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恨屋及乌：紫禁城与洋大臣

2．雍正帝“恨屋及乌”

雍正登位之初，即把兄弟们名字中的“胤”都改成了“允”，以避自己的圣讳。为了分化政敌，他对势力较大的允一派采取了笼络的手段，这也是雍正帝高明的一步棋。他先封允为廉亲王，为四个总理事务大臣之一，还兼任理藩院尚书。不过，聪明的允知道他这位皇兄是不会放过他的，曾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

雍正二年（1724），政权基本稳固，于是开始动手收拾允集团。

八月，皇上召见诸王宗室，谴责允躌、允、允、允“俱不知本量，结为朋党，欲成大事”——提到了篡位的高度，说明事情的严重性。不久，因为先要对付年羹尧，将几位皇弟放了一马。十一月，将年羹尧逮捕至京后，又回过头来对付允集团。他发布上谕道：“自亲王以下闲散人以上，若有归附允结为朋党者，即为叛国之人，必加以重罪，决不姑贷，亦断不姑容也！”皇九子允被派往西宁，又不给任何名义，实际上是充军而已。皇十子允被派护送蒙古活佛哲卜尊丹巴的灵龛回喀尔喀，行至中途，又令他在张家口暂住。不久在雍正二年四月，以“私自禳祷”的罪名，将其押回北京，圈之高墙。皇三子允祉被发往遵化守陵。

雍正四年，雍正帝加紧处罚允集团。二月，将允禁锢高墙；三月，令其改名“阿其那”——据说是满语“俎上之鱼”之意。五月，向内外臣工、八旗军民公布允、允、允等人罪状，允囚禁在景山寿皇殿；允改名“塞思黑”——满语“讨厌”之义，从青海追回，禁锢在保定圈禁，八月死于当地，雍正帝说他遭冥诛。九月，允死于禁所——无疑都是死于雍正帝之手。这个经营了二十余年的政治集团彻底崩溃。

担任镶红旗满洲都统的贝子苏努，乃是努尔哈赤长子储英的曾孙。储英虽然屡立战功，因不同意其父处死叔父舒尔哈济及其叛明的政策，被努尔哈赤杀掉。因此，储英的后代一直不得志。不过，苏努在康熙朝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一直在宗人府任职，并兼任镶红旗满洲都统。康熙帝晚年还曾将郎世宁的油画赐给苏努的儿子勒什亨以示恩宠。但是，在皇子储位之争中，苏努父子是胤党；他的儿子勒什亨、乌尔库和皇九子胤关系密切。苏努有十三个儿子，受洗入教的有九人，其中三人于康熙末年入教，六人在雍正初年入教。

雍正即位后，表面上对苏努加以笼络，由贝子晋封为贝勒；他的儿子勒什亨被任命为领侍卫内大臣、御前行走等要职。但是，雍正帝在向允集团动手时，马上翻脸骂道：“勒什亨是险邪小人，他父亲苏努是允一个朋党中人。”雍正二年五月，苏努被革去贝勒，两个儿子判了个充军罪，随着允发配到青海西宁去了。苏努被流放到塞外的右卫（山西右玉），年近八十的苏努到达当地不久即死去，临终，守在旁边的儿子劝他入了教。死后两年，苏努的尸首又被鞭尸扬灰，抄没家产。雍正帝告诉心腹年羹尧：“苏努实国家宗室中之逆贼，真大花脸也，其父子之罪，断不赦他也。”在北京任教堂司铎的穆敬远被人告发，指控为同谋，也被牵连进去，一起发配西宁。穆敬远与允住处相连，他们在墙上开一窗口，商议对策。穆敬远建议允向雍正帝求饶，被允拒绝了。允则想把家产放在穆敬远处保管，穆敬远觉得风险太大，没有答应。

