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约运动先驱王希天：抗议中日密约，废除军事协定

王希天

王希天，原名王熙敬，吉林省长春人金钱堡屯（今天的长春市八里堡）。1896年9月11日生，卒于1923年。为中国现代史上较早为中国进步事业牺牲的革命烈士，“五四”时期有很大影响的革命活动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华工领袖，吉林省积极投身革命和解放事业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长春王希天研究会会长王维礼教授在评价王希天时指出，在“五四”时期，吉林人“能够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具有相当影响的，王希天是第一人。”

王希天祖上为山东蓬莱人，为避荒年，移居东北，成为最早“闯关东”的关内移民，1847年祖父王文宝迁居长春，经营皮铺生意，家境逐步好转。父亲王相，曾做过吉林省议会议员，母亲张氏，育有5个子女，希天为长子。

王希天自幼天资聪颖，家境富裕殷实，因此在王希天9岁时，家里就聘请老师教授学业。1908年，停止在家学习，升入正式的小学读书，1909年，进入长春市第一高等小学。1911年又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今天的吉林市第一中学），开始在省城吉林市读书、生活。

王希天是王家长子，家里对他的婚姻大事也是十分重视，希望王希天早早结婚，延续香火。王希天是一个孝子，为了恪守孝道，同意了家里的安排，与王家管家孙女张万英订婚，并于1912年结婚。

王希天求学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年代，清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列强对中国不断瓜分豆剖，民族危亡空前，革命势头不断发展，最终辛亥革命爆发，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土崩瓦解，给王希天带来强烈的震撼。省城吉林又是各种新旧思想交织碰撞之地，使王希天开阔了思路，解放了思想，也坚定了他的爱国信念。

在吉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期间，王希天即积极投身各种活动之中，就开始针砭时弊，与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和制度作斗争。入学期间，因不满校长的不作为和斑斑劣迹，上书民政长，要求两日内更换校长，遭到校长的报复，校长决定开除挑起事端的两个班级的学生，王希天与孙宗尧、王朴山等好友皆在开除之列，王希天因家境较好，经南开中学毕业的老师介绍，转赴南开中学求学。也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历练中，王希天看到了富国强民的重要性，萌生了去日本求学，学习振兴邦本的技术和文化。

1914年11月，怀揣着救国救民的梦想，王希天坐上了开往日本的渡轮，开始了近10年的日本求学之路。王希天到达日本之后，首先进入日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预备科学习，l917年7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并获得北洋政府额官费资助，进入到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班学习。

到日本留学后，对王希天触动和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加入基督教，接受洗礼，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

王希天虽然在国内求学期间辗转于长春与省城吉林之间，接受到很多先进的思想，视野开阔，但没有系统地接触到西方思想。赴日本求学期间，身在异乡的飘零之感、思乡之情以及日本人的歧视等使得王希天缺乏归属感，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希天接触到了基督教思想，基督教的宽容、平和、博爱与一直接受的中国传统中儒学教育的一些思想不谋而合，尤其是教友之间的友善和互助，使身在异乡漂泊的游子感到温暖，因此，1916年春天，王希天在留日美以美会接受洗礼，正式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自从接受洗礼之后，王希天在性格方面发生很大改变，谢介眉在《王希天小史》中对王希天加入基督教后的变化进行了描述，“自此以后，性情品格与前判若两人。前之希天，循规路矩，平乎无奇；后之希天，泛爱众而亲仁，疾恶如仇，好义若渴，有胆量，有见识，其身心之清洁，留东学生中罕其匹也”。

王希天皈依基督教后，就积极宣传基督教义，在中国留学生中颇有影响，一大批留学生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徒。王希天利用这一时机，团结在日中国留学生，给需要帮助的人以关心和帮助，他的威信和声望越来越高，1918年，王希天被推举为中华留日美以美会执事，随即又被推戴为中华留日美以美会执事部长。

王希天赴日留学期间，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不断加快，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一战爆发后，日本对德国宣战，出兵中国山东，把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置于日本的实际控制之下，并试图通过与软弱的中国北京政府谈判，攫取更多中国利权。1918年，日本与继任的段祺瑞政府不断交涉，逼迫中国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从中国得到更多利益。

