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洋大臣汤若望的故事

1．观象台变成了擂台

在一片烧焦的瓦砾中，清廷接收了北京城。大批的满洲、蒙古的八旗勇士们潮水般地涌了进来，住房成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执政的睿亲王多尔衮（1612—1650）下令，汉人一律搬到外城——可以想见一个偌大的北京城，千万户人家扶老携幼，带着锅碗瓢勺……该是一幅怎样凄惨的景象啊。汤若望闻知这一消息，立即上书给多尔衮，介绍了自己传教和修历的工作，表明了愿意为新朝服务的意愿，请求给予特殊的关照。多尔衮的谋士范文程十分重视他的上疏，以儒家政治的角度，他自然明白天文历法和王朝兴替的关系，特意接见了他。多尔衮批准了他的请求。汤若望再次保护了他的教堂，他的文献。

对于中原的争战者来说，西方传教士无疑是局外人，他们不想参与政权的角逐，也无意这里的财富，地位十分超然。虽然汤若望曾经为明朝服务过，可那甚至连雇佣关系都说不上，自然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对他们并无约束力。他们忠于的是教会、教皇，他们服务的是中国人民。谁能够稳定中国的局面，为他们提供传教的有利条件，他们就与之合作——这个道理是再浅显不过了。

多尔衮画像

现代的多尔衮画像(www.xing528.com)

清朝统治者面对满目疮痍的庞大国度，百业待兴，急需的是人才。多尔衮不但招降纳叛，甚至用刀剑逼着前朝的士人出任新职，所以对于汤若望的自动上门是求之不得的。再说，明朝的历法不准，也是失去天下的一个原因——多尔衮就这样认为，现在大清国定鼎之初，天运开新，正需要新历，这方面的专家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汤若望为取得新朝的信任，进献了一份图表，预告了将要发生在当年八月的日食和明年正月的月食；他还呈献给清廷三件仪器，计有浑天星球仪、日晷、望远镜各一。对于仪器，官员们笑纳了，可是预测的日食、月食却是要证实的，这里是绝无情面可以通融的。顺治元年（1644）八月初一，大学士冯铨率领钦天监官员以及汤若望等人一起登上观象台。信奉《大统历》、《回回历》的天算学家对此也有预测，但时间上稍有差别，到底孰是孰非，将在此一比高下。结果，还是汤若望的西历预测得更准确。

摄政王也懂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道理，于是清廷决定采用汤神父编订的新历，命名为《时宪书》。接着，又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即钦天监的总负责人。汤若望表示坚决不受，因为他入耶稣会时曾发过四誓，绝财即是绝宦；再说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教，研究天文不过是为传教服务；更何况他来中国多年，熟知中国人情世故，在中国做官不单靠本事，还要靠关系。可是，他的推辞朝廷屡次不准。关于他任监正及修订历书一事，在耶稣会中也引起两种相反意见的争论，有些人坚决反对他出任中国政府的官员。最后耶稣会中国教区首领奥里瓦（Oliva）于1664年征得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同意后，准许他担任该职。于是，汤若望只好勉为其难地做了有史以来中国第一位钦天监洋人监正，并加太常寺少卿衔。但是，他提出了唯一的条件，就是他只负责观察星辰、日月、季节等自然现象，至于历书中的吉凶日子的判断，事涉迷信，他是不能参与的——不过，由于强大的习惯势力，钦天监时常向皇帝进呈一些“观候”、“占卜”之类的报告，大概即使汤若望不尽同意，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之后，他为了讽谏皇帝，也不得不采用了“天象示警”之类的老套，更是违心的了。

后来，朝廷又加其通政使衔，官秩正一品。其地位是在中国的洋人中绝无仅有的。汤若望向所有传教士们宣布，彼此见面，不可因为他的官职地位而行礼，因为他仍然把自己看成是个普通教士。朝廷给予的俸禄，他一概辞谢不收，以前钦天监监正所享受的待遇也全部屏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