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代英主是个小气的玩儿家子
雍正皇帝鉴于前朝继位程序中的弊病，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继位方式，即不立太子而将遗诏放在乾清宫内“正大光明”匾的后面，先皇死后，再在众人面前打开宣读，既可避免阴谋的发生，又可使众皇子心服口服。雍正帝死时，留下的儿子只有三名，弘历毫无争议地顺利即位，是为乾隆皇帝。
乾隆帝的文化修养还要高于其父，他极欣赏郎世宁中西合璧的画法，还在做皇子的时候就与郎世宁相识，而且关系密切。登极后，又特意提升他为御前画家，可以随时出入宫廷。出于对他的赏识，乾隆帝几乎一有空闲便去如意馆观看郎世宁作画，并时常与之交谈。郎世宁在尽职宫廷画家的同时，也未忘记他的传教士责任，每当皇帝光顾时，他总是趁机为耶稣会能在中国传教进言几句。乾隆元年（1736）五月，北京发生了一件小事，却引起基督徒的一场风波。
乾隆皇帝的生母，熹妃钮祜禄氏。这是宫廷西洋画家所作
乾隆皇帝朝服像
因为乾隆帝对雍正年间施行的政治打击也有些不以为然，遂实行政治犯大赦，例如苏努一家全部释放，并恢复皇室资格等等。有一名官员被释回京后，设宴庆贺，而他一个信教的妹妹因宴会带有迷信色彩，拒绝赴宴。那位官员恼恨其妹无情，连带对基督教产生反感，便给皇帝奏了一本，声称满人受了洋教士的蛊惑，应该严格禁止云云。于是，朝廷下旨，禁止旗人信教，否则将处以重刑。这之后，乾隆帝到郎世宁处，坐在他旁边看他画画，郎世宁忽然停笔，拿出北京诸神父请求免除禁教令的上疏，跪在皇帝面前。旁边站着的随侍太监大为惊恐，因为他这种上疏方式既不合规矩，又有冒犯皇帝尊严之嫌。但是，乾隆帝并未作出任何表示，只是耐心地听他陈述，并对他说，朝廷并没有禁止基督教，只不过不许旗人入教。然后命令身边太监将其奏折收下，安慰他安心画画。
其后，各地仍有教民冲突事件发生。乾隆二年年底，耶稣会的华人传教士刘二拾到一个弃婴，并为其施洗。正当刘二给弃婴行洗礼的时候，官兵闯了进来，将其逮捕，罪名是“口念咒语，向弃婴之头灌水”。结果给予杖刑后，戴枷示众一个月。于是，在京城和各地又掀起一场禁教的风潮。一天，皇帝又到如意馆画室，与郎世宁谈论一些艺术问题。郎世宁愁眉不展，似乎有极大的心事。皇帝问他是否身体不好，郎世宁回答说，贵国禁止基督教，大街小巷贴满禁教的上谕，我怎么能安心作画呢？如果欧洲那边知道这里的情况，谁还愿意到中国来服务呢？乾隆帝答复道，我并不禁止你们的宗教，只是不许中国臣民入教而已。
郎世宁绘乾隆帝及其皇后像
自从清廷统治中原之后，汉人的抗清斗争从未停止过，只不过因清廷的政策的不同，有时表现得激烈一些，有时表现得和缓一些而已。雍正末年与乾隆初年，国内各地的抗清斗争又逐渐有加剧的苗头。这些斗争有不少是披着宗教外衣组织起来的，因此清廷对于不管是什么宗教，都采取了严格禁止的方针。
郎世宁绘《乾隆帝戎装像》，作于乾隆四年（1739）
经过几年的经营，消除了一系列的内忧外患之后，乾隆帝开始了他奢靡的享受。
乾隆九年（1744），皇帝在圆明园原来的二十八个景点外，又增修十二个，形成四十个景区。乾隆十二年时，一次皇帝翻阅西洋教士们从欧洲带来的画册，见到其中有喷水池的图片，便问起郎世宁，这是什么原理，并请他找一个可以制作喷水池的人来。郎世宁来到北京各教堂打听，人们告诉他刚刚到达的蒋友仁神父可以胜任。
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法国人）是北京传教士中稀有的科学家。他于乾隆九年（1744）来华，朝廷知道他精于天文、历算，立即召至北京。只一年的时间，他已经可以阅读中国书籍了。乾隆帝在郎世宁的推荐下，立召蒋友仁入内廷，由天文学家改行做了工程师。在传教士们看来，只要是有利于传教，干什么都是无所谓的。蒋友仁与郎世宁合作，很快绘出西洋式宫殿的蓝图。乾隆帝决定在长春园北部修建西洋楼，并任命郎世宁作为总设计师，并任命其为奉宸苑卿，官秩三品，专门掌管皇家园林。
