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陵历史之谜：仓促的继位引发争议

二、仓促的继位

当历史的指针转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时候，嘉庆帝已经61岁了，虽然他身体较胖，但看起来精神依旧饱满，气力和体力也是相当不错的，于是，嘉庆帝决定在农历七月份举行一次木兰秋狝。

所谓的木兰秋狝，简单地说就是皇帝带领皇子、王公大臣等到承德长城以北，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狩猎。说是狩猎，实际上是有三个目的的，一是为了教育皇子、王公大臣继续发扬满族习武崇武的传统，二是拉拢强化蒙古各部的一种政治手段，三是借此机会宣示武力大练兵，而嘉庆帝的这次木兰秋狝，还另有一种特殊的政治目的，那就是暗示，即将准备发兵对新疆喀什张格尔叛乱进行平反，因为用意深刻，嘉庆帝对这次狩猎活动特别重视。

木兰图之合围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十八日（1820年8月26日），嘉庆帝自圆明园起程到承德秋狝，皇次子智亲王绵宁（即后来的道光帝旻宁）和皇四子瑞亲王绵忻随行。当七月二十四日到达热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的时候，嘉庆帝就感到“圣躬不豫”，但没有在意，于是照例进行了一系列的礼仪活动，到当地城隍庙拈香，到永佑宫行礼。并在七月二十五日白天还接见军机大臣、批阅奏折，但到晚上八九点的时候，嘉庆帝就暴死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

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

国不可一日无主。嘉庆帝突然死去，皇位的继承则成为当时朝廷的头等大事，于是，绵宁在承德继位，成为清朝历史上唯一在京城之外即位的皇帝。事后，虽然道光帝曾明确地说：“予弱冠即蒙皇考殊眷，默定储位。”但在史学界，旻宁的继位却留下了众多的争议。

在清朝，皇位的继承没有采取前朝嫡长继承制，即皇帝的正牌皇后生的大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所谓的嫡长继承制，就是皇位的继承者必须符合以下两个基本条件：

一、立嫡不立庶；

二、立长不立幼。

通俗地说就是，即使都是皇帝的儿子，也要分出皇子之间的高低贵贱。皇帝的女人不是分三六九等吗？那么他们生母的身份等级就决定了他们出生身份的高低贵贱。因此，对于是否能继承皇位，首先考虑皇子是否是皇后生育的，其次就是皇后生育的儿子中，岁数最大的则能当选上皇太子。假如皇后没有生育皇子，那么，皇子中岁数大的则当选皇太子。

努尔哈赤在立长子褚英失败后，就决定汗位的继承采用推举制度，清太宗、顺治帝就是这样产生的。康熙帝则是由于顺治帝的遗诏当上皇帝的。

康熙帝在继承先皇遗诏制度的基础上，加以吸收汉族的嫡长继承制度，立储采用公开形式，即在皇帝生前就预先册立皇太子，诏告天下，以备承嗣皇位。然后由于在皇帝生前就诞生出皇太子这一老酒新装的职位，于是，在皇权政治中心之外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不仅不利于皇权的集中管理，还容易造成皇权的不稳定和社会的动荡。尤其是皇太子一旦病死或者被废，其他的皇子或大臣很容易明争暗斗争抢皇太子之位，发生不应该发生的悲剧，甚至威胁到皇位的安全。最终康熙帝没有能摆脱自己酿造出的苦果，自己创建的公开立储制，不仅失败，而且自己也落了个不明不白的死亡。雍正帝即位后，根据以往的教训和自己的继位经验，创造了清朝独特的皇位继承办法，于是，秘密立储制诞生了。

所谓的秘密立储，就是在皇帝生前照样确定皇太子，只不过不告诉大家谁是皇太子，皇帝把亲自密书皇太子名字的“御书”藏在一个小匣子里，然后密封，藏在乾清宫内最高处的“正大光明”匾的后面。在皇帝临死前，再由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打开匣子，取出御书，共同观看，由御书上所指定的人即皇帝位。在公布皇太子之前，因为谁也不知道谁被秘定为皇太子，所以被暗定为皇太子的皇子与其他的皇子一样，享受相同的待遇和生活。

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将总理事务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召到乾清宫西暖阁，向他们正式宣布秘密立储之旨：

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数十年，亦未可定。

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藏有立储密匣

秘密立储制度的创立，既可以达到“立国本已固人心”的政治效果，还能杜绝在皇权之外一个新的政治实体的出现，同时能避免诸皇子争夺储位等弊病。乾隆帝、嘉庆帝都是秘密立储制的受益者。

