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杨光先给汤若望上纲上线
顺治帝临终指定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与鳌拜为顾命大臣。这时的形势颇有些与后来咸丰皇帝去世后的情形类似，顾命大臣为一方，孝庄太后和小皇帝为一方，之间的关系有些微妙。不过开始时，还能相安无事。辅政大臣也颇敬重汤若望，还加授以“少保”封号。
康熙皇帝即位后，依惯例应该到天坛祭天。钦天监监正也应当在陪祀之列的。一向低调的汤若望怕引起别人猜忌，更不愿招摇，遂以本教从无此等礼节为托词，借机推脱了。
此时，郑成功已死，他的儿子郑经继续据台对抗清廷。康熙二年（1663），朝廷下令削平沿海诸城，澳门自然也在削平之列。汤若望与刘迪我神父（Jacques le Favre，1610—1676法国人）为了保护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基地，力陈澳门地位特殊，且对中国极为重要，终于使澳门得以保留，其上的葡萄牙人也免遭驱逐。不过，虽然此时汤若望表面上依旧得到朝廷的宠信，可是其与朝中大臣积怨已深，一场不测之祸不久起于萧墙之内。
这里涉及一个关键人物——杨光先。
杨光先，字长公，安徽歙县人。幼时，其父严格督责他读书，诸子百家，医卜星相，文韬武略都有涉及，所以他对天文、历法也略知一二。他家中世袭新安卫千户，后来他将官职让给兄弟杨光弼，自己以“布衣”闯荡南北京城，以讼棍、篾片为业招摇于市，诈些钱财维持生活。他曾弹劾过武举陈启新，得敢言之名。崇祯十年（1637）皇上下诏求直言，杨光先抬着准备好的棺材，上京弹劾内阁首辅温体仁，指责温体仁当国以来，清军两次入侵都城，流贼蔓延国内等罪名，也有几分慷慨激昂的势头。但那时崇祯皇帝极信任温体仁，要处死他；旁边太监告诉皇上，这人抬着棺材来的，本来就不想活了。皇帝一听，反而有些佩服，遂改为廷杖八十，然后遣戍辽东。其时，复社声势极盛，复社诸人忌恨温体仁把持朝政，必欲除之。杨光先想要攀附复社，所以故意出此骇人之举，一者博一个敢言的名声，二者得复社诸人的好感，作为进身之阶。所以，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做来却有着不同的效果。海瑞曾抬棺上疏嘉靖皇帝，人们说他是清官；可是杨光先此举却给人以痞子、光棍的感觉。杨光先也直言不讳，说他自己：“与人言事，无论兵刑礼乐，上下尊卑，必高声怒目，如争似斗。”
杨光先发配辽东之后，因他对术数稍有爱好，以他那一知半解的天文知识，又学会一些占卜之术，以至博得小小的名气。满族入主中原之后，杨光先返回南京，继续他那混吃混喝的营生。一次，诈骗不成，反而险些丢了性命，便逃往北京寻找机会。凭着他那漫天胡侃的口才，又对天文略知一二，便与钦天监回回科的秋官正吴明炫走得近乎起来。杨光先本来就对传教士宣扬天主教义不满，认为是背离了中国固有的传统；吴明炫又经常指责汤若望所行西历的“谬误”，两人更成了志同道合的至交。
这个吴明炫也非等闲之辈。其先祖默河亦里本是西域回回十八姓之一，于天文学有一定造诣，在隋朝开皇年间来到中国，一直任朝廷修历官员，专门负责占卜星相的吉凶等，已有一千多年。可是，回回历的准确性无法和西洋历相比，所以自汤若望任钦天监监正之后，即撤销了回回科。吴明炫的回回科秋官正也被裁撤，其心中的怨恨与愤懑是可想而知的。早在顺治十四年（1657），他就曾上疏弹劾汤若望，说他不让自己上奏星相吉凶，而且汤若望的推算有很多错误。他自称已经预测到水星将在八月二十八日出现，可是汤若望却预报说当年的二月、八月水星不会出现；另外吴明炫还指责汤若望居然忽略了报告“紫气”等等。吴明炫深知太监在皇帝面前的分量，备了一份厚礼，其中包括京西一所阔宅院送给了大太监吴良辅。吴良辅便在皇宫内外吹风，说是钦天监根本不灵，荣亲王下葬的日子选得不对，钦天监责罪无可逭等。