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历史文化名人穆木天及其丰富多彩的经历

穆木天

穆木天，原名穆敬熙，吉林伊通县人。生于1900年，逝世于1971年，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象征派诗人的代表人物。毕业于南开中学，后留学日本，参加过创造社，左联成员，历任桂林师范学院、同济大学教授，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吉林省长春市南部的伊通满族自治县，风景秀美，人杰地灵，民风淳朴，物产丰饶，伊通河逶迤流过这座古老的城镇，伊通县因此而得名。伊通为重要的交通枢纽，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东北地区重要的粮食生产地和转运站。因境内七座死火山呈北斗七星状排列，又称作七星福地。距县城的西北部靠近公主岭市附近有一个靠山镇，穆木天就出生在这里。

穆木天出生的年代，是清朝统治日益没落，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时期。1900年3月26日（光绪二十六年），正当义和团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慈禧太后提出扶助义和团，准备与西方列强抗衡时，穆木天出生。

穆木天祖籍河北乐亭县穆家庄，和大多数东北居民一样，先辈们也是由于灾荒饥馑不断，被迫举家迁移到东北地区的。由于经营有方，到穆木天曾祖穆广德这一辈时，家业不断扩大，置地千余垧，房产数十间。到了其祖父时期，家道衰落，分家析产，穆木天这支迁至靠山镇。光绪十年（1884年）祖父病逝，幕府生活日益困顿。其父穆锡九长大成人后，开始主持家务。开始以贩卖粮食、鱼虾为业，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成为靠山镇首富之家。

穆木天的小学就读于伊通县第一小学，1914年6月毕业，秋季来到省城读中学。一年后的10月，转入天津南开中学，来到了他所称的“新天地”，思想和行动上的巨大转变，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南开中学虽然是一所私立中学，但办学思想比较新颖，各种社团活动较多，也给穆木天以参与、打开视野的机会。在南开中学，过硬的国文使他写作能力凸显，据统计，仅在南开中学读书的两年多时间，就发表文章7篇，不仅文字流畅，而且思想新锐，受到校友和老师的好评。同时，喜欢数理化知识，在历次考试中，他的理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同时，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在活动中历练自己。穆木天在南开，十分活跃，1916年上半年，加入“敬业乐群会”。“敬业乐群会”是南开著名学生团体，周恩来是该会会长，很快就成为该会刊物《敬业学报》编辑部职员。1918年3月，始任《校风》编辑部职员，负责译丛部，这段经历无疑培养了他对翻译工作的兴趣，为他后来走上翻译之路奠下了最初一块基石。1918年，他担任《南开思潮》编辑部论说部主任。南开求学期间的丰富多彩的经历为日后穆木天取得的成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8年夏天。穆木天毕业。毕业后，穆木天与其他南开学友一样，选择去国外学习技艺，报效祖国，于是东渡留学日本。1918年7月1日，穆木天南开中学毕业后，回吉林考取了吉林省公署旗蒙科官费留学资格，去往日本留学。1920年，21岁的穆木天在东京预高学完日语，转入到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习。正是这一时期穆木天开始转变志向，从事文学创作。他的处女作《蔷薇花》在《新潮》第3卷第1期上发表。

1921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穆木天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是7个发起人之一。同年10月，他在《新潮》（3卷1号）上发表了第一部译作——王尔德的《自私的巨人》。接着，他又在1922年初出版了《王尔德童话集》，年底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散文诗《复活日》。1923年4月，穆木天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攻读法国文学，在创造社刊物上发表不少诗作。受法国象征派诗歌影响，注重声、色律动与内容、情调的统一，情调忧郁、感伤。在诗歌理论方面，他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了《写实诗歌论》、《法国文学的特质》、《维尼及其诗歌》一系列论文。特别是1926年3月刊登在《创造月刊》上的《谭诗——给郭沫若的一封信》更是穆木天诗论中的一篇力作，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诗论史上的重要文献”，是为“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理论奠基”之作。

1926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国，先后在广东中山大学，此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旅心》。

1927年，穆木天任教于北京孔德学校，1928年，任教于天津中国学院。1929年，适逢政治学兴办吉林大学，穆木天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吉林，开始了在吉林大学的任教生涯，同时，应毓文中学的邀请，还在毓文中学兼课。任教期间走遍了吉林大地，看到了民众的疾苦，看到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剥夺，也促进了他的思想的转变，开始针砭时弊，对南京政府以及奉系政治统治进行批评，遭到地方当局的不满，一年后，穆木天因宣传革命思想而被吉林大学解聘。

