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人：利氏学派在紫禁城

五　利氏之学的中国传人

1．徐光启

上过初中，学过数学的人，都知道有一门数学叫做“几何学”。其实，在我国古代，这门数学分科并不叫“几何”，而是叫做“形学”——形状之学也。而“几何”二字，在中文里原先也不是一个数学名词，不过是“多少”的意思。比如三国时曹操那首著名的《短歌行》中就有这么两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里的“几何”就是多久的意思。那么，是谁首先把“几何”一词作为数学的专业名词来使用，用它来称呼这门数学分支学科的呢？正是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县法华汇人（即今徐家汇），其家原为兼做小商贩的农家。徐光启小时候读书，就很留心观察周围的农事，对农业生产有着浓厚的兴趣。二十岁考中秀才，以后的乡试中却屡试不中。他曾到广东韶州（韶关）设馆授徒，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常常默对孤灯，广泛阅读古代的农书，钻研农业生产技术。由于农业生产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又离不开数学，他又进一步博览古代的天文历法、水利和数学著作。1594年，徐光启在韶州教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来中国传播天主教的耶稣会士郭居静。在郭居静那儿，他第一次见到了世界地图，知道在中国之外竟有那么大的一个世界；又第一次听说地球是圆球状的，有个叫麦哲伦的西洋人乘船绕地球环行了一周；还第一次听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制造了天文望远镜，能清楚地观测天上星体的运行。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从此，他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更加丰富了。在同郭居静交往的时候，徐光启听说到中国来传教的耶稣会会长利玛窦精通西洋的自然科学，就到处打听他的下落，想当面向他请教。万历二十五年（1597），徐光启举顺天乡试第一，他已经三十五岁。

万历二十八年（1600），徐光启进京参加会试，当他得知利玛窦正在南京传教，即特意前往拜访。徐光启行色匆匆，来不及与利玛窦深谈，但在短暂的谈话中已经认定，这是当前“海内博物通达君子”，对他表示了仰慕之情，希望向他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这次会试，徐光启出师不利，名落孙山。万历三十一年（1603），徐光启再次到南京时，利玛窦已经北上，他遇见了罗如望（Joannes da Rocha，1566—1623，葡萄牙人）神父，领洗成为教徒，取教名保禄。加入天主教的第二年（1604），四十二岁的徐光启考中进士，任职翰林院，在北京住了下来，这使他和利玛窦有了交往的机会。

徐光启在未中进士之前，在长期辗转苦读中，在破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后，深感流行于明中叶以后的陆王心学，主张禅静顿悟，反对经世致用，实为误国害民。徐光启也曾学习过声律知识，练习过楷隶书法，后来悉数弃去，专门学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用方技，旁及工艺数学，务可施用于世者。徐光启思想上的如此转变，使他的后半生走上了经世致用、崇尚实学的道路。徐光启是明末清初学术界、思想界兴起的实学思潮中的一位有力的鼓吹者、推动者。徐光启中进士后即被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入翰林馆学习，在馆所撰课艺，如《拟上安边御敌疏》、《拟缓举三殿及朝门工程疏》、《处置宗禄边饷议》、《漕河议》等，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思虑和治国安邦的谋略，大都是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案，与那些空泛不实、纸上谈兵的时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万历三十五年（1607）散馆，授翰林院检讨，不久丧父，返乡守制。在此期间，他与利玛窦经常来往，研究学问。待他服孝期满回到北京时，利玛窦已经病逝。他们在北京相处了大约三年的时间，结成了莫逆的朋友和事业上紧密的伙伴。

利玛窦自从来到中国后，即有把西方天文、数学知识介绍给中国人的愿望。可是他的中文写作水平又不足以著书立说，想找一个中国帮手，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在韶州时，瞿太素曾帮助他翻译过《几何学》第一卷，瞿太素的学养虽然可以胜任，可身上的名士气太重，不肯踏踏实实地坐下来。当利玛窦遇到徐光启后，才找到真正帮助他的人。

从此，徐光启在公余之暇，几乎天天去拜访利玛窦，利玛窦详细地给他讲解《几何原本》。利玛窦每两天讲授一次，徐光启总是准时到达，不论是朔风怒吼，还是大雪纷飞，从不间断。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徐光启完全理解了欧氏几何这部著作的内容，深深地为它的基本理论的明了和逻辑推理的严谨所折服，认为这些正是我国古代数学的不足之处。他感到，我国的古代数学虽然也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但千百年来一直受到经验实证的限制，未能很好地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如果能把欧几里得的这部著作介绍过来，对我国数学的发展将是很有好处的。这正与利玛窦的想法不谋而合。

