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艰难的遗嘱
如果说道光帝在东陵宝华峪对陵寝制度的改革算第一次，在西陵龙泉峪的改革是第二次，那么，他在临死的时候，则再次对自己已在龙泉峪的陵寝做出了第三次改革。而他再次改革陵寝制度的力量，则是来自于他的遗谕。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年2月25日），道光帝在临死前，下了四道这样的谕旨：
禘效祖宗，伊古所重，洪惟我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仁宗，丰功骏烈，厚泽深仁，浃洽生成，弥纶宇宙，开亿龄无疆宝祚，立万世有道鸿模。永宜配享效坛，礼隆极本。朕思尊崇之典莫大于斯，若世世视为成例，率行无已，岂止有背于古训，更难示信于后人。而又非臣子之所敢言，亦非臣子之所忍言。再四筹思，不能不定以限制，使我后世子孙得所遵循，以免后人疵议。朕万年后，断不可行效配之礼，诬朕以不德不孝。若继体之君，顾命之臣，不遵朕谕，任意强行，则是甘为我大清之不孝不忠之人矣。后之人其以朕为法乎，不以朕为法也。呜呼，必有知朕者焉。
按礼经：天子七庙。周礼小宗伯辨庙祧之昭穆，至于汉之七庙六室、九室，唐之九代十一室，宋之九世十二室，其余史册所书不一而足，自古议此礼者，是非当否，又复不一而足。由是观之，祧庙之说，有由然也。洪惟我大清，受命于天，龙兴辽沈，祖功宗德，实迈前古，自我太祖高皇帝至我皇考仁宗睿皇帝，巍然七室，岂非上天有以命之乎？朕返复思之，我大清亿万年无疆之运，若不考古酌今，定以法制，必至议论纷然，为后人笑矣。孔子云：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以朕之不德，仰承基绪，兢兢业业，深恐不能克绍鸿图，更曷敢上拟祖、考。然有其位，有其时，若不身任此事，用昭来许，岂不大负我皇考付卑之恩也。朕万年后，断不可行袝庙之礼，应如何祀享之处，乃当时君臣之事，按礼议行可也。其奉先殿、寿皇殿、安佑宫乃古原庙之制，庶可遵循旧制。呜呼，七室之庙，可以观德，孰如我大清圣圣相承之盛也。遵谕毋违。
谨按各陵五孔桥南，均有圣德神功碑，清汉二通，覆以碑楼，制度恢宏，规模壮丽，在我列祖、列宗之功德，自若应是尊崇，昭兹来许，在朕则曷敢上拟鸿规，妄称显号，而亦实无称述之处，徒增后人之讥评，朕不取也。万年后，著于明楼碑上镌刻大清某某皇帝清汉之文，碑阴即可镌刻陵名。嗣皇帝即欲撰作碑文，用申追慕，即可镌于宫门外之碑上，断不可于五孔桥南别行建造，石柱四根亦不准树立。碑文亦不可以圣神功德字样率行加称。若当时君臣不能仰体朕怀，不遵朕谕，是陷朕于不德，一世之忧勤惕厉，尽成虚矣。盖谓之孝乎？盖大不孝也。
大内四执事库，向有供奉列祖列宗冠服，所以昭法而传俭朴也，乃相沿已久，愈积愈多，且锦文珠绣，递渐加增，殊失垂示后昆之意。朕万年后，只可将常用之秋冠、凉冠各一，绵夹衣服四、五袭照例收贮外，余皆酌量留用，或为赏赐之需，皆可。再皮冠、皮裘，岂是经久之物，一概不必存留，以归简约，其自鸣钟殿内，收贮历代砚墨，尤属无谓，并非寻常御用之物，谨将懋德殿永不动用库贮者，照数移收，实属虚文，即应裁止。
道光帝的这四道谕旨的意思，简单地说就是：
一、他死后不配天。也就是不要将他的神牌供奉到天坛的皇穹宇和皇乾殿内；
二、他死后，其神牌不升祔太庙。但可以升祔奉先殿，其画像可以悬挂到寿皇殿、安佑宫；
