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澳门前往中国传教

三　芝麻，开门

1．到达澳门，使自己中国化

由于明朝“片板不能入海”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利玛窦之前的西方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大陆传教，而只能停留在澳门。

16世纪的澳门。这是出使中国的荷兰使团中的画家约翰·尼霍夫画的速写

那时，澳门不过是个荒凉的小岛，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由明朝政府允许，葡萄牙商人在此地落脚，存放货物，作为通商居留地。澳门（Macao）的外文名称即因为其上建有妈祖庙而得。于是，澳门也成为基督教在中国最早的一个基地——澳门教区，其管辖范围包括中国、安南（越南）、日本、朝鲜、缅甸、柬埔寨等地。

利玛窦到达东方时，他在罗马学院的老师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意大利人）作为耶稣会的远东教区视察员正在澳门停留。范礼安认识到，如果耶稣会不进入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众的国家简直是荒谬的。他也觉察到，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若是强迫其国民改变自己原有的习俗，去改奉西方传统是困难的事情。因此，他明智地决定，传教士们首先要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并和中国人沟通，然后才能谈其他——这种务实的态度始终是耶稣会传教的宗旨。

在澳门的神父罗明坚接受了这个并不轻松的任务，具有语言天赋的利玛窦自然成了他最合适的帮手。因此，罗明坚神父向范礼安举荐了利玛窦。万历十年（1582），三十岁的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8月7日到达澳门。

传教士们想通过汉语著述天主教义来吸引中国人，“练习用他们的语言写作，作为一种吸引捕捉他们心灵的手段”，因此他们先在澳门努力学习汉语。开始学习汉语的利玛窦对完全与西方拼音文字不同的方块儿汉字感到很好奇，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当然，其中艰难是不言而喻的。

范礼安神父

这些西方传教士们整天抱着类似今天《英语900句》之类的《中—葡对照句式》练习口语——不是广东话，而是广东腔的官话，例如，

客人问：师父到这里几年了？

神父：才有两年。

客人问：如今都晓得我们这边的官话不晓得？

神父：也晓得几句。

客人问：也讲得？

神父：略略学讲几句。

学过哲学的利玛窦采用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结合的方法来记忆这种神奇的文字，例如，他看到“武”字，头脑中就浮现了两个武士角斗的场景；看到“要”字，就联想起一个西洋妇女的样子；通过一个抱着小孩子的女人，他记住了“好”字等等。所以，利玛窦学习中文进展神速，首先要感谢他惊人的记忆力，自然，更重要的还是他的刻苦精神。利玛窦在和罗明坚学习汉语过程中，还合作编了一部《葡汉词典》，给五千四百多常用中文词注音，以解决西方人拼读汉字的困难，也可算是西方第一部汉语词典了。

利玛窦进入中国的第一站是肇庆，时称端州。

2．肇庆，世界地图吸引了中国人

万历十一年（1583），最早到达肇庆的传教士罗明坚和巴范济，开启了破冰之旅。他们想得到两广总督陈瑞的许可进入广州，并把这里作为立脚点。

当时肇庆是广东省会，两广总督陈瑞就驻跸城内。

二人带了一些当时在中国尚属罕见的礼物，如三棱镜、自鸣钟、纯丝衣料等去见陈瑞，请求他准许他们在当地居留。按照当时明朝的“移民法”，只有现职的外国使节、伴随使节来的商人，或是仰慕中华政治文化的外国人才可获得中国“绿卡”。于是，他们把传教之事先放在袍子里面隐藏起来，声言自己是中国文化的仰慕者，并且附带保证做大明皇帝的顺民。被教士们判定为“贪官”的陈瑞，看在琳琅满目的礼物的面子上，接受了他们的说法，并立即答应将郊外天宁寺旁边的地方拨给他们作为立足之地，还可提供他们食物等物品。正当他们乐观地以为中国大门已经向他们敞开的时候，因朝廷首辅张居正的病故（1582），以及接踵而来对他的清算，陈瑞也连带去职，罗明坚和巴范济只好垂头丧气地退回澳门。

正当他们近乎绝望的时候，事情又有了转机。

新任总督郭应聘要查明前总督如何允许传教士们入境，罗明坚和利玛窦应召再次来到广州。经过一番周折——自然，送礼、贿赂都是必不可少的，终于在万历十一年（1583），罗明坚、利玛窦两人获准在广东肇庆居住。他们为了达到定居目的，不惜给肇庆知府王泮下跪、磕头，声言是来自印度的僧人，因仰慕中国政治昌明，希望得到一块净土建造教堂，以终生侍奉天主。王知府颇为理解，允许他们在肇庆崇禧塔旁边建造教堂——入乡随俗，起名“仙花寺”。但是，官僚阶层的接纳并不代表百姓的认可，正当他们兴冲冲准备建房时，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与抵制，闭塞的乡人看不惯这几个大胡子的外国人，而且对他们来到此地的企图感到怀疑。小孩子们从高塔上面往他们教堂扔石头，教堂仆人抓住一个小孩儿后，引发了与当地居民的纠纷，以至闹到公堂。虽然事情经过知府王泮调解平息下来，却深深触动了利玛窦，他认识到要在中国立足，必须首先赢得中国人的尊敬，而最便捷的途径莫过于通过学术来吸引和教化人心。

在肇庆知府王泮的支持下，一座小巧的欧式风格“仙花寺”终于建成，王知府还亲笔题写“仙花寺”和“西来净土”两块匾额。他们起初的传教工作进行得十分低调。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用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为减少麻烦，他们尽量弱化自己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差异，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事实上他们的确是从印度来的，这样使中国人误以为他们是佛教徒。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他们也乐于装扮成和尚的样子——穿着僧袍，把头发、胡子剃得一干二净，一副六根清净的模样，这也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僧人，并称之为“番僧”，背后称其为“番鬼”。他们在“仙花寺”客厅里面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许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来跪拜，呼之为“天主圣母娘娘”；也有人以为那就是观世音菩萨，更是顶礼膜拜甚恭，这使他们异常兴奋。其实，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这种举动更多是礼节性的，而没有多少宗教意义。后来，他们担心中国人看了玛利亚的画像会误认为他们的神是女性，而改挂了基督像。利玛窦向人们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文化制度，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传教的目的，担心那样会遭到驱逐。