《几何原本》是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奥，又译为丁氏（Dlavio——拉丁文意思是钉子）所著的教科书。从1606年的冬天开始，他们两人开始了紧张的翻译工作。每天晚上，他们坐在灯烛之下，先由利玛窦用中文逐字逐句地口头翻译，再由徐光启草录下来。译完一段，徐光启再字斟句酌地做一番推敲修改，然后由利玛窦对照原著进行核对。遇有译得不妥当的地方，利玛窦就把原著再仔细地讲述一遍，让徐光启重新修改。如此反复数次，直到认为满意了，再接着译下一段。徐光启翻译非常认真，常常是到了深夜，利玛窦休息了，他还独自坐在灯下加工、修改译稿。有时为了确定一个译名，他不断地琢磨、推敲，不知不觉地就忙到天亮。

《几何原本》原文是拉丁文，不但语法和中文迥异，许多名词也是闻所未闻，利玛窦和徐光启经过呕心沥血的反复推敲，才逐一确定汉语译法。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还丰富了中文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等以及汉字“欧”等都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的。

徐光启画像

《几何原本》付印之前，徐光启又独自一人将译稿加工、润色了三遍，尽可能把译文改得准确。然后他又同利玛窦一起，共同敲定书名的翻译问题。这部著作的拉丁文原名叫《欧几里得原本》，如果直译成中文，不大像是一部数学著作。如果按照它的内容，译成《形学原本》，又显得太陈旧了。利玛窦说，中文里的“形学”，英文叫做“Geo”，它的原意是希腊的土地测量的意思，能不能在中文的词汇里找个同它发音相似、意思也相近的词。徐光启查考了十几个词组，都不理想。后来他想起了“几何”一词，觉得它与“Geo”音近意切，建议把书名译成《几何原本》，利玛窦感到很满意。

万历三十五年（1607），《几何原本》前六卷正式出版，引起有兴趣者的巨大反响，成了明末清初从事数学工作的人的一部必读书。《几何原本》的问世不但对发展我国的近代数学起了巨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引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即演绎推理的方法。这与中国传统的说理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推理方法影响了整个的一代人，其意义，套用一句现代词儿——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徐光启朝服像

徐光启在朝时，适逢明末朝廷政争最尖锐的时期。他无论在政见上还是在感情上，无疑都是支持和同情东林、复社一派的，但他始终没有参与其中。由于他性格软弱，只能在党争的夹缝中讨生活，所以并无光辉的政绩可言。在周延儒、温体仁等奸臣当道之时，也无所建白。但是，他对我国早期的科学事业贡献极大。

明朝末年，宦官专权，政治黑暗，人民的生活非常痛苦，农民起义到处发生；正在东北崛起的满洲贵族，又不时对明朝发动进攻，整个社会处在动荡不安的状态。像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徐光启希望能够利用科学技术帮助国家富强起来，使天下的黎民过上“丰衣食，绝饥寒”的安定富裕的生活。因此，他认为不仅应该认真总结我国古代的科学成就，还应该很好地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取长补短，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徐光启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回京复职后，除几次临时性差事之外，一直担任较为闲散的翰林院检讨。和当时一般文人官吏热衷于笔墨应酬不同，徐光启则是用较多的时间进行天文、算法、农学、水利等科学技术研究，从事了不少这方面作品的翻译和写作。

向传教士学习科技知识的同时，徐光启对他们的传教活动也进行了协助，帮他们刊刻宗教书籍，对传教士的活动也有所庇护。徐光启的这许多行为，多被朝臣误解，加上与其他官员的一些意见不合，因此他辞去工作，在天津购置土地，种植水稻、花卉、药材等。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13—1618）间，他在天津从事农事试验，其余时间则多是往来于京津之间。

