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反教廷干涉中国内政决心坚定

一　是上帝，还是丢斯

郎世宁（Joseph Castiglione，1688—1766）本名约瑟夫·卡斯提里昂。他于1688年6月19日出生于意大利米兰的圣马塞兰诺（San Marcellino）。他是个孤儿，对自己的家庭历史一无所知，他的父姓还是一位好心的教士告诉他的。

在艺术之乡米兰长大的约瑟夫，注定了一生都会走一条艺术道路。他自幼就有着不同凡响的记忆力，尤其是对形状和颜色，只要他看一眼某个教堂，即刻可以闭着眼睛在纸上把那教堂的轮廓剪下来——艺术家也需要勤奋，但更重要的似乎是天赋！他青年时期在卡洛·科纳拉（Carlo Conara）学习绘画与建筑，受过名师的培养，其油画作品在当时法国艺术界占有一定的地位。约瑟夫于1707年左右，在意大利热那亚加入耶稣会。因为学历不够，所以他从未获得神父的职位，始终保持一个修士的身份，但他安之若素，表现了其博雅、恬淡的胸怀。约瑟夫刚开始只为意大利的教堂画壁画，1714年开始居往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及科英布拉。

那时，因为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人在中国成功的传教经验，还有中国皇帝居然封汤若望的父母和祖父母以极高的荣誉，所以在欧洲掀起了一阵“中国热”，尤其是年轻的教士都渴望去中国传教，或说是探险，看看自己能否有所收获。约瑟夫结识了一名从远东归来的意大利教士后，也对中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兴趣，并毅然决然地向教会表示了愿意去中国传教的决心。1712年，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1714年4月11日，约瑟夫乘船离开里斯本，于当年的9月17日到达印度果阿，到达澳门时已经是1715年了。他在澳门一方面学习中文，一方面等待清廷的命令——准许他们进入内地传教的命令。他来华后取汉名“宽石”，进京后取“石宁”，较后改为“世宁”——以下我们称他为郎世宁。

当康熙皇帝从广东巡抚杨琳从奏折中得知有一位欧洲画家到达后，十分高兴，急不可待地下旨：“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

到京后，郎世宁住在东堂，后由马国贤引见，觐见康熙皇帝，从此一直在中国待了五十二年，历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宫廷画师。成为“西画东渐”的先锋，被奉为清宫廷画院之柱石。郎世宁虽然以传教士的身份来中国，但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基督教的压制中，他并没有被逐出宫廷，反而极受礼遇，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他在清朝宫中仅有宫廷画师的职位——他也安于这个角色，因为凡是有任何企图传教的举止，都会被禁止，因此在中国，多称他为宫廷画师，而少称他为传教士。

康熙朝末年的禁教，是因为中国皇帝与罗马教廷发生了“礼仪之争”。

自从“利玛窦规矩”确立以来，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都是依照这个原则行事的。当时，因为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宗教势力尚未涉入中国，罗马教廷的远东教区尚属初创，无意对传教方式多加干涉。所以，对于“上帝”译意的含义是否准确，基督教徒可否祭孔、拜祖先等问题，尽管耶稣会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也有争论，但是并未引起过大的波澜。1630年之后，西班牙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先后进入中国传教，他们为了打击葡萄牙势力，争夺对华传教的主导权，便在崇拜礼仪上大做文章。1643年，多明我会的黎玉范专程去罗马教廷传信部，对在中国的耶稣会提出十七条指控。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发布禁令，禁止中国教徒祭孔、拜祖先。在华的耶稣会教士闻讯，感到教皇的禁令将会给传教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遂派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意大利人）于1650年去罗马申诉，请教廷将中国人的祭孔、拜祖先和迷信活动区分开来。最后，耶稣会获胜，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裁决，认可了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方式。但是两派的争论并未停止，这其中涉及了罗马教廷与各国国王，以及各国国王之间的利益矛盾。

清代画家绘制油画的情景

1700年之后，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发展为罗马教皇和清朝皇帝之间的直接冲突。(www.xing528.com)

1699年，鉴于礼仪争论尚未有定论，耶稣会教士，康熙皇帝的教师徐日升、闵明我、安多、张诚等人上疏康熙帝，质询“祭祖和祀孔是否具有宗教含义”，请他对“中国礼仪”的实质作出解释——实际是争取他对耶稣会的支持。康熙帝批示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无可改处。”明白地表示了这类活动并无宗教意义。反对派攻击耶稣会教士不把争论提请教廷去解决，反而依赖教外皇帝裁定，纯属离经叛道。

1693年，罗马教廷传信部任命“巴黎外方传教会”代牧主教颜（Carolus Maigret，）“总辖中国教务”，他在其福建教区发出七条禁令：不准以“天”、“上帝”称天主，而要按照拉丁文称为“丢斯”；不许在教堂中悬挂康熙帝题写的“敬天”匾额；不准教徒祭孔、拜祖等。

