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皆为皇帝的匠人

2．科学家不过是皇上的匠人而已

乾隆皇帝见多识广，他很清楚中西科学技术的差距，曾说过：“从天文学、绘画、科学、技术来说，中国人与西洋人如果相比较，中国人不过还是幼童。”所以他还是鼓励引进西方人才的。对于前朝留下来的传教士，也极表器重和礼遇，封官，颁赏，赐宴等。康熙、雍正两朝来华的教士，如郎世宁、罗怀忠、戴进贤、徐懋德、陈善策、巴多明、殷弘绪、冯秉政、费隐、德玛诺、宋君荣、沙如玉、孙璋等人都安心地在各自的岗位上面，发挥出自己的才智，为中国人民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乾隆帝为进一步吸收西方文明，仍不断招徕传教士来华，如杨自新、王致诚、刘松龄、汤执中、高慎思、安国宁、晁俊秀、金济时等。

下面择主要的，对这些传教士作一简单介绍。

刘松龄（Augustin de Hallerstein，1703—1774，奥地利人），字乔年，出生在奥地利贵族家庭，通天文、历算。乾隆十一年（1746）接替戴进贤为钦天监监正，达三十年。他的日常工作除了观测日、月食之外，尚要记录五大行星的出没时间。而且，他还要为一些俗务所困扰。例如，一些管理钦天监的王公大臣，时时想要攘他的工作为己有，当然传教士们不计较名利，但是他们要向朝廷交待自己完成任务的情况，所以也不得不说明事实。

郎世宁作《乾隆帝雪景行乐图》

郎世宁作《仙萼长春图——樱桃》

傅作霖（Felix da Rocha，1713—1781，葡萄牙人）字利斯，精通哲学、神学、天文学及历法等。他于乾隆三年（1738）来华，十八年（1753）任钦天监监副。两年后，因绘制准噶尔、厄鲁特等地的地图有功，授二品衔。他还曾测定哈密、吐鲁番、玛纳斯、伊犁等地的纬度。三十九年（1774），赴西藏测绘地图。刘松龄死后不久升任钦天监监正。

郎世宁绘《阿玉锡持矛荡寇图》(www.xing528.com)

乾隆三十一年（1766），汪达洪（Jean － Mathies de Ventavon，1733—1787，法国人）神父来到北京，被宫廷聘为时钟制造师，实际乃是机械师。乾隆皇帝非常喜欢西方的奇异机械，以前有个法国修士杨自新制造了一只自行狮，内有机械发条装置，上满发条能够行走百步。后来又制作了一狮一虎，能够自行走三四十步。杨自新去世后，皇帝特意聘请了汪达洪继续杨的工作。乾隆皇帝被视为中国少数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可是他只知道满足个人的享乐与好奇心，却不懂得利用西方先进技术为国计民生服务，甚至没想到利用传教士来培育中国自己的人才，可见这所谓英主的见识也不过尔尔。

乾隆帝在宫廷内设立自鸣钟处和做钟处，做钟处有西洋传教士和中国匠人，他们的工作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和修理钟表。乾隆皇帝经常给做钟处的工匠们布置任务，让做钟处按照他的要求制作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这好玩儿的皇帝令汪达洪制造两个机械人举着花盆能够自行走动，汪达洪为之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制成后，乾隆帝非常满意。乾隆三十五年（1770）英国使节送给皇帝一种机器人，能自动书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这样的文字，歌颂皇帝的功德；汪达洪将其改进，使之不但能书写汉字，还能书写满、蒙文字。汪达洪见取得如此的成绩，遂拟订一更大的计划，他准备为北京制订一套完整防御工程——包括整体战术和防御器械，并写成条陈上呈皇帝。汪达洪自己制造了模型，皇帝令他详细说明。可是，却遭到来自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朝中有关的大臣，另一方面是传教士内部——怕欧洲方面责备他们将先进战术传给非基督教国家，此事遂无疾而终。

乾隆三十五年英国伦敦特为清廷制作的自鸣钟。上弦后，钟表底下的洋人即提笔写字：“八方向化，九土来王”，而且横、竖、撇、捺都有笔锋，真是妙不可言

《哨鹿图》局部，乾隆皇帝

钱德明（Jean － Joseph － Marie Amiot，1718—1793，法国人）于1751年抵达北京，不久觐见乾隆皇帝，曾将有关的礼节详细记录下来。他学识渊博，涉猎极广，于科学、文学都有极深造诣，笃嗜学习研究，与马若瑟、宋君荣并称为耶稣会三个学问最深的人。法国大革命时期传来国王路易十六被杀的消息，他受刺激太大，突发脑溢血去世。他曾编制《满法词典》三卷，约有一万两千词条，民国时许多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还是通过该词典学习的满文。《由载籍证明中国之远古》，将中国历史上溯到帝尧时代，是将中国神话时代列入历史的少数史学家之一。《孔子传》、《孔传大事略志》、《孔门诸大弟子传略》、《中国兵法》等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文韬武略。《中国古今乐记》则是研究中国古代乐器、乐理的不多著作之一，比中国人研究的还要深入、透彻。另外还著有《中国古代宗教舞蹈》、《禹碑之说明》等。

郎世宁绘《哨鹿图》，前第三骑白马者为乾隆帝

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1727—1780，法国人）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来华，也参加了圆明园的修建工程。他设计并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水力计时器，附有喷水、鸟鸣等活动形象，花费了他四年的光阴。他在写给欧洲友人的信中，自称“在宫廷中，起先为喷水匠和机械匠，后来又成了园艺师和花匠”。其实，韩国英对科学、文学都有一定的造诣，他是圣彼得堡研究院通讯院士，他有关覃菌的研究曾获得好评。他著的《中国古代论》，以帝尧为中国建史第一人。他将《大学》、《中庸》译为法文。他还有许多关于植物、博物、文字等方面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