1931年1月来到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成为左联创作委员会诗歌组的负责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此外，他还一度担任过宣传部长，并陆续写出了《扫射》、《在哈拉巴岭上》、《守堤者》、《江村之夜》、《歌唱呀，我们那里有血淋淋的现实》等诗篇，反映了东北人民深重的苦难和在血泪中的奋起和抗争。

1931年，穆木天因进行抗日救亡工作而被捕入狱，丁玲、刘芝明请了史良等作为穆木天的辩护律师，经过激烈辩论，穆木天最后被宣判无罪出狱。正是这段狱中生活，使得穆木天对自己的人生和信仰进行审视，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穆木天开始积极参加到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战活动中去，并在抗战中的得到了锻炼。1932年9月，在“左联”领导下，穆木天与杨骚、任钧、蒲风等参与成立中国诗歌会。他们在《缘起》和《发刊诗》中阐明了自己的创作主张，以《新诗歌》作为机关刊物，提出中国诗歌会的任务是：“研究诗歌理论，制作诗歌作品，介绍和努力于诗歌的大众化”。即“要求诗人站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新世纪的意识’）的立场上去把握与反映现实”，也即实现“诗的意识形态化”“要求‘诗与诗人的大众化’”。随后广州、北京及日本的东京都成立了分会培养出王亚平、温流等一批青年诗人，中国诗歌会的成立，将诗歌界组织起来，使诗歌成为宣传进步思想，进行对敌斗争的利器。穆木天带领创办《新诗歌》旬刊，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诗歌大众化。1932年是穆木天在思想上、政治上日益成熟的一年，也是穆木天个人生活中的重要一年，在这一年，由于共同的工作经历，结识了他的妻子彭慧，并相爱，1933年春结婚。

1933年，穆木天还与刘芝明一起从事援助东北义勇军的救亡工作。他们联络宋庆龄、沈钧儒、史良、何香凝、柳亚子等，组织了国民御辱自救会，穆木天任秘书长。但是不久之后，由于左联工作需要，又回到左联，继续领导诗歌组和中国诗歌会的工作。(www.xing528.com)

1934年，穆木天再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但穆木天在被捕后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周旋，并没有暴露自己的左联成员以及共产党员身份。后在好友良友图书公司任编辑郑伯奇以及青年画家黄祖耀的帮助下获释。但出狱后仍然受到特务监视。为避免给组织造成损失，一度断绝与外界的联系，在家著书立说，不仅完成了《法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整理出版了《平凡集》，翻译了《欧贞妮·葛朗代》，这是巴尔扎克长篇小说在我国出版的第一个译本，就忠实于原著的程度而言，后来的译本难以与之相比。

这一时期，左联解散，中国诗歌会虽未解体，但影响越来越小，为重新把诗歌界人士组织起来，1937年4月25日在上海重庆酒楼召开了中国诗人协会成立大会。穆木天参与了“协会”筹备工作，并起草了成立大会宣言。会上选出七位理事，依次为：王统照、穆木天、许幸之、柳倩、任钧、艾青、关露，该协会成立不久，就因全面抗战爆发而停止活动。穆木天的诗集《流亡者之歌》也于7月出版，作品体现了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和不舍，也对生活在日伪统治下的东北民众表以深深的同情，对东北民众的抗日之举报以深深的敬佩。

1937年7月，正当《流亡者之歌》出版之际，日本又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战火燃起之后，上海成为日本的主要进攻目标，国民政府随组织淞沪会战，但终究不敌，上海失守。10月，穆木天携10岁儿子路易（与麦道广所生）、女儿穆立立举家迁往武汉。这一时期穆木天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活动中去，拿起手中的笔，号召进行《全民族总动员》，提出“真正的诗人，是必须背起十字架来的。必须是具有主观的真实和客观的真实的伟大的心灵，才真能负起民族解放的喇叭手的任务的”，号召诗歌界在民族危亡关头肩负起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八·一三”战争中，穆木天和诗歌会的同志们积极创作民谣、小调、大鼓词等不同形式作品或以传单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芦沟桥》、《伪国兵王顺反正》、《八百壮士》、《江北铜匠王阿毛》、《游击队雪地退兵》等鼓舞人心的优秀作品均出自穆木天之手，得到了茅盾等诸多同行的高度评价。