1704年，教皇克莱芒十一世做出禁止中国礼仪的决定，并派遣特使多罗（1670—1710）来华处理在华传教士之间有关中国礼仪问题的争端，实为打破葡萄牙对在华传教权的垄断，因此在教皇通谕中支持了颜的七条禁令。1705年多罗携带教皇禁令来到中国，虽然他并未交验教廷的任命状，康熙帝仍然三次召见，以礼相待；对他来京后的身体不适，给予极大关怀。但是，当皇帝得知教皇要中国政府服从教廷禁令后，警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讥讽这些颐指气使的传教士“站在人家大门外，议论别人屋里的事情”。康熙帝本想让马国贤、德理格向多罗沟通，使罗马教廷取消关于“中国礼仪”的禁令，可是二人反而激化清廷与罗马的关系，使皇帝大为恼怒，最后将德理格关押起来。可见，康熙帝是有诚意解决“礼仪问题”的。可是，不更事的多罗看不到这点，还把颜召到北京，以助他的声势。康熙帝于四十五年（1706）第二次召见多罗时，见到只会说闽南方言的颜，便问他是否认识御座后面的匾额上的汉字。四个斗大的字中颜只认得一个。康熙帝斥责他“连中国字都不认识，却要对中国事务指手画脚”。年轻气盛的多罗将教皇的禁令透露给北京的耶稣会士，似乎想求得他们的支持。传教士们如实地禀报给了皇帝。康熙帝得知后极为愤怒，立即表示了不准教廷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严正态度；并规定传教士必须持有朝廷准予传教的印票并服从中国礼仪，方可在中国传教。事实证明，天主教在中国的禁绝，某些传教士和罗马教廷要负主要责任。

多罗来华，意味着由利玛窦开启的中国大门即将关闭，一些耶稣会士为此焦急万分，徐日升神父病倒了，他看到在多罗出使中国期间，他三十五年来所致力的传教事业有崩溃之危险，他看到耶稣会的名声遭到伤害，他看到自己的名誉和品德被诬蔑为口是心非和背叛。连康熙皇帝本人也认为徐日升之所以得病，他的健康受到损害的原因，是多罗对这个著有功绩，受人尊敬的传教士太严酷了。1708年12月24日，徐日升怀着无穷的惋惜去世。

1707年，多罗在南京天主教堂宣布了教皇的禁令，又在广州拒绝呈交教皇的任命书，被葡萄牙总督软禁在澳门，最后于1710年死于澳门。康熙皇帝则谕令各地传教士如果愿意遵守“利玛窦规矩”，可以领取居留证，并将被视做中国人；否则一律驱逐出境。1710年，教皇克莱芒十一世重申禁令，耶稣会教士抗辩无效，康熙帝认为教廷此举乃是明显干涉中国内政，在教廷的公文上面批示：“尔欲议中国道理，必须深通中国文理，读尽中国诗书，方可辩论。朕不识西洋之字，所以西洋之事，朕皆不论。”并于1717年4月谕令礼部，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禁教令的颁布对于中西双方都造成极大的伤害，尤其是中国，出于对西方人的敌视，竟拒绝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最典型的例子是，利玛窦、南怀仁等绘制的世界地图不再被人重视，慢慢地被人忘记了。

天主教会内部的矛盾、一些传教士的妄自尊大、罗马教廷对中国的无知等原因，终于导致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终结。设想，如果这扇沟通中西的大门继续开启，如果中西文化继续沿着丝绸之路不断交流，可能不会发生两次鸦片战争，可能不会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中国也不会如此闭塞落后，中国人还会看得到圆明园……

康熙五十九年（1720），罗马第二次派出由嘉乐率领的使团，来北京处理“礼仪之争”问题。康熙帝也再次表明了维护中国主权和坚持“利玛窦规矩”的决心。皇帝召见了传教士们，并立即要求他们表示态度。遵守“利玛窦规矩”的教士当场签字，对于没有签字的教士，如德理格，当即予以逮捕。

就在“礼仪之争”期间，葡萄牙驻澳门的传教部为了本国利益，故意挑唆中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教皇为打破葡萄牙垄断中国传教权，设立一个直接听命于教廷的教士委员会。法国耶稣会趁机进入中国，他们派遣了大量传教士中的艺术家、技师、科学家和机械师，因为他们知道清朝廷最感兴趣的是这些人。葡萄牙人也赶紧效仿，加派这些人才进入中国——郎世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中国的。和他一起到达的还有外科医生罗怀忠。

广东巡抚杨琳首先对郎世宁等人进行了一场考试，令郎世宁给他的护卫画了一张速写；让罗怀忠给他的一条摔断了腿的狗接骨——被罗怀忠拒绝。恰巧此时这位杨巡抚的儿子患病，被罗怀忠治愈。于是，他确信了二人的技能，上报给皇帝，康熙帝才命令他们进京——但都不是以传教士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