利玛窦为“仙花寺”、“西来净土”写的音译和义译

进入了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国文明非常赞佩，他觉得，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称赞中国人的勤劳，南方一年两熟或三熟的作物，除了自然环境之外，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的吃苦耐劳。他赞叹中国人温文有礼，尊重、体谅他人，尤其使他感动的是中国的孝道。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虽然“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

利玛窦带来的《天主》图像，这是被仿制过的

但是，利玛窦还发现，在中国祭祖、祭孔，民间宗教、巫术都是根深蒂固的。这和禁止偶像崇拜的一神教——基督教教义是格格不入的。经过细心地观察，他发现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不过是一种崇敬态度，并不代表宗教上的献祭行为；而民间宗教、巫术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因此还不能说是异教徒。利玛窦深知，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传教，必须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这样可能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会一事无成。而且，他知道要感动中国人，首先要感动知识分子阶层，要想感动知识分子，必须以知识征服他们。于是，利玛窦开始了他的“学术传教”的探索。

早期中国天主徒所绘《圣母像》

为了吸引中国人，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稀奇的器物，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还有许多烫金精装的西方书籍，其中就有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的确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中国学者在“仙花寺”中看见中厅张挂的地图，与他们以往见到的《华夷图》、《天下总图》不同的是，中国并非在世界的中心；而且除了中国之外，还有许多大国。他们便向利玛窦询问。利玛窦指着地图告诉他们，自己在哪里出生，从何处动身，经过哪些地方来到中国等等。中国人听了之后，瞠目相向，感到匪夷所思。他们从来不知道中国之外的世界是如此之大，在天朝上国以外还有这么多国家，实在是从未听说过的事情。他们请求利玛窦将那幅地图注明汉字，刻印出来。仙花寺中常常是来客盈门，过路的士人、官员——其中就有瞿太素、徐大任等很快把利玛窦的名字传播到全国各地。

万历十二年（1584），即到肇庆的第二年，在当地知府王泮的支持下，利玛窦绘制了用中文标注的世界地图，名为《山海舆地全图》，上面注有世界各国的地形、气候、物产、风俗等；至于该地图的中国部分，则比当时欧洲出版的地图更为精确。这比林则徐于19世纪初年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以及后来魏源的《海国图志》还要早二百多年。如果说林、魏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利玛窦早已把世界呈现在中国人面前了。

利玛窦第一次向中国人揭示了地球是个球体的概念，并介绍了南北极、经纬线、赤道、极圈、热带、温带、寒带等地理学知识。以前，中国人头脑中还是“天圆地方”的观念，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因为崇拜天地，效天法地的传统，由“天圆地方”引申出了“智圆行方”等学说，超越了地理概念成了人们的道德规范。可想而知，利玛窦带来的震撼和冲击是何等的巨大。

此外，利玛窦还为中国人纠正了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即认为人的思想是由“心”来完成的。这还是被奉为亚圣的孟子最早定义的：“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也，不思则不得也。”（见《孟子·告子上》）以后的士人又加以发挥，如南朝的范缜在《神灭论》中，为了破除迷信思想，说：“五脏各有所司，无有能虑者，是以知心为虑本。”再次强调了心脏是思想的器官。而利玛窦告诉人们，是头，是大脑，而不是心，才是思维的器官。

利玛窦制作的《山海舆地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世界地图，图中使用的许多词汇和地名至今仍在沿用，如北极、南极、亚细亚、地中海、尼罗河等等。该图在中国先后十二次重印，而且问世后不久，在江户时代前期也被介绍到了日本。该地图也打开日本的封闭状态，使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国的“慕夏”观念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至今，日本仍称17世纪至18世纪的地图为“利玛窦系地图”。

当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够接受利玛窦带来的新观念，例如，当有人看到利玛窦的地图中没有把“中国”放在世界的正中，便大兴“讨伐之师”，义正词严道：“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所著舆地全图……直欺人以其目所不能见，足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毋论其他，且如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试于夜分仰视，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还有一些保守的士人竟无端指责起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来，例如，陈组绶（？—1637）指着《山海舆地全图》说，中国何止那么一点点？大学问家王夫之（1619—1692）也说，利玛窦必是来到中国后，看了张衡的“浑天说”，才提出大地是圆形的理论；最后他得出结论道，西方的学问都是从中国学去的。可想而知，面对这许多无知而又狂妄的中国士人，利玛窦该具有何等的耐心和容忍。

利玛窦在肇庆还学习自己制造“自鸣钟”。这个四四方方的东西到时候就能够知道是几时几分，而且自动报时，这在当时是极为新奇的事物。他将造好的钟表送给当地官员，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

利玛窦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同时介绍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他们翻译了《天主十诫》、《主的祈祷》和《圣母赞歌》，以及《教理问答书》等普及教理的书籍。很快亦有中国人对天主教产生兴趣。于是利玛窦开始将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散发给他们，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许多中国人都对这部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事实证明，学术传教是成功的。同时，使利玛窦感触良深的是，要想使天主教在中国扎根，必须实施天主教本土化的方针——即使天主教与传统儒家学说结合起来，他称之为“合儒”、“补儒”或是“趋儒”。

正像猎人欲获取猎物，往往装扮成猎物的样子，先和它们混在一起，取得它们的信任之后再下手，利玛窦也想先取得儒家的支持，再展开自己的教义。他将“天主”改称为已见于中国古籍的“上帝”。他将基督教的“原罪”理论修改成近似儒家的“性善”学说，从而导出人生而具有的“人性良能”，但此良能只有信奉上帝才能显现，由此归于基督教一途。他想取得了儒家的同盟地位后，再超越儒家学说。不过，利玛窦也有许多不可克服的盲点，他自己也往往不能自圆其说，因涉及许多哲学问题，在此不再赘述。

