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外国大臣未能说服顺治帝信教

3．说服顺治帝信教失败

顺治七年（1650），皇帝将宣武门内一块土地，即利玛窦所建教堂旁边之地，赐给汤若望，作为建造新天主教堂的地界。这里本是明朝天启年间“首善书院”的旧址，书院被毁后，徐光启等人在此研究天文历法等学问，称为“西局”。汤若望亲自制订了新教堂的设计方案，施工时，他则是总监。教堂既保持了天主堂的传统，又具有中国的特殊风格。教堂落成后，顺治皇帝亲书“通玄佳境”的匾额，匾额下方是皇帝的御书，左方是孔子第六十六代孙，衍圣公的题辞，右方是大学士题辞。教堂的后院建有天文台、仪器室和藏书楼。

汤若望所制的望远镜

十四岁的顺治帝于顺治八年（1651）正月亲政，由于汤若望与他特殊的亲密关系，从此荣誉和地位不断降临他的头上。例如，当年的九月十五，皇帝在一天之内，三次加封汤若望，从“通议大夫”至“太仆寺卿”再至“太常寺卿”。汤神父竟一天内从正五品窜升至正三品的大员。按照中国官场的通例，汤若望的祖父母和父母也都得到朝廷的封诰，其祖父、父亲授以通议大夫；其祖母、母亲授以淑人。翌年又赐予顶戴花翎。这时宣武门内的教堂竣工，顺治帝特地颁赐“钦崇天道”匾额一块。顺治十年，皇帝封其为“通玄教师”——康熙年间为避皇帝名讳，改称通悬教师或通元教师；并加俸一级。十一年，皇帝在平则门（阜城门）外赐给其地亩一块，以作为他异日的茔地。十二年，又加“通政使司通政使”衔，用二品大员的顶戴。十五年又授“光禄大夫”衔，且封赠三代。

汤若望撰写的《远镜图说》，介绍了望远镜的制作和使用方法

自然，汤若望也以其忠心作为对顺治帝的回报。首先他力图塑造小皇帝以一个完美的人格，造就一个一代英主。

早在顺治元年，汤若望就向小皇帝进献了浑天星球仪、地平日晷、望远镜等仪器。这在当时都是极为稀罕的洋玩意儿，引起童年福临对知识的渴求。他时而会提出许多天文、地理方面的问题，汤神父总是深入浅出地给以解答。福临亲政后，汤若望更是经常劝谏他，作为世界最大国家的君主，应该随时增加自己的才能，检点自己的行为。

顺治皇帝的天分不差，但是由于皇帝的特殊地位、环境，使他生活在过分的逸乐之中。另外，他即位之初正处在多尔衮强大的阴影之下，在孝庄太后及忠于他的大臣的暗喻下，他也故意声色自娱，韬晦自存；加之身边的小人，还有唯谄媚为能事的太监们整天围绕着他，都会使他的人性发生扭曲。总之在周围的“酱缸”环境中，顺治帝逐渐堕入女色的罗网而不可自拔。汤若望以其欧洲人的角度和基督徒的身份，对中国宫廷的三宫六院极为反感，他经常以玛法的身份给年轻皇帝以忠告，说，天主教徒都是一夫一妻的，唯有这样才能家庭和美，生育繁盛，后代健康。皇帝问他：“难道对皇帝也是如此吗？”汤神父告诉他：“君主更应该为人表率！”

顺治帝也曾想要理解玛法的知识和信仰，他派人向玛法索要有关的书籍，彻夜苦读。第二天，他将书还回教堂，并请汤神父讲解有关耶稣的生平和事迹。当汤神父讲到耶稣受难被钉十字架时，他放下手中的书，跪拜于地。

