们必须要破除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无论是培养学术性人才的研究型、教学科研型大学也好，还是培养应用性、技能性人才的教学型和应用型高校也好，只要培养的人才是社会需要的，培养的质量是社会认可的，就是办得好，办出了特色的。反之，培养的人才能力差、适应性不强、就业率低，哪怕是本科生甚至硕士、博士，又谈得上什么质量、什么特色?”^[16]其实，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并非全是“科学家”、“研究者”，而是多层次、多规格、多类型的。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我们需要持有一种科学的、多元化的质量观。不同类型的大学分工不同、各有所长，共同保持着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平衡。对不同类型的大学而言，关键是要根据社会、时代发展的需要，根据各自的类型、层次，审时度势，合理规划自己的发展目标、重点和质量。在不少发达国家中，专业性技术型人才的就业机会、工资待遇、社会地位等，往往比所谓高水平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更具优势。例如:法国的大学校(也译为高等专业学校)的生源、水平、就业机会均优于综合大学，其工程师证书及其他专业证书比博士学位证书在社会上更受重视。

对中国而言，培养拔尖创新的研究型人才是重要的，然而培养各行各业的专业性技术型人才更有其现实的重要性。对此，社会应该用“学术并重”的舆论导向来加强引导。用人单位也要转变观念，破除“学历本位”、“学校历本位”、“人才高消费”等陈腐观念，大力倡导“能力本位”，“唯才是用，唯才是举”。当前尤其要坚决反对用人高消费，一些本来不需要高学历、高职称的岗位，却一味地招收高学历、高职称人员，结果造成人才浪费，导致不合理用人。还要改变内外有别的观念。那种认为留洋的比自己培养的优秀、归国的比国内的好，不按人才实际贡献、只看出身评价人才的态度，是人才大量外流镀金以至于不归的诱因之一。学生家长也要转变观念，摒弃封建色彩浓厚的等级观念，树立平等思想，从求学者自身的兴趣、爱好、能力等正确看待上述不同层次大学的问题。

(四)优化社会环境

社会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主要发挥着供销商、路向仪、监督者的作用。作为供销商，社会一方面提供高等教育健康发展、保障质量所必须的人、财、物等资源的投入;另一方面也对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及其社会服务进行选择性的接收，引导高等教育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使教育服务能为社会所用。作为路向仪，社会主要是对高等教育提出基本质量要求，并适时地反馈教育的运行与这种质量要求的符合程度。作为监督者，社会主要通过新闻传媒、社会舆论、民众心理，以及评估评价对高等教育运行情况进行监督，对偏离正确轨迹的行为进行预警，引导高等教育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具体来说，主要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优化社会环境，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www.xing528.com)

1.全社会应建立合理的用人机制

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关键在人。“十一五”规划期间，我国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没有一支浩浩荡荡的拥有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建设大军的参与，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有建立起各类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社会用人机制，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蓬勃发展、兴旺发达，从而富有生机和活力。社会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求既有层次之分，也有类型之别。教育对人才的培养也应该分层次、分类型。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教育发展，就是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使之全面协调发展。为此，要努力扫除社会用人上的体制性障碍，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用人机制，即大力破除“唯学历”、“唯学校历”等陈腐用人机制，大力倡导“学术并重”、“能力本位，唯才是用，唯才是举”的用人机制。即社会各类用人单位衡量人才的标准应该是对社会贡献的大小。那种唯学历、唯文凭，轻视能力和贡献的人才评价标准，是对大多数人才的压制、轻视和冷漠。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陈腐的人才观会使广大在读的高校学生产生错觉，误以为社会就是需要有文凭、有学历的人，至于学习成绩、实际能力则是无所谓的。毫无疑问，这必然会影响到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中指出:要努力形成科学的人才评价和使用机制，建立由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四要素构成的素质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四个“不唯”标准，即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建立科学的人才机制、树立科学的人才观，为我国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指明了方向。社会要建立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能的选人用人机制，做到知人善任、唯才是举、广纳群贤。要遵循人才资源开发规律，坚持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改革方向，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才工作机制;着力形成激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社会环境。在人才评价和使用上，要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通过实践检验人才，克服人才评价重学历、资历，轻能力、业绩的倾向，从职位分类与职业标准入手，建立以业绩为依据，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各类人才评价指标体系。特别是对专业技术人才的评价，要“以打破专业技术职务终身制为重点，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推行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制度，加快执业资格制度建设”，促进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最终实现按需设岗、竞聘上岗、以岗定酬、合同管理，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使整个社会形成凭能力、凭实绩用人的良好局面。

当前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用人机制的根源，在于我国人才市场的发育不充分、不健全，社会对人才的真正需求难以从人才市场上得到充分的反映。而成熟的市场经济，是注重公平、讲究效益与务实的。作为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才市场，必将随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而成熟，在用人机制上包括某些错误观念在内的各种非市场因素的干扰必将逐渐减弱，因而，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用人机制最终是能够实现的。

2.规范社会竞争行为，推行高等教育质量的社会认证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等教育质量就是大学在相互竞争中凭借它所拥有的自主权所做出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调控的行为过程和结果。如果没有大学之间的公平竞争机制，就会失去其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大凡鼓励大学办出个性、办出质量的国家，都力图为大学创造一个较为完善的大学竞争环境，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评价制度。在我们看来，以社会系统参与为主的评价模式对推进高等教育质量建设而言，至少有两大优点:一是大学能够真正注重办学的个性与质量，而不是简单地追求政府部门评价指标的达成;二是在学校的“身份”由社会根据其办学水平与特色来排定而非政府“钦定”的情况下，大学才会真正由服务政府转向服务社会，“能力本位”的观念才能树立起来。

