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的附庸风雅：《紫禁城里的洋大臣》

六　康熙皇帝是附庸风雅吗

经过南怀仁与杨光先的历法之争，十五岁的康熙帝深有感触：“偌大一个大清帝国，大臣中竟无人通晓天文历法，岂不让外人耻笑？……而且，我自己都不明白，怎么能判定别人的是非？”通过实际验证，他认识到西方的天文学是准确的，于是下决心学习西方知识。南怀仁以其良好的科学素养成为皇上的第一位西洋教师。平定三藩之乱时，皇帝的学习曾一度中断，之后又恢复继续学习。

这也正是年轻的康熙帝求知欲极其旺盛之时，他几乎天天召南怀仁进宫。每天，天刚破晓，南怀仁或其他教士就被召进宫去，当他们在熹微晨光中到达内廷时，皇帝已经在那里等他们了。上午两个小时，晚上两个小时，这些洋教师们教授皇帝各种知识。教他如何使用天文仪器、数学仪器，另外给他讲授几何学、静力学，及天文学中最有趣味，最容易理解的内容——当然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他灌输天主教教义。

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帝在收复台湾，收回雅克萨，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再次开始系统地学习。

张诚给他讲解各种科学仪器的用途；白晋讲授几何学、解剖学、哲学，还有对数；徐日升教他乐理、西洋乐器。皇帝感兴趣的还有其他耶稣会教士翻译的天文、地理、医学，及各国风俗等书籍。有时，他也听听南怀仁讲授的音乐、哲学课。连续两年他都是如此专心致志，以至把处理政务之外的时间全部用在学习上面了，他把这种学习当做最大的乐趣。此时，康熙帝对西方文明充满了好奇和向往，他曾写信给教皇克莱蒙，提出要与教皇的侄女成婚，以加强中国、欧洲的联系。不知何故，这段好事终于未能成功，此信件现在还保存在法国外交部档案里。

康熙帝作为一国之主并不轻易相信别人，他曾经派遣一些忠于他的满族青年以学习知识为名，前往南怀仁的住所，实为侦察南怀仁的隐私。当这些青年人回来向皇帝汇报南神父并无任何不轨行为时，皇上以为他受了南怀仁的收买，多次杖责，叫他说出真相。但是，这些正直的年轻人虽然受责，也不违心胡说。最后，康熙帝终于相信，南神父真的是个至诚君子。

康熙皇帝便装写作图

康熙帝特别对数学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他要求南怀仁给他解释利玛窦翻译的《几何原本》，并将其翻译成满文。只这《几何原本》他就看了不下二十遍，对各种图形、定理及其证明过程都能了如指掌。他向洪若翰、刘应神父学习观测天体用的秒钟、水平仪和其他一些仪器的使用方法。他还时常把所学的知识随时用于实际，他外出时，经常令随从们带着测量仪器，时而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时而用天文环测定时刻，从而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他有时测量一个宝塔的高度、一座山峰的高度，或是计算两个地点的距离。还通过计算，找出正午日晷影子的长度，往往和张诚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

康熙皇帝学习数学时所用的绘图仪器之一

康熙皇帝学习数学时所用的绘图仪器之二

每当遇到这种场合，大臣们立刻会发出一片颂扬之声，皇上也是心安理得地听着臣子们的阿谀奉承。虽然年轻的皇帝有强烈的求知欲，但是他从传教士那里学来的东西不过是些最基本，也是很肤浅的知识。类似的情况，康熙帝自认对音乐颇有造诣，可是，在传教士眼中他对音乐一窍不通，每个殿堂里都放着钢琴，他却从来都是以一个指头来弹钢琴，即使如此，还是有不少太监和随侍臣子一个劲儿地赞美他。传教士们心里明白，他们一方面满足了他的好奇心，同时也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康熙皇帝学习天文知识用的“简平、地平合璧仪”，用于近距离测量

南怀仁和他的先行者汤若望等人一样，都希望利用和皇帝接近的机会，能够说服他信奉天主教。他在随侍康熙帝出巡的途中，大概也试图做过这样的努力，但是，康熙帝始终把他看做是科学方面的顾问，仅此而已。因为，无论如何，天主教是外来宗教，在政教一体，或准一体的体制下，皇帝的宗教认同对全国有极大的影响。而以华夏共主自居的清朝皇帝，也是以上承尧舜，祖述孔孟为骄傲的。如果以异族统治中国的满人相信了天主教，无疑会更加强化人民的疏离感，闹不好，还会引发政治、社会的动乱。因此，幻想皇帝入教只能是传教士们的一厢情愿。