虽然汤神父未能说服顺治帝信教，但还是忠心耿耿地尽一切可能帮助他。

顺治皇帝朝服半身像

多尔衮死后，顺治的叔父，英亲王阿济格想接替做摄政王，他在护送多尔衮的灵柩回京的途中，多方活动，联络各方力量，准备接替多尔衮的摄政王位置。阿济格（1605—1651）是努尔哈赤的十二子，多尔衮的胞兄，屡立战功，地位煊赫，朝中的满族大臣怕得罪这位皇叔，汉族大臣更不敢置喙皇帝的家务事。可是，这时福临已经十四岁，到了亲政的年龄，此事让足智多谋的孝庄太后都感到棘手——她自然希望儿子早日亲政，不致使大权旁落；可是又怕那兵权在握的小叔子节外生枝。于是，她想起了自己的义父汤神父，他不但身份特殊，而且耿直爽快，请他来游说英亲王是最合适的人选——可见孝庄太后的见识毕竟高人一等。汤若望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于阿济格回京后，直言不讳地面对英亲王提出，皇上已经到了亲政的年龄，不再需要摄政了。在汤神父直陈各方面的利与弊之后，英亲王坦然接纳了汤若望的建言，当即上朝率领百官，请求皇上亲政，化解了一场政治危机。但是阿济格只是表面上接受了汤若望的劝告，实际上还在加紧他的政治阴谋，最后被顺治帝关押后赐令自尽。

由于生在帝王之家，加之幼年的特殊环境，福临的性格有些倔犟而暴躁。汤若望形容：“他心里会突然出现一种狂妄的念头，并且以青年人的固执，必欲实行。如果无人及时并有效地制止，一件小事也会激起他的狂怒，就像一个疯狂的人。”可是，在关键时刻往往是汤神父的进言使他冷静下来。

顺治九年（1652）十一月，率军征讨云贵等地的尼堪大将军中了埋伏，被永历朝的李定国杀死，是为清朝出兵以来少有的惨败。第二年，顺治帝处分此一事件时，要将随同出征的二百余将领全部处决。朝中没有一人敢替他们求情，只有汤若望据理力争，指出尼堪勇敢有余，理智不足，失败被杀是他自己的责任，不应该牵连其他将领。顺治帝冷静地考虑之后，接受了汤若望的劝谏，只把那些将领做降职处分。

顺治皇帝绘《墨笔山水图》

顺治十一年（1654），国内战事远未平静，许多地区又起了灾荒，可谓是多事之秋。可是，顺治帝心血来潮要去沈阳祭祖。满朝文武大臣都担心，东北地区并不安全，万一发生意外，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于是，几位近臣出面相劝，想使他打消这不合时宜的想法。皇上却说，他返归故里的想法已不是一天，此愿望经常折磨得他坐卧不宁，所以必须得去；至于天下大事，有你们诸位大臣了。汤若望知道了，也觉得此事干系非浅，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嘛，便以他钦天监监正的特殊身份，上疏道，臣子已经多日观察天象，而且遍查历书，发现最近不是出行的佳期，还是谨慎些为好——汤神父当然不相信这些，不过是为了劝阻皇帝。顺治帝一向是尊重汤神父意见的，遂取消了这次东北之行。

汤若望还参与了清朝的外交活动。

自从天启二年（1622）那次入侵澳门失败后，荷兰人并没有断绝他们与中国人做生意的念头。既然蛮干不行，就另辟途径。后来，由于罗马教廷对于中国教徒可否拜祭祖先等问题引起的“礼仪之争”，1650年，在华耶稣会派遣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神父去罗马申辩。途中，被荷兰人劫往巴达维亚。驻在那里的荷兰总督得知中国的最新情势，包括清朝的建立，及与之通商的可能性等，遂立即报告荷兰东印度公司。卫匡国搭乘荷兰船只抵北欧，经过德国、荷兰，使欧洲人了解了中国最新的动态。

顺治十年（1653），荷兰派使臣谢德尔（Fredrick Schedel）至广州，与驻在那里的藩王尚可喜、耿继茂交涉通商事宜。但荷兰人既无上表，又无贡品，遂遭到拒绝。

顺治十二年（1655）三月，荷兰驻东印度总督又派了一个17人的使团，携带大量贡品来到广州。在北上途中，为了搬运贡品翻山，竟雇用了九百余人。使团中有一位兼任总管的画家尼霍夫（Johann Niehof），在从广州进京的路上，画了大量的速写，记录了沿途的风光、风土人情等，并结集出版，使西方人对中国有了最初的印象。此画集曾多次在欧洲翻刻印行，可惜经过多次转手之后，画作原有的风格尽失，有些非驴非马之感。(www.xing528.com)

约翰·尼霍夫画像

使团一行于第二年7月抵达北京，有幸得到汤若望为他们做翻译。原来，他们在欧洲就知道有汤若望和龙华民两个传教士在中国宫廷供职，加上德国、荷兰语言相近，相互沟通不成问题，直有他乡遇故知之感。