穆敬远在西宁为勒什亨、乌尔陈施洗入教，二人还捐资修建教堂，帮助穆敬远传教，劝人入教。不久，又发现他们用西文字母作密码与北京传递书信，雍正帝闻知后十分恼怒，便于雍正四年四月将穆敬远、勒什亨、乌尔陈等人押解回京。雍正帝下令，严刑拷问这些传教人等，逼迫他们承认自己有罪。穆敬远供认：“我在允处行走，又跟随他去大同，前后有七八年了；允待我好，也是人所皆知的。”但他觉得并未违反中国的法律，拒不认罪。

在华传教士想通过外交手段来营救穆敬远，遂通过葡萄牙国王若昂五世派使者麦德乐，率领八十名随员，携带许多珍贵礼物，来华祝贺雍正皇帝登极。雍正四年十一月，麦德乐抵京，向皇帝进献了厚礼，准备营救穆敬远神父。但是，在此之前皇上早已授意将穆神父押回西宁再将其除掉。于是，穆敬远于八月五日又被押解回西宁，次日知道食物中已经下了毒，过了十二天死于西宁谪所。

雍正二年二月发布禁教令，要求各地信教的人自动放弃信仰，否则将处以极刑。各地传教士限于半年内离境。后来，巴多明、白晋、戴进贤等人的联名上奏，雍正帝才允许传教士可以在广州居留。北京只留下二十余人，为朝廷服务。

雍正皇帝曾经向冯秉正、巴多明、费隐等人解释他禁教的原因：西洋人不尊重中国法律，扰乱人民，例如在福建；而且各国有各国的信仰，不可强加于人，正如中国不会派和尚去欧洲传教；若是中国人都成了基督教徒，岂不成为外国的顺民，一旦外国入侵，中国将会大乱。

雍正帝对兄弟、宗室的做法引起他的长子弘时（1704—1727）的反感，尤其是苏努一家的被遣，爆发了他们父子间的一场争吵。雍正帝迁怒于弘时不理解自己的苦心，谴责他“性情放纵，行事不谨”，削其宗室资格，废为庶人。弘时于雍正五年八月初六死亡，年仅二十四岁。按说像这种年龄不会突然死亡，所以弘时的死成了一段历史疑案。有的说是被雍正帝诛杀，也有的说是勒令其自裁，还有一说是他自尽。但无论如何是因其父而死是不会错的。正如努尔哈赤诛杀其长子储英，这种事情在清廷宗室中也算不得是什么新鲜事。

郎世宁为了他的传教事业，忍辱负重，不但不敢去仇恨雍正帝，反而尽力去讨好，去迎合他，以求再创基督教在中国的辉煌。为了迎合取悦雍正皇帝，郎世宁不得不违背自己意愿去画所谓的“祥瑞图”。

《聚瑞图》作于雍正元年（1723），是郎世宁留世作品中最早的。与中国画不同的是，画中没有任何线条的勾勒，色彩极具光影效果，但又与西方写生画有所区别

康熙帝经常接触西方科学知识，历来极反对所谓“嘉庆祯祥”。他认为，什么庆云、景星、灵芝、甘露之类都是自欺欺人，麒麟、凤凰更是子虚乌有，是贻讥后世的事情。雍正帝的科学常识远不及其父，所以热衷于祥瑞一类无聊的玩意儿。“上有所好，下必效焉”，终雍正一朝，各地嘉禾、瑞茧、麒麟、凤凰、甘露、卿云之类的报告不断。皇帝也是有报必宣，有告则奖。郎世宁在这种氛围下，也像一些无聊的中国文人一样，曾经为雍正帝画过一幅《聚瑞图》，以祝贺他登极，一个古瓶，中间插着一棵双穗的稻谷，旁边一茎并蒂莲，还有几株象征吉祥的牡丹、芍药之类的花草。他采用的中国式的水彩画，但是运用了西洋技法的光线、透视技巧。雍正皇帝非常欣赏郎世宁的画，并且对中国画家说，西洋画家的写实本领的确要高过中国画家，那个瓶子画得几乎使人能够感觉出是瓷器来。郎世宁受了皇帝的嘉奖，又于雍正二年画了一幅《嵩献英芝图》，以“松”、“鹰”，谐音“颂”、“雍”，表示了对皇帝的颂扬。雍正三年，郎世宁又画了《瑞谷图》，都得到了雍正帝的青睐。他甚至还跑到郎世宁的美术学校来听了两次课，但是他从未与郎世宁交谈过。

