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人头落地的价格敕令
戴克里先的行政改革和军事改革需要巨大的开支，再加上皇帝宫廷挥霍以及在罗马等其他城市兴建宏大建筑物的耗费，使帝国的财政经济每况愈下。
因此，戴克里先必须实行一系列增加税收的改革措施，以缓和财政困难。于是，戴克里先统一了帝国的税制，以土地税和人头税为政府的主要收入。实行这两种税制要求准确计算土地的面积和居民的人数（每5年进行一次调查）。按照戴克里先赋税改革的措施，征税单位是以一定面积的可耕地为依据的。在编制地籍时，不仅载明可耕地段的面积和数量，而且也记述在这些地段上种植作物的分配比例、劳动者人数和牲畜头数。每一征税单位（包括人和地，依据各地不同情况而定）征收确定的赋税，主要是谷物、油、毛、肉类等实物。不占有土地的城市居民则课以人头税。这一改革不仅意味着要扩大官僚机构，从而又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而且也必然会出现趁机损公肥私、大捞一把的贪官污吏。但戴克里先已顾不上这些弊端，只想着如何加强税收。为了保证税收来源，他强制居民必须老老实实地居住在固定的土地上。这时不仅禁止隶农和一切农村劳动者（自由佃农、奴隶）离开土地，而且也不允许手工业者脱离其所属的同业公会。这些同业公会用连环保的办法来保证向政府上缴的税款。甚至城市议会的议员（市元老）也被固定在其出生的城市，他们必须以自己的财产来担保城市应缴的税款。在农村地区，戴克里先把征收赋税的工作委交给大庄园主负责，这样就扩大了庄园主们对依附农民的权力，有利于庄园的进一步扩大和隶农制度的加强。
为了保证国家货币税收价值的稳定，戴克里先又进行币制改革。因为从屋大维的继承者时代起，钱币的价值便一直在下跌。历代皇帝越来越广泛地采用铸造劣质钱币的办法来解决财政困难，到公元3世纪中期，钱币已十分低劣（金币含金量减少了1/3，银巾的低劣程度更甚），商品和劳动力的价格在不断上涨。戴克里先开始整顿币制，于公元301年规定新的硬币标准：每一枚金币应含黄金1/60罗马磅（屋大维·奥古斯都时的标准是1/40罗马磅）。此外，还发行了银币和铜币。但这些举措并未能产生预期效果。政府没有能力铸造足够数量的成色合乎标准的金币，而且新金币被居民收藏起来，物价迅速飞涨。(www.xing528.com)
戴克里先被迫对投机买卖和抬高物价者作愚笨而无望的斗争，他竟以为造成经济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经济衰落和财政政策本身，而是由于少数投机者的营利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戴克里先为了同物价飙升作斗争，又于同年颁布“价格敕令”，企图用行政手段限定各种商品的最高价格和各种劳动者的最高工资限额。敕令承认当时的物价飞涨“不是四倍或八倍，而是涨得简直是人的言语都不能给这样的价格找出个名称来”。敕令被附到各种商品中，如粮食和饲料，以及关于各类劳动报酬的最高工资标准的规定，包括农业短工、木匠、石匠、建筑师、律师和教师等。
敕令还严词威吓人们：“谁若胆敢违抗这个命令，他就将冒丧失头颅的危险”。
尽管戴克里先绞尽脑汁，甚至以死相威胁，还是无济于事。社会上投机之风更加增长，从而引起更大的经济混乱，使社会生产受到破坏。在这些财政经济措施失败之后，戴克里先不得不放弃几乎全部货币税和货币支付手段，而转向征收实物税和实行实物供应的道路。社会经济向自然化的倒退进一步加深了。
一位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曾对戴克里先的“价格救令”予以完全否定的评价，把这种措施称为行政上的荒唐行为。尽管也有人认为这种物价管制政策有一定的依据：当时在帝国政府支配下有大量的产品储备，这是来自皇帝广大地产所得的收入以及各种以自然形式征取的赋税；还有在国家直接管理下的当时最大的一些手工业作坊所生产的大量物品。因此，政府是能够向市场投放一定数量的商品，以调节价格的。然而，这种见解忽略了政府为维持军队、官僚机关、宫廷费用等所必需的巨额财耗，这些储备产品不足以在全国范围内用经济手段来调节物价。戴克里先敕令所规定的价格，已大大高于人们在以前所能承受的物价。而且，价格敕令也没有考虑到各地区的特殊条件就强制执行，因此它在颂布之后不久，就因无法执行而自动失效了。
◎古罗马人进行海上贸易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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