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之际，耶稣会异军突起

三　耶稣会趁宗教改革之机异军突起

在思想文化领域，15世纪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使欧洲人摆脱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体系和《旧约》神学系统，“异端邪说”空前地活跃起来。在社会生活方面，由于航海事业的发达，新大陆的发现，海外的财富滚滚而来，刺激了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更为重要的是，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后，维系欧洲统一的精神基础——天主教发生了动摇。

此时的罗马教廷已经极端腐败，高级神职人员，甚至教皇本人身上，充斥着敛财、好色、虚伪、阴谋等恶行。德国维滕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因不满教皇利奥十世出卖天堂赎罪券，于1517年发表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向罗马教廷公开挑战，揭开了欧洲宗教改革的序幕。从此，新教运动在那些早已对罗马教廷不满的欧洲各国中，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德国、英国、荷兰、瑞士等国都和罗马教廷分庭抗礼，从服从变为了敌视，教皇的号令已不能在欧洲畅行无阻。

罗马教廷觉察到自身的危机，也从内部发起了一场革新的行动，即所谓的“反宗教改革运动”——改革不良的习俗，整顿不良的组织，严肃教会的纪律，整律教士的生活，加强神学的研究等。

总之，16世纪的欧洲是个变革的社会，是个革新的时代，人心思变，向往自由，趋求新奇。压抑了上千年的思想一旦解放，其发挥的创造力令人瞠目结舌，从而造就了人类现代文明的灿烂硕果。

耶稣会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

成立于1535年8月15日的耶稣会企图从内部肃清腐败，改革教会，充当了维护罗马教廷，以及“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急先锋。修会成员希望能够回归早期基督教义，以此获得一个更加靠近耶稣的地位。修会为了严格纪律，规定其成员必须对教会绝对服从，“假如教会这样定义的话，我就相信白的是黑的”成为他们的信条。耶稣会与其他修会，如“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突出的差异是，他们不主张离俗修行，而是要深入到异教徒之中去传播教义，争取更多的信仰者。

1540年9月27日，教皇保罗三世承认了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个正式修会。此后这个修会发展很快，不久就在多个国家活动。

耶稣会的行动纲领是“虔诚与外交手腕的结合，苦行与世俗交往的结合，神秘主义与冷静盘算的结合”。耶稣会尊崇学术和新知，力图将古典与现代融合，将科学与宗教化一。耶稣会采取军事化组织管理，所以又称耶稣连队。其创始人是西班牙贵族——罗耀拉·依纳爵。

依纳爵（St． 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虽然出身贵族之家，但并非纨绔子弟，他在西－法战争中受伤致残，转而研习神学。他向教廷发誓：“我不属于我自己，我属于创造我的天主和代表他的教皇，我将像柔软的蜡一般，任其摆布。为此，我先要像一具僵尸，没有自己的意志和感觉；其次，我要像一个小小十字架，任凭持有者旋转；再次，我将像一根拐杖，听凭使用者的指使。”

耶稣会组织严密，纪律森严，除了教皇不受任何人的管制。总会长为终身制，驻在罗马。在全世界设七十七个教省，各设教省会长，任期三年，其下按地区分设会长和院长。各省会士外出传教，即在当地建立归该省管辖之传教区。此外罗马总会长还向各地派出巡阅使，会内实行层层控制，会士之间相互监督，并强调绝对服从上级。总会长对各地会士拥有绝对统治权，故有“黑衣教皇”之称。正式会士除发三愿（绝财、绝色、绝意）外，还发第四愿，即绝对效忠教皇。会士除应遵守会规外，尚须按照伊纳爵所著《神操》一书的要求，完全听凭长上以天主的名义随意调遣，不得违命。权力膨胀的结果，自然会产生越轨行动，所以耶稣会在欧洲的名声并不太好，一些有识之士，如伏尔泰、帕斯卡等人说耶稣会是“各国君主的政治工具，参与一切政治阴谋的策划；以传教为名，为侵略主义者充当政治间谍”；指责他们“只顾目的，不择手段”。