利玛窦在肇庆六年，一切似乎走上正轨。为此教皇西斯托斯五世允许耶稣会举行庆祝，并为中国和日本的教团祈祷祝贺。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是“仙花寺”的创立，还是《天主实录》的刊行，中国人始终是把它当做佛教流派而已，中国人对于基督教还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认识。

当时，传教士的驻地颇不安定，要随时因官府的喜怒而转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耶稣会教士希望罗马教廷能够正式遣使北京。于是，熟知中国风土人情的罗明坚神父担当了去欧洲联络的任务。其中，也涉及到利玛窦和他在传教方式上的意见分歧。罗明坚主张通过接近僧人达到传播基督教的目的，而利玛窦则认为他们必须争取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士大夫阶层。因此，利玛窦请求上司范礼安允许改换儒服，并召回罗明坚。罗明坚于万历十六年（1588）自澳门出发，次年抵达里斯本。但是适逢教廷内乱，教皇四易其主（1590—1591年间，西克斯特五世、乌尔班七世、戈里高利十四世和英诺森九世先后任教皇），因此派遣使者这件事情就耽搁了下来，罗明坚于1607年在意大利的萨勒诺去世后，此事便搁置了起来。

不久，广东省的官员又节外生枝，想把利玛窦一行赶回澳门。

3．韶州，结识了想学炼金术的瞿太素

传教士们带到中国来的西方新奇事物既为他们提供了方便，也给他们惹来了麻烦。

万历十七年（1589）夏天，广东总督死于任上，新总督刘继文（节斋）到任。这是个贪婪、无知而又卑鄙的官僚。他嫌总督衙门死过人，不吉利，便将旧衙门拆掉重盖，自己到梧州暂住。他见到欧洲风格的“仙花寺”富丽堂皇，与中国式建筑大异其趣，便想据为己有，异想天开要将其当做自己离任后的生祠。他先是借口传教士刺探中国情报，要将利玛窦等人赶回澳门，又怕影响自己的名声，于是出资60两银子，算是房价，迫令利玛窦等移居韶州（韶关），暂时住在供奉禅宗六祖慧能真身的南华寺内。利玛窦坚决不收银子，但也不得不离开肇庆。韶州地处粤北山区，远不如肇庆和广州繁华、富庶，但因为处于交通要道，是广东通往内地的门户，利玛窦反而觉得是朝着他最终的目标北京前进了一大步。不久，韶州兵备道允许他在韶州建教堂。利玛窦吸取了肇庆的经验，不再建欧式风格的建筑，以免招摇，只是按照中国房屋式样建了居室和礼拜堂各一，从此开始了他在韶州的传教活动，并发展了两个年轻的华人成为耶稣会士。

在韶州期间，使利玛窦感到十分悲伤的是，他的两名部下相继逝世。1591年麦安东神父逝世；1593年石方西神父也辞世了。而另外一名罗明坚神父则早已返回了欧洲，于是只剩下利玛窦一个人从事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庆结识的士人瞿太素从南雄来看他，并成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

瞿太素（1549—1612）名汝夔，江苏常熟人，其父景淳曾任礼部尚书。他的族侄瞿式耜，曾在南明永历朝廷辅佐桂王抗清，兵败被杀，是个极有气节的人物。利玛窦在肇庆时，瞿太素就与之有一面之缘。当他听说利玛窦来到韶州，便主动登门拜访。瞿太素的本意是向利玛窦学习“炼金术”的，据说只要有一种外国草药就可以把水银变成银子——他父亲遗下的家产大部分都被他在炼金炉中烧掉了，所以在家乡待不下去，只好周游各地，靠着向他父亲的朋友、旧僚打秋风过活。但他毕竟是个有才情的人，很快就被利玛窦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所吸引，而忘掉了炼金术。瞿太素虽有浪荡公子之名，却十分虚心好学，初次晤谈后，即拜利玛窦为师。利玛窦教他学习天算，即天文历法方面的数学知识，那时中国人只会用算盘，还不懂得笔算呢。同时，利玛窦也传输他有关的基督教教义。瞿太素本想受洗入教，但利玛窦得知他纳妾后，拒绝为他施洗。后来，瞿太素终于遵从了一夫一妻的教义，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成了教徒，同时他的十五岁长子瞿式谷也领洗。瞿太素学习很认真，还帮助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第一卷。利玛窦借着瞿太素的宣传，以及将自己制作的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赠送当地的官员们，他的名声逐渐在当地的达官贵人中传开。

万历二十年（1592），利玛窦被瞿太素的朋友邀请去了一趟南雄。那里的居民听说来了一个外国人，几乎是倾城出动来看西洋景。利玛窦不得不坐在轿子里面以躲避人们的围观，可是居然有人掀开轿帘向里边探头——想想我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围观外国人时的状况，就不难想象当时的情景了。

万历二十年，利玛窦因事去澳门途中路过肇庆时，与贬官至广东徐闻的大戏剧家汤显祖曾有一面之缘。

万历十九年，汤显祖（1550—1616）江西临川人，曾任礼部主事。其代表作为“玉茗堂四梦”，其中尤以《牡丹亭》最为脍炙人口。因上书弹劾内阁首辅申时行，被贬为徐闻典史。徐闻位于雷洲半岛的最南端，与海南岛隔海相望。他赴任途中经韶州、肇庆，一路南下。大概在路过韶州时，汤显祖已经耳闻了利玛窦的名声，于是在肇庆迫不及待地会见了他。与利玛窦一起与汤显祖会面的还有石方西神父（Francesco de Petris，1563—1593，意大利人）。

利玛窦非常重视中国的传统戏曲表演，认为中国戏曲在民间的受欢迎程度远远超过了西方民间对西洋音乐的喜爱。而利玛窦带去的西洋乐器和演奏的异域音乐，也极大地吸引了汤显祖，二人大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意。汤显祖还有《端州逢西域两生破佛立义，偶成二首》的诗作。