顺治帝接到吴的上疏，遂令有关官员到观象台检测。汤若望此时也熟知中国官场的奥妙，找到他的义女孝庄太后和顺治妃子佟佳氏。佟佳氏是玄烨的母亲，而此刻玄烨正在出痘，那时人们迷信出痘最怕见水，即使天上的水星也在禁忌之列。如果水星出现，岂不是给小玄烨敲了丧钟？所以当她听汤神父说水星不会出现时，简直像是拣到一根救命的稻草，自然全力为汤神父做后盾。结果真的如汤若望所报，水星并未出现。不久，玄烨的病情大见好转，太后和佟佳氏对汤神父更是心存感激，信任有加。吴明炫这一手弄巧成拙，反倒落了个“诈不以实”的罪名，刑部拟了个绞刑。还是汤若望替他求情，皇上才免去了他的死罪，改为斩监候。岂知，他不思图报，反而变本加厉地陷害汤若望。
顺治十七年（1660），一向以卫道士自居的杨光先作《辟邪论》，指斥天主教为邪教。他在文中质问道：“若望借历法藏身京城，而棋布邪教之党羽于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为乎？……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习以为常，不察伏戎于莽，万一窃发，百余年后，将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竟把修历提升至政治层面，可谓上纲上线的老前辈了。杨并向礼部递呈点名攻击汤若望。但当时汤若望正得皇上信任，所以杨光先无功而返。
当然，只有杨光先与吴明炫也掀不起大浪，关键是朝中的掌权大僚支持他们。这里还牵扯到清初一段性命攸关的政争。这要从顺治帝、孝庄太后、多尔衮和四位顾命大臣之间的关系谈起。
自从皇太极于崇德元年（1636）四月十一在沈阳登极，正式改国号为清，原来落后的女真族政权逐步汉化，摆出了与明朝一决雌雄的态势。只可惜，崇德八年八月初九，雄心勃勃的皇太极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猝死——有人猜测是遭人毒手，多尔衮即是嫌疑很大的一个，竟连由谁来继承皇位的遗言都没有留下。按照努尔哈赤时留下的规矩，君主是由爱新觉罗家族的八大贝勒推举产生的。根据当时的形势，最有资格的竞争者是努尔哈赤的十四子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
说起多尔衮，他与其兄皇太极之间也有一段恩怨。当初努尔哈赤曾专宠多尔衮的母亲，孝烈皇后阿巴亥大妃，因此有意让多尔衮继位，并特意将三个旗分给他和他的两个兄弟，阿济格和多铎。努尔哈赤死后，形势丕变，他的生母——乌拉纳拉氏阿巴亥大妃被兄长代善、皇太极等逼着殉葬努尔哈赤，怕在她的主导下，她的三个儿子联合起来，将对掌权的几个亲王——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不利。多尔衮和胞兄阿济格、胞弟多铎都成了孤儿。虽然皇太极继位后，多尔衮毫无怨尤，凡事恭谨，而且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表现出色，但这杀母之恨终究难以忘记。
豪格得到正、镶两黄旗的支持，两黄旗大臣，索尼、佟图赖、谭泰、鳌拜等八人一致拥护豪格继位。他们在争取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支持时，济尔哈朗表示他的拥护不成问题，但还要征求多尔衮的意见——他也是四大贝勒之一嘛。可是，多尔衮也有一群拥护者，首先他的两个胞兄弟阿济格和多铎就主张他来继承帝位。若从双方的实力分析，豪格还略占上风。豪格在战场上是个出色的指挥官，但是玩儿政治毕竟差了一截，在大好形势下，居然败北了。豪格在推举继承人的会议上，自恃有人支持，假装高姿态地谦虚一番，而后又退出了会议，遂使到手的王冠飞走。须知，政治这玩意儿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多尔衮玩弄权术，拥立了皇太极的九子福临，而自己和济尔哈朗成为辅政王。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的侄子，关系远了一层，所以诸事比较低调，多尔衮很快将其排挤掉，成了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豪格虽然被击败，但其势力仍在，所以多尔衮必欲除之而后快。