虽然绵宁在当时已经是人们心中默认的皇帝了，但皇位继承毕竟不是一件普通的小事情，而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所以继承皇位也要走一定的法律程序。这里所说的程序就是要有老皇帝临终前当着群臣面所交待的遗嘱或任命。而在清朝的合法程序就是雍正帝所创立的秘密立储制度，由皇帝生前写一道死后才发生效力的诏书，诏书写上下一代君主的名字，藏于匣，再将匣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万一皇帝驾崩来不及当面任命新皇帝，那么大臣们就可以取下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匣，然后“公启匣，宣示御书”，拥立新君。

因此，道光帝是否是合法的皇帝，按理说，看他是否是遵照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那个匣里面的谕旨规定，就知道了。因为挂有“正大光明”匾的乾清宫在北京，那就只能派人到北京查看匣内的传位诏书。可问题恰恰在此，嘉庆帝死后仅几个小时之后，绵宁怎么就继位当上了皇帝呢？

根据历史记载，嘉庆帝去世40余天后，军机大臣在奏折中说：“大行皇帝不豫，神明稍衰，故无一言相遗。”这也就是说，嘉庆临死时，已经不能言语，神智都不清楚了，就不存在当面任命绵宁为皇位继承者的一幕。那么是否存在查看传位诏书的可能呢？北京与承德之间遥遥几百里之远，那时候也没有现在的电报、电话等现代化通信工具，飞机、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也没有，信息和物资等只能靠马匹等笨拙的方式来沟通和交流，效率是很慢的，因此承德方面的信息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传到北京，而北京方面的信息也不可能传到此时的承德。既然没有嘉庆帝的当面任命和传位诏书的查看过程，那么绵宁是根据什么当上的皇帝呢？

对此，历史上的官方和民间都有各自的说法，但前后矛盾，彼此抵牾，因此道光帝继位这件事情给人留下了重重迷雾。下面就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两种说法。

一、官方说法。

作为官方的《清仁宗实录》、《清宣宗实录》都记载有嘉庆帝死和道光帝继位的过程。这两个实录把道光帝的合法继位说得很圆满。

《清仁宗实录》上记载：

上（嘉庆）疾大渐，召御前大臣赛冲阿、索特纳木多布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和世泰，公启匣，宣示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旻宁）。

《清宣宗实录》也有记载：

仁宗疾大渐，召御前大臣赛冲阿、索特纳木多布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和世泰，公启匣，宣示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旻宁）朱谕一纸。戌刻，仁宗崩……扈从诸臣，遵奉朱笔遗旨，请上即正尊位。上号恸仆地，良久方起。

对上面的记载，懂得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清仁宗实录》是道光帝修纂的；《清宣宗实录》则是道光帝的儿子咸丰帝修纂的，所以两朝官方实录都是一致的，因为道光朝修纂的实录必然按照自己意愿记述道光是怎么合法继位的，而咸丰帝也不会违背他皇父修纂的《清仁宗实录》的。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事情真的像两个实录上所说的那样吗？其实不然，因为一道皇太后的懿旨道出了天机的漏洞。嘉庆帝有两个皇后，第一位是道光帝的生母孝淑睿皇后，她生的第一个儿子死了，生了第二个儿子就是绵宁。但孝淑睿皇后在嘉庆二年，也就是绵宁16岁的时候病故了。于是在这一年，嘉庆帝又立了一个皇后，即第二任皇后钮钴禄氏孝和睿皇后。孝和睿皇后有两个儿子，即皇三子绵恺和皇四子绵忻，但她对绵宁很好，母子相处的很融洽。因此，当孝和睿皇后在北京得知嘉庆帝暴死的消息后，立刻利用她已是皇太后的身份，给远在承德的绵宁，下了一道六百里加急懿旨，懿旨里面指定绵宁为新皇帝：

……大行皇帝御极以来，兢兢业业，无日不以天下国家为念。今哀遘（gòu）升遐，嗣位尤为重大。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现随行在，自当上膺付托，抚驭黎元。但恐仓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素所深知。为此特降懿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以顺天下臣民之望。

这道懿旨的大意是说，嘉庆帝突然死了，唯恐来不及任命新皇帝，而皇次子绵宁秉性端重，还正好在承德，为了安慰死去的嘉庆帝，并稳定国家政权，我令留在京城的大臣，传旨给皇次子绵宁，让他立即继位当皇帝。

