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同：吉林省历史文化名人

刘大同

刘大同，又名建封、石荪，字桐阶，号芝叟道人、天池钓、叟芝里老人等，山东省安丘人。生于1865年，卒于1952年。一生经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晚清附生，做过奉天候补知县，1909年出任安图县知事，创建“大同共和国”。为同盟会员，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书法家、画家。

1865年，也就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兴办洋务运动，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的那一年，刘大同在山东省安丘临吾乡芝畔村降生，安丘远离太平天国的战火，因此，与同年出生在一直战争不断的湖南的谭嗣同相比，刘大同的出生较为平静。他的出生，给家人带来新的生机和快乐。

刘大同出生于书香门第世家，出生后就承继家学，加之聪颖惠达，过目不忘，还不及8岁就精通诗文，出诗答对，出口成章，尤其是对翰墨情有独钟，水墨丹青非常擅长。喜欢收藏钱币，祖父刘程文（字雪堂）给他二千余压岁钱，刘建封只拣三枚收藏，其他的都分给仆役。家庭寄予厚望，希望早日成就功名。可世事难料，天资聪颖的刘大同却屡试不第，饱尝名落孙山之扰。

18岁时，经人介绍，刘大同与隔壁李岗村李氏结婚，第二年，他的儿子刘次彭出生。

1893年，妻子李氏染病不治身故，刘大同迁居北京。1894年，家人通过关系，联系到了有着亲戚关系的时任兵部尚书的徐会沣，通过举荐，成为候补知事，离开北京前往东北，从此任奉天候补知县12年，开始了在东北的生活。

1905年，同盟会成立，刘大同开始接受和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此后，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廖仲恺、陈其美等革命派联系颇多，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

1908年，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是刘大同一生的重要转折的一年。当时中国东北边疆危机日重，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为了更加了解东北边疆现状，尤其是办理对日交涉过程中看到踏察边疆，考察东北地理现状的重要性，于是派刘大同为勘界委员，勘察长白山及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三江之源。

接受委任之后，刘大同即带领同仁开始了踏查工作。长白山对于世人而言，一直披着神秘面纱，不为人所知，历史上各阶层人等也一直想探个究竟，如自唐以来，就有刘仁轨曾至此，试图踏查长白山，考察山川形势以及河流走向，但并未有具体记载，踏查情况不详。清初，山东五莲山僧人登白山，亦未留下具体记载。及至康熙年间穆克登等人几次考察，但“均未敢亲临天池，是以终未测量大山之高低耳。”因此，刘大同决定率领同仁悉心勘察，画出长白上的各峰详图，以为国家外交之用，刘大同对属下说，“长白山，原系我朝发祥之地，图们江、鸭绿江又系中韩国界，朝廷所注意，督帅所留心，国民所关切……如不调查详确，恐负此行。”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是年6月26日，率测绘生5人，队兵16名自临江束装就道，在西起头道花园，东止红旗河，南起团头山，北至松花江口，东西长约六百余里，南北阔约三百六十里的范围内详察长白山江岗全貌。历史4个多月，经过详细查勘，为长白上天池周围的大小16座山峰分别命名白云峰、冠冕峰、白头峰、紫霞峰、观日峰、锦屏峰等，根据踏查结果，刘大同写出了《长白山江岗志略》、《长白山设治兼勘分奉吉界线书》、《白山纪咏》三本书。《长白山江岗志略》共5万字，分序言、缘起、长白山记和长白山江岗志图等4个部分。全书详细地介绍长白山地带240多个地名和长白山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此外，还绘出了《长白山灵迹全影》，绘制了长白山江岗全图，目的是“择要撮影，贡诸大府，以备改定协约之用……今长白大胆显于世，而又划归奉省，倘再厘定祀典，昭告天下，使外人知吾根本重地，断非偶然，亿万年有道之长，或即以此次摄影，为庙谟睿算所据，以定议者夫。”为后人了解长白山，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因为刘大同的历史功绩，后人把他称为“全面科学考察长白山区第一人”。

