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世宁：紫禁城内的洋大臣

1．郎世宁不敢过问政治

关于皇四子胤?的继位，历来传说很多，归结起来，无外乎是合法继位说，或是阴谋夺位说。从现有的档案材料和当时的各种迹象，似乎都支持合法继位说。可是，皇帝的家事神秘莫测，很难说得清楚。因为雍正、乾隆两朝对宫廷文献的大量篡改，事隔三百余年，要想了解当时真相实属不易。例如，现存北京和台北的两份《康熙遗诏》，关键的满文部分都已残缺，按说这样重要的文献档案是应该妥善保管的，是否已被人动了手脚也很难说。而汉文遗诏则是后来补发的，其中还有多处涂改。所以，诸如《起居注》、《实录》之类的正史可信度大打折扣，要想彻底廓清其真实面目，恐怕不是一件易事。

据官方的说法，十一月十三日寅时，即凌晨三四点左右，皇上召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皇七子淳郡王胤、皇八子贝勒胤、皇九子贝子胤、皇十子敦郡王胤

、皇十二子贝子胤、皇十三子胤祥，以及步军统领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极，即皇帝位。”而当时胤禛并不在场，当他赶到畅春园时已是巳时，即上午九点左右，他曾三次觐见问安，康熙帝告诉他病情发展的情况，却绝口不谈由他继位的事情；在场的诸皇子也无一人向他提起他被定为新君的消息。直到晚上戌时，即七点前后，皇帝才归天。康熙帝死时只有隆科多一人在场。

胤禛读书像

郎世宁等教会人士当然会对此时的一动一静给予密切的关注。据罗怀忠说，康熙帝临终前因脑血栓的缘故，从十一月初九就开始昏迷，十二日则处于完全昏迷状态，所以留下任何遗言的可能性极小。在康熙帝晏驾之前，罗怀忠被命令离开现场，所以无法知道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如官方公布的情况似乎也不大可能。

雍正皇帝朝服像

康熙帝去世后，当时就在京城内外流传着许多谣言，其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胤?串通隆科多修改遗诏。这段子说，隆科多受命于胤?，将康熙帝遗诏中的“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其实，这种无稽之谈是禁不起任何推敲的。首先，那时的“于”都是写作“於”的。再有，每个皇子都是有名字的，在遗诏这样庄重的文件中，不可能只写第几子，而不写名字的。估计，这种谣言是出于某位皇子之口，流到街面上的，意图不外是制造混乱，起码也要吐一口胸中的恶气。不过，这倒是说明了一个事实，即胤是当时最有可能继位的另一个人选。

胤禛（1678—1735）终于登上帝位，改元雍正。

据意大利修士马国贤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12月20日），他正住在畅春园附近，国舅佟国维的园子里。当天傍晚，他听到外面响起一阵不寻常的嘈杂声，他从墙头往外边看去，只见无数的骑兵正急速地向四面飞奔而去。不久，听到行人小声议论：“皇上驾崩了。”马国贤后来从宫里面得到的消息说，御医们断定了皇帝不治以后，皇上指定了皇四子胤?继位。所以，雍正可能是正常继位——即使是这样，其中也有不少疑点。

刚刚登上帝位的雍正皇帝立即向胤，他这个同胞弟弟开刀，以镇压异党，肃清谣言，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首先把手握重兵、驻扎西宁的胤调回，然后让他留在遵化康熙帝的景陵看守陵墓。新皇帝的情报系统侦知了一切，胤已经受洗成为教徒，并且曾经私下里向教士许愿说，一旦他继位，将给予基督教以保护，使他们在中国自由传教，不受任何阻拦。而且，市井上面都哄传胤才是正牌儿的接班人，于是，雍正帝先来对付他。可是长久把他放在外面还是不放心，又把他移至景山圈禁起来。

雍正初年，基本上继承了康熙朝的禁教政策，而且其严酷程度过于其父。雍正帝早在继位以前就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对于以“合儒辟佛”为宗旨的传教士，本能地有一种排斥态度。而且，基督教宣扬“人人平等”的教义，犯了皇帝的大忌。试想，如果人人都平等了，皇帝还有什么特权，天子还有什么特殊地位？再说，若是这种理论被“白莲教”之流接受过去，岂不更是“造反有理”了吗？

再有，雍正帝对于传教士卷入皇子争夺帝位的斗争深为痛恨。后来，他又得知耶稣会未曾经过他的同意，将中国划分为几个“主教区”，觉得这群洋和尚欺人太甚，便在雍正元年十二月重申了“禁教令”，而且更进一步，除了有特殊技艺的教士之外，其他人一律解往广州、澳门。还是任钦天监监正的戴进贤上疏皇帝求情，不要将教士全部赶走。雍正帝遂下旨，检查教中书籍，有否违禁的地方。检查的结果，并未发现什么问题，雍正帝表示，他对“西洋教法原无深恶痛绝之处，但念于我中国圣人之道无甚裨益”，下令，西洋人只要没有大恶者，应从宽对待，不要绳之过严。可是，从此中西的文化交流中断了近一百年之久。(www.xing528.com)