七月二十九日，绵宁接到懿旨后，真是感动极了，跪在地上磕头，泪流满面地感谢皇太后的恩典，并复奏皇太后说：

子臣（绵宁）跪奏：

本月二十五日，皇父圣躬不豫，至戌刻大渐……维时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恭启匣，有皇父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绵宁）朱谕一纸。该大臣等，合词请遵大行皇帝成命，以宗社为重，继承大统。子臣逊让，至再至三。该大臣等，固请不已。本日（二十九日），恭奉懿旨，子臣即正尊位。皇父、皇母，恩慈深厚，子臣伏地叩头，感悚不能言喻……谨将匣所藏皇父朱谕，恭呈懿览，谨缮折复奏，恭谢慈恩。七月二十九日。

道光帝的这道谕旨意思是说，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1799年5月14日）7点多，嘉庆帝快进入昏迷状态的时候，召集了他和众大臣，当面开启匣，宣读确定他为皇太子的决定。众大臣也恳请他不要辜负嘉庆帝的决定，他再三谦让推迟。后来又接到母后的任命决定，自己感恩流泪。现在，就将匣内所藏的传位诏书，送往北京给皇太后验看。

值得注意的是，《清仁宗实录》、《清宣宗实录》上还有如下记载：

二十六日，“命内务府大臣和世泰，带领首领太监人等，驰驿前赴圆明园”。

二十七日，“谕内阁，朕缵承大统，母后应尊为皇太后……”

本日，“又谕，著派吉伦泰，带领太监二名，驰驿回京至圆明园，著苏楞额、阿克当阿，传知总管太监，奏明皇太后。令吉伦泰面叩请安”。

从这里可以看出，嘉庆帝临死时没有来得及当面任命新皇帝，众大臣也没有找到传位诏书，而是道光帝先继位后才找那匣诏书，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没有找到，因此他想到了皇太后这招棋，于是就出现了绵宁令吉伦泰与皇太后当面请安的这一戏剧性的一幕。这里可以这样理解，有谕旨就可以说明继位问题，那就没有必要当面向皇太后请安了，既然出现当面向皇太后请安，那么，这其中必然有不能写出来的秘密，不写出来就只能口头传达。

那么，什么样的秘密只能口头传达呢？在这里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拜求皇太后写一道懿旨来直接任命绵宁当皇帝。也就是说，假如最后也没有找到传位诏书，或者找到的传位诏书上写的不是让绵宁当皇帝，那么此时的绵宁不仅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当了皇帝，而且还可以借助皇太后的威信作为法律依据，证明自己当皇帝是合理合法的，或将找到的写有自己名字的诏书再次拿出来，或将并没有写有自己名字的传位诏书销毁，或者利用这延长了的时间空隙，造出一份假的传位诏书来，这一切都是很有可能的。

皇太后知道绵宁没有找到诏书，而且也已经继位成功，于是干脆就做了个顺水人情，下了道前面所说的那个任命懿旨。要知道，清朝制度并没有赋予太后立皇帝的权力，而皇太后所下达的那道任命继位诏书，已经违背了清朝祖制中的“后妃不能干预朝政”的家法。干预皇位继承，其实质是对皇权的侵越。当然了，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只要皇帝不追究，朝臣是不敢胡言乱语的，因为这关系到新皇帝的地位问题，而对于新皇帝来说，皇太后所下的任命诏书，对自己继承皇位这件事情，真是太有利了，于是，他就表现出只有尊奉的理由，没有追究的道理。(www.xing528.com)

不过，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那道任命懿旨无意中告诉我们，嘉庆帝临终前召大臣“公启匣，宣示御书”，立绵宁为皇太子，然后绵宁继位的这件事情，肯定就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其理由有四个：

其一、如果是看匣才能继位的话，绵宁就不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后就继位当皇帝。因为按理说，放有传位诏书的匣应该放在北京的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或者雍正帝曾藏过传位诏书匣的圆明园。

其二、据记载，嘉庆帝临死时，已经神志不清，不能言语了，不可能还召集大臣“公启匣，宣示御书”。

其三、既然有匣在身边作为绵宁继承皇位的法律依据，那么，皇太后就没有必要下那道任命懿旨，因为在下懿旨之前，也就是嘉庆帝死后的第二天，已经有准确的记载说明绵宁派人回到北京，皇太后应该知道嘉庆帝已死的消息，除非说明没有匣，而先瞒着皇太后偷偷在北京寻找匣。最后看要瞒不住了，才告诉皇太后，由皇太后出面下任命懿旨。