康熙帝用的量角器

康熙帝用的几何比例规（上）、手摇计算器（下）

尽管康熙帝对南怀仁极为信任，以至“每当皇上情绪低落时，只要一看到南老爷，就立即恢复了兴致”，但是终其一生，清廷并没有正式解除禁教令。南怀仁所能做的，只是利用康熙帝对他的倚重，以及他在朝廷中的影响力，使皇帝下令删除仍记录于某些省份地方禁令中，将天主教视为白莲教的文字。康熙帝充分地利用了传教士们的各种专长，视他们为“客座专家”、“科技顾问”，至于其他，一律免谈。

晚年的南怀仁大概已经明确了自己在清廷中的角色，那是汤若望一生所证实了的，就是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于宫廷。原来的想要以基督教征服世界的雄心早已被淡忘了。虽然南怀仁未能使皇帝入教，但却使他对天主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主要反映在他对天主教的赞许和尊重，以及对传教士的友好的信任上。康熙十年（1671），皇帝亲自到耶稣会住所慰问神父们，赐予“敬天”匾额，悬于堂中，并且说“敬天的意思就是敬爱天主”。各地教士们都遵旨将其挂在教堂门前，作为皇帝对天主教心照不宣的认可。

1671年，南怀仁神父见在华耶稣会教士年纪都已老迈，而且单靠葡萄牙在中国推进传教事业是不够的，因此，作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会长，在征得康熙皇帝的同意后，他从北京发出了《告全欧洲耶稣会士书》，吁请各国多方面派遣传教士来中国。这时，德国忙于与土耳其的战争，荷兰与英国也发生火并，法国趁机取得欧洲霸主地位，并进而要称霸世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首先响应南怀仁的呼吁，那时，路易十四正命令法国科学院做全球地理调查，世界各地皆有人员分派；唯有中国、印度，因为教权被葡萄牙控制，工作受到阻碍。路易十四获悉南怀仁的呼吁，认为这是扩大法国在东方影响的好机会，立即决定增派耶稣会士去中国。当然，这位法国国王也有打破葡萄牙在中国独霸传教事务状况的考虑，所以于1685年1月决定派人到中国传教。应选的六位教士是白晋、李明、张诚、刘应、塔夏尔和洪若翰——全部来自法国科学院。从此，法国传教士逐渐取代葡萄牙传教士，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法国诸教士携带大量的数学、天文仪器，于当年7月抵达浙江宁波，从运河北上，于次年2月到达北京——此时南怀仁已于十天前去世。后来，塔夏尔因事返回法国，李明留在暹罗；白晋、张诚被康熙帝留在宫廷做御前侍讲。年轻的康熙皇帝头脑清晰，判断力强，善于吸收新知识，正希望西方多派一些学者来华，因此与西方国王的决定不谋而合。洪若翰到中国后写信给他欧洲教友说：“我们在来中国之前所学得的科学技能现在非常有用，因为这些科学技能乃是康熙皇帝准许天主教公开传教的主要原因。”

应该看到，虽然这些传教士们在中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与他们的能力相比是极不相称的。因为中国的体制是，竭全国之民力、物力以奉一人。天主教也好，科学也好，在只有一种权威的国家里，一切都是工具。一位耶稣会士在写给同伴的信中说：“对一个只怕皇帝，只爱钱财，对一切永恒的主题无动于衷、漠不关心的民族宣扬教义，必须不厌其烦。”

南怀仁死于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1688年1月28日），据说是从马上摔下受伤致死的，终年六十六岁，他在中国活动了二十九年。在他病重期间，皇上多次派人探问，并派遣御医前往诊视。南怀仁死后，赐予“勤敏”的谥号，是传教士中唯一得此殊荣的人。康熙帝为表彰南怀仁效力多年之功，特撰碑文：

皇帝谕祭钦天监，治理历法，加工部右侍郎，又加二级，谥勤敏南怀仁之灵。朕维设官分职，授时端重灵台；振旅治兵，利器爰储武库。惟专心以莅事，斯运巧而成能；无忝厥官，宜膺殊典。尔南怀仁，远来海表，久掌星官；学擅观天，克验四时之序；识通治历，能符人政之占。非惟推步无差，抑且艺能兼备；铸为军器，较旧式而呈奇；用以火攻，佐中兴而制胜。恪恭不怠，奉职惟勤；术数咸精，造思独敏；务疏荣于苍佩；乃奄息于黄垆。念夙夜之成劳，良深轸悼；稽仪文于旧典，特示褒崇。呜呼！既赐以金，礼倍隆于存殁；载锡之谥，名永播于遐荒。尔灵有知，尚其歆享。