多尔衮地位独尊之后，豪格的亲信开始反水，先是诬告他预谋造反，由亲王降为平民。接着，将他派往关内打仗，去剿灭农民起义军和南明小朝廷。终于在顺治五年（1648），豪格剿灭了张献忠回到北京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下到大牢，很快死去。多尔衮又将豪格的遗孀纳为自己的妃子，对这个比自己还大三岁的侄儿不留丝毫的情面。
当初，主张拥立豪格的大臣们，走的走了，叛的叛了，可是仍有几个忠心的人始终不肯依附多尔衮。索尼、佟图赖、鳌拜等人就是这样，多尔衮便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尽打击、迫害之能事。佟图赖早死，索尼、鳌拜则受尽了屈辱和压制。
多尔衮从小就有病，加上常年征战和政争已使他心力交瘁，更使其不堪重负的是他的内宠太多，这些都促成他的夭亡。顺治七年（1651）秋，他借口出关打猎，实际去迎娶新纳的朝鲜公主——从中也可见他与孝庄太后的微妙关系。不料，乐极生悲，腊月初九，这位显赫一时的皇父摄政王死于喀喇城（今河北承德滦河乡）。顺治八年二月十五，多尔衮生前心腹，正白旗议政大臣苏克萨哈告发多尔衮私制八补滚龙袍及诸多御用物品，有谋反企图。这倒也不是诬赖他，自顺治五年起，多尔衮的篡位野心愈加暴露，在王府内身穿皇帝龙袍，以个人名义颁发谕旨；他还打算另建一座皇城，将小皇帝福临迁入其中，形同傀儡囚徒，而自己坐在北京紫禁城主政。脾气暴躁的顺治帝对这个咄咄逼人的叔叔早已有些不能忍耐，所以接到参劾多尔衮的上疏几天后，对多尔衮的积怨如火山爆发般喷涌出来。八年二月十七，顺治帝将多尔衮的罪状诏告天下，褫夺封号，开棺戮尸，把这生前的“皇父摄政王”打入十八层地狱。顺治帝亲政后，很快重组了自己的政权班底，将多尔衮的人马杀的杀，逐的逐；而对于索尼、鳌拜、遏必隆等被排斥的忠臣，以及揭发多尔衮有功的苏克萨哈倍加信任，都升为议政大臣或领侍卫大臣，成为朝廷的显贵。
再说孝庄太后与顺治帝虽然是亲母子，实际上关系并不融洽。首先说，皇帝生了儿女都是交给乳母喂养，还有一群太监、丫鬟随侍左右，平常难得见上一面，所以，皇家的父母和子女并没有寻常百姓家的那种亲情。孝庄太后在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专权的形势下，为了保住儿子和自己的地位，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使出她女人特有的魅力和看家的本领，笼络摄政王。虽然“太后下嫁”不敢确说其有，但叔嫂二人关系非同一般也不能确说其无。多尔衮经常直闯后宫禁地，福临年纪渐大，自然引起不快。所以母子虽然近在咫尺，却经常几个月才见一次面，母子感情冷到了极点。
再有，顺治帝两次婚姻也是母子两人的心结。福临尚在幼年之时，多尔衮和孝庄太后就给他定下了婚事，即太后的亲侄女博尔济吉特氏。当然，这是一种政治联姻，为的是通过婚姻的纽带，加强对蒙古各部的影响和控制。可是，顺治并不喜欢这第一个皇后，结婚两年后（顺治十年）即被废为静妃。接着，孝庄太后又为他张罗第二次婚事，女方也是来自科尔沁的博尔济吉特氏，其父绰尔吉是吴克善的侄儿，所以是太后的侄孙女。可婚姻这种事情靠的是缘分，丝毫强迫不得，结果，顺治帝还是不满意。可以想见，孝庄太后是什么心境了——她的两次联姻都找的是娘家人，除了政治考虑之外，无疑是为维护娘家的利益，儿子却偏偏不理解老娘的苦心，怎么能不让她伤心。