圆明园长春园蓄水楼遗址——为大水法提供用水
长春园方外观遗址
长春园远瀛观之一
长春园远瀛观之二
第一座西洋式建筑进入施工阶段之后，乾隆帝几乎每天都来观看，时常问这问那，并亲自命名为“谐奇趣”。蒋友仁经过多次的实验，终于将喷泉试制成功——那时中国人尚无人懂得喷水池原理，他
可算是中国第一人了。谐奇趣楼前建有一巨大的海棠式喷水池，一条石头雕刻的大鱼位于池中央，周围有四只铜羊、十只铜雁。石鱼口中喷出的水柱可达五丈，而铜羊和铜雁口中射出稍细的水柱成弧线落入池中。
紧接着，第二座更大的西洋楼“海宴堂”又开始动工，是三座西洋楼中最大的一座。前面的水法又别出心裁，蒋友仁将其设计成一个喷水计时器。喷水池四周有代表十二生肖的十二个兽头，每到一个时辰，则代表那个时辰的兽头口中即喷出水来——例如子时（晚11时至凌晨1时），鼠口中喷水；丑时（半夜1时至3时），牛口中喷水；午时（中午11时至下午1时），则所有的兽口中一齐喷水，景象至为壮观。蒋友仁不但负责设计，而且还要督造蓄水池、进水管道，甚至铜水管的铸造，都由他来监制。这样一项巨大的壮丽工程要是在欧洲足以使他享有盛名，可是在乾隆皇帝的眼里，他不过是个无名的工匠而已——这就是中西价值观的差异。
第三座建筑是“远瀛观”，其结构分为三部分，北面是主体宫殿建筑，宫殿前面是“大水法”，也是蒋友仁的杰作。大水法由三组喷水池构成，两边的喷泉是方塔形的石拄，水由塔顶喷出；中间的水池四周布满石头猎狗，喷水时，所有猎狗嘴里的水柱都喷到中间的石鹿身上，即“猎犬逐鹿”。南边是一组“观水法”，乃是几面石头屏风围绕着两个高耸的宝座——为皇帝和皇后所备。今天人们看到的残垣断壁就是远瀛观与其前面的大水法。
长春园观水法
长春园大水法之一
长春园海宴堂之一角
长春园海宴堂于1922年的景象(www.xing528.com)
长春园海宴堂远眺
长春园谐奇趣北面
长春园谐奇趣正厅的平台
长春园谐奇趣左侧之八角亭
长春园谐奇趣之南面
圆明园之古桥
长春园遗址
其他的西洋风格建筑还有：养雀笼、方外观、花园迷阵、线法山、湖东线法墙等。
蒋友仁在设计喷水装置时，还制造了与之配套的提水设备，使用一种特殊的水车，以机械方法将水提升至一个高处的水塔，以供给水法的用水。但是后来蒋友仁去世后，无人会使用那水车，皇帝又要观赏水法喷水，只好由工人一桶一桶地将水挑到水塔上面——可想而知，这需要多少人的劳动。此时，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如美国独立、法国爆发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也初具规模；可是，乾隆皇帝仍在满足于他的盛世，玩赏着他的水法！
乾隆皇帝视这些外国的先进技术为奇技淫巧，只可赏心悦目，而不懂得于国计民生有何裨益，也没想到让传教士们培训一批中国人才，只是将他们身怀的绝技，用来满足一己之私，而不是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这位所谓的一代英主实在是名不副实的。
蒋友仁还在空闲时间制造许多仪器，如反射望远镜、抽气筒等。
海宴堂水法的喷水兽头，庚子之变中被八国联军劫往欧洲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回部之后，蒋友仁根据传教士们测绘的新疆地图，编绘成《增补坤舆全图》，图宽十二尺半，高六尺半，较利玛窦、南怀仁等当初绘制的地图还要详细、准确。这是一幅最新版本的世界地图，上面增加了许多天文部分的说明文字，而且向中国人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哥白尼日心说。对科学不感兴趣的乾隆皇帝不过赏赐给蒋友仁几匹绸缎，哪里知道什么是日心说、地心说呢？乾隆帝请他将中国地图用铜版印刷出来，他虽然不会这种技术，还是勇敢地承担下来。他翻阅欧洲出版的有关资料，亲自训练刻版工人，自己设计印刷机器，终于印出104页的精美地图册。蒋友仁神父为了完成皇帝交给的任务，不辞劳苦，他终日奔走于各工厂之间，其距离少则五六里，远的要二十多里。不时地他还要到园子里向皇帝汇报，无论风雨寒暑，从无休息日一说。每天的饭菜不过是米饭、咸菜而已，而这对于他那欧洲的胃极不相宜，以致身体状况日益衰弱，终于积劳成疾。乾隆三十九年（1774），教皇解散耶稣会的命令传到中国时，蒋友仁因过度气愤，引发脑卒中而亡，另一个教士刘松龄也为同样的原因而死。
