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利玛窦当初曾经带来一幅世界地图，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认识到世界有五大洲，改变了“天体浑圆，地居其中”，“中国居中，海环其外”的观念。但其图，尤其是中国部分仍嫌粗糙。由外国传教士绘制中国地图，始于康熙时代。
康熙十七年（1678），南怀仁在随扈康熙帝巡视东北地区时，测定沈阳的纬度比北京高出二度，而过去人们一直误认为沈阳和北京在一个纬度上。康熙帝担心别的省份也会出现类似的错误，遂打算利用传教士们将大清国的版图全部测绘下来。
中、俄尼布楚谈判之际，张诚向清廷提交了一份新地图，引起康熙帝的注意，即委托张诚在参加谈判之余，对东北地区的经纬度稍加留意。二十八年底，张诚在给皇帝讲学时，指出东北地区地图过于简略，建议重新进行测绘。皇帝也懂得精确测绘地图的重要性，在此之后到各地征战、巡行之时，都令张诚等传教士跟随，一面讲学，一面测定当地的经纬度，以做好测绘地图的准备工作。
三十七年，刚刚来华的法国教士巴多明奏明皇帝，说各省府县城镇坐落地点多有不准地方，再次建议重新测绘全国地图。
为了慎重，皇帝让传教士们从北京地区开始试测。四十七年（1708），白晋、安多、雷孝思（JeanBaptise Regis，1663—1738，法国人）、杜德美（Pierre Jortoux，1668—1720，法国人）、巴多明等人，把他们绘制的北京附近地图献给皇帝，康熙帝看了之后，觉得比旧图更加精确，决定由杜德美主持，逐步在全国进行全面测绘工作。
康熙四十七年（1708）四月，雷孝思、白晋和杜德美开始测绘长城一带的地图。他们于六月间从山海关出发，用绳索、指南针等简单的工具，夜间在帐篷里过夜，白天则冒着风沙，一步步地直走到甘肃嘉峪关。第二年的正月才回到北京。以后两年中，雷孝思、杜德美和费隐等人对东北地区、直隶省进行测量。五十年（1711），雷孝思和麦大成去山东；其他人有的去蒙古，直至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有的向西到达新疆；有的则在华北一带继续测绘尚未走过的地方。朝鲜和西藏也包括在测量范围之内，但因两地不允许传教士进入，所以由他们培训中国人后，代替他们测量。他们用了九年的时间，踏遍了中国的每一块土地，终于在1718年完成了《皇舆全览图》的编绘。从康熙四十六年试测开始，整整用了十年时间，若是连早期的准备工作计算在内的话，则是三十年之久。
南怀仁绘制的《坤舆全图》
马国贤教士将地图制成四十四块铜版，印刷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份全国地图——那时欧洲各国尚未有全国地图出现。《皇舆全览图》的完成，凝聚着中西人士的智慧和辛劳，诸教士身历的艰险不问可知，例如，雷孝思历经了长城内外、塞外的草原、西南边境的云南野人山及江南大部分地区。杜德美测绘了辽东、直隶等地的地图。他们还曾想到西部、北部边界去勘察，但被康熙帝拒绝——作为一个精明的皇帝，他的警惕性是很高的。
康熙帝的外籍教师尚有多人，此处略为介绍一二。
康熙帝便装像
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是法国人，1685年，他与其他六名传教士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携带若干数学、天文、化学仪器来到中国。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抵达北京，他与张诚二人被皇帝留在京城服务。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学会满文，以后又学会汉文。先后用满文编写了二十几种教科书，还把法国皇家科学院编写的《哲学原理》译成满文，供康熙帝阅读。他还编写了近二十篇医学著作，介绍一些疾病的医治方法，康熙帝很欣赏他的工作，特意为他的一些著述撰写序言。康熙帝非常重视他们的工作，请白晋回法国再招聘一些深谙科学的传教士来华，同时请他将四十九册精美的书籍带给路易十四国王。他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作为康熙帝的专使去法国，六年后返回，带回十名传教士，其中有雷孝思、翟敬臣、南光国、利圣学、巴多明、马诺瑟、颜伯理等人，以及路易十四带给康熙帝的礼物。后来，在康熙帝的指派下，他一直研究《易经》，试图找出儒学和天主教的联系与异同。
路易十四给康熙皇帝的亲笔信
康熙皇帝给路易十四的亲笔信
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法国人，与白晋同时抵华。
白、张二神父很快熟悉了满文，因此得到康熙帝的信任。他们为皇帝讲授几何学，并用满文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数学书籍，康熙帝令人再译成汉文，并亲自作序。他们还在宫中建立一间化学实验室，制作了必要的仪器设备。他们和巴多明神父还建立一解剖学实验室。白晋形容康熙皇帝说：“因为他本来就对新奇东西感兴趣，所以，自从他有了某些欧洲的科学知识以后，就表现出了学习这些科学的强烈愿望。”(www.xing528.com)
