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汤若望仗义执言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本名费尔南德·沃别斯特。
费尔南德1623年10月9日生于比利时库尔特雷（Kortrijk）附近的皮藤镇（Pittem）——现在皮藤的中心广场上有建于1913年的南怀仁巨大铜像。其父是贵族的税务代理人，位卑而权重。童年时，费尔南德即在耶稣会学校中学习；十七岁的时候进鲁汶大学（university of Louvain）文理学院学习哲学，1641年9月29日，年方十八岁的费尔南德加入耶稣会马林修院，因此在鲁汶大学的学习中断。1643—1645年间，他再次来到鲁汶大学的耶稣会学院学习两年。他曾选修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其内容依然是陈旧的古希腊时代的概念；天文学也是中世纪时代落伍的东西。所以，从费尔南德所学的知识来看，他并不能算是个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工作者。1648年，他在布鲁塞尔担任拉丁文和希腊文语法教师达四年之久。之后，被修会派往罗马和西班牙的塞维利亚进修神学。在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环境熏陶下，费尔南德奠定了深厚的学业基础；他超常的智力令他的老师预感到，他一定会成为杰出的学者。
南怀仁像
费尔南德到远方传教心切，曾两次从布鲁日赴西班牙，准备去墨西哥传教，均未如愿。
1650年，在华传教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意大利人）为了礼仪问题去罗马，为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政策向教廷申诉，顺便招募去中国传教的耶稣会教士，他在鲁汶神学院遇到了费尔南德。在卫匡国的感召下，费尔南德下定决心去中国传教。
他在1656年从热那亚去里斯本的途中，遭到海盗的抢劫，耽误了船期，只好在葡萄牙逗留了一年。在此期间，他在科英布拉讲授数学，同时他的学业也大为长进。1657年，费尔南德跟随卫匡国，由里斯本出发，踏上了东方之旅。抵达澳门不久，于1659年发四愿。起中国名南怀仁，字敦伯、勋卿。(www.xing528.com)
南怀仁先是被派往西安，和李方西（Jean － Francois Ronusi de Ferrartiis，1608—1671，意大利人）神父共同工作。后于1660年（顺治十七年）被调往北京帮助年事已高，任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神父从事历算工作。汤若望对于南怀仁在天文学方面的才具极为赞赏：“他不仅掌握了这方面的科学，而且谦虚、坦诚，当他对这门科学从头至尾做了简明扼要的陈述后，我觉得无需再做任何补充。”
南怀仁抵京时，正值传教士们遭遇困境之时，即1664年，由于杨光先首先发难掀起的“历狱”。
紫微殿 钦天监官员的办公地点
杨光先早在顺治十七年（1660）即上疏参劾——实则是诬告汤若望和西方传教士们邪教惑众，图谋不轨；又说汤氏的《时宪历》封面上有“依西洋新法”是要使中国改奉西洋正朔；还说汤氏所进为二百年历，而非万年历为“大不敬”等等，但因顺治帝信任汤若望等，诬告未准。实际上，自明末利玛窦传播其“天学”以来，一部分士人即对天主教采取了极度的排斥态度。这倒也不能完全归之于仇外心理，而主要是两种文化、两种哲学体系的对抗，以至由自我制造的危机感产生了仇教、排外的思想。当然，杨光先的内心还夹杂着卑鄙的个人目的。康熙三年（1664），年逾七十的杨光先再次发难，使汤若望和其他传教士，并连带整个天主教受到迫害。当时汤若望因身体瘫痪，说话困难，且身系桎梏，跪地受审，已无力为自己申辩。南怀仁寸步不离，不顾自身的艰险，为这位难友在森严的大堂上代为辩护。许多王公大臣都为其义举所感动：“汤玛法已经判处死罪，别人避之唯恐不及，而南怀仁却为之辩护，实在患难之友啊！”
当时在京的四位神父都被戴上脚镣手铐，投入大牢达六个月之久，每人由十个狱卒看守，因为镣铐非常之重，只能卧在地上。其中南怀仁神父因年轻力壮，所戴镣铐更为沉重。他们几乎每天被提审，然后再被投入大牢。在狱中，他们除祈祷外，又为前来探监的众多教友听神工，鼓励他们坚守圣道，忍受磨难，并讲述圣教初期的教难事迹。同时，他们也不忘继续学习有关的数学、天文知识，还要为第二天的提审准备答辩词，可想其处境的艰难。
清朝时戴木枷的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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