画屏天主绛纱笼，碧眼愁胡译字通；正似瑞龙看甲错，香膏原在木心中。

二子西来迹已奇，黄金作使更何疑；自言天竺本无佛，说与莲花教主知。

诗中，画屏天主指他看到的圣像，镶在龙蜒香木制成的镜框中，故云“香膏原在木心中”。碧眼愁胡则是形容两位传教士，他们通过翻译互相交谈。利玛窦显然向汤显祖宣讲过基督教义，而对佛教采取了一贯的排斥态度，故有天竺本无佛之句。有意思的是，汤显祖虽然一生谈禅，却从未受戒成为佛教徒，说不定其中有利玛窦的影响呢。黄金作使，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传教士的看法。中国人普遍认为，这些外国传教士不事生产，却吃穿无虞，他们肯定有“炼金术”无疑，所以瞿太素才会找到利玛窦学习炼金术——其实，他们主要的财政来源是得自澳门总部，而且中国官方也资助他们一些。

汤显祖

汤显祖可能受了利玛窦的影响，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所以特意绕道澳门，参观了那里的天主教世界，顺便饱览了南国风光。值得指出的是，他的澳门之行对他以后的戏剧创作大有裨益。

作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牡丹亭》第二十一出《谒遇》中，汤显祖设计了一幕在香山岙里巴寺（澳门大三巴教堂），番鬼（那时对外国人的称呼，并无歧视之意，正如现在称老外一样）献宝的场面。剧中，有洋船、洋商、通译等，还有外国人向朝廷使节献上猫眼石、祖母绿等宝物，显然是受了澳门传教士，以及他们带来的许多西洋器物的启发。

作为传教士，利玛窦的收获并不大，信教的人寥寥无几，以至他的门徒钟鸣仁修士（华人）建议他去日本传教，认为在那里受洗的信徒一定会很多。但是，利玛窦的信念坚定不移，他以先知的话作为回答：“种下的葡萄将来一定会丰收。”

大三巴教堂前壁

在韶州的时候，利玛窦遇到了一次意外。他们遇上了强盗打劫，利玛窦受了一点伤，石方西的头被强盗砍破，幸好他们吓退了强盗，而且很快这些强盗就被逮捕归案。地方官准备严惩匪徒，但是利玛窦怕如此一来，会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感，特意出面为那些强盗求情，官员只得将他们释放——利玛窦的最终目标就是能够在中国内地居住并传教。

着儒服的利玛窦

通过与瞿太素和其他许多中国上流社会人士的接触，利玛窦发现自己先前的佛教僧侣装扮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受到尊重，因为僧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虽然许多士人开口空色，闭口色空，却瞧不起和尚，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为了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交往，在征得范礼安的同意后，从1594年起，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并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他之所以改换儒装，不仅是为了方便和中国的士人接触，而且此时他对中国的儒家文化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在韶州他通读了《四书》，并首次将之译为意大利文。

利玛窦在韶州传教五年后，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也成了西方宗教界的中国通。虽然他仍处在广东一省，可已经几乎是名满天下了。

但，这不是利玛窦所追求的，他的理想是去北京。(www.xing528.com)

4．南昌，表演“倒背如流”

利玛窦很清楚，在未取得皇帝亲自准许前，他在中国内地传教的地位仍是十分不稳的。所以他也准备像俗话所说的“狡兔三窟”，为自己多营造一些传教的阵地，而最为重要的是要去北京落脚。万历二十年（1592），利玛窦的一位旧识徐大任升任南京鸿胪寺侍郎，并邀请他也到南京走走。那时利玛窦正为仙花寺与周围居民的纠纷所缠绕，便耽搁下来。

万历二十三年（1595），正是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时期，朝廷急征兵部侍郎石星进京。石星是广西人，他儿子因科考落第发了神经病，此时石星正在家里为儿子治病。当石星北上途中路过韶州时，得知了番僧利玛窦的大名。中国人历来相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石星以为利玛窦定有某种法术会帮助治好儿子的病症，顺便为儿子能够中举而祷告上苍——中国人信教无一不是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的——便带着他一起北上了。利玛窦则想利用这个机会，随同石星一起进北京。两个人怀着不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了。

从韶州北上的水路上，险象环生，他们两次都几乎丧命。但是利玛窦一心只想进京，即忘掉了所有的艰难险阻，一个劲儿地勇往直前。但是，石星两次遭险，半路上决定改走陆路。大概他心里对这番僧的道行产生了怀疑——既然一路平安都难保，哪里会解决他儿子中举的大事？便想打发利玛窦回韶州去。但是利玛窦表示了义无反顾的决心，石星只好把利玛窦留在了南京。

失望之余的利玛窦到了南京，便去找那位在肇庆认识的旧识徐大任。虽然徐对他也还热情，可是现在的形势大为不利——因为此时对日作战中，中国连吃败仗，所以是个非常敏感的时候。试想，谁愿意在这种时刻和一个外国人打交道呢？所以徐大任也只好板起面孔下逐客令了。利玛窦设法留在南京的企图失败了，他只好折返南昌。但是，暂时的挫折并没有吓倒利玛窦，他坚信，他的愿望早晚会实现。

南昌有一位王医生在韶州时即认识了利玛窦，见到他来到此地很是高兴，经王医生的介绍，许多人都争着来见识一下这个须长过腹的西洋人。利玛窦的老朋友瞿太素和南昌也有诸多的联系。瞿的女儿嫁给南昌的宗室建安王的儿子，再有，他父亲和他本人在当地也以才学享誉甚隆。在瞿太素的揄扬下，文人、官员，都来拜访他。最后，连江西巡抚陆万陔也知道了利玛窦。巡抚请他到衙门相见，利玛窦却不知是福是祸，并不愿意去造访一个高官，最后实在推脱不了，才硬着头皮去见陆巡抚。出乎意料，陆巡抚对他十分客气。利玛窦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三棱镜送给陆，陆见到太阳光竟然变成花花绿绿的颜色，好不惊奇，果然是当官不打送礼的，不但设宴招待，还主动批准他可以在南昌长久居住。