不过，雍正帝对于朝廷需要的专业人才还算宽容。他大胆启用戴进贤为钦天监监正。戴进贤（Ignace Kogler，1680—1746，德国人）字嘉宾，康熙五十五年（1716）来华，雍正三年（1725）授钦天监监正，一直在中国服务二十九年。他改正了编纂于康熙末年的《历象考成》中的错误。郎世宁也仍然在朝廷任职，继续受到皇上的信任。

郎世宁因为给胤画像的事情被追究责任。因为，画像那天胤穿的是只有皇上才能穿的金铠甲，尽管铠甲是康熙帝赐给胤的，还是有越礼之嫌，属谋篡帝位的罪名——愈加之罪嘛。胤?还追究胤欲给予基督教特殊地位的罪行，胤的解释是，纵观历代以少数民族统治汉人的政权，无一不被汉文化同化过去，最终都是丢掉本来强悍的民族本色，只是会吟诗作画，寻章摘句，变得柔弱不堪一击。只有元朝的忽必烈断然引入西方宗教——景教，来弱化汉人的儒家文化。但是他的后继者不理解他的苦心，所以只坐了九十几年的江山，就被赶到漠北去了。他正是汲取了前代的教训，想要寻找一种自己的宗教，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以免将来被汉族文化吞噬掉。

胤的想法有一定道理。元朝在入主中原以前，就与基督教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许多蒙古人信奉基督教叙利亚支派的景教。元朝时，大量西域色目人的迁入，也把他们信奉的基督教带到了中国。元世祖忽必烈曾对马可·波罗说，有人敬耶稣，有人拜佛，其他的人敬穆罕默德，我不晓得哪位最大，我便都敬他们，求他们庇佑我。在元朝初年，信奉景教的大多是蒙古贵族、官吏，以及色目人。人们称其为“也里可温”。很快，景教即流行于中国内地，到处建立“十字寺”，即教堂。同时，罗马天主教的方济各会也传入了中国，主要活动在大都（北京）、泉州等地。但是，信奉景教或是天主教的还是以蒙古人、色目人为主，汉人信之极少，所以随着元朝的灭亡，依附于帝国政治势力的基督教也就销声匿迹了。

胤禛当然不会听他的解释，皇帝自有他的理论，他曾在雍正三年（1725）对来华的教皇使节说，天下各种宗教无不是以劝善为本，可是至善至美的教化，没有超过儒家的。他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用来做自己的御用工具。

还好，郎世宁没有受到过多的牵连，毕竟他主要是个画家。

雍正帝继位后的第二年（1724），立即重申了禁止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旨意，北京的三所教堂必须停止一切活动；澳门方面不许再派遣传教士进入中国；外埠除了少数有专长的外国教士进京为他服务，其他人必须在半年内全部离开中国。北京的教士只剩下可怜的几名，郎世宁继续做他的宫廷画师，罗怀忠则还是宫廷御医，戴进贤、徐懋德做他们的钦天监监正和监副——但被严令禁止传教。

雍正朝最奇怪的事情莫过于皇帝虽然禁止天主教，驱赶天主教士，却允许东正教在北京建教堂。

说起东正教传到中国，尚有一段历史。

俄国自彼得一世开始，极力向东方扩张，想找到一个太平洋的出海口，于是黑龙江流域成了俄国哥萨克不断侵扰的地方。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皇帝亲自命令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中国军队向雅克萨的俄占领军发动攻击，迫使俄国人求和。

雍正帝即位后开始在养心殿听政，此为养心殿内景

战斗中几百名俄国战俘怕回国后会受到惩罚，愿意归顺中国。清朝政府将他们编入满洲镶黄旗俄罗斯牛录，定居北京东直门内的胡家园胡同。因俄国人称雅克萨为阿尔巴金，所以这些在中国繁衍生息的俄罗斯人自称是阿尔巴金人。为满足这些人的宗教要求，朝廷特意将一座关帝庙给他们作临时祈祷的地方，后改作教堂；并答应彼得堡派遣东正教祭司到北京，从此东正教传入中国。1689年9月6日，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康熙皇帝派遣使者慰问迁往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作为交换，俄国派东正教教士来北京。一直到康熙末年开始严禁天主教时，东正教仍然保持着合法的地位。雍正五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又将原来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由一人增加到三人，而且中国政府帮助在北京建一座东正教教堂。可是，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团后来成了俄国的外交和间谍机构，在传教事业上反倒没有丝毫建树。至1860年，东正教传入中国近二百年，发展教徒不过二百余人，而且都是当初那些雅克萨战俘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