南怀仁墓

南怀仁为人谦虚热诚，急人所急，不遗余力；但律己甚严，视世荣如敝屣，坚守神贫，苦身克己；他恪守修会职责，视富贵如浮云。(www.xing528.com)

南怀仁和利玛窦、汤若望两位神父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如对科学有很深造诣，对传教事业有高度热情，以及其他操守方面的优良品德。他极为理解利玛窦、汤若望两位神父的思想，曾说过：“用做实际的事情来获得人们的信任，千万不要去简单地宣传我们的教义。”——这句话几乎成了在中国的传教士的座右铭。对当时信仰基督还处在初始阶段的中国来说，在传教事业的迫切需要上，除了利、汤两位神父外，几乎再无别人能比南怀仁更重要了。

南怀仁死后，法国传教士仍然在中国宫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皇帝的外籍教师还有白晋、闵明我（PhilippeMarie Grimaldi，1639—1712，意大利人）、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葡萄牙人）、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比利时人）等。他们给皇帝开的课程包括了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药理学、解剖学、拉丁文、欧洲哲学、音乐理论、绘画等。

外国教师们为了提高皇帝的学习兴趣，时常以一些新奇的东西引起他的好奇心。如闵明我将当时新发明的水力机模型进呈给他，上面有一常流不息的喷水装置；还有天体运行仪、报时钟等。

康熙帝还曾令人翻译《人体解剖学》，他曾对他的洋教师们说：“身体上虽任何微小部分，必须详加多译，不可有缺。朕不惮麻烦，命卿等译此书者，缘此书一出，必大有造于社会，人之生命，或可挽救不少。”他还说过：“世上无论何物，当利用之，盖上帝既以万物赐我，则善为利用，理亦宜也。”

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感染疟疾，忽冷忽热，浑身战抖不止，非但不能理政，连炕也下不来了。太医院的御医们竟然束手无策，幸亏有几个教士在旁边，汤若望、张诚身边带有金鸡纳霜，皇上服了一剂，霍然而愈，他这才感到西洋的有些东西真的是很奇妙的。为酬谢张诚，赐予其住宅，并赐地建造天主教堂，即人们俗称的“北堂”。教堂完工后，皇上亲题“万有真原”匾额，并题写楹联：

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

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

还作诗一首：

森森万象眼轮中，须识由来是化工。

体一何终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

地堂久为初人闭，天路新凭圣子通。

除却异端无忌惮，真儒若个不钦崇。

位于西什库的北堂

北堂的内景

西什库教堂碑

此时，天主教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已逐渐衰败，原先的威尼斯、里斯本等港口已少有去东方的船只。东方航线被新教国家英国、荷兰等垄断。欧洲的宗教分裂也反映到在中国的传教士中间，除了葡萄牙支持的耶稣会之外，西班牙支持的多明我会占有了福建一带的传教权；罗马教廷也派出直属罗马的遣使会士；法国耶稣会、外方传教会都先后到达中国。北京成了多国都想占据的传教圣地，葡萄牙耶稣会士开辟南堂和东堂；法国耶稣会士自建北堂；意大利的外方传教会自建西堂。各国传教士对在中国传教方法上、观念上都有很大差别。所谓的礼仪之争和各国争夺在华主导权有极大关系。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画像

开始时，康熙帝对各国传教士都是一视同仁的。后来，他也发现“近日自西洋来者甚杂，亦有行道者，亦有借名行道，难以分辨是非……更有做生意，跑买卖等人。凡各国各会皆以敬天主者，何得论彼此。一概同居同住，则永无争竞矣。”他对为朝廷服务的其他传教士同样极为优渥，例如授闵明我、徐日升、安多以甲喇章京衔。皇上还在御座前赐给徐日升一柄象牙金扇，上绘有楼台花树及自鸣钟，并亲自题诗其上曰：

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阴晴不改衷胜性，万里遥来二百年。

安多患病时，皇上亲自过问，派遣太医为他诊脉、开方，还派御前侍卫询问：“安多的病与朕在外边得的病是一样的吗？”过了几天又派人问：“安多这几天好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