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南昌士人发现利玛窦不但知识渊博，而且记忆力极强，说他“过目成诵”还不足以形容他的天分，不可思议的是他那“倒背如流”的本领。有人为了验证他的记忆能力，还当场进行过测试，随意写下一首诗词，让他读上几遍，一会儿他就可以从前往后，或是从后往前背诵，竟无一次失败。在那个时代，年轻的学子为了考取功名，往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攻读、背诵四书五经——以便在考试中引用，“寻章摘句”嘛！可是能够记住十分之一已经是很不错了。江西陆巡抚看到利玛窦的记忆能力如此之强，请求他把增强记忆力的方法编写成书，以教育他的儿子（又是儿子，石星、陆万陔都是为了儿子才与利玛窦交往，一群面目可憎的俗吏）。于是，利玛窦撰写了《记忆术》一书，并免费赠与众人，在南昌城内引起了轰动。他还应陆巡抚的要求，为其制造钟表、地球仪等物。当然利玛窦也没有忘记来到南昌的使命，写下了在天主教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天主实义》。后来清康熙皇帝看了这部著作以后，知道天主教并非倡民作乱的邪教，随即解除了天主教不准在中国传播的禁令。

南昌城内住着两个明朝宗室，即建安王和乐安王。他们和大多数宗室一样，只管吃喝玩乐，不问政事——当然，朝廷也不许他们过问政事。他们听说利玛窦的到来，特意设宴欢迎他，而且还请他表演倒背诗词的特殊功夫。利玛窦为了答谢两位王爷和陆巡抚，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写了一本名为《交友论》的小册子，又绘制一本《世界舆图》，送给建安王，还造了两个钟表、两个地球仪送给建安王和陆巡抚。

利玛窦在南昌立足之后，便购置了地皮建立了一座小小的教堂，以方便交友和传教。

利玛窦在南昌结识的朋友数不胜数，值得一提的是章潢。

章潢，字本清，南昌人，庐山白鹿洞书院山长、顺天府（今北京市）儒学训导。他本是瞿太素之旧友，品行高洁，学问也好，与利玛窦相识之后，时有往来。有一天，利玛窦生了病，但是来拜访他的朋友依旧络绎不绝，章潢眼见他应接不暇，对身体的康复不利，出于善意的关心，要利玛窦告诉佣人对来访的客人只说不在。利玛窦说：“天主不容许我们说假话，虽然是小事也是一样。”此言一出，更是赢得了众多朋友对他的尊敬。南昌城里去拜访利玛窦的文人、官吏，或与他探讨学问，或是交流学习经验。在与许多朋友交往的过程中，利玛窦也感觉到了南昌较广东文化气息浓郁，文风极盛，以至当朝进士、翰林多出自江西。目前治理中国的三位大学士之一便是南昌人（即明代万历朝内阁首辅张位，可惜是个阉党分子）。他还觉察到南昌人求知欲的强烈，尤其是他带来的三棱镜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利玛窦趁此机会向大家传授了基本的光学知识。

当南昌人知道了利玛窦是从万里之遥的意大利国漂洋过海而来的时候，他又介绍了地理学知识，阐述了地球是圆球状的道理，而并非如中国人历来信奉的“天圆地方”——天像一把大伞罩在大地之上。利玛窦还修订了一幅《坤舆万国全图》，即《世界地图》，为了照顾中国人的感情，他特意将中国放在了正中，而按照子午线的划分，中国是不可能在正中的。现在我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中国也都在正中的位置，这种做法即始自利玛窦。由于当时南昌人和各地的人索要地图者甚多，他只得多次重版。为此利玛窦曾慨叹道：“这种地图被印制了一次又一次，流传到中国各地，为我们赢得了极大的荣誉。”以后，利玛窦也曾不断地详绘、增补、翻刻《山海舆地全图》、《舆地万国全图》。

利玛窦于万历三十年（1602）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

利玛窦画像

利玛窦在南昌停留了三年，他发现与他交往的人大致有五种类型：对他感到好奇，想学炼金术，请他祈福消灾，想学记忆术，再有就是对他的科学知识感兴趣的。可是，唯独缺少对基督教义有渴求的人。这再次使他感到，若是不去北京，不打动皇帝相信基督教，他在中国将一无所获。

利玛窦不安于南昌的生活了，他还要北进，直至北京。

5．南京，住进了凶宅

万历二十四年（1596），利玛窦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由利玛窦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这之前，全中国的事务由澳门总会管理，因路途遥远，很不方便。范礼安神父还指示利玛窦想办法到北京去觐见中国的皇帝，以取得在中国传教的有力保障，耶稣会士甚至幻想说服皇帝能够皈依天主教。为达此目的，还从澳门运去了许多准备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利玛窦起先联络南昌的建安王，想以他的名义进京进贡，并把礼品请建安王过目。但是建安王久久不予答复，利玛窦通过别人打听，才知道明朝的藩王没有皇上的许可，轻易不准进京，怕他们交通朝官，干预朝政。他只好打消这个念头。

利玛窦开始策划另外的途径，筹划他的北京之行。没过多久，他就联系了由海南北上的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一起带他进京。王忠铭本想利用京察大计的机会活动入内阁，听说利玛窦有西洋礼物贡献给皇帝，想趁机借点儿光，便慨然同意带他一起去北京。于是，1598年6月25日，利玛窦与另一位神父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1560—1640，意大利人）同王忠铭一起离开南昌奔赴南京。7月初他们一行到达南京，9月7日利玛窦抵达北京。本来，他以为一到北京即可见到皇帝，可是待他到了北京城外，望见高大的城墙时，才知道事实远非如此。这里不但有宽且深的护城河，有高且厚的紫禁城城墙，更有成千上万的太监围绕着皇帝。利玛窦只好暂时落脚在王忠铭家。他刚刚安顿好，马上就有宫里的太监前来看望他，见到他带来的礼品表示很欣赏，可是详细询问之下，得知他并不会“炼金术”——原来他们以为这西洋人会“点铁成金”之术，更重要的是，这个洋和尚居然一点儿“表示”都没有，于是太监便冷笑着离去，并不向皇帝启奏。而王忠铭不但没能入阁，连北京礼部尚书都没有当上，仍然留任南京礼部尚书，只好兴味索然地离开北京。

