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王安石变法-唐宋八大家

25　王安石变法

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并称“唐宋八大家”。其中，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不仅是文学家，还是著名的政治家。尤其是王安石，他在变法改革上的建树，甚至淹没了在文学上的光辉。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少好读书，过目不忘，写起文章来动笔如飞。17岁那年，随任江宁通判的父亲到江宁（今南京市）读书，深感人生苦短，功业难成，决心以天下为己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庆历二年（1042年），22岁的王安石考中第四名进士，担任了扬州知州韩琦的佥（qiān）书判官。王安石不修边幅，不洗脸，不换衣，整日蓬头垢面，只喜读书。在扬州，经常读书达旦，伏案稍睡片刻就赴府办公。韩琦以为他是夜饮放逸，经常训诫他。王安石虽不辩白，却对他这种武断作风不满。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出任鄞（yín）县（今浙江宁波）知县，终于可以一展自己的抱负了。

北宋是个“积贫积弱”的王朝。自开国至仁宗末已近百年，庞大的冗兵、冗官、冗费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已充分暴露出来。严重的财政危机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宋朝初年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到仁宗年间“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大小起义达到了上百次。总之，北宋中期已陷入了贫弱不堪的严重危机。

一些有政治远见的政治改革家，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敏锐地觉察到朝廷的弊端，曾推行富国强兵的“庆历新政”。但由于朝中官僚的反对，仅实行一年即告流产。范仲淹遭贬谪，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表达了他壮志未酬的遗恨。

宋王朝仍在危机中徘徊，王安石到鄞县上任时，旱灾严重，赤地千里，他决心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兴利除弊，做一些社会改革的尝试。于是，他“筑堤堰，修陂（bēi）塘，兴修水利工程”；又在春荒季节，低息贷谷给百姓，秋收时再还粮付息；还兴办学校，整顿保伍基层组织，为当地办了许多好事。

嘉三年（1058年），王安石调任三司度支判官。此间他曾奏《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简称《万言书》，全面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可暮年的仁宗已无心来变革现状了，《万言书》也被搁置一旁。不久，仁宗死，其侄英宗赵曙即位。英宗仅在位四年，多是忙于是否尊其父为皇父的争执，自然无心顾及朝政。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逝世，神宗赵顼（xū）即位。当太子时，神宗就读过王安石的《万言书》，对他赞赏不已。熙宁元年（1068年），神宗授王安石翰林学士，并召见他陈述对策。王安石痛陈百年积弊，力倡变法。求治心切的宋神宗受到很大震动。于是，君臣精诚合作，进行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相），并设立推行新法的机构，正式进行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分理财和整军两个方面。其理财的措施有：

一、命各路发运使根据当地产销状况和京师的需求，有计划根据情况调配物资。这样既保证了京师的供应，免去了向百姓的临时搜刮和大商人的盘剥，也促进了国家物资的合理使用和运转。

二、实施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时，政府以低息贷粮王安石食或钱币给农民，以限制大商人和高利贷者盘剥百姓，增加政府收入，收到了平抑物价，限制兼并，救济困乏的效果。(www.xing528.com)

三、鼓励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凡与当地农业有关的，由受利人户出工出料兴修。资金不足的，由政府依青苗法给贷款。

四、根据方田均税法，重新清丈田产，按质量分出等级，统一负担赋税。以杜绝有些官僚地主隐地漏税。

五、把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差役的办法，改由政府出钱募役。费用由占有土地的上三等户分担，称“免役钱”。原来享受免役特权的官户、寺观户等也要减半缴纳，称“助役钱”。六、在京师开封及各大城市设市易务，控制市场，平抑物价。整军的措施有：一、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军队由原来的一百多万精简为八十万人。二、实行保甲法。地方基层10家为一保，设保长一人；50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一人；10大保为一都保，设正副都保正各一人。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接受训练，夜间轮流巡逻，准备逐步以民兵制代替募兵制，使其成为朝廷军事力量的一部分，以减除冗兵，增强国防力量。

三、过去由政府的牧监饲养军马，耗费大而效果不佳。现改为由民户饲养，按比例免除赋役，并与保甲法相结合，增强保丁的训练和作战能力。

由于新法措施侵犯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遭到了两宫皇太后和大臣司马光、文彦博等守旧派的群起反对。但由于宋神宗积极支持新法，许多反对变法的官僚相继被罢退。

王安石的新法推行了几十年，理财效果显著，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熙宁、元丰年间，政府收入达6000余万贯，比嘉年间，每年增加2300多万贯。尤其是兴修水利成效最为显著，共兴修水利工程一万多处，灌田36万多顷。北宋的军事实力也有了明显提高。熙宁六年（1073年），与西夏开战，取得熙河之役的胜利，收复故地两千里，这是自北宋开国以来，对西夏战争的最大胜利。

然而，改革举步维艰的现实，只能让王安石兴奋一时，随即就回到无限的烦恼之中。新法始行，几乎是举朝反对。虽有神宗支持，把反对变法的人一个个贬逐，但靠罢别人的官来维持新法能维持多久？地方官对新法的推行也十分不利，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方田均税已13年了，才清丈土地250万顷，仅够纳税土地的一半。新法正在推行之际，又遇到了更大的阻力。连年大旱不雨，又遭到了蝗灾，灾区人民纷纷流亡。有人向神宗呈上了《流民图》，朝野人士纷纷指责新法，两宫皇太后也哭哭啼啼地说王安石变乱天下。宋神宗终于顶不住如此强大的阻力，开始动摇了。

王安石的心情也非常沉重，尽管他已升任宰相，却是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王安石难以再继续执政了，只好上奏章请求辞职。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罢相，出任江宁知府。临行，推荐韩绛为宰相，他一手提拔的吕惠卿为参知政事，继续推行新法。

吕惠卿是个利欲熏心的势利小人。他排挤韩绛，想取而代之。又害怕王安石再度入相，就把所有王安石变法时任用的助手都设计罢黜。又强行推行青苗法，不管农民需不需要，一概强行贷给，“天下之人，复思荆公（王安石）”。熙宁八年，神宗重新让王安石入相。可局面已被吕惠卿搞得一团糟，吕惠卿由支持变法蜕变为嫉妒，攻击王安石。变法派分裂，王安石已无力回天了。

熙宁九年，王安石年轻的儿子病死，他自己也心力交瘁，已无精力过问政事，再次辞去相位，回到江宁。王安石走后，宋神宗继续主持新法，虽然对他恩宠有加，特进他为左仆射、荆国公（简称荆公），但直到王安石去世，再也没有回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