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马氏家族统治时期的繁盛经济

10　马氏家族主政宁夏时期的经济状况

宁马集团重视宁夏的经济建设

宁马集团统治宁夏长达30余年，在此期间，全省的经济社会总体上是在发展的，但是步履艰难，进度较为缓慢。

从主观上来说，军阀集团以土地加枪杆子为生存的基础，控制不了地盘的军阀早晚是要被消灭的。宁马集团早已把宁夏视为“桑梓”和“第二故乡”，因此他们必须积极建设好这块势力范围、根据地。这就是马家集团誓死保卫这块土地和努力办好宁夏经济建设的内在原因。再从客观上说，宁夏地理条件好，得天独厚、鱼米之乡，号称“塞上江南”，具有发展经济的许多有利条件。

20世纪30年代的银川西大街（今解放西街）

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机遇。当全民抗战开始以后，全国半壁江山沦为失地，“大西北”和“大西南”成为民族复兴的大后方，国民党政府调整了政策，提出了“抗战建国”的号召。一时间“建设大后方”“开发大西北”的高潮形成。内地的许多大工业项目、雄厚资本、先进设备技术和高级人才纷纷涌入大后方，这为包括宁夏在内的后方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人们称这种经济为“战时经济”。在战时经济的刺激下，宁夏的“战时工业”得到一次较快的发展。

20世纪40年代的银川羊肉街口（解放东街与中山南街交会处）

宁夏的“战时经济”

抗战以后，由于大片国土沦为敌占区，宁夏与内地的交通中断，原先基本没有工业基础的宁夏，一切工业产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统统依赖输入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同时，省财政唯一经济收入的土特产品输出也失去了传统市场，宁夏官民商各界人士都认识到，不发展地方经济，不开办地方工业，只有被困死的一条路。于是在宁夏出现了一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官方与民间共同融资，大兴经济，大办工业的小高潮，与过去比较，成绩是显著的，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修路。民国初期，宁夏境内没有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公路。1926年，当时冯玉祥部队向西北大转移时，为了军队和辎重的通行，将包头至银川（时称宁夏城）的大车道进行临时抢修，勉强通车，算是宁夏第一条简易公路的诞生，全程约650公里。同样的原因，又修通银川至兰州和银川经平凉至西安的两条更为简易的“公路”。这三条道路，实际上只是对农村大车道的整修和贯通，仍然全都是原来的土路面，都不能称做现代意义的公路。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29年宁夏建省前后，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20世纪40年代银川的商业街

牛拉卡车

1933年马鸿逵赴任宁夏省主席以后，立即成立了省道管理处，出台了《宁夏省道修筑计划》，并按计划，对全省公路干线、支线的布局、修建标准、建设时序乃至施工方案等，均作出通盘规划。由于经费不足，在公路建设中，采用以工代赈和军队投入的办法，立即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筑路活动。在数年时间内，修成了“三大干线”和“四大支线”的汽车路交通网。三大干线指宁夏省城银川至绥远省包头（宁包路）、至甘肃省兰州（宁兰路）和平凉（宁平路）的三条省级公路。四大支线指省城银川至盐池、灵武、豫旺、巴彦浩特的省内公路，总长1633公里。但是，这时公路除个别路段铺有沙砾外，大多仍为土路面。全路的桥涵也大多是临时性非永久性的便桥。为了对公路进行养护，又在公路一侧另辟有大车道，专供人、畜力车分路行驶，还坚持动用民工每天对路面进行洒水，较好地保护了公路路面，弥补了土面路的不足。宁夏省这样的公路现状基本上保持到宁夏解放，不仅没有改观，而且随着内战的爆发，致使毁坏路段不能及时维修，养护制度也遭到破坏，路况日益变坏，里程不断减少。

人拉车

第二，重视农业。宁夏省下辖各县大多地处引黄灌区之内，土质肥沃，水利方便，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发达地区。但是由于军阀混战，军事摊派负担过重，加之社会动乱，土匪祸患和田赋负担极不合理，造成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经济受到极大破坏。

马鸿逵主政宁夏以后，为了养活他的部队，不得不大力振兴本省的农业。他首先在省政府内设立专门主管农业的农林处（后改为农林局），自己兼任处长，采取了一些发展农业的措施，如清丈土地、鼓励垦荒、整顿水利、植树造林等四管齐下，也收到了一些效果。

清丈土地。马鸿逵于1933年3月接任省主席，4月便召开第一次省政会议，会上把清丈土地定为全省今后各项工作的中心任务。最后查清全省农地为199.9万亩、荒田239.79万亩、宜农土地面积439.7万亩，比原来在册农田面积差不多翻了一番。清丈土地查出大户漏报田亩很多，按章征赋，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免除了原无地有赋农户的不合理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农村主要运输工具木轮车

鼓励垦荒。清丈土地查清了宜农的荒地资源，给提倡开荒成为了可能。省政府为了加强对垦荒工作的领导，又设立了垦殖总局（后改地政局）并任命马鸿逵的堂兄马继德当局长以表示此事的重要性。同时，又制定了《垦荒规程》，计划垦荒50万亩，并公布了优惠办法，凡承领荒地户，免收承领荒地手续费；所开荒地免税五年，五年之后按收获5%征税等等。由于所垦荒地，多分布在黄河两岸，自然条件比较好，一般当年就有收获，这对于农村人口回流和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是有好处的，当然对社会安定和改善财政收入都是有益的。(www.xing528.com)