当时因为中日战争的关系，形迹可疑的人，都有日本间谍的嫌疑。朝廷大员怕招惹是非，竟无一人愿意接见利玛窦。太监们答应帮忙却索要馈赠，这是利玛窦不愿意做的，所以终于未能见到皇帝。作为外国人他无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仅住了一个多月便只好返回江苏。利玛窦在丹阳一座破庙中找到瞿太素，愁面对愁肠，大叹世事不尽人意。他大病一场后，于次年2月6日回到南京。

不久，丰臣秀吉病故，日本撤兵，朝鲜战争自动停止。在较为轻松的环境下，利玛窦可以随便与官员、士人来往，不用担心有人怀疑他是日本间谍了。

利玛窦和郭居静最初住在承恩寺，后来就想购房建教堂。这时恰巧南京的工部大堂盖好后经常闹鬼——住进去的人不是生病就是自杀，被人们视为“凶宅”，都避之唯恐不及，所以低价出售。利玛窦为了破除这种迷信观念，借机宣扬基督教义，便买来和郭居静住了进去。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居然都安然无恙，这使那些迷信的人们大为惊异，遂认为这些西洋教徒果然有些本领。利玛窦将本来准备进贡皇帝的礼品展示在新居里，并利用这个机会，向这些来参观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讲解西方的科学知识。这样，来听讲的人越来越多，利玛窦就在讲学的同时，夹杂着介绍西方文化、风俗和天主教义。不料，一传十，十传百，惹得南京的官员、士人、百姓们都来参观。人们看到琳琅满目的西洋制品，都惊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众人把他的住宅挤得满坑满谷，迫使他不得不关门大吉。但是还是挡不住群众的热情，有人竟然想破门而入。

在南京居住期间，利玛窦通过瞿太素的帮助，结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

当然，结交他的人们多是出于对他自然科学知识的倾慕，他的天文、地理、历法等知识，在当时的士人中可说是无出其右者。有个道士曾来与他辩论，结果被他说得心服口服而去。

南京大理寺卿李汝祯崇尚佛教，时有诋毁儒家的言论。当他知道利玛窦乃西洋来的学者却信奉儒家学说，便想要见识一下这位洋人。屡次催请之下，利玛窦只好来到李汝祯的府邸，不料一场辩论大赛正等着他。原来，李汝祯请来了南京大报恩寺的三淮和尚（雪浪），准备刁难一下这西洋的儒生。三淮和尚先谈到人性善恶的问题，客人也都纷纷发表议论，利玛窦却沉默不语。众人以为他不懂汉语，投来鄙视不屑的目光。三淮挑战似的问利玛窦有何高见，利玛窦不慌不忙，先是将众人的观点一一加以分析。这时众人的鄙视神情变成了钦佩，三淮和尚脸上的笑容也收敛了起来。最后，利玛窦指出：“万物既是上天所造，人性也得自于上天，上天为至善，刚才三淮大师也说人性与上天性理相同，人性自然也是善的，这还要怀疑吗？”利玛窦凭借其科学性的思辨，以及严谨的逻辑推理明显占了上风。接着，三淮纵谈“万物皆有佛性”的理论，认为人人皆可成佛，所以天地主宰并无特殊地位可言。利玛窦抓住他的破绽问道，既然这样，那么请你当场造一个普通的炉子，让大家见识一下如何？此处无意品评佛、耶两教的高下，但是利玛窦严谨的逻辑素养显然使他占尽上风。辩论后，李汝祯的门生纷纷来请教利玛窦。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也承认，原先以为是蛮夷之道的，实际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野蛮。

利玛窦还在正阳门（今光华门）内洪武岗西崇礼街（今尚书巷）建成内地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罗寺转湾的住址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这些活动使南京成为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传教中心之一。

虽然利玛窦在南京结识了许多高官大吏，可是他仍然担心他的传教活动缺乏保障。每想到此，他就愈加感到去北京的必要。南昌的建安王听说利玛窦仍然想去北京，主动地介绍一个太监做他们的向导。利玛窦大概有了上次与太监打交道的经验，婉谢了建安王的好意。瞿太素建议他去找南京礼部给事中祝石林，祝和利玛窦本来认识，便介绍他跟着押送礼品进京的刘太监一起北上——可见明朝太监的权势之大，几乎是躲也躲不开的。利玛窦无奈，为了达到进京的目的，只好随同刘太监上路。

他哪里会想到，这趟北京之行，却使他遭受了平生未曾遇到的牢狱之灾。

6．北京，给皇上带来了活神仙

万历二十八年（1600）5月18日，利玛窦带着庞迪我神父和准备献给皇帝的礼物，从大运河乘船再度赴京。谁知，在路过济宁的时候遇到了税监马堂。所谓税监是皇帝派往各地收税的特使，照例由太监担任。他们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欺诈百姓，无恶不作。马堂尤其是恶中之恶，公然扣留了刘太监的船队，索要贿赂。那个刘太监也是个狡诈的家伙，为了尽快离开济宁，他对马堂透露了利玛窦带有进贡的西洋礼物，实际上是挑唆马堂趁机劫夺之。马堂本想把礼物留下，但是利玛窦坚决不放，马堂便故意以等候圣旨为由，将利玛窦等扣留在天津卫的一座寺庙里。年底的一天，马堂忽然带着二百余名士兵将羁押利玛窦的寺庙包围起来，要搜查他隐藏的宝物。如同强盗般的士兵们翻箱倒柜，发现了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暴怒的马堂硬说这是镇魇之物，是用来谋害皇帝的。利玛窦否认、解释都是无用，马堂最后把一些玻璃瓶、日晷、布匹之类拿走，命令利玛窦等人继续等候。利玛窦一行在天津耽搁了有半年之久，对能否进入北京几乎绝望，谁知皇帝让他们进京的圣旨却下来了。