正是由于刘大同的出色表现，1909年年末，清廷为保证边疆安全，做好移民实边的准备，在安图设治，任命刘大同为设治委员。设治期间，刘大同为了让百姓看到他扎根长白的决心，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号召家乡父老到安图安家落户，垦荒种田，稳固边防。同时，上书东三省总督，要求给予移民照顾政策，要求从辽宁等地移民，并准予在安图放荒。同时多方面筹集资金，修建道路，开发实业，利用本地丰厚资源，实现地利人富之目的。创办学堂，兴学校教育。正因刘大同办事得力，东三省总督锡良上奏朝廷，要求续用刘大同，在奏折中锡良指出：“试办安图县设治委员，留奏补用知县刘建封……在各该设治处所。凡应行筹备事项，经营缔造，成绩昭彰，委办均满一年，自应改为署理。据民政使张元奇呈请具奏前来。臣查……该员刘建封，边务留心，作事勤苦……堪以改为署理，仍由臣随时考察，如果称职，再请补授。”

为记述安图先人的功绩，把安图的人文精神和发展历史传承后人，刘大同又积极聘请吴元瑞纂《安图县志》，为今天研究这一区域历史留下弥足珍贵的史料。

在安图期间，刘大同继续在东北边陲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刘大同在东北积极响应，改刘建封名为大同，为三个孙子分别取名为“平民”、“平权”、“平等”，表达了宣布安图独立，创建大同共和国。建国时，刘大同诗兴大发，赋诗一首：“桐叶一落天下秋，梅花一放天下春。试问秋兴共多少，毕竟不如看花人。”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以资产阶级共和思想为指导而建立的共和国，比中华民国的建立还要早两个月。大同共和国的建立，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对传播资产阶级共和思想，支援武昌起义，唤起民众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大同共和国的建立也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恐慌，害怕引起连锁反应，其他各地纷纷效仿，于是马上督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前往剿杀。

刘大同率兵以逸待劳，在牡丹岭截击赵尔巽部队，因天时地利人和，赵尔巽劳师远征加上不得人心，大败而归。刘大同赋诗一首再现当时作战场景，诗中云：“逐寇白山陲，我军酣战时。半天大风起，犹闻征马嘶。鼓鼙声未歇，血带雪花飞。”刘大同为了声援关内革命斗争，来不及整顿军队人马，直接挥师西南，向奉天进发。赵尔巽兵败后，看到大同军的兵威之后，于是急忙命张作霖部从郑家屯出发，进剿安图。刘大同虽统带松图两江林政局军队，与张作霖所率兵丁数量相比势单力孤，尤其是安图远在东北边陲，远离革命中心两湖地区，不能与其他地方的革命势力连成一片，互为犄角，相互支援，因此，很快就战败。为了避免迫害，刘大同逃往大连。

此时，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不久，就开始了南北议和，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上台之后的袁世凯并未能践行承诺，彻底赋予民众民主权力，改善民众生活。相反却与民主背道而驰，派人刺杀一直宣扬直选的宋教仁，扼杀国民党的执政前途。因此，全国开始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刘大同在大连成立“平民社”，同时宣告讨袁起义军成立。但亦遭到镇压失败，刘大同不得不再次举家逃赴大连南山医院。随后，1913年7月，不得不逃往日本。而此时，孙中山经历了二次革命的失败，也逃往日本，创建中华革命党，刘大同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www.xing528.com)

由于革命需要，刘大同又被派回东北继续从事反袁活动。他到达东北后，建立中华革命党支部，并协助陈其美、张继、戴季陶等建立起义机构。当时在大连潜伏的革命党人吴大洲、刘大同、朱霁青、刘纯一、王庆肇、王殿松、沈缦云等，看到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为了提振士气，相约举事，袭击天津，并推沈缦云为都督。刘大同为总司令。不幸被日本人侦破，起义组织解散。于是，吴大洲又与刘大同等成立中华革命党山东支部。推刘大同为支部长。随后，刘大同又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党东三省支部长。不久，又东渡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16年3月，刘大同自海外归，于青岛募兵讨袁。此间，继续其共和理想，但同孙中山政见相歧，并不得志，专心书画。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作为革命党人，孙中山也极力邀请他参加新革命活动，但遭到刘大同的拒绝。期间，奉系军阀张作霖鉴于刘大同的声望，也有意邀请刘大同加盟奉系军阀，也遭到刘大同拒绝。

