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贡献：中国学术史上的突破

七　利玛窦的贡献

1．第一次西学东渐

有人把汉唐时代佛教的传入看做是第一次外来文化的输入，不过，那只是东方国家之间的交往，而且只限于宗教、哲学方面。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虽然也是以传播基督教为宗旨，却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东方文明迥异的价值观，这对中国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绝非宗教可以比拟。利玛窦在北京只住了十年，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讲授、传播科学知识。在中国学术史上，利玛窦占有一席之地。台湾的方豪先生说他“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

《明史·列传·意大里亚篇》评价传教士“自夸风土人物，远胜中华。……其所言风俗物产，多夸”。可是，却绝口不提利玛窦讲授的天文数学，或他的著作为虚妄夸大。中国儒家士大夫自以为天下第一，不愿意向西方学术低头，又不能诋毁为虚妄，只好缄口不言，采取回避政策。

其实，自明代中叶起，作为当时主导思想的王（阳明）氏心学，过分强调自省，并且借用佛家禅宗的顿悟功夫，已经走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死路。再者，因为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使得士风浮躁，只寻捷径，不问实际，造成了一种尚虚背实的恶劣学风。正是利玛窦带来的多门类西方科学技术，促使中国有识之士认识到，这样的实际学问才是强国富民之道，修齐治平之术。

利玛窦的著作大多以中文写就，其中有：

《天主实录》，是翻译罗明坚编《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起名为《天主实义》，亦名《天学实录》。这本书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人的灵魂不朽、大异禽兽和死后必有天堂地狱之赏罚，报世人所为善恶的天主教教义。《天主实义》亦是最早把星期制度引进中国的。《天主实义》后来被乾隆皇帝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并有蒙、满、朝鲜、越南及日文译本。

《畸人十篇》，是利玛窦同十位中国士大夫的对话集。

《交友论》，收入了古罗马西塞罗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大师爱拉斯谟等人论友谊的格言上百则。也有利玛窦根据他对中国人的思想了解而编写的。这是他所写的第一部华文著作。

《几何原本》，是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其师——当时欧洲著名的数学家克拉维奥神父的讲义。万历三十三年（1605）刻于北京，康熙帝曾令人将其译为满文。以后，方以智之子方中通、曾国藩等都曾翻刻。利玛窦死后赐葬于京，有人反对，内阁首辅叶向高说：“仅其所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矣。”可见当时人们对该书的推崇。

《坤舆万国全图》，即世界地图。从万历十二年至三十六年（1584—1608）的二十四年间，曾在肇庆、南昌、苏州、南京、北京、贵州等地，翻刻了十二次之多。

《西字奇迹》（今改名《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是中国汉字拉丁化道路之始。

《二十五言》，关于天主教道德信念、准则和修养的书。

《西国记法》，乃是一本介绍利玛窦本人如何能有过目不忘的能力的书。

《辩学遗牍》，万历三十七年（1609）出版，收录了利玛窦以天主教观点与明末净土宗蘟宏和其门生虞淳熙的佛教观点交流的信件。民国后，《大公报》、英敛之等曾多次重刊。

《同文算指》，介绍欧洲算术，根据克拉维奥所著的《实用算术概论》（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1583）译成。内容由基本四则运算、分数至比例、开方、正弦、余弦等三角几何理论。由李之藻笔录，清朝时录入四库全书。

《测量法义》，关于应用几何、测量，由徐光启笔录，附《勾股义》。

《圜容较义》，李之藻笔录。

《浑盖通宪图说》，天文学知识，李之藻笔录。

此外，他还写过或参与写过《西琴曲意》、《斋旨》、《乾坤体义》、《理法器撮要》等著作。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的日记后经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整理翻译为拉丁文，出版于1615年，取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汉译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

在利玛窦的著作中，首次使用并延续至今的中文词汇即有：

数学：

半圆、报时、边、比例、大厦、点、度（“角度或弧度”的“度”）、钝角、多边形、复制、割线、弧（“圆弧”的“弧”）、角、界说、几何、金刚石、面、面积、平面、平行、平行线、强（“1／4强”的“强”）、切线、曲面、曲线、锐角、三角形、三棱镜、数字、四边形、体积、推论、线、虚线、直角、直线等。(www.xing528.com)

历法：

西历、阳历、阴历、古典、秒（“五秒钟”的“秒”）、分（“一分钟”的“分”）、刻（“一刻钟”的“刻”）、罗经、时（“一小时”的“时”）等。

天文：

火星、金星、水星、天狼星、天球、木星、土星、座（“星座”的“座”）、仪器等。

地理：

测量、赤道、北半球、极（“北极南极”的“极”）、北极、地平线、地球、度（“经度或纬度”的“度”）、分（经度或纬度中“度”下面的单位）、经线、秒（经度或纬度中“分”下面的单位）、南半球、南极、纬度、纬线、月球、子午线等。