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一行抵达北京。原来，那个昏聩、糊涂又经常处于半退休状态的万历皇帝早已接到利玛窦来京的奏报，却一直不闻不问，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想起贡品中好像有个自鸣钟，便神经质地问起太监：“那座钟在哪里？我说，那座自鸣钟在哪里？就是他们在上疏中所说的外国人带给我的那个钟？”太监回答他说：“陛下还没有给马堂的信回话，外国人怎么能未经陛下许可就进入皇城呢？”万历这才下旨，令利玛窦立即进京。

万历皇帝朱翊钧画像

利玛窦到了北京后，进呈自鸣钟、圣经、圣母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方物。万历皇帝见到耶稣受难十字架，惊奇地高声说：“这才是活神仙！”他还保留了一个最小的十字架，放在自己经常去的房间里。因此，这些神父被人称为“给皇上带来活神仙的人”。不过，皇上最感兴趣的是那一大一小两架自鸣钟，钟摆不停地摆动，到时自动鸣响报时——这比那庞大的滴壶计时既准确又有意思。可是，自鸣钟进入皇宫之后的第八天就不动了，急得皇帝围着大钟转圆圈儿，赶紧下令宣利玛窦进宫。利玛窦大概故意卖了个关子，他左看右看了一番，最后拿出钥匙将发条上紧，自鸣钟又行走如常了。万历帝的生母李太后听说后也想见识一下这自鸣钟，这位三十九岁坐拥四海的皇帝忽然犯了小家子气，他唯恐老娘留下自鸣钟不还给他，便叫太监不要给钟表上弦，等钟摆停了之后才给老太后送去。结果李太后见那自鸣钟的钟摆既不动，也不打点，心里不以为然，遂叫太监拿回去了。万历皇帝这才放心，连忙让太监为那小自鸣钟上好弦，放在自己住的内殿，并特意为那大的自鸣钟建了一座木塔，供于皇寿殿。

自认为是天下之主的万历皇帝是不屑亲自接见来自番邦的传教士的——其实他三十多年不上朝，连内阁首辅都见不到他。他便派心腹田尔耕招待利玛窦——这个田尔耕后来成为魏忠贤的“五彪”之一。可是，万历皇帝又想知道这些番僧长得什么样，便派宫廷画师将利玛窦和庞迪我的形象画出。中国画家对人物肖像向来是不大在行的，所以画得很蹩脚。当万历皇帝见到画像上面两个长髯抵腹的西洋人时，脱口道：“这是回回！”——大概长期自我禁锢在宫禁之内，不接触社会和人群，这位万历皇帝已经有些神经兮兮的了。太监提醒皇上道，他们是吃猪肉的。这更激起了皇上的好奇心，想知道这几个番僧所来的夷国到底什么样？他们的国王究竟穿戴如何？住在哪里？于是又派太监去打听；那些太监更是好奇，也乘机乱问一通。利玛窦遂简单写了一份说明，另外还把一幅画有宫廷人物的油画，让太监给皇上带去。当万历皇帝知道欧洲国王一般都住在楼上的时候，竟大笑起来，说，即使上楼、下楼没有危险，那也很不方便啊！皇上还嫌图画得太小，看不清楚，便令宫廷画家将其放大。可是，中国画家不懂得画阴影、景深等技术，于是利玛窦、庞迪我特意向他们讲解这些油画基本知识。所以，这样看来，利玛窦是将西方绘画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

利玛窦进贡给万历皇帝的自鸣钟。原物于嘉庆二年乾清宫大火时被焚毁，这是嘉庆三年按照原件复制的

贡品中的大西洋琴实际是一架钢琴，乃是17世纪意大利制造的一种长方形琴身的庆巴罗古钢琴，进贡时名为“铁弦琴”，又称西琴、雅琴或72弦琴。古钢琴那清脆、激越的声音迥异于中国的丝竹管弦，引起了万历皇帝的兴趣，他派了在宫内乐队演奏弦乐器的四名太监去见利玛窦，要求学习弹奏古钢琴。与利玛窦同时来京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曾经学习过弹奏古钢琴，于是他每天出入皇宫，去给这四名太监上课。这四名太监还正式向庞迪我行了拜师礼，而且在行拜师礼的同时，也向这台古钢琴行了礼。如此说来，这四名明朝太监应该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钢琴学习者，而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则是最早在中国教授钢琴弹奏的外籍教师了。

这里介绍一下庞迪我神父。

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1571—1618，西班牙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来华，汉语说得极流利，成了利玛窦的得力助手。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朔发生日食，钦天监推算多有错误，皇上批准庞迪我、熊三拔等参与编历。万历四十四年（1616）禁教令下，庞迪我等被驱逐至广东，庞曾经上疏自辩，未获准，怏怏而去，不久病故。庞迪我著有《七克》一书，讨论了凡人容易犯的七宗罪，即“由爱虚荣而生骄傲；由爱财而生悭吝；由爱身体而生迷食；迷色；懈惰于善；所爱未得则生愤怒；自己未得，他人得之，则生嫉妒”。这七种感情实为万恶之源，万祸之胎。他还给出克服的方法，“傲如猛狮，以谦伏之；妒如涛起，以恕平之；悭如握固，以惠解之；忿如火炽，以忍熄之；迷饮食如壑受，以节塞之；迷色欲如水溢，以贞防之；怠如驽疲，以勤策之。”因此名之为“七克”。乾隆年间，《七克》还被收入《四库全书》的“子部”之中。

清朝初年宫廷制造的自鸣钟

再说一个多月后，四个太监各学会了一首乐曲的演奏，他们大概是根据在宫廷演奏时边唱边奏的惯例，多次要求传教士们为他们演奏的乐曲配上歌词。于是利玛窦根据他所熟悉的“道语数曲”，“译其大意”，用古代汉语写下了八首歌词，并集成册，以中文命名为《西琴曲意》。八章乐曲的题目是：吾愿在上、牧童游山、善计寿修、德之勇巧、悔老无德、胸中庸平、肩负双囊、定命四达。有人认为，《西琴曲意》八章是最早中译的天主教赞美诗的歌词。