中国皇帝和他的朝廷

1655年，荷兰人画的中国地图

广州

天津卫的炮台

皇宫

南京大报恩寺

巨大的坟墓——皇陵

清朝官员

庙里的佛像，中间的佛像显然是韦驮

8月19日，荷兰使臣向皇帝递交了国书，表示了修好、通商的意思。但他们“凡是可以停泊船只的地方，即可准许我们通商”的要求，引起皇帝的不快，因为这与当时沿海的海禁政策相抵牾。再说，顺治帝对荷兰的情况一无所知，遂请来他的玛法参谋。汤若望充分地对皇上施加了他的影响，但并没有给他的欧洲老乡说好话。汤神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荷兰人都是新教徒；再有，荷兰人从神圣罗马帝国独立出来，等于叛离了他的祖国。所以汤若望对顺治皇帝进言说，荷兰人一旦在中国取得根据地，必将采取军事行动，因为他们无论到了哪里都会修建碉堡，骚扰附近的居民，扩大他们的势力。所以他主张干脆将荷兰人拒于国门之外。可是，也有为荷兰人说好话的，就是南方那两个藩王，尚可喜、耿继茂，他们认为“这是朝廷宣扬大国神威的大好机会”——实际上是为了通过与荷兰贸易，得些经济实惠。于是，顺治帝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在优厚奖赏荷兰使者的同时，拒绝了荷兰人提出的通商要求，同时将礼部提出的五年一贡，改为八年一贡。

孝庄皇太后朝服像

荷兰使节曾赠给汤若望一种荷兰人新发现的东方竹类植物——定名为“龙腹竹”，以期汤若望为他们在皇上面前多多美言。汤若望曾将此龙腹竹展示于国子监祭酒吴梅村，吴作诗《通玄老人龙腹竹歌》。可见，此时汤若望与中国官员过从甚密，完全融入到士大夫中间。

顺治朝，每当由于暴躁的皇上固执己见，遇到政治危机的时候，往往是智慧的汤若望一言挽回。

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延平王郑成功率领十七万大军，自崇明长江口，溯江西上，企图收复明朝江南故地。这时，他已据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的地盘，除了安庆之外，江南土地大部已经收复。七月初更围攻南京，准备一举拿下南都。清廷为之震惊。面对这险恶的形势，年轻的顺治帝有些胆怯，他怕这威名赫赫的“国姓爷”会挥师北上，直捣北京——关外的满族人口只有几十万，要想统治几百倍于他们的汉族，说实在话，是有些信心不足的。张皇失措的顺治帝甚至想要退回关外，据守盛京。他母亲孝庄太后毕竟老练，看出郑成功的兵马不过是强弩之末，死而不僵的百步之虫罢了。她也为儿子的懦弱而有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懊恼，便指斥他不该如此失态，责怪他不该有丢弃祖宗基业的想法。不想，这更激怒了福临，他突然暴跳如雷，拔出宝剑，大声喊道：“朕誓要与郑成功决一胜负！”说着，将御座劈下了一块，以表示他准备御驾亲征的决心。他斥退所有劝他的人，甚至在京城内贴出了上谕，决心要去江南与郑成功一决高下。这一惊人的决定引起人心惶惶，如果皇上在战场上有个好歹，国家岂不又要乱了？而且，郑成功的势力只在东南一角，全国还有许多当务之急的事情，如果皇上丢下大局不顾，后果实在堪忧。人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又想起了汤若望。于是，上至亲王，下到部院大臣，列队于汤神父的住处，请他出马。第二天，汤若望来到皇宫，真诚地恳求皇上不要意气用事，应该以国家大局为重。果然，汤神父的一席话，很快使皇上平静下来，他打消了亲征的念头，一场轩然大波平息下来。

位于遵化的孝庄皇太后昭西陵

顺治帝鉴于汤若望耿直敢言，曾想让他做一名御史，以随时弹劾，纠正君臣的过失。汤若望知道这样一来，自己就陷入了官场而不能自拔，反而保持自己的超然地位更为有利，所以坚辞不就。他愈是推辞，顺治帝反而愈加迫他就任，说明皇上对他是如何地信任。为此引起一些人的嫉妒，为日后的冤狱埋下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