徐日升（Thomas Pereitra，1645—1708，葡萄牙人），字寅公，康熙十一年（1672）来华。徐日升精通音律，刚一见面，就得到皇帝的青睐，此后三十六年中，一直宠眷不衰。一次，他和南怀仁同在皇帝身边，南怀仁用琴弹奏了一曲中国乐曲，徐日升马上重复弹奏一遍，竟丝毫不差。皇帝觉得十分惊奇，又让他弹奏一遍，还是照样。康熙帝指着徐日升道：“这人真是个天才！”立即赏赐贡缎二十四匹，说：“你们的袍子已经旧了，拿去做两件新的吧。”徐日升曾在教堂中放置大风琴一架，式样新颖，声音悦耳。又有一架大报时钟，另外在中厅上面系有多个小铁钟，厅内放置一大鼓与时钟相连。当时钟报时，鼓上的齿轮带动厅上面的铁钟，正是钟鼓齐鸣，声音动听，气氛热烈，引得朝野贵贱都来观看。
徐日升墓碑
康熙二十四年（1685），皇帝出塞，命徐日升、安多随行。
二十七年（1688），南怀仁病故，皇帝令闵明我代替他的遗缺。有时，闵明我出差在外，就命徐日升或安多代理。
雷孝思，字永维，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来华，在测绘中国地图的事业中贡献最大。自四十七年（1708）开始测绘全国地图，他曾周历塞外草原，南疆回部地区，云南野人山等地。五十六年（1717）还京后，将各地地图集中，汇成一总图——这样大面积的测绘地图在欧洲也从未有过。
回京后，张诚、白晋开始为皇帝讲授几何学、哲学，康熙帝经常驻跸西郊畅春园，二人不论刮风下雨，是阴是晴，必于凌晨四时到达，日落方回，返回寓所后，还要准备明日的课程，其劳苦可知。当然，这些教士之所以如此不畏艰辛，讨好皇帝，乃是为他们在中国自由传教的目的。靠着他们和其他传教士的努力，终于感动了皇帝，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颁发上谕，允许在中国奉行天主教。在上谕中指出，天主教教义与中国礼教大致相符，中国政府既然容许人民信奉佛教、回教、喇嘛教等外来宗教，准其建立寺院，自然没有理由禁止天主教。
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帝亲征噶尔丹，令白晋、张诚和徐日升随行。张诚更是随皇帝出塞外八次之多。
康熙年间制造的洋人瓷像
康熙皇帝不但自己好学，对皇子要求也极严格，相对于明朝皇帝的懵懵懂懂，简直是天壤之别。一位大臣形容道：“余内值时，属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务府苏拉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康熙帝教育皇子可谓是用心良苦，无外乎是要他们习文经武，明道理，烛事机，明白存心立命之道，了然治国安帮之术。他令外国教师也给诸皇子上课，有时他学习到极有兴趣的时候，便把儿子们叫来一起听讲。
清宫中所藏的钟表
白晋曾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描述皇子们受教育时的情形：
这些皇子的教师都是翰林院中最博学的人，都是从青年时代起就在宫廷里培养的第一流人物。然而，这并不妨碍皇帝还要亲自去检查皇子们的一切活动，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直到审阅他们的文章，并要他们当面解释功课。
皇帝特别重视皇子们的道德培养，以及适合他们身份的锻炼。从他们懂事时起，就训练他们骑马，射箭和使用各种火器，以此作为他们的娱乐和消遣。他不希望皇子们过分娇生惯养；恰恰相反，他希望他们能吃苦耐劳，尽早地坚强起来，并习惯于俭朴的生活。这些都是我从神父张诚那里听说的，是他在六年前随同皇帝在山区旅行回来后讲的。起初，皇帝只把他的长子、三子、四子带在身边；到打猎时，又让另外四个儿子随同前往，其中最大的只有十二岁，最小的才九岁。整整一个月，这些年幼的皇子同皇帝一起终日在马上，任凭风吹日晒。他们身背箭筒，手挽弓弩，时而奔驰，时而勒马，显得格外矫健。他们每个人，几乎没有一天不捕获几件猎物回来。首次出猎，最年幼的皇子就用短箭猎得两头鹿。
皇子们都能流利地讲满语和汉语，在繁难的汉语学习中，他们进步很快。那时，连最小的皇子也已学习了“四书”的前三部，并开始学习最后一部了。皇帝不愿让他们受到任何细微的不良影响。他让皇子们处在欧洲人无法办到的最谨慎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皇子身边的人，谁都不敢掩饰他们的哪怕是一个微小的错误。因为这些人明白，如果那样做，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接触了西方先进科学的康熙帝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在大臣们的奏请下，他于五十二年下旨开设“蒙养斋”，由皇三子胤祉主持，编纂、翻译音乐、算法、历法等方面的书籍，同时借以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科学人才。此时，清廷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已经开始，康熙帝与传教士的关系也发生微妙的变化，他似乎觉察到传教士在介绍西学时有所保留的态度，所以决心造就自己的科技力量。蒙养斋翻译了《数表问答》，历经十年编辑完成了《律历渊源》一百卷，由《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和《律吕正义》三部分组成，内中包含了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
只可惜，蒙养斋不过是个临时性的编书处，康熙六十一年（1722），《律历渊源》完成后，雍正继位，无暇过问这些“微末之技”，也就无疾而终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