徐光启重视实践中得来的知识，他早年曾考察过黄河上游地区的地形、地貌，记录过当地的蝗灾，亲自尝过草木的滋味。他在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地都有自己的实验农场，对于选种，施肥，嫁接，以及南种北移、北种南移等都做过科学实验，并有详细记录。在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他与他的学生陈子龙于崇祯元年（1628）编写了《农政全书》。全书六十卷，五十多万字，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十二部分。在水利卷中，他除了论及西北黄河流域的水利资料，在东南水利中讨论了太湖四周的苏、松、常、杭、嘉、湖六府的水利情况外，还在浙江水利卷中谈及绍兴的镜湖、上虞的夏盖湖、宁波的东湖、广德湖、东钱湖等蓄水工程。《农政全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从明末至民国多次重印。

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政权向中国北方发动进攻，边事紧急，经人介绍推荐，明廷召徐光启于病中。他不但自己立即赴命，同时还感召他人放弃安适生活，共赴国难。至天启三年（1623）的三年多时间里，徐光启从事招集逃兵、练兵的工作。这时他虽已年近六十，而保国守土的爱国忠心，昭昭可鉴，不让壮年。

万历四十七年（1619），徐光启以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之衔，在通州督练新军。他主张“用兵之道，全在选练”，“选需实选，练需实练”。这期间他写了各种军事方面的奏疏、条令、阵法等等，后来大都由他自选编入《徐氏庖言》一书之中。练兵期间，他曾通过李之藻派张焘到澳门购得四门西洋火炮。但是由于财政拮据、言官掣肘等原因，练兵计划并不顺利，徐光启也因操劳过度，于天启元年（1621）三月上疏回天津“养病”，五月辽东兵败，他又奉召入京。徐光启和李之藻再次上疏，请求置火炮，建炮台，引进西方技术，得到东林党人，特别是邹元标的支持。他购置的四门火炮运回北京——天启六年正月，袁崇焕在宁远轰死努尔哈赤所用的“红夷大炮”，即是其中的第二门。但终因制造兵器和练兵计划不能如愿，十二月再次辞归天津。

不久，明朝廷由于魏忠贤阉党擅权专政，政局黑暗。为广树党羽，笼络人心，阉党曾拟委任徐光启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的官职，但徐光启不屑与阉党同朝，拒绝就任，引起阉党不满。天启五年（1625），阉党分子，贵州道御史智铤弹劾徐光启练兵为“孟浪无对”、“骗官盗饷”、“误国欺君”等等，皇帝命他“冠带闲住”，于是他回到上海（1624）。正是在上海闲住期间，他进行了《农政全书》的写作（1625—1628）。徐光启自编的军事论集《徐氏庖言》，也于此时刊刻出版，对阉党弹劾的不实之词作了义正词严的回答。

天启皇帝

崇祯帝即位，杀魏忠贤，阉党事败。崇祯元年（1628），徐光启官复原职，八月，充日讲官，经筵讲官，为天子师。崇祯二年，他又升为礼部左侍郎，三年升礼部尚书，已是朝廷重臣。

这期间，徐光启对垦荒、练兵、盐政等方面都多所建白，但其主要精力则是用于修改历法。前此，自从与传教士接触之后，徐光启即留心天文历法。他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成功地预报过一次日食，所以当万历四十年（1612），钦天监预报日食不准，有人即提出请徐光启、李之藻来主持修改历法。但当时朝廷内党争激烈，浙党大学士沈榷指责西洋传教士“不祭祖”、“私习历法、天文”等，排斥与利玛窦交往密切的徐光启，所以修历的建议未能获准。崇祯二年（1629）五月朔日食，徐光启按西法推算，其结果较钦天监为准，九月，朝廷决心改历。在徐的主持下，先后聘请了邓玉函、龙华民、罗雅谷、汤若望等教士参加修历工作。徐光启从编译西方天文历法书籍入手，同时制造仪器，精心观测，自崇祯四年（1631）起，分五次进呈所编译的图书著作。历经近六年的时间，新的历书——《崇祯历书》终于编制完成，全书共46种，137卷。在历书中，他引进了球形地球的概念，明晰地介绍了地球经度和纬度的概念。他为中国天文界引进了星等的概念；根据第谷星表和中国传统星表，提供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成为清代星表的基础；在计算方法上，徐光启引进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的准确公式，并首先作了视差、蒙气差和时差的订正。《崇祯历书》的编纂对于我国古代历法的改革是一次飞跃性的突破，它奠定了我国近三百年历法的基础。徐光启的编历工作为中国天文学由古代向现代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和技术基础。徐光启还曾制造天文仪器，如望远镜等，用来观测天象，他在近古稀之年曾亲自观察天象，因失足跌坏腰部，可见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精神。别人亲见并记述了他的这段生活，说他“扫室端坐，下笔不休，一榻无帷……冬不炉，夏不扇……推算纬度，昧爽细书，迄夜半乃罢”。这时，徐光启已七十岁了，但其研究热情不减，亲自实践，目测笔书，融汇中西，不愧为一代科学家的风范。