耶稣会的成员一般都是神父，只有个别成员是修士，如之前我们介绍的郎世宁。他们一般不穿修士服，外表一如常人，成员一般在他们的名字后面加上字母“SJ”（The Society of Jesus）。耶稣会的成员都过着独身、贫穷的生活，并以此为荣，他们对修会和教宗的命令绝对服从。而且从成立那天起，耶稣会成员就是引领潮流的天主教神学者——他们的成员都受到过比较高深的教育，并掌握多种知识和技能，有许多是高级顾问。加入耶稣会比加入其他修会考验的时间要长得多。申请人不但要有神学的毕业证书，而且还要有另一项专业的大学毕业文凭。

耶稣会士的使命是使耶稣会神父和修士成为一个为别人生活的人。身为耶稣会的成员是生活在团体中，与其他会士以及许多普通信徒、合作者一起共事，将天主带给人类，并设法减轻他们的痛苦，消除社会的不正义。会士被天主吸引，去向人们、世界宣讲圣言。那些应召而为司铎的会士在教会中具有领导职位，并透过司铎职务协助建立基督徒的团体。(www.xing528.com)

该会以举办文化教育事业、进行灵修指导为其主要活动；并结交达官贵人，深入宫廷，扩展政治势力。17世纪，法国、西班牙等国君主的忏悔神父均由该会会士担任。18世纪时耶稣会因过深地干预政治，甚至从事暗杀活动——例如，1610年由新教改信天主教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被刺，据说就是耶稣会策划的，而受到欧洲一些国家的取缔。1759年，葡萄牙将耶稣会驱逐出境；1764年，法国颁布了解散耶稣会的命令；1767年，西班牙把六千多名耶稣会教士赶走；1773年7月，教皇克雷芒十四世宣布解散耶稣会；直到1814年才被教皇庇护七世允许重新恢复。

因为耶稣会士工作的对象是无所不包的，所以耶稣会士中也是群贤毕至——闻名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名教授、宣讲师诸色人等无一不备。有的传教士出入朝廷，充当帝王的神师，更有的在南美洲献身做黑奴的奴隶。他们为了使众人得救，便适应一切人。对于教育事业，耶稣会更不遗余力，创立后一百年，在欧洲各学府都有耶稣会士执教，当时的会士已超出两万名。在罗马现在仍欣欣向荣的日耳曼学院和额我略大学，四百余年间给教会陶冶了难以数计的学者、圣贤和伟人，例如法国著名的数学家笛卡尔就是耶稣会成员。

耶稣会成立不久，就把目光投向了东方。1542年该会随葡萄牙殖民势力进入印度活动；1549年到达日本。开启东方之旅的是会祖圣依纳爵的挚友，被称为“东亚宗徒”的圣沙勿略。

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 S． J．，1506—1552）出身于西班牙巴斯克贵族，其父是西班牙国王的顾问，他早年就生活在王宫之中。十八岁的沙勿略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与依纳爵相识。在依纳爵的感召下，由一个桀骜不驯、追逐奢华的纨绔子弟，变成谦恭自抑、甘心清贫的教徒。1534年8月15日，依纳爵和沙勿略等五人在巴黎郊外的蒙塞拉特修道院中创建耶稣会，发誓终生侍奉教会，过贞洁清贫的生活。1540年，他受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的委派到东方传教，于1542年抵达印度果阿。他的足迹遍及印度、锡兰、马六甲、新加坡及日本等地。他在日本传教与僧人辩论时，有的僧人问他：“你的教义如果是真理的话，为什么中国却不知道呢？”他这才了解日本的文化绝大部分来自中国，而且中国幅员辽阔，境内人民安居乐业，中国人智慧极高，善于思考，重视学术，以正义著称，便决心把他的事业重点放在中国。他于1552年8月来到中国广东外海，离广州三十里的上川岛。但是，在明朝政府的禁海政策下，他无法循正常途径进入中国。沙勿略只好居住在简陋的茅屋中望洋兴叹。他曾试图以偷渡的方式进入大陆，但都没有成功。他终于没有等到登上大陆的那一天，因患病，发高烧，于1552年12月2日在上川岛去世。