顺治终于找到自己的意中人，那就是福临之弟，襄亲王博穆博古尔之妻董鄂氏。顺治是在董鄂氏作为三品以上命妇入宫随侍皇太后时，与她相识的。二人一见钟情，此后董鄂氏便经常出入宫禁。孝庄太后为阻止二人来往，废除命妇进宫随侍制度，但仍不能隔断他们的感情。此事被董鄂氏的丈夫看破，将她打骂了一顿，顺治为此打了弟弟一记耳光。襄亲王不堪受辱，于顺治十三年七月自杀身亡。董鄂氏在丈夫死后二十七天即被接进宫去，九月，顺治册立其为贵妃，但是仪式的隆重不亚于册封皇后。孝庄太后对此大为不满，连册封典礼都没有出席。第二年十月，董鄂妃生下一个儿子，顺治格外地高兴——本来这是他的第四个儿子，却称其为第一子，要立其为太子的意图是明显的。在董鄂妃生下儿子后，皇帝有意减损第二位皇后的应有待遇，准备废掉她，立董鄂妃为后，这更加引来孝庄太后的干预，终于没能成功。孝庄太后此时因病住在南苑，并谕令诸后妃前去问安。董鄂妃产后虚弱，也不得不抱着病体，冒着严寒赶往郊外。因丧子之痛，加上身体的折磨，终于在两年后去世了。可是，孝庄太后的侄孙女，顺治帝的孝惠后却没探过她伯祖母的病，孝庄太后也并未因此而怪罪她，可见这其中有一段不大不小的阴谋。(www.xing528.com)
顺治临死前指定四位忠于他的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顾命大臣，辅佐年尚八岁的幼主——康熙帝。此时，索尼已经年老，遏必隆性格懦弱没有主见，属于正白旗的苏克萨哈又是当年多尔衮的心腹，说话不硬，所以四人中鳌拜掌了实权。
鳌拜出自瓜尔佳氏，籍属正黄旗，年轻时弓马娴熟，屡建战功，只是为人有些粗俗无文，头脑简单，刚愎自用，却又有强烈的权力欲。鳌拜对于当初多尔衮对自己的排斥、压抑一直耿耿于怀，对于与多尔衮关系非常，与顺治帝又有些不谐的孝庄太皇太后的态度自然是矛盾而复杂的。一方面，她是当今太皇太后，以自己的地位不能对她有任何的不恭；但另一方面，对她的所作所为却有诸多的异议。例如，孝庄拜汤若望为义父的事，孝庄在汤若望的建议下指定玄烨为嗣皇帝的事等，更主要的是他有独霸权力的欲望。
正好，杨光先于康熙三年（1664）七月上了一本《请诛邪教疏》参劾汤若望，疏中还把明朝的徐光启也牵连进去，说他“贪其奇巧器物，不以海律禁逐，反荐于朝，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又说汤若望借历法藏身京师，窥伺朝廷机密；还特别指责《时宪书》封面上的“依西洋新法”几个字是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正朔。他还列举汤若望三大罪状：
①潜谋造反，聚兵械于澳门；②邪说惑众，不合中国忠孝礼法；③历法谬误，采用西法乃中国耻辱。要求将汤若望“依律正法”，与汤若望同时列为被告的还有钦天监的其他传教士，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中国官员有李祖白、潘尽孝、许之渐、许保禄等。
利类思、安文思神父曾在康熙元年，针对杨光先的《辟邪论》，写了《天学传概》一书，由钦天监监副李祖白润色后发表。两年后，杨光先又作《不得已书》。声称自己不能再保持沉默，不得已而起来与洋人辩驳。他竟说，传教士都是被本国驱逐出来的乱民，他们企图以澳门为据点，颠覆全中国。并扬言：“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利类思随后作《不得已辩》，声言：“我答辩，因为我也不能保持沉默。”此时，杨光先在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恩格德、吴光煊，以及回回天算家、太监、僧人的资助下，在北京散发五千多份传单，争取舆论的支持。不幸的是，正在这时，七十三岁的汤若望得了中风，半身瘫痪，口不能语，在双方的对垒中处于劣势。