崇祯皇帝画像

崇祯五年（1632）六月，徐光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每日入值，手不停挥，百尔焦劳”，“归寓夜中，篝灯详绎，理其大纲，订其细节”，这正是他宰相兼科学家繁忙生活的写照。如此繁忙，不久，他就病倒了。这年十一月，加徐光启为太子少保。徐光启在忙碌的公务中，还极为重视对后代的教育，他在北京时，曾写信告诉家里，有可能的话尽量搬家到南京或者杭州，为的是“避去海上薄恶风习”，可见在明末时上海风气已经浮薄，不适君子居住了。

崇祯六年（1633）八月，再加徐光启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至此，他已是位极人臣了。十一月病重，仍奋力写作历书，并嘱家属“速缮成《农书》进呈，以毕吾志”。可谓为科学研究，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十一月七日，一代哲人逝世，终年七十二岁，谥“文定”，墓地现存于上海徐家汇徐墓公园。

徐光启在数学、天文、历法、军事、测量、农业和水利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1）天文历法

徐光启在天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主持历法的修订和《崇祯历书》的编译。由于中国古代数学历来重视实际计算并以此见长，历来重视和历法编制之间的关系，因此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古代历法准确的程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到了明末，却明显地呈现出落后的状态。一方面是由于西欧的天文学此时有了飞速的进步，另一方面则是明王朝长期执行不准私习天文，严禁民间研制历法政策的结果。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说“国初学天文有历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指的就是此事。

《崇祯历书》采用的是第谷（Tycho）体系。这个体系仍然认为地球是太阳系的中心，日、月和诸恒星均做绕地运动。而五行星则做绕日运动。当然，这比利玛窦所介绍的托勒玫（Pto1emy）体系稍有进步，但对当时西方已经出现的更为科学的哥白尼（Copernicus）体系，传教士则未予介绍。《崇祯历书》仍然用本轮、均轮等一套相互关联的圆运动来描述、计算日、月、五星的疾、迟、顺、逆、留、合等现象。对当时西方已有的更为先进的行星三大定律（开普勒三定律），传教士也未予介绍——毕竟传教士还不是科学家。尽管如此，按西法推算的日月食精确程度已较中国传统的《大统历》为高——《大统历》还是明朝初年刘伯温所订，已使用二百多年。

上海徐家汇天文台的旧影

（2）数学

徐光启在数学方面的最大贡献当推《几何原本》的翻译。《几何原本》以严密的逻辑推理的形式，由公理、公设、定义出发，用一系列定理的方式，把初等几何学知识整理成一个完备的体系。《几何原本》所代表的逻辑推理方法，再加上科学实验，是世界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换言之，《几何原本》的近代意义不单单是数学方面的，更主要的乃是思想方法方面的。徐光启就明确地指出：“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直到20世纪初，中国废科举，兴学校，以《几何原本》为主要内容的初等几何学方才成为中等学校必修科目，实现了三百多年前徐光启“无一人不当学”的预言。

（3）农学

徐光启出身农家，自幼即对农事极为关心。他的家乡地处东南沿海，水灾和风灾频繁，这使他很早就对救灾救荒感兴趣，并且讲究排灌水利建设。步入仕途之后，又利用在家守制、赋闲等各种时间，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设置试验田，亲自进行各种农业技术实验。

徐光启一生关于农学方面的著作甚多，代表作有《农政全书》（大约完成于1625—1628年间，死后经陈子龙改编出版于1639年）。其他还有《甘薯疏》（1608）、《农遗杂疏》（1612，现传本已残）、《农书草稿》、《泰西水法》（1612）等等。徐光启对农书的著述与他对天文历法的著述相比，从卷帙来看，数量虽不那样多，但花费时间之长、用功之勤，实皆有过之而无不及。

《农政全书》共分12门，即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收养、制造、荒政，60卷，70余万言。书中大部分篇幅，是分类引录古代的有关农事的文献和明朝当时的文献；徐光启自己撰写的文字大约有六万字。正如陈子龙所说，《农政全书》是“杂采众家”又“兼出独见”的著作，主要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而农政思想约占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徐光启的农政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用垦荒和开发水利的方法来力图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以改变南粮北调的局面。