1920年，刘大同来到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镌刻石碑，亲自撰写长诗《九哭黄花岗》悼念烈士，诗云：“黄花岗上黄花开，黄花碧血共一堆。我来招魂魂其来，凄风吹上越王台。史祠斜傍珠江隈，郭外温墓杂蒿莱。阵阵风激岗上林，泪洒宿草草不萎。白云山上夕阳颓，夜半龟岗猿声哀。三月廿九有余悲，七二英魂来几回。我今坟前奠酒卮，不识诸烈知未知。国立八载乱如斯，戌衣三著力不疲。天玄地黄了无期，战死多少好男儿。而今护法仍于兹，西南半壁仅支持。诸烈名已千古垂，直如日星耀八垓。酪瓶羊灭纸钱灰，楚些声声乱子规。下看碧血溅苔肥，上有阴云载魂归。八九骑箕尾来迟，百粤心灵呵护时。愧我马革未裹尸，年逾半百犹流离。吁嗟从我多英姿，死已过半天不慈。泰山有石石弗奇，至今未见党人碑。南来噫嘻重噫嘻，天地无私我何私。中原满目尽疮痍，孰视如已溺已饥。东仇北敌国式微，安得猛士驰复驰。大江东去流澌澌，北邙山头草凄凄。”这首诗不仅是凭吊先烈之作，也是对辛亥革命后乱象横生现象不满，也是试图唤起民众继续革命的心境体现。

1925年在上海主办《野语》杂志，宣传自己的政治信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看到曾经开发过的东北沦为日寇铁蹄之下，无奈之余，赋诗慨叹：“大好国花将折净，姑留片幅与人看”，此后，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中。

1933年11月，李济深不满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排斥异己、消极抗日之举，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刘大同十分振奋，虽未能派人亲自前往祝贺，但也特别通电表示支持。同时创办刊物，在天津法租界主办《渤海日报》，借助这一平台发表政论，积极宣扬抗日救国理念，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刘大同又大肆发表支持张学良的言论，号召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十分震怒，下令封闭报馆，并派人刺杀刘大同，但没有成功。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铁蹄又开始向关内践踏，中华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刘大同忧心国家的命运前途，继续为救国救民出力。

1938年（11月，日寇侵占华北后，鉴于刘大同的政治威望和影响，日本驻屯军司令多次派人到刘大同家中，邀请他出任华北自治伪政府主席职务，遭到刘大同的断然拒绝，并当面撕毁委任状，日人恼羞成怒，派人刺杀刘大同。刘大同“致伤头部数处，创甚剧而卒未死者”，昏迷一周之后，“神思渐爽”，并自咏曰：“头颅虽碎依然我，心地无他敢对天”。这次刺杀活动并没有吓倒刘大同，反而坚定了其抗日救国的信心，正如他在《被难自述》所说“天变地交，而我之救世主义不变，此予之不性使然，差堪大白于大下也。”

此后，刘大同继续古诗词创作和学术研究活动。其中，《古玉辨》就是这时期撰写而成。其序云：“余自幼嗜古有癖，独于古玉则尤甚，铷食起居，佩不去身，故族中老幼，皆以玉痴目我。既壮，好之愈深。”该书为刘大同60年玩玉之经验总结，也为后人鉴赏玉器古玩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专程赴天津造访刘大同，共同庆祝新中国的成立，并畅谈往日刘大同的“大同共和国”理想，回想一生为国为民，创建共和国的往事，感慨万千，特别是看到自己的理想为共产党人所实现，高兴之余，赋诗一首，“人人盼共和，徒嗔莫奈何。今日新成立，我先击壤歌。”

正如刘大同在《被难自述》一文中所总结的那样，他一生“为政治革命，垂四十年。其间抄家二次，引渡二次，通缉七次，悬赏逮捕三次，监视二次，驱逐三次，受审十一次，艰险备经，屡濒于殆，然未曾伤及发肤。”可以说是为了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大同不仅是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还是出色的诗人、画家，一生著述颇多，有《白山纪咏》、《岭南吟》、《梅花吟》、《百花吟》等存世。

1952年7月，刘大同在济南病逝，享年88岁。逝世后，刘大同的遗体安葬于千佛山下。1982年7月，他在天津寓居之所被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列为大革命前后天津革命基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