整顿水利。宁夏地处全国内陆，属于干旱少雨的大陆性气候，沿黄地区的年降水量平均只有200多毫米，而年平均蒸发量却高达2000多毫米，是降水量的十倍，非常不适合农作物种植。但是，由于有黄河水利之便，才有“天下黄河富宁夏”的农业优势。宁夏的主政者认识到，发展农业靠治理水利，治水重在修建、疏浚引黄灌渠，最后要落实到渠政管理这一关节点上。为了加强渠政管理，省政府在建设厅特设“水利督导专员”一席，位居厅长之下，独立行使职权。水利专员并不是一个虚职，他的手下又成立了一个水利专家组织，配有技正（工程师）、技士（技术员）和水利视察员若干名，对全省水务工程进行技术指导，对保证各渠系水利畅通，不误农时，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与此同时，对基层的渠务管理机构进行改组，废除原各渠局长制，改设委员制，实行“官督民治”，用水大户参加管理，克服了许多流弊，水政面貌大为改善。

马鸿逵任省主席的第二年，就动用军工增修了一条新的引黄灌渠，全长60公里，新增农田20万亩。该渠以马鸿逵父亲马福祥的号命名为“云亭渠”。

截至宁夏解放时，全省有大小引黄渠计29条、灌溉面积192万亩。宁夏农业生产基本上保持了旱涝保收，在西北居于领先水平。

植树造林。宁夏自然条件严酷，内多盐碱，外环沙漠，生态环境脆弱，受到土地盐渍化、沙化和荒漠化的严重威胁，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水利富宁的优势，因此植树造林，改善环境，成为当务之急。

宁夏省当局，对植树造林是重视的，曾成立过林务局（后并入省农林局），召开过全省农林工作会议，制定过《全省造林大纲》（草案）《宁夏林业单行法规》《公私树木保护办法》和《兵工造林计划》等。城乡印发过《造林宣传纲目》《劝民植树浅说和告民众书》，规定每年清明节前十日内，年龄在18至45岁者，每人植树三至五株。每年春季都要开展一次军民一体参加的植树造林活动，凡公路旁、渠道畔、农舍边，都是绿树成荫。

省政府为作示范和进行技术指导，设立了省农林总场（在八里桥）、省城苗圃场（银川城西门外）和宁夏、宁朔、金积、灵武、平罗、中卫、中宁等七县农林试验场和灵武园艺场，并决定将中山公园建设成为省城森林公园。1941年10月，国民党南京政府甘宁青造林视察团团长陆锡光评价说：“宁夏造林工作极其伟大，殊堪供他省之借镜。”宁夏的造林在西北领先，全国闻名，先后受到南京国民政府和林业部以及省政府的多次嘉奖，对宁夏经济社会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三，工业发展。宁夏建省之际，除了有一些传统的手工业作坊之外，基本上没有近现代工业生产。马鸿逵接任省主席时，他带来的十五路军中有一个修械所，就算是工业了。

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形势的逼迫下，反而给宁夏工业的发展造成了难得的机会，一时间以轻手工业为主的各种门类工业雨后春笋般的破土而出，得到较快发展，被称为“战时工业”。当时“战时工业”中比较有名气的有以下几家。

宁夏电灯公司。1935年创建，为官商合办企业，全厂有职工五十余人，技术设备落后，据说主机发电机和动力蒸汽机均为清末时颐和园专为慈禧太后照明用之旧机器。1936年新装25千瓦日产电机和35马力单缸卧式煤气机，日发电1200度，基本上只供省城官商照明。

煤矿工人井下运煤

利宁造纸厂。1945年创办，以当地产白麻、芦苇、马莲草等为原料，生产官商用纸，即粗白纸、包装纸和少量新闻纸。生产设备有1.4千瓦小直流发电机和8.82千瓦旧蒸汽机各一台，全厂工人62人。加上其他各土造纸厂在内，年产量约47吨，总产值9万元。

光华瓷厂。1943年创办，以当地黏土、瓷土和石英石为原料，产品以缸、碗、盆、罐等黑粗瓷为主。后烧制成功二细瓷器（粗白瓷）。全厂工人最多时有200多人，年生产各种瓷器约20多万件，总产值约3万元。产品供不应求，远销宁夏城乡和内蒙古等地。

宁夏毛织厂。1935年创办，以当地优质滩羊毛为原料，编织色泽鲜艳、质地柔软和富有弹性的地毯。全厂工人最多时300多人，产品受到欢迎。

光宁火柴股份有限公司。1942年创办，生产“骆驼”牌火柴，日产15～20箱，每箱240包，每包10盒，每盒100根。产品供不应求，远销宁夏城乡和陕西、甘肃、内蒙古、河北等地区。

利民机器面粉公司。1943年改制创办。生产设备有25马力、18马力蒸汽机各1台，三缸瓦斯机两台，带动12盘石磨和4台24英寸钢磨，日产面粉6500公斤。

兰鑫炼铁厂。1942年创办，次年改制为兰鑫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当地产优质无烟煤、矿石，采用晋式小圆炉、小方炉土法炼铁。三个炼铁分厂至1945年停产时，共炼生铁57.2吨、条铁29.6吨，结束了宁夏“手无寸铁”和没有重工业的历史。

其他工厂还有宁夏玻璃厂、宁达棉铁工厂、制糖厂、酒精厂、机器厂、被服厂和一些官办、民办的小型煤窑等，它们都对满足战时人民生活需要，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