②备荒、救荒政策。提出“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的以预防为主的方针。(www.xing528.com)

徐光启在农业技术方面，也有很多贡献：

①破除了中国古代农学中的“唯风土论”思想。因地制宜，引进物种，改变作物单一的局面。

②进一步提高了南方的旱作技术，例如种麦避水湿、与蚕豆轮作等增产技术。他还指出了棉、豆、油菜等旱作技术的改进意见，特别是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棉田耕作管理技术，提出了“精拣种、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稞肥壅”的十四字诀。

③推广甘薯种植，总结栽培经验。

④总结蝗虫虫灾的发生规律和治蝗的方法。

2．李之藻

李之藻（1565—1630），字振之、我存，受洗后，字凉庵，号存园寄叟，浙江杭州人。李之藻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中举，二十六年（1598）中进士，授南京工部员外郎，次年进京任职工部。两年后，得识利玛窦。李之藻博学多才，他所学极广，天文、地理、军事、水利、音乐、数学、哲学、宗教都有涉及。

李之藻少年时即写过地理方面的著作，并附有地图。后来，他看到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才知道中国和天下相比，不过占很小一部分。利玛窦又向他讲解了地球为球形，悬在虚空之中，太阳和恒星都比地球大等天文知识。这些在当时别人都感到难以置信的说法，李之藻几乎立即就相信了。所以，他和利玛窦等人成了莫逆之交，闲暇之余，就来听利玛窦讲解科学知识。他雇工把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重新制版刊印，接着又向利玛窦请教天文、数学，凡是他认为新奇的东西，都如饥似渴地学习。

一个基督徒在用上海方言抄写经文

后来，因小人进谗，李之藻被贬职，退居田园五年，不愿再迈入仕途。还是在利玛窦等朋友的劝说下，他才再次出任澶州（河南濮阳）知州。在等待任命文书的三四个月里，他继续到利玛窦那里学习。

一次，李之藻的一个仆人得了痢疾，发着高烧，李家人怕传染，且臭气难闻，大家遂弃之于地上，都不愿意管他。因为这个仆人曾经向利玛窦等表示过愿意领洗的意愿，庞迪我神父就替他打扫房间，将他安置在床上，在房间里撒香料，驱除异味儿。李之藻闻知后很受感动，立即向庞迪我神父道谢，并责备家人缺乏爱心。几天后，仆人死去，临死前，一再称谢天主的慈爱。通过此事，李之藻受到极大的感动，虽然儒家的“仁”也讲究爱人，但是，还有一个“礼”的束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是不能打破的，而基督教的爱却是无条件的，是遍及上下的。

李之藻因为纳妾，所以一直未能受洗。万历三十八年（1610）二月，李之藻忽然患病，他的亲属都不在北京，利玛窦亲自为他调护，照料他如亲人一般。在他病重时，自以为大限已到，又看到利玛窦神父如此地关爱，遂痛下决心将妾休掉，利玛窦为他在病床上施洗，成了教徒。李之藻还捐献了四十两银子，为修建北京的第一座教堂尽力。利玛窦一再宽慰他，看破生死，只要心安。在利玛窦神父的精心照料下，李之藻居然痊愈。可是，利玛窦神父却一病不起。

万历四十一年（1613），李之藻上奏“西洋天文学论十四事”，请开馆局翻译西法，未果。崇祯二年（1629）五月初一日食，《大统历》、《回回历》均有预测，而以徐光启根据《西洋新法历书》预测最为精确。七月，诏开历局，命徐光启、李之藻督修，于是有别于以前的历局，又成立了新的一局，人称西局。徐光启聘请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等参与西局。他们首先翻译一些西方天文学著作，又吸收欧洲历法优点，补《大统历》之所失，编撰137卷的新历《崇祯历书》（李、徐先后去世，由李天经于崇祯七年最后完成），奠定我国现行农历基础。

李之藻与利玛窦同译《浑盖通宪图说》二卷，《圜容较义》一卷。《同文算指》十一卷，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六卷。与葡萄牙人傅汛际合译亚里士多德名著《寰有铨》六卷、《名理探》十卷，是为逻辑学在我国最初之译本。此外尚有译著《经天盖》、《简平仪说》、《坤舆万国全图》、《天文初函》等十余部，撰有关于数学、历算等的序、跋、奏、疏三十余篇，对介绍西方科学作出重要贡献。