以美国为例，尽管它的高等教育不过300多年历史，然而，由于其市场经济发育极为成熟，加上各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与机遇，美国成为世界上拥有高等学校数量最多，而且其办学质量与特色都令人称羡的国家。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美国大学的个性化和高质量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美国高等学校一开始就采用市场机制。在高教系统中没有一所名牌大学能左右其他高等院校，也没有特设的中央机构控制高等教育。3000多所高等院校为争取学生、经费和教师相互竞争，优胜劣汰”。^[17]在美国，即使像哈佛大学这样的世界顶尖大学，也同样害怕自己学术声誉下降，担心自己被竞争者超过。^[18]正是社会这种有效的调整，使得学校自动地形成合理的结构和布局，注意在自己所属的层次办出水平和特色，形成丰富多彩的高等教育体系。正如格拉夫论及美国高等教育时所讲:“各学院和各大学的生存或者依赖于满足用户的需要，或者依赖于自己大学的优秀质量来吸引用户。只有形成自己学校的特色才能吸引用户，雷同则不能。既然如此，许多院校都努力建立自己的特色，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统一的模式。”^[19]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任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曾指出:“没有竞争的紧迫感和竞争的机会，这可能正是英国的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对衰落的诸多原因中的一个。”^[20]我们以为，罗索夫斯基归结出的原因其实对中国也是适用的，回顾我国大学发展的历史，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给大学发展造成的最大危害，莫过于对其办学自主权的钳制和公平竞争机制的破坏，其最终的局面是“千校一面”，高等学校办学质量的不尽如人意。

毫无疑问，要形成有助于特色发展的社会竞争机制，必然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大学自身对公平竞争原则的认同和遵守。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如果国家级的控制没有形成制度，那么市场对大学的影响只能是零碎的、局部的^[21]。就社会而言，建立起有利于特色形成的社会评价制度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就是要建立大学办学质量认证制度，这属于社会对大学办学质量的外部监督机制，能与学校内部的办学质量保障体系一起，有力地保证和不断提高大学的办学质量。这既是促进大学办学良性发展的保证，同时也是大学办出质量的有力支撑。“从国际上看，专业评估制度和职业准入制度是完全挂钩的。未经专业评估的毕业生在职业准入以及注册工程师资格的获得将遇到许多限制，有的国家甚至予以完全禁止。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如哈佛大学的专业也要评估。”^[22]

3.健全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机制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最先对人实施教育和影响的地方。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家庭环境不仅影响子女的个性发展，而且对子女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一生的健康成长，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每一位家长都是高度关注自己子女的教育与发展的，也是非常希望能及时了解高校的办学动向，希望知晓高校的办学方式与管理特点的。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家长送学生接受大学教育也是对高等教育的一种投资(通过学费等)。因此，家长作为投资人就应该享有对大学的知情权。他们要知道自己的投入是否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与学校的构成要素诸如教师队伍、试验设备等相比，他们更关心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教师们研制出来的科研成果是否为社会所需。这是大学的社会成果，也是社会及民众对大学的期待。

另外，高校要积极主动地建立起与家长的沟通机制，经常保持与家长的联系，便于及时发现教育与管理中的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在信息化社会，我们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使高校的管理透明化、民主化。譬如，定期给家长发邮件公开校务信息，建立家长留言板等。也可以通过“家长委员会”或“家长座谈会”等形式，让学生家长能有机会参与学校管理，既能更好地协助学校共同做好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又能集思广益，为学校的建设、发展献计献策。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校也必须重视家长的意见与评价，并由此来制定相应的政策与措施，以促进大学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生产出更多的优秀成果，满足社会与个体发展的需求。

【注释】

[1]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59．

[2]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6．

[3]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24．

[4]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63．

[5]卡尔·J.达尔曼，等.中国知识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6-77．

[6]罗伯特·欧文斯.教育组织行为学(第7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32．

[7]李文涛，苏琳.制度创新理论研究述评［J］．经济纵横，2001(11): 61-63．

[8]庄江山.制度的哲学思考［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56-58．

[9]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5．

[10]刘恩允.高等教育外部质量评价机制探讨.辽宁教育研究［J］．2003(12):29-31．

[11]马廷奇.大学组织的变革与制度创新［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143-144．

[12]舸昕.从哈佛到斯坦福——美国著名大学今昔纵横谈［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441-447．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14]卢小兵，李敏谊.世界著名大学校长纵论大学之道［N］．科学时报，2002-08-01．

[15]王英杰.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70．

[16]陈厚丰.中国高等学校分类与定位问题研究.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257-258．

[17]徐小洲，等.高等教育论:跨学科的观点［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299．

[18]朴雪涛.知识制度视野中的大学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92．

[19]［美］伯顿·R.克拉克.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77．

[20]［美］亨利·罗索夫斯基.谢宗仙，等译.美国校园文化［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201．

[21]陈学飞.论美国高等教育的调控机制［J］．高等教育研究，1993(3)．

[22]刘智运.对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的理性思考［J］．高教发展与评估，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