三、他死后，不要在他陵寝的五孔桥南为他建圣德神功碑，但要把“大清某某皇帝”文字镌刻在明楼碑上，陵寝名称刻在明楼碑的背面。碑文不可以有“以圣神功德”字样称呼，如果新皇帝要写怀念我的碑文，则可以把碑文刻在神道碑亭的石碑背面。
四、在他死后，只需要将他生前穿用过的几件衣服供奉在皇宫内的四执事库，以示节俭和留念。自鸣钟殿内一些不常用的砚墨，也没有必要长期保留收藏。
这四道遗谕的出现，在事实上，却给刚继位的只有20岁的咸丰帝出了不小的难题。后来，咸丰帝经过仔细思考，且在诸王大臣的参议下，最终将道光帝的遗谕作了如下的三个决定：
一、道光帝神牌仍配天、升祔太庙。只是从咸丰帝开始，清代帝王不再配天坛。
皇帝死后配天，升祔太庙都是大清国历代奉行不替的祖制家法，是神圣不能改变的。也是中国历朝历代都照办不误的成宪，是天经地义的。在民间，老人去世了，还要立牌位供奉起来，按时按节上香行礼，接受后代人的香火。作为大清皇帝，一代人王地主，岂能死后不升祔太庙？后两条比较好办，咸丰帝都照办了，唯独这前两条，使咸丰帝左右为难。特别是道光帝在遗谕中十分坚决地说：“若继体之君、顾命之臣不遵朕谕，任意强行，则是甘为我大清之不孝不忠之人矣！”是“诬朕以不德不孝”，是照办还是不照办？
在道光帝死后的第三天，咸丰帝下令朝臣们，就这件事进行了一次大讨论。参加这次大讨论的，上至亲王，下至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大家各抒己见，纷纷发言，讨论得十分热烈，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经过20多天的讨论，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仍遵照以往成宪办理。也就是仍配天、仍升祔太庙，不按道光帝的遗嘱办。这一意见由礼亲王全龄上奏给皇帝。咸丰帝看了众臣的意见后，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采纳群臣的意见，配天祔庙。同时决定从自己开始，以后各帝不再配天，他降旨将道光帝的第一条朱谕和自己的这道谕旨抄录一份，悬挂在天坛的斋宫内，永世法守。
二、道光帝的龙泉峪陵寝不再建圣德神功碑楼，将圣德神功碑文按照道光帝的意思，刻写在神道碑亭的石碑背面。为道光帝补建陵寝方城明楼。
道光帝的第三道遗谕，可是一个很令人费解的问题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清楚圣德神功碑及其陵寝功能，也许才能正确理解道光帝的真正用意。
古制，陵寝的功德碑均由后人树立。功德碑是记录死者一生功德事迹的石碑，为了保护该石碑和装饰陵寝作用而建造的建筑，则称为功德碑楼。因此，圣德神功碑楼，也称圣德神功碑亭（也可以简称大碑楼）。外形比神道碑亭大，里面竖有两通高近7米的石碑，石碑上分别用满汉两种文字镌刻碑文。圣德神功碑楼的附属建筑是海墁四角各树一根洁白晶莹的盘龙石柱，正式名称叫华表，也有称擎天柱的。在清代陵寝建筑中，只有顺治帝及其以前的皇帝陵的功德碑亭才能称之为神功圣德碑亭，从康熙帝的景陵开始，一律改称为圣德神功碑亭。