3．杨廷筠

杨廷筠（1557—1627）字仲坚，号淇园，别号有井寒子、郑圃居士、泌园居士等。杨廷筠是浙江杭州人，万历七年（1579）中举，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曾任江西安福知县、监察御史等，为官期间多善举，颇有政声。万历三十年（1602），杨廷筠在京见到利玛窦，但并没有认同他的天主教义。

上海一处福音堂

福音堂的内景

万历三十九年（1611），李之藻回籍守父丧，并且邀请教士郭居静、金尼阁等到杭州开教。杨廷筠去李家吊唁时，见到李家并没有请僧侣唪经超度，而且将佛像全都毁掉，感到十分诧异。当他听说李父临终前皈依天主教，又仔细询问了天主教的信仰之后，似有所动，并请两位神父到自己家里讲道。杨廷筠因为夫人没有生育，曾纳妾生二子，当他决心入教受洗时，却因此遭到拒绝。杨廷筠曾私下对李之藻说：“这些西洋先生真是奇怪，我以御史身份侍奉天主有什么不可，何必容不得我的一个小妾呢？要是佛家绝不在乎这些。”同样因为纳妾不得受洗的李之藻叹息道：“这正是西洋教士和僧人不同的地方啊！一夫一妻是教规，遵守乃是本分，违反就是犯规，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如果您想要教育别人，自己哪能不遵守呢？您若想要扭转风俗，就尊奉教规吧！”杨廷筠凛然受教，将妾安置他处，欣然领洗。

杨廷筠原来信奉佛教，对佛寺颇多贡献，他改信天主教后，引起僧人的不满，曾著书诋毁他，但是杨廷筠不为所动。后来，他的全家都领洗入教。

万历四十四年（1616），发生了“南京教难”事件。礼部郎中徐如珂、侍郎沈、给事中晏文辉、礼科给事中余懋孳等人联合上奏请求禁教，他们的理由是“疑为佛朗机假托”，“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无为诸教。且往来壕镜（即澳门），与澳中诸番通谋”。皇帝相信了，十二月禁教令下。杨廷筠与徐光启、李之藻尽量保护传教士们的安全，并著书立说，为教会辩护。万历四十五年（1617），杨廷筠将自己的宅邸奉献给教会作为教堂。天启二年（1622），他又将祖茔献出作为教士墓地，因此带动了许多杭州人加入教会。

不知是否因为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凡是接触传教士的士人的政治态度，无一不是站在当时的东林派一边。天启四年（1624），东林书院在无锡成立，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都曾到书院讲学，明确地表示了他们支持东林党人的态度。传教士们对书院也非常重视，并想借机宣扬教义，发展教徒。魏忠贤阉党掌政后，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惨死狱中，正直朝臣去位者三百多人，徐、李、杨三人都去职归籍，不与阉党合作，那时杨廷筠已经六十八岁，任顺天府丞。邹元标赞扬杨廷筠不吝不贪的为人，说他“委千金之宝如让搏黍，其识度迥人远甚”，二人保持友谊达几十年。

天启六年（1626），杨廷筠在杭州捐资设立学校。

天启七年（1627），杨廷筠与徐光启、李之藻，以及教士多人一起审定有关天主教的汉译名词。杨廷筠尽其所有捐建教堂、修道院、教士住所等。

杨廷筠的著作有《西释辩明》、《西学十诫注释》，及为科学书籍作序多篇。

4．与利玛窦交往的其他士人

与利玛窦交谊极深的另一个人是冯应京。

冯应京，字大可，号慕冈，安徽盱眙人，是邹元标的门生。利玛窦在南昌时，冯应京即非常景仰他的道德学问。利玛窦到南京后，冯应京遣学生刘元珍向利玛窦学习数学。利玛窦到北京后，恰逢冯应京被递解进京。