雍正五年正月初五，皇帝宴请二十位传教士，郎世宁也在其中。六月，十位传教士到圆明园谒见皇帝，也有郎世宁在内，可见雍正帝对他的眷顾。郎世宁还为雍正帝画过一幅《百骏图》，以庆祝他的五十岁生日。这次是皇帝亲自点名要郎世宁画的，可见他对于西洋画法的喜爱和推崇。为此，郎世宁特地于雍正六年（1728）去了一趟承德，因为那里有皇帝的御马苑，养着大量的良种马。《百骏图》长二十三尺，高近三尺，上面整整画了一百匹各种形态、各种姿势的骏马。他仍然以西法为主，注重光线、比例，同时也吸取中国画的构图技巧，衬以山水、树木、河流，充分体现了中西画法的完美结合。这反映出雍正年间，郎世宁已致力于中西画法的调和与借鉴。(www.xing528.com)

雍正二年，郎世宁所作《嵩献英芝图》

郎世宁所绘《平安春信图》，图中画的是雍正帝、弘历父子

按照皇帝的旨意，郎世宁向一些宫廷画家，如斑达里沙、八十、孙威风、王、葛曙和永泰等人传授西洋油画技法。从此，油画在清廷中大行其道。郎世宁在此期间也创作了许多油画作品，只可惜保留下来的极少——大概都被英法联军的一把孽火烧掉了。

雍正二年（1724），皇帝开始大规模扩建皇家园林圆明园，这为郎世宁提供了发挥其才能的大好机会。为便于工作，他有较长一段时间就住在园子里面。四年，圆明园扩建工程基本完成，郎世宁为许多殿堂画了大量的装饰画。每次，他都要事先打好草稿，然后由皇上过目批准，才能动笔。最后完成时还要皇帝点评，提出批评或修改意见。雍正帝曾在郎世宁的画稿上面批示：“此样画得好！”

《百骏图》（局部）　图中的马匹和山水背景显示了画家的透视学技巧，树木、山石的画法都有异于中国画的画法

佛延的《油画山水图》册页　图中的取景、技法仍是中国传统画法，只是颜料不同，用法也不同

雍正帝行乐图　汉装抚琴

雍正六年（1728），在庆祝皇帝五十大寿时，发生了“吕留良案”。奉未曾谋面的吕留良为老师的曾静，与他的弟子张熙异想天开地跑去说服甘陕总督岳钟琪，起来反清。结果，吕留良的两个儿子吕毅中、吕葆中，以及两个弟子被杀；曾静、张熙则被宽大，令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宣讲雍正帝的著作《大义觉迷录》。皇帝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强调了他的王朝得来的正大光明，满族统治中国是

雍正帝行乐图　汉装题诗

雍正帝行乐图　洋装打猎

雍正帝行乐图　僧服坐禅

雍正帝行乐图　道装论道

天经地义，他要把儒家、佛家和道家完美地统一为一体。《大义觉迷录》被大量印刷，几乎是人手一册，每家必备。自然郎世宁和在京的教士们都要学习这本皇帝的著作，还有皇帝的其他语录。

雍正帝把反对他的兄弟杀的杀，关的关，剩下的几个老弟大都是其心腹，如怡亲王允祥、果亲王允礼、慎郡王允禧等。郎世宁与他们过从甚密，赠画与他们，还为他们画过肖像。可见在当时王公贵族中，玩赏西洋画是一种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