知道了圣德神功碑的作用和功能之后，就不难理解道光帝为什么不让他的儿子给他建造圣德神功碑了。据说清朝有一个规定，皇帝在位，凡丢失国土一寸土者，皆不准树立圣德神功碑。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大清帝国丧权辱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但赔偿英国2100万两银子，还割让了香港，不仅丧失了天朝大国的尊严，还致使国家领土不完整。因此，道光帝深感自己没有功德予后世子孙，更无脸面见自己的列祖列宗，于是他才决定自己子孙不要给自己建造圣德神功碑。而道光朝之后的各朝更是割地赔款，丢失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所以从道光朝开始，其他皇陵陵寝也就不再建造圣德神功碑。
中英《南京条约》抄本
慕陵神道碑背面（北面）(www.xing528.com)
慕陵神道碑碑阴汉字碑文
虽然能理解道光帝的心情，但道光帝此时复杂的内心世界，却给人造成了难以完成他遗谕的尴尬境地。圣德神功碑不让建造，却还有让写圣德神功碑碑文的意思，并交代把碑文写在神道碑亭的石碑后面。按照道光帝的意思，他的神道碑亭又赋予了兼有圣德神功的功能。因为圣德神功碑楼是记述皇帝生平功绩的主要建筑，而神道碑亭是内竖镌刻帝后谥号石碑的方亭。虽然这样做有些不伦不类，但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道光帝特意交代的，于是，咸丰帝亲自写了一篇有839个汉字的碑文，用满、汉两种文字刻在神道碑亭的石碑背面，也算是对道光帝遗谕内容的一个部分交代。
定陵方城明楼石五供
定陵朱砂碑南面
如果从节俭和见缝插针的角度说，神道碑亭的石碑后面刻写功德碑文还算能将就过得去，因为毕竟有一个空白的石碑可以写字。那么接下来这个有字却无处下笔的难题，则不可避免地摆在了道光帝儿子面前，因为道光帝临死时告诉他的儿子：“我死后，在明楼的石碑正面刻写‘大清某某皇帝’，用满文和汉文两种文字书写，在这石碑的背面，则可以刻写我陵寝的名称。”
清代陵寝里，哪座建筑物叫做明楼呢？
原来，在清代皇陵陵寝后院的石五供北面，有一整座陵寝中地势最高的建筑物，它常常被称为方城明楼。其实，这组建筑物是应该分为两部分称呼才较为准确，下面南墙正中有洞口的方形建筑物，应该称为方城，而建在方城之上的为九脊重檐歇山顶的、四面各有一个券洞的方形碑亭建筑物，则应该称为明楼。明楼正南向的券洞上、两檐之间处，悬挂着一写有“×陵”字样的汉字匾额。明楼内正中立有一统石碑，因为碑身被朱砂涂面，所以此石碑被称为“朱砂碑”，碑顶雕有蟠龙，碑的须弥座上涂抹着五颜六色的矿物色。碑身正面朝南，上面写有“某某皇帝之陵”满、蒙、汉三种文字。明楼地面以特制方形“金砖”墁地，天花板上则绘有“三皇治世”的金莲水草图案。明楼四周有通道与方城北的宝城连接，宝城建有垛口，明楼正北面，则是宝顶，宝顶下面就是埋葬帝后的地宫。
方城与明楼构造图
人们很清楚的记得，在营建龙泉峪陵寝时，道光帝曾先后两次谕承修大臣撤去方城、明楼。他又多次亲临龙泉峪阅视陵寝，并在建成后还亲自参加了两位皇后的安葬仪式。既然慕陵未建明楼，楼内的朱砂碑也就不会存在。那么，既然没有石碑，怎么能镌刻某皇帝清汉之名？又怎么能在碑阴镌刻陵名？道光帝的陵寝没有方城明楼这件事情，他应该是最清楚的，可他为啥还留下如此令人迷惑不解的谕旨呢？
如果不是神魂颠倒，失去理智的话，那就只有一种解释，即对于慕陵没有方城、明楼这两座建筑物，道光帝后悔了，但又不好意思明说，只得采取这种暗示的方法，由嗣皇帝在他死后为他补建方城、明楼。