其四、那道被视为神圣的具有法律依据的、能证明绵宁是合法继位的传位诏书和匣，现在也没有人见过。

综上所述，官方记载的绵宁匣继位是一派谎言，是不可相信的。那么，再来看看来自民间的说法。

二、民间说法。

嘉庆帝驾崩后，随驾的四位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和文孚，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就赶紧找秘密立储的这个匣，在哪儿找呢？就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来找，翻箱倒柜，一个一个来找，突然在嘉庆生前的那个随身太监那儿找到了一个小金盒，这个小金盒引起大伙儿的兴趣，托津和戴均元等就捧着这个小金盒找钥匙，但没找到，托津在情急之下，把小金盒的锁拧开了，打开这个宝盒一看，里头有嘉庆帝的传位诏书，上面说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1799年5月14日），立皇次子绵宁为皇太子。由于找到了这个小金盒，发现了嘉庆帝的遗诏，这就为绵宁的顺利继位找到了法律依据。

《清史稿·托津传》、《清史稿·戴均元传》都有对这件事情的记载。

其中，《清史稿·托津传》记载：

仁宗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托津偕大学士戴均元，手启宝盒，奉宣宗即位。

托津（1755-1835），富察氏，字知亭，满洲镶黄旗人，尚书博清额子，乾隆中期，授都察院笔帖式，充军机章京，累迁银库郎中。改御史，迁给事中。自嘉庆十年（1805）开始任军机大臣，又任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东阁大学士，可谓枢密老臣、朝廷重臣。

《清史稿·戴均元传》也记载：

二十五年七月，扈从热河，甫驻跸，帝不豫，向夕大渐。戴均元，乾隆进士，官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均元与大学士托津督内侍检御箧，得小金盒，启，宣示御书立宣宗为皇太子，奉嗣尊位，然后发丧。

戴均元（1746-1840），字修原，号可亭，清代大庾（今大余县），客家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迭典江南，湖北乡试，督四川，安徽学政。嘉庆二十年，协办大学士。逾年，授军机大臣，充上书房总师傅。二十三年，拜文渊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管理刑部。

另外，包世臣所撰写的《戴公（均元）墓碑》文，也记载有当时寻找并开启匣的情状：在嘉庆临终前，托津、戴均元督促太监，翻箱倒柜，寻觅立储密旨，最后在近侍身上找出了一个小金盒。众人把小金盒拧开，找出了遗诏，立即宣布绵宁即位。故而这里说托津、戴均元为道光的登基立下了功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记载，同《清史稿·宗室禧恩传》上的记载是不一致的。《清史稿·宗室禧恩传》上说：

仁宗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禧恩以内廷扈从，建议宣宗有定乱勋，当继位。枢臣托津、戴均元等犹豫。禧恩抗论，众不能夺。会得秘匮朱谕，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

这里的意思是说，禧恩以宗室身份陪同保护嘉庆帝，而嘉庆帝突然死在承德避暑山庄，于是，禧恩建议立绵宁为新皇帝，说绵宁有平定叛乱的功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犹豫，禧恩据理力争，众臣仍不能决定下来。后来找到匣里的传位诏书，众大臣才立绵宁为新皇帝。

通过《清史稿·宗室禧恩传》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嘉庆帝临终时并没有当着众臣的面宣布绵宁为储君。禧恩建议立绵宁继位时，还没有开启匣，否则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不会犹豫，也不会在禧恩与众臣之间发生激烈的争执。

因此，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首先，打开这个小金盒的时候，没有记载绵宁在场，这个小金盒按照当时的祖制家法来说，应该搁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后面，怎么会在承德避暑山庄？并且不是马上找到的，而是找来找去，翻箱倒柜，最后是在贴身太监身上才把它找到的。那么，这个小金盒里面的遗诏是真是假？小金盒的突然被发现是否是有人精心策划？还有，作为宗室的禧恩，只是内务府大臣，按照“家法”，根本无权力参与干涉皇位的继承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冒着逾制的巨大风险，不仅提建议，并且是力争让绵宁继位当新皇帝呢？

这里是很值得人怀疑和思考的。于是，有人这样解释，那是因为他认为只有绵宁才有资格和能力当皇帝。起码他作为宗室代表是这么认为的。并且只有确定国家新君主，才能给老皇帝发丧：告知天下臣民老皇帝驾崩，新皇帝已经继位。因为皇帝代表一个国家，皇帝丧是国家大丧，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事情。

至于匣为什么没有藏在北京的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而是被嘉庆帝随身携带，有人这样解释：雍正帝所创建的秘密立储制，在乾隆朝发生了改变，即乾隆帝在第二次秘密立储的时候，将匣的存放地点从“正大光明”匾后改为“随身携带”。因为雍正帝所立的秘密立储制，是书写两道相同的传位诏书，一道放在“正大光明”匾后，一道则随身携带。乾隆帝经过实际情况，将之加以改进，去掉了那道放在“正大光明”匾后的诏书，认为那是多余的一道手续，还是将传位诏书随身携带更为安全、更为有效。于是，嘉庆帝遵循皇考乾隆帝的做法，也将自己的传位诏书随身携带，以备不虞之用。果真这样的话，那么，匣没有存放在“正大光明”匾后就有了根据，在嘉庆帝身边太监身上找到那个装有传位诏书的小金盒也就顺理成章了。如果按照这个推理的话，当时的人们找到的那个传位诏书，很可能就是真的。