日本以及段祺瑞政府的这一行径，受到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作为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更是积极参与到反对的行列中去。中日签约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激起在日留学生的愤慨，王希天发表声明，组织集会，号召对中日密约加以抵制。在集会上王希天声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中国人均要有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签订的中日军事密约，“我们当速起共谋抵制之方！”并与在日留学生一道，组织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号召留日学生回国参加拒约运动，王希天作为第一批回国留学生，与阮湘、李达等在5月12日，抵达天津，开始了拒约运动。回国后，王希天等人进行了广泛活动，联系各大报纸，作为留日回国拒约运动的后援，会见政府要员，在北京、天津等地宣传讲演，宣传拒约主张。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2000多学生赴总统府请愿，王希天被推举为学生代表，会见大总统冯国璋，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这次“爱国拒约”运动持续半年之久，影响巨大，它让全国学生界、知识界看到组织起来的作用，为随后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的展开起到了示范作用，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一次预演。

1918年秋冬时节，王希天又返回日本，继续他的求学之路。经过此前学生运动的经验，看到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王希天开始重新思考报国之法，他看到民众的力量是巨大的，民众的广泛参与是促使国家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唤起民众乃是重中之重。因此，回到日本后王希天决定放弃此前的学业，开始弃工学文。(www.xing528.com)

1919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年，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认可和接受，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国际社会《巴黎和会》召开，把原来德国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全部转给日本，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北京等高校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爆发了彪炳千秋的“五四运动”。

远在东京的王希天听到国内学生爱国运动后，马上组织留日学生走上街头，抗议日本的侵略举动，声援国内的爱国活动，游行队伍冲进中国驻东京日本公使馆，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王希天作为这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被日本警察当局作为重点监控人物，之后不断被日本警察骚扰，不得不多次搬迁，最为让人气愤的是，日本政府还勒令王希天所在的学校开除了他，不得不告别生活两年的名古屋。此间，王希天患病，不得不在日本静养，直至1921年秋，他才从病痛中康复，回到了东京。

回到东京之后，开始在美以美会从事宗教活动，但时刻不忘国家和民族的兴亡，在日本代表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时，他对日本代表们说：“君等此次赴北京，于所见所闻中不仅要得我国之所长，且亦要视察我国之所短，因为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之目的，无非促进世界基督教学生之运动，为国际间最高精神的互助。”要求这些代表能发现中国存在的问题，并找寻一定的解决之法。正是在传教和养病期间，王希天接触到了大量在日华工，他们的处境深深触动了王希天，王希天开始关注日本华工日常生活和政治地位。

这一时期，在日华工的数量不断攀升，据统计已经达到六七千人。在日华工大都从事繁重、待遇低的工作，生活状况十分差，而随着中国反日运动的不断高涨，日本排华风潮也愈演愈烈，日本反动当局对华工的迫害变本加厉，华工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而且没有一个组织帮助华工面对这些歧视和困扰。这一切，王希天看在眼里，于是与好友王朴山、孙绍唐等留日学生共同商量，拟办一个“共会”，通过力所能及的帮助，给华工以关爱，“对华工加以特别注意”，“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谋其福利”。正是这一报复，激励了王希天开始积极从事帮助华工的事宜，首先就是在他能影响的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等团体内进行宣传，邀请这些团体成员考察华工生活状况，推进这些团体宣传、揭露华工的待遇，在看到中国旅日工人的真实处境后，这些成员受到了强烈震撼，纷纷表示华工有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在这一动议之下，1922年9月21日，日本华工团体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正式成立，《共济规则》规定：共济会以“增进会员利益，互相扶助为目的”。其组织是委员会制，由委员长和委员组成，下设5个科，大会选出20人为委员，办理具体事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和委员均由选举产生，王希天当选委员长。

共济会成立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筹款，王希天通过自己的活动能力，积极筹措款项，投入到华工救济中去，自己只领取最低工资，维系生计，他对此解释说，“并非我吝啬，亦非无钱可使，实因有许多同胞衣食尚且不给，我等生活独丰，于理既为不合，于心亦何忍哉！”1922年11月，共济会改为会长制，王希天出任会长。随后，辞去中华留日青年会德育干事等职务，专心从事在日华工救济活动，为华工提供教育、医疗以及救济等活动，并在日本华工聚居区设立分会。在共济会的组织宣传下，华工纷纷加入这一团体，短期内成员即发展到4000余人。