与郎世宁、蒋友仁一起设计，建造圆明园的还有王致诚，他们在长春园工作了近十五年。
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1702—1768，法国人），出身于绘画世家，自称从小在“画笔和调色板”中长大，擅长画人物肖像。他应在华耶稣会拓宽教务之请，于乾隆三年（1738）来华。乾隆帝和他的祖父一样，不喜欢油画，曾向画院下谕旨道：“水画优雅悦目，新至绘工绘画法必同他人。至若肖像不妨用油绘之。”所以王致诚和郎世宁一样，放弃了原本已达相当水平的油画技艺，改学中国画。王致诚法兰西人火爆的性格使他有时产生抵触情绪，他抱怨说，这种约束完全违背自己的意志和爱好，要不是为了有益于教会，使皇帝善待耶稣会教士，早就回欧洲去了。郎世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他，别的教士也劝告他，他才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安心作画。但是，以他欧洲人的眼光，对中国的帝制仍然不理解，他曾写信给欧洲朋友：“我所侍奉的皇帝，自以为是世界上唯一的君主，所以他认为外国人在他那里服务，当视为莫大的荣幸。”王致诚为圆明园画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装饰画，有水墨画，也有油画，但都毁于1860年英法联军的战火。
乾隆帝时常来看望王致诚和郎世宁，有时所画人物的服装、姿势不合他的意思，还亲自动笔改正。有时，郎世宁他们给王公大臣们画像，这些人从未有过做模特的经验，不时地站起来，走到画师那里看看画得像不像，当看到有几分相似，便得意地笑起来。使画师们很不耐烦，可是他们地位尊贵，又不好说什么。
乾隆帝经常谕令王致诚和郎世宁等西画家与中国画家合笔绘画，甚至具体指定由某个画家动笔。例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帝颁旨：“旨著郎世宁用宣纸画百骏手卷一卷，树石著周鲲画，人物著丁观鹏画，钦此。”从画作《春郊阅骏图》中可以显然看出，乾隆帝是在有意调和中西画法。乾隆帝认为西洋画法特长在于“著色精细入毫末”，而不足是“似者似矣逊古格”——即缺少中国画的韵味、格调。有时各地进贡珍禽异兽，乾隆帝令画家记录下来，往往是由西洋画家画主体部分，而配景则由中国画家完成。如，《白鹰图》中的白鹰为郎世宁所绘，背景的山水松树出自宫廷画家方琮的手笔。
胡敬在《国朝院画录》中谈到郎世宁的绘画风格：
世宁之画本西法而能中法参之，其绘花卉具生动之姿，非若彼中庸手之詹詹于绳尺者比。然大致不离故习，观爱鸟罕四骏，高庙（乾隆帝）仍命金廷标仿李公麟笔补圆，于世宁未许其神全而第许其形似，亦如数理之须合中西二法，义蕴方备。大圣人之衡鉴虽小道必审察而善择两端焉。
王致诚参与绘制《平定厄鲁特图》十六幅。
乾隆十九年（1754），皇帝见他服务谨慎，援其他教士之例，决定授他以官职。但是，王致诚坚辞不受，皇帝亲自到如意馆问他什么原因，他只以传教士不应该做官来回答。
《白鹰图》 作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郎世宁画白鹰，方琮画背景
《白猿图》 图中的白猿为郎世宁所绘，背景则出自中国宫廷画家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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