但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雍正帝立储君乾隆帝时，是写了两份相同的传位诏书，一份就是公开宣称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另一份则藏于自己经常居住的圆明园。所以《清仁宗实录》、《清宣宗实录》上才会出现绵宁在承德找不到传位诏书，两次派人到北京圆明园的记载。

《清史稿·宗室禧恩传》的记载，其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因为绵宁在登基大典举行完的第十天，即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初七日（1820年10月13日），道光帝就抓住了嘉庆帝“遗诏事件”，并以此大做文章，将曾对他继位犹豫的两个主要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赶出了军机处，并降了四级，对军机处的卢荫溥、文孚则各降五级，留任军机处行走。

原来，按照惯例，每位皇帝驾崩后，都要以他的名义发布一道“遗诏”，以示对过去的总结和未来的期望。

说是嘉庆帝的“遗诏”，实际上是新皇帝命军机大臣以先皇的口吻拟定的。而军机大臣在拟写嘉庆帝遗诏的时候，由于大意，还出现了致命的疏漏，将遗诏中的部分内容，错写成了这样的文字：

道光帝令人撰写的嘉庆帝在山庄时的“遗诏”

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热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皇考即降生避暑山庄，予复何憾？

从这道“遗诏”的内容来看，很显然，这是模仿嘉庆帝的口气写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古代帝王死在外面，历来有之，何况避暑山庄是先皇每年都会来的行围打猎的地方，并且我的皇父乾隆帝还是在避暑山庄降生的呢，因此，我死在这里，也就没有什么遗憾的。原先清政府一直把乾隆帝出生地点说成是在北京的雍和宫，而此次作为最重要的官方布告天下的告示，则前后矛盾，把乾隆帝出生地点写错，很显然，这是不能容忍的也不应该发生的常识性错误。后经过修改，整句话变成：

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热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祖考神御在焉。予复何憾？

这句话的意思是：古代帝王死在外面的例子是很多的，何况避暑山庄是先皇每年都会来的行围打猎的地方，并且我的皇父乾隆帝的画像还悬挂在这里，因此，我死在这里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为什么遗诏没有全面重新撰写，据分析，这里有一个主要原因，当时遗诏发布后是要被追回收缴上来的，不能再做大的改动，只能在局部有一些小的改动，于是才出现了上述遗诏的样子。

虽然这错误不小，但这并不排除绵宁有对不支持自己的重要大臣打击报复的嫌疑，这是杀鸡给猴看的一种手段，因为绵宁作为一代君主，帝王专有的权力大棒也是玩得很好的。于是在绵宁正式登基不久，卢荫溥、文孚也被赶出了军机处。也就是说，在旻宁正式当上了皇帝之后，嘉庆朝的军机处四大臣全部被撤换掉，而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这四个人，不仅仅是嘉庆遗诏的撰写者，还是公启匣的见证人，看来，也许这四人的厄运真的与绵宁继位有一些微妙的关系。

八月十日，为了避讳，还在避暑山庄的绵宁，就将自己的原来名字“绵宁”，改成了“旻宁”，这是根据乾隆帝关于孙子辈中新皇帝名字中将“绵”改成“旻”的规定做的。并按御名缺笔惯例，将“宁”写作“”。

尽管绵宁继承皇位一波三折、扑朔迷离，但是这次国家权力的交接还是平稳的、和平的，历史最终还是将绵宁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1820年10月3日），旻宁的登基大典在紫禁城太和殿正式举行，宣布：年号道光，以明年为道光元年。至此，中国的历史再次站在新的政治起点上，但此后的中国却开始进入了跌宕起伏、剧烈变革的晚清社会时期。

但就旻宁继位这段历史来说，不管其事件过程多么的曲折复杂，他的确是这次皇位继承事件中获得支持率最高的人选。并且，他得天独厚地占据了三大优势：

第一，皇太后和他弟弟瑞亲王绵忻同意他继承皇位；

第二，宗室贵族、禧恩等支持他；

第三，四个军机大臣在场同意了。

在太后、宗室、朝臣这三个方面的强有力支持下，旻宁和平继位的结局，避免了在皇位继承上的骨肉相残，最终他成为大清帝国新的掌舵人，是政治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