王希天的活动引起了日本反动当局的注意，尤其是所从事的华工救助事业，更是令日本当局恨之入骨，因此，王希天的活动一直处在日本警察局的监视当中，但又怕触怒旅日留学生和华工团体，因此，一直寻找时机除掉王希天。

1923年9月1日上午11时55分，日本东京、横滨一带发生百年不遇的大地震。地震爆发后，王希天正在震中，但幸免于难，刚经历生死，但没求自保，而是心系华工。他不顾随时存在的危险，马上联系到友人王朴山、孙绍唐，联络中国驻日公使馆，并同留日学生总会、教会、青年会等团体取得联系，组织“对日震灾救济会”，以帮助遭受地震危害的华工。

日本遭受灾害时，本应全力救助，但日本警方却偏信谣言，认为朝鲜人想乘乱图谋策动暴乱，一部分中国人也“图谋不轨”，因此在地震灾害发生后，采取了“戒严”措施，颁布了戒严令。戒严令发布之后，日本的警察就包围了江东地区的60多家中国客栈，一部分日本“青年团”成员以及在乡军人也参加了维持，这部分人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影响，排华意识深存内心，乘维持秩序之名，将在日本的华侨和华工残酷地杀害。一个华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希天，王希天不顾个人安危，依然去往华工聚集地区京郊大岛町前去慰问、探视华工。9月9日，王希天前往郊大岛町后就失去了联络，直至第二日才传来消息，王希天被日本宪兵逮捕，押往宪兵司令部。12日，日本警方谎称华工要暴动，请他前去劝说为由，途中，被日本人垣内杀害，年仅27岁。

日本害怕中国抗议，尘封这一消息，将王希天归为失踪人员，直到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当年在龟户地区执勤的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六中队一等兵久保野茂次的日记，王希天被杀害这一真相才昭然于天下。

虽然日本谎称王希天失踪，但旅日同胞和国内民众内心十分清楚日本的所作所为，他遇难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中国各地自发发起了抗议日本当局罪行的活动，国内主要报纸以及吉林的《大东日报》等，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王希王遇害情况。迫于舆论压力，北京政府派王正廷、沈其昌、刘彦三专程赴日本调查王希天遇害经过和事实真相。在王希天家乡吉林，召开了规模的追悼会，缅怀这位为中国华工和爱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勇士。与此同时，日本东京、名古屋以及中国国内北京、上海等城市也纷纷举行悼念活动，谴责日本当局的暴行，怀念王希天烈士。

为了继承王希天遗志，在王希天牺牲一周年之际，吉林市还于吉林市尚义街7号（1931年迁到吉林市珲春街51号）建立了“希天医院”，由著名的爱国医生、王希天的朋友孙宗尧担任院长，解放后，“希天医院”归为国有，为今天吉林市儿童医院的前身。

值得一提的是，王希天和周恩来、邓颖超还是很要好的朋友，在赴日留学期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旅日期间，王希天曾给周恩来以资助。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还委托马骏的儿子帮助找寻王希天家属的下落，在吉林省委和吉林省、长春市公安部门的帮助下，终于查到了王希天的儿子王振圻。1973年7月11日，国务院办公室致函吉林省相关部门，认定王希天确是1923年在日本为革命牺牲的。信中指出，时值日本大地震时，日本统治当局乘机大杀中国爱国反日的留学生，王被杀害，死时很英勇。王希天的家属应按烈属待遇。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根据1973年7月11日国务院办公室关于“王希天的家属应按烈属待遇”的函件，追认王希天同志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

王希天虽然英年早逝，但他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华工事业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的精神一直鼓励引领着那一时代的中国人前行。1997年9月5日，历史学家李新在王希天生平业绩展览暨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时，对王希天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他指出，王希天是“五四”时期当之无愧的爱国先驱。在为新中国而奋斗的众多牺牲者中，王希天是极少数被残杀在异国，又被埋没了半个多世纪的、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王希天27岁短暂的年华，跨越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他从事反帝爱国活动，前后不过数年，但他的业绩，在中国反帝救亡史和华工运动史上，却是不平凡的，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