鳌拜等看到杨光先的上疏，正合他们借此打击孝庄太后等新派的心意。于是，汤若望等人被抓到刑部大牢，九月开庭审问。八名被告，其中七名带着刑具被带到大堂之上，汤若望因为还是朝廷命官，暂时免于手铐脚镣，可是此时的汤若望连说话都极困难，这场官司的结果也就不问可知了。但是，他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无理的指控逐一进行答辩，尤其是在审理第三条的时候，他们据理力争，分析尤其细致。汤若望讲话不方便，都是由南怀仁代言，有时南怀仁把问题写在纸上，他看后，小声用德语与南怀仁交谈，然后由南怀仁对官员发言。
可是，主审官员事先已经有了成见，所以对他们的答辩根本充耳不闻。经过一个多月的庭审，刑部于康熙四年（1665）一月十五宣布，汤若望作为图谋不轨的首犯被判处绞刑，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各杖一百后，驱逐出境。那时监狱的黑暗简直是现代人所无法想象的，狱卒们以“吃”犯人为能事，若是不把他们打点好了，能把人活活折磨死。汤若望被革职后，俸禄全无，孑然一身，一无所有，只落得食不果腹，夜不安寝；再加上肢体瘫痪，不能自理，其窘迫之状真是难以为外人道。好在他有坚定的信仰，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却能做到无怨无悔，不悲不戚，只是自我剖析自己的灵魂，向他的天主不停地祷告。
就在汤若望等待执行死刑之际，出现了一场戏剧性的转折。因为这时已临近三家天算学家预告的日食之期——阴历是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阳历的1665年1月16日。既然各家都说自己算的准，那么就来实际观测一下吧。三派天算学家，以及朝廷各部院的首脑全都集中到观象台，当场测验到底谁是谁非。根据南怀仁的推算，日食应发生在下午的三点二十六分，回回历一派算出的时间较其早半小时，大统历一派的时间则早出一刻钟。
汤若望的病情这时又加重了，时而昏迷，且呼吸有时也觉困难，但仍然来到了观测现场，躺在冷风飕飕中临时搭的一张木板床上。到了回回天算家预告的日食时间，却丝毫不见日食的痕迹。又到了中国天算家预告的时间，还是不见影响。“汤若望，现在是你推算的时刻了。”监督官员的话声未落，太阳顿时开始昏暗，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天狗吞食太阳了。除了杨光先、吴明炫之外，人们全都露出惊异而佩服的神情，大家轮流着用望远镜观察着罕见的日食，而且是日全蚀。据南怀仁后来说，实际上他的计算也稍有误差，比实际时间晚了五分钟。可是，由于呼报时刻的人员在呼报汤若望预报时间的时候，早报了五分钟，成就了他们几个人——抑或其中有天意吗？
稍有恻隐之心的人们都为汤神父的境遇而担忧，可是杨光先等人还要落井下石。他们既然在日食预报上已经败下阵来，便另找借口，再次诬告汤若望在选择顺治与董鄂妃生的四皇子——荣亲王的葬期时，心怀叵测。说汤若望为首的钦天监不用“正五行”，而错误地用了“洪范五行”。什么是“正五行”，什么是“洪范五行”这里也不去管它，总之，说汤所选择的日期是不吉利的，因此不但祸及董鄂妃，不久即病危不起，而且还殃及世祖皇帝，使他二十四岁就撒手西归。自然这罪名比起历算不准又严重千万倍，上纲上线的结果，导致了汤若望的死刑由斩首加码至磔刑，即凌迟或剐刑。其他三位神父改为杖一百后，拘禁或流放。涉案的五名钦天监中国官员也都判处凌迟处死。