万历二十九年（1601），担任武昌兵备佥事的冯应京不满税监陈奉的胡作非为——为搜刮民财，竟扒坟掘墓，剖孕妇，溺婴儿，于是逮捕了陈奉的爪牙，并向神宗上疏，弹劾其九大罪状。陈奉反诬冯应京“挠命凌敕命”。昏庸的万历皇帝只相信太监的一面之词，贬冯应京至边远地方充当杂职。朝中正直大臣上疏援救，不料更激怒了皇上，连杂职也给免了。还有官员上疏指责陈奉的暴行，请求赦免冯应京，万历干脆把冯应京逮至京师，下在狱中。当缇骑到武昌捉拿冯应京时，引发武昌百姓的暴动，陈奉逃到楚王府，人们把他的六个爪牙扔到江里面，还叱骂湖广巡抚支可大包庇陈奉，将其住宅烧毁。冯应京不愿意抵抗王命，自愿坐着囚车跟随缇骑进京。冯应京的学生刘元珍也跟随来京，刘见到利玛窦，即奉上冯应京的见面礼，并表示愿意拜利玛窦为老师。利玛窦在冯应京尚未入狱前，即去探望，并表示了心中的悲愤。两人只谈了一个小时，却无所不谈，像是多年的老友。在冯应京坐牢的三年里，利玛窦和他一直保持联系，互相通信，馈赠礼物。利玛窦形容说：“他办我们神父的事，就好像办他自己的事，我们神父办他的事，也好像办我们自己的事。”冯应京在狱中向利玛窦借读《天主实义》手稿，并建议付梓出版。利玛窦起先以为文字尚不成熟，冯应京则说：“好像一个垂死的病人，急需药物治疗。如果还计较药物的包装，病人可能会等不及了。”利玛窦于是接受他的意见，将《天主实义》与《二十五言》一并刊印。冯应京在为《天主实义》写的序中称赞该书“历引吾六经之语，以证其实，而深诋空谭之误”。正因为冯应京不喜空谈，所以不信佛教。他在狱中仔细钻研了天主教理，乃写信给家里的人，叫他们领洗入教。冯应京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出狱，在利玛窦处住了几天，整天都有朝廷官员探访他，神父们虽然不及为他施洗，但心里早已认为他是个天主教徒了。他回乡后不久去世，所以终于未能受洗。利玛窦却“只当他算是领了洗”。

利玛窦与明末离经叛道的思想家李贽也有过交往。

李贽（1527—1602）号卓吾，福建泉州晋江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中举，曾任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官等职。他年轻时曾一度赞成王阳明学说，而不以朱熹为然。后来则彻底否认儒家伦理。他在万历五年（1577）任云南姚安知府时，剃去头发，坐在大堂上处理公事，因此被迫辞官去职。后来，李贽落脚湖北麻城龙潭湖寺庙中，更以反潮流的异端形象出现，剃发留须，穿僧袍，却不忌荤腥，招徒讲学，其中一半是妇女。种种不合时宜的行径引起世人的非议，万历二十八年（1600），冯应京任湖广佥事，捣毁了李贽寄身的寺院，李贽不得不去北通州依靠朋友。万历三十年，礼部给事中张问达弹劾李贽诽谤圣人学说，因此系狱，在狱中自刎身亡。

李贽画像

可是，一向狂狷骄人的李贽极为佩服利玛窦，认为他是“我所见人未有其比，非过亢则过谄，非露聪明则太闷闷聩聩，皆让之矣”，并称赞他是一位极有风度文采，明澈事理的人。对于基督教义，李贽也表示了某种程度上的赞同，服膺利玛窦的道理是“唯一真正的生命之道”。他还将利氏的《交友论》抄写下来，送给其弟子，并曾有《赠利西泰》诗给利玛窦：

逍遥下北溟，迤逦向南征。刹利标名姓，仙山记水程。

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观国之光未？中天日正明。

李贽曾三次与利玛窦会面，两次在南京，一次在利玛窦进京路过济宁时。后来，李贽自刎于狱中，利玛窦对于李贽的遭遇表示了同情和钦佩，他评价李贽是“中国人罕见的范例”，并且因为未能为他做些事情而感到内疚。可是，利玛窦对士大夫中的佛教徒印象却不甚佳，因此也把信佛的李贽视为“偶像崇拜”的异教徒，讥讽他有野心，是沽名钓誉，他的理论是“不光彩的学说”等等。

当时的名士与利玛窦交往的还有很多，例如，李日华也曾赠诗给利玛窦：

云海荡落日，君犹此外家。西程九万里，东泛八年槎。蠲洁尊天主，精微别岁差。昭昭奇器数，元本浩无涯。

汪廷讷赠利子诗：

西极有道者，文玄谈更雄；非佛亦非老，飘然自儒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