虽然沙勿略赉志以殁，但是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传教的理想却从未削减。耶稣会印度教区特辟中国日本教区，任命主教驻于澳门，收集有关中国的资料，征集有志去中国传教的人才，令他们学习中国语言等——一旦条件许可即登陆近在咫尺的大陆。继沙勿略之后，尚有多人闯关，都功亏一篑。

1574年，意大利籍的耶稣会教士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被任命为远东教务视察员，率领耶稣会士四十人抵达果阿。1578年他来到澳门，准备前赴日本，他知道日本奉中国为上国，因此欲劝化日本人入教，必先劝化中国人入教。而且，他知道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若想要在中国立足，必先要精通中国语言文字，明了中国风土人情。范礼安遂要求果阿派遣一名适当人选，准备进入中国传教，果阿方面选中了罗明坚。范礼安神父热切盼望能够尽快施行自己的计划，曾站在澳门修道院的窗前，遥望大陆叹道：“岩石啊，岩石，你何时才能开裂？”

罗明坚神父（Michele de Ruggieri，1543—1607，意大利人）于万历七年（1579）到达澳门，专心学习汉语“听说读写”的四种功夫。而且，一有机会他便跟随到中国做生意的葡萄牙商人进入广州。当时，中国当局允许葡萄牙商人在一定的日期内到广州进行贸易，但只限于白天，太阳一落，必须回到船上，不准在中国土地上停留。罗明坚在与一些官员接触的时候向他们提出留在陆上的请求，因为自己是侍奉天主的，哪能整天跟着商人跑呢？中国官吏见这个大胡子的外国人会说汉语，而且待人和气，彬彬有礼，便将他安排在暹罗进贡使所住的驿馆中，并在食住方面提供方便。1580—1583年间，他曾在广州暂住三次，还去肇庆住了几个月。罗明坚又通过送礼贿赂两广总督的手段，获准长住内地，成为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的第一人。

当他辗转各地，试图在中国落脚时，感到一个人过于孤单，乃请求范礼安神父将利玛窦调到澳门做助手。明万历十一年（1583），利玛窦跟随罗明坚赴肇庆。

利玛窦来到广东后，在中国南方辗转度过十八年，终于在1601年进入北京。之后的十年，利玛窦以其精湛的数学和天文知识，和对中国经典的通晓，对中国风俗的尊重，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建立了良好的形象。他所建立的被称为“利玛窦规矩”的传教模式也被其他许多相继来华的耶稣会士采用。

1644年清朝入关，顺治、康熙皇帝继续重用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相继出任钦天监监正。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也颇有成绩，全国发展的信徒已达二十七万人。

从康熙末年，因所谓的礼仪之争开始在全国查禁天主教，迫害教徒和传教士，但在北京宫廷里却留用一批耶稣会士，担任御用的学者和艺术家，其中最著名的有意大利籍画家郎世宁和负责制作喷泉和地图的蒋友仁神父等。通过他们，封闭的清帝国残留下一扇窥视西方的小窗口；同时，17世纪后期，耶稣会传教士也是西方了解中国的最高权威。

几经反复和挫折，在中国的耶稣会逐渐发展。自1583年至1775年的近二百年间，共有472名传教士来华，其中不乏著名的学者、科学家、艺术家、技师和能工巧匠。他们大多终生服务于中国，再也没有返回欧洲。他们以自己的才智和奉献精神为沟通中西文化尽了力，以上我们介绍的就是其中几个贡献突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