即使杨光先的指控是事实，也是极大的一桩冤案。因为荣亲王的殡葬事宜是满籍礼部尚书恩格德主持。他私自更改了葬期时间，却以钦天监的名义呈报。据说，那位小亲王的安葬时间的确不吉利，与天运不合，因此后来殃及董鄂妃和顺治帝。汤若望当时即将情况写明，上报了朝廷，按照《大清律》，恩格德这样的罪过是应判死刑的。汤若望本着他那悲天悯人的胸怀，向顺治帝求情，才救了恩格德一命，只于顺治十五年得了个革职处分。不料，那个恩格德并不稍有悔悟，反而继续迫害汤神父，因为有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支持他。
不料，正在等待行刑的时候，康熙四年春天起，北京突然发生了一系列的天变：4月13日彗星出现；4月16日发生大地震——顷刻之间，房倒屋塌，地动山摇，逃生不及的人们刹那间被埋在废墟下面。同时，地面上卷起一阵狂风，沙尘漫天，对面不见人影。中国人历来讲究“天人感应”，凡是政治极度恶化，造成民不聊生的时候，天地就要示警。这种理论对与不对暂且不论，但是历史上却是屡见不鲜的。从近处说，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肆虐，残酷迫害东林党人，先有“六君子”，后有“七君子”，酷刑之后，死于锦衣卫的诏狱之中，天启六年即有北京王恭厂火药库大爆炸，伤亡惨重，空前绝后——近来有人考证说是小行星碰撞地球所致。
鳌拜等人也不敢再一意孤行，连忙以皇帝名义颁布谕旨，大赦天下。于是包括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许保禄等人在内的一批钦犯都被特赦出狱了。但是作为首犯，汤若望还不能宽宥。这时，大震之后的余震仍然不断，人们纷纷议论说，是汤神父一案引起上天动怒，若不及早改正，说不定还有更大的灾难呢！辅政大臣们极不愿意改正这冤案，那样岂不自己打自己耳光？可是，众怒难犯，人言可畏，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将汤若望的案件奏请孝庄太皇太后定夺。太皇太后看了他们的奏折，将奏折抛到地上，怒容满面地嗔怪他们道：“汤若望一向为先帝所信任，礼遇甚隆，难道你们不知道吗？你们却想置之于死地，如何对得起先帝在天之灵？”4月19日，几个人灰溜溜地从太皇太后那里退下来后，急忙将汤若望释放，又自找说辞道，关于为荣亲王占卜一事与汤神父无关，因为他只管观察天象。但是要他们完全认输又不大情愿，最后还是把李祖白等钦天监的五位中国官员处以斩刑。5月23日，心力交瘁的汤若望回到南堂时，已是瘦骨嶙峋、气若游丝了。已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的杨光先还不罢手，他将瘫痪在床的汤若望赶到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东堂，自己得意洋洋地搬进南堂，把堂中的圣像，以及顺治帝的赐匾“通玄教师”砸碎。
那时东堂尚属草创阶段，各种设施和条件不如南堂远甚，这对风烛残年的汤若望来说，又增加了许多的艰辛。好在与利类思、安文思等人住在一起，他还能得到悉心的照料，朝野善良的人们听说汤神父出狱，也都来探望、安慰，给他孤寂的心灵以极大的抚慰。在这里，自知来日无多的他给教会和耶稣会诸会友写下忏悔书。
浙江宁海县衙门前，传教士在宣讲教义
在忏悔书中，他对自己不顾别人劝告，执意要担任钦天监监正，并因此与其他教友和教区首领傅?济发生分歧，表示了诚挚的歉意，尽管他的本意是为了传教的方便。对于他将仆人潘尽孝之子过继为义孙一事，也作了自责。他的忏悔书经北京耶稣会的兄弟们过目后寄往罗马。
康熙五年（1666）阴历七月十五，阳历的8月15日，疾病缠身的汤若望辞世——这天是西历的圣母升天节，也是中国的盂兰盆节，祭奠死去亲人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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