1937年秋国民政府撤退到武汉后，阳翰笙受周恩来委托在武汉组织筹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穆木天积极参与筹备，与茅盾、老舍、胡风等共同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委员会成员。1938年3月27日，“文协”在汉口正式成立，穆木天在会上被选为理事，在第一届理事会上，又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并被确定为会刊《抗战文艺》的编委，创办了诗歌刊物《时调》和《五月》。由于国民党地方党部在期刊登记上规定办刊资金需要自筹，因此《时调》和《五月》刊物在印刷、纸张、发行、经费周转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困难，穆木天经常自己出资付印刊物，而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为中法文化基金会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而得到的稿费，他在武昌城东海月庵的家更成为刊物的编辑部、中国诗歌会的办公地点以及诗友们聚会活动的场所。穆木天为诗歌刊物的发行付出良多。在穆木天等人的积极努力下，《时调》《五月》等在抗战初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穆木天更以其为载体努力倡导诗歌的大众化，运用民间通俗文艺形式创作大众化诗歌，并有力地推动了朗诵诗运动的发展。穆木天在武汉写出《民族叙事诗时代》、《武汉礼赞》、《今天我真是欢喜得若狂》、《我们要作真实的诗歌记录者》等脍炙人口的朗诵诗，极大地唤起了人们的抗战热情。

1938年夏武汉濒临失守，穆木天一家取道广州、香港等地来到昆明。来到昆明后，穆木天担任“文协”云南分会的常务理事，开始领导云南抗战文艺工作。虽然云南抗战文艺组织和领导工作繁忙异常，穆木天还是坚持抗战诗歌的文艺创作，出版诗集《新的旅途》以及《初踏进了牧歌的天地》、《七年的流亡》、《昆明！美丽的山城！》、《秋天里的悲愤》等多篇诗歌，在《云南日报》、《文化岗位》、《新云南》以及《战时知识》等报刊还发表二十几篇文章，其中满怀对战争的悲愤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同时也表现出他对抗战胜利的坚强信心，是抗战诗歌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之作。

1939年，穆木天应聘于迁至云南昆明附近澄江的中山大学任教，后随中山大学迁至粤北砰石，承担了《名著选讲》、《习作》等课程的教学工作。由于穆木天认真负责，思想先进，受到学生们的广泛欢迎。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穆木天重新开始了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工作，主要译作为长篇小说《从妹贝德》。与此同时，穆木天还写出《寄慧》、《月夜渡湘江》、《北江岸上的歌声》等诗作，并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积极支持西南地区的抗战文艺发展。

1942年，中山大学学潮爆发后，穆木天坚决支持进步学生的斗争，和被学校开除的进步学生一起离开中山大学，举家重返桂林，受聘于桂林师范学院任教。在桂林的两年是穆木天译作十分高产的时光，巴尔扎克的《从兄蓬斯》、《二诗人》、《巴黎烟云》、《夏贝尔上校》、《长生不老药》，《勾卜塞克》以用雨果、普希金、涅克拉索夫、莱蒙托夫等著名作家的优秀诗篇。

抗战胜利后，穆木天一家随桂林师院回到桂林。然而抗战胜利的喜悦迅速被国民党挑起的内战所湮灭，穆木天写出《谢谢你，美国人》和《为死难文化战士静默》等诗篇表达他对蒋介石、国民党制造内战的愤怒，为争取和平和民主进行斗争，在国民党的迫害下，穆木天于1947年初回到阔别了十年的上海在同济大学任教，直到上海解放。

上海的解放使穆木天感到无比的自由和欢欣，强烈的思乡之情使他欣然应聘东北区行政署所属教育部，到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承担《文章讲读和习作》、《外国文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期间，穆木天完成了巴尔扎克的《勾利尤老头子》、《凯撒·比罗图盛衰史》等著作的翻译工作。

1952年夏，穆木天调至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担任北师大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儿童文学教研室主任等职，他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亦开始关注于儿童文学，翻译了外国儿童文学作品30多部，创作了一部儿童剧，还编写了两套《儿童文学参考资料》，为儿童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后，穆木天直言批评党内的不良倾向，被划为右派后失去了正常的工作，但他仍坚持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到“文革”前和夫人彭慧翻译的外文资料达到一百万字以上。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穆木天、彭慧受到无情的打击和迫害，彭慧病逝后，失去自由的穆木天在无尽的孤独和寂寞中，于1971年10月的某一天悄然离开了“人世”。他蒙受的不白之冤直到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才得以昭雪。

穆木天“一生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为新文学运动，为革命的文化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人民不会忘记这位忠贞爱国的诗人、翻译家和文学理论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