宗教：

上帝、圣经、圣母、审判、十字架、天国、天主、天主教、耶稣、造物主、主（基督教徒对上帝的称呼）等。

在上面所列的词汇中，大部分词语的使用现在还十分活跃，并无消亡的迹象。而且其中的部分词语很早就传到了日本（如“地球”、“几何”、“上帝”、“天主”、“审判”、“三角形”、“三棱镜”、“子午线”等），对日语词语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虽然在《几何原本》中，利玛窦介绍的是纯科学，但他并不囿于纯科学的讨论，他在《译几何原本引》中，就突出强调了几何学在军事上的应用，在火器技术和国防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军官学习几何学的必要性，并且引申到必须重视先进武器的研制和应用。

中国古代兵器制造一直沿袭着“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之类的理论，对燃烧的化学反应缺少本质的探讨，所以火药纯度不高，威力不大。利玛窦深感中国军事防卫力量的薄弱，曾将所携带的西方书籍中，关于兵防、兵器的著作，向徐光启、李之藻等有识之士出示过；在和他们的交谈中也多次谈及西方军事现状的话题，向他们介绍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武器“红夷大炮”。李之藻曾在天启元年上疏《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请求添置这种火器。

利玛窦的遗愿由徐光启承续下来，他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萨尔浒战败后，受命练兵。天启元年（1621）他向皇帝建议宣召传教士进京训练炮手，翌年，龙华民、阳玛诺、罗如望等多人被聘为炮师。徐光启、李之藻等还从澳门购得四门大炮，但由于天启四年试炮时，一门大炮爆炸，便将其束之武库之中。崇祯元年（1628），徐光启又第二次购炮十门。传教士陆若汉负责翻译，并训练炮手二百名。陆若汉又协助山东登莱巡抚孙元化造炮练兵。崇祯六年（1633），孙元化部将孔有德、耿仲明投降后金，大炮被掳走，徐光启和传教士们十几年的心血付之东流。

利玛窦、徐光启等人的遭遇，使人感叹，没有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再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发挥不了作用。

2．让西方认识中国

17至18世纪，在欧洲曾经掀起一股文化上的“中国化”浪潮，这股浪潮的倡导者正是来华传教士们。他们一方面把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同时也把中国文化反馈给西方，从而在欧洲形成一门新兴的学科——中国学，或称汉学。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们正是西方汉学的奠基人，人称“近代文明的哥伦布”。

1615年，利玛窦的《基督教中国传递史》在欧洲出版，以后的十年中先后被译为法、德、英、西、意五种文字，并再版五次，还曾被选作大学教科书。书中介绍了他如何利用中国的典籍来诠释基督教，以及如何利用基督教义来比照中国文化——书中充满了对儒家学说的尊重。利玛窦首次将“四书”翻译成意大利文，后由人译成拉丁文在巴黎出版。有意思的是，传教士著作所引进的儒家观点，后来成了欧洲启蒙思想家反神学的利器。

清代的大将军炮，即红夷大炮

利玛窦之后，这股热潮仍旧方兴未艾，耶稣会教士们翻译了大量中国著作，从儒家典籍到市井小说，其中也不乏学术力作，如1685年出版的卫匡国《中国早期历史》，他根据中国古籍，建立了从伏羲开始直至纪元初这长达两千年的编年史。虽然他身为基督徒，却置《圣经》于不顾，承认了在《创世记》之外尚有另外一个真实的世界。他用拉丁文写的《鞑靼战纪》是研究明末清初战争史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卫匡国被欧洲人称为“中国地理学之父”，他所编绘的《中国新地图集》于1655年出版，其中包括了中国当时的十五个省份，注有精确的经纬度，叙述了各省的名称来源，地理位置，建省沿革，气候物产，名胜古迹，掌故逸闻，风俗习惯等等，堪称一部简要的中国百科全书。

时过四个多世纪，再回头审视利玛窦，不得不为其精神之伟大而感动，也不得不为其贡献之广博而赞叹。虽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中国的目的不外是为了传教，是想要以天主教归化中国人，但是，他们尚能够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中国士人和平对话，甚至挖掘中国典籍中与基督教相近的思想理论，堪称是不同民族进行平等交流的典范。利玛窦带来的“天学”开启了明末以来的“实学”，以西方科学中的逻辑思维方法、定量分析方法，涤荡着中国固有的玄虚学风，所有这些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破冰之举。虽然康熙末年基督教被禁，切断了中西交流，但是利玛窦带来的观念、思想、方法都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中国主流思想之中，其影响至为深远，以至直到清末，中国知识分子的变法思想中仍然包含了若干受“利氏之学”启发的成分。

中国人不应该忘记利玛窦。

利玛窦墓碑，现位于北京西城区阜外北京行政学院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