是不是道光帝在临死的时候，头脑真的发昏，记不清楚自己陵寝有还是没有明楼这件事情了呢？据分析，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道光帝在临终前留下的这四道谕旨，不但文字多达千言，而且还说得条理清楚，头头是道。这表明，他当时的头脑是清醒的，神志是正常的。因此说，这道遗谕的用意就是暗示嗣皇帝为他的陵寝补建方城明楼，而且他的儿子也是这么认为的。
咸丰帝即位以后，对其皇父的这道遗谕开始也是迷惑不解，后来终于悟到了道光帝的用心。于是，他派大臣到东陵、西陵调查各陵规制，结合慕陵的具体情况，拟订了改建宝城，添建方城、明楼的方案。准备为道光帝陵寝补修建方城、明楼，以备将道光帝临死时候留下的心愿圆满答复了结。
现在，国家图书馆里还珍藏着这些大臣们拟定的《现拟慕陵宝城一座等略节》规制，和以及由样式雷的后人绘制的龙泉峪陵寝的方城明楼规制图纸：
方城一座，见方四丈八尺，城身高一丈四尺四寸五分。月台面宽五丈二尺，进深五尺、明高五尺。隧道口长八丈一尺七寸五分，面宽一丈八尺。马尾礓礤面宽四丈八尺，进深一丈四尺。……重檐明楼面宽一丈九尺七寸，周围廊深五尺，下檐柱高一丈四尺二寸；台明高九寸，台明至（方城）垛口五尺一寸。宝城进深十三丈八尺，面宽十一丈六尺，城身高一丈一尺四寸五分。
目前看到的被拟定的龙泉峪陵寝方城明楼尺寸，与其他陵寝的方城、明楼相比较规模体制明显收小。即使是这样，道光帝的龙泉峪陵寝的添建方城明楼的方案也并未付诸实施，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分析，其原因可能有两点：
第一点，鸦片战争后，清室内忧外患，财用匮乏，又值昌西陵鸠工，帑金甚重，道光帝奉安典礼亦需糜费百万银两，再耗用巨资改建龙泉峪陵寝，自然财力很紧张，属于经济困难。
第二点，龙泉峪陵寝地宫内已经葬有道光帝的孝穆成皇后、孝慎成皇后及咸丰帝生母孝全成皇后灵柩，且奉安时间很长，一旦兴工，必至惊动地下久睡的亡灵，属于大不敬大不孝，实为不宜。
此外，龙泉峪陵寝规制已然属于特殊案例，现在即使改建，也难同清代其他各帝陵规制，反以其方城、明楼规制远逊先前诸帝后陵的方城、明楼而有失帝王的尊严，于是干脆不补建方城明楼，这样反而会比补建更有尊严，效果也会更好。
所以，道光帝的龙泉峪陵寝最终也没有方城明楼这组建筑，而咸丰帝只是最后把龙泉峪陵寝的正式名称刻在了陵寝内石牌坊上，并且还将道光帝的一道谕旨刻在了石牌坊的北面，以示该陵寝名称的来历。
三、咸丰帝对道光帝的第四道遗谕，处理起来还是很容易的，按照道光帝的意思，找了几套穿过的衣服，供奉在皇宫内的四执事库里面，并且自鸣钟殿里面也不再收藏历代的砚墨。
纵观咸丰帝对道光帝四条遗谕的处理情况，第一道谕旨虽然这次没有得到落实，但从咸丰朝开始得到了彻底执行；第二道谕旨没有落实；第三道谕旨得到了部分落实，另外的那部分则以变通、打折扣的形式，也被执行了；第四道谕旨得到了彻底执行。这种被执行的结果，目前来看，还算是比较圆满地完成了道光帝交代的任务，道光帝在九泉之下，也应该比较满意了，要知道，这也是花费了咸丰帝和大臣们很多脑力劳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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