利玛窦画像

接着，利玛窦、庞迪我又被皇帝指令教给太监们如何管理自鸣钟，于是他们暂时居留在北京似乎不成问题了。

谁料不久，礼部来找麻烦，说他们进京没有通过他们，强行将他们带到“四夷馆”——专为朝贡使者居住的地方软禁起来，认为他们不过和那些番邦进京朝贡的使节一样。那时，中国的属国经常有使者朝贡，多的时候达上千人。他们贡献一些当地的方物，说是刀，其实不过是劣等的铁片；说是盔甲，只是用麻绳将铁片连接在一起；献的马，已经骨瘦如柴，有的干脆死在宾馆里面。可是，朝廷为了显示上国的威权，赏赐他们的东西却要丰富得多，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而且在中国吃住等等的一切费用都是政府包干了。所以有的属国一年要派使进贡好几次。这样的“贡使”自然被视为怪物，四夷馆也就好不到哪儿去，又赃又乱，使利玛窦不堪忍受。

利玛窦一再说明，他们不是进贡的番使，不要求赏赐。

礼部不理他们，而且上疏皇帝，要求给他们几个钱打发回去。万历皇帝自然不愿意，遂采用他一贯的办法，将奏折“留中不报”，来了个不理不睬。这样，僵持了半年多，皇上不能容忍别人挑战他的权威，通过太监下旨道：“叫他们放心住在京城里。”礼部也觉得再僵下去不是办法，也就就此机会下了台阶——允许他们自己在外租房居住。这样看来，虽然马堂百般刁难利玛窦，但是他走太监的门路还算是对了，若是通过礼部的正常渠道进入北京，简直要比登天还难。

虽然利玛窦多次给皇帝上书，意思是请求皇上给予接见。可是那个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连重要朝政都懒得理会，怎么会把他一个传教士放在眼里，所以他的奏疏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他也始终与皇上无一面之缘。利玛窦担心自己会随时被赶出京城，便想方设法托他认识的大臣帮忙。另外，还借着教给几个太监保养自鸣钟和钢琴的机会，向他们暗示，这些西洋玩意儿如果坏了，很不好修理。那些太监生怕这钟表、钢琴出毛病，大概也在皇上跟前吹过风。总之，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被默许了——这正是利玛窦梦寐以求的。朝廷在宣武门内拨予土地一块，建起北京第一所天主教教堂，人称南堂。并每月发给相当欧洲八个金币的银两禄米——很是不少了。

当然，使利玛窦感到兴奋的不是俸银的多少，而是他在中国传教的愿望得到了皇上的默许。正如西谚所说：“当你发迹时，就会有很多朋友”——中外都是一个样。很快，京城内有头有脸的人们，从皇亲国戚、大小官员，以至布衣百姓都来登门拜访，有请教学问的，有请客送礼的，一个个的饭局使他忙于应付，他曾自嘲地说，幸亏我有一个健康的胃。在中国人的眼里，利先生是个“拳须碧眼，声若洪钟”，长面，隆准，气宇轩昂的西洋夫子。利玛窦拜访了内阁首辅沈一贯，赠给他一些西洋礼品，内中沈一贯最喜欢的是一个精制的乌木日晷。沈为表示答谢宴请了利玛窦，利向他介绍天主教的教义和教规时，谈起教徒们必须实行一夫一妻制，即使是国王也不得违反。沈一贯向其他大臣说：“只此一点已足以说明该教是多么神圣的宗教，别的也就不须多问了。”经过刑部尚书箫大亨的介绍，利玛窦认识了礼部尚书冯琦，冯琦为他提供了许多方便，诸如按月发给他们粮米及津贴等。

利玛窦明白，光靠皇上的恩宠和官员们的捧场，只能风光一时；要真正征服人心，还要靠自己的道德学问。不过，中国从不缺少道德文章，士人向来奉孔孟之道为修身养性的最高原则。利玛窦也知道，若是一开口就谈修身之道，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士大夫们至多说他懂得不少而已，不会真正服膺于他。利玛窦用来征服人心的是他的科学知识。

其中，他着重利用西方的地理知识来扩大自己的影响。

早在广东肇庆时，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就很快传遍全国，虽然地图不大，注释也有一些错误。以后，在南昌，在南京，都陆续有人翻刻——毕竟那是当时了解世界的唯一窗口啊。到了北京，供职于工部的李之藻见到利神父的世界地图时，深感世界之大和自己的浅薄。李之藻立即与利神父结交，学习地理知识，并且建议利玛窦绘制新的世界地图。利玛窦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又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新图改正了原来图中的一些错误，增加了许多注释，如国家地方风俗，天文历法知识等等。万历三十年（1602）由李之藻雇工刻版，共有六幅，几乎高过人的身高。李之藻印好之后送给朋友，朋友的朋友又自出纸墨，再行印刷，就这样成千上万的散发出去。当刻版工人制作时，自己暗地里又刻了一副木版——可见那时即有盗版的问题了。可还是供不应求，另外一个教友又制作了更大的一幅地图，共有八幅。于是，北京出现了三个版本的《坤舆万国全图》。

万历三十六年（1608）八月，皇上突然召利玛窦进宫。待他来到紫禁城，才知道皇帝要他进献六轴十二幅绸印《坤舆万国全图》。可是，李之藻刻印的那套版本已被他带回原籍，而刻工私自制的版又毁于房屋倒塌中。利玛窦提出要重新绘制一幅更大、更详细的地图，但万历皇帝不愿意再麻烦他，也可能是等不及了，就下旨用李之藻刻印的版本加印。不久，宫廷内外到处挂满了世界地图。

与地理知识衔接的科学是数学和天文。李之藻在向利玛窦学习的同时，又翻译了许多天文、数学方面的书籍，制造了许多天文仪器。李之藻的家里到处都是仪器，有各式各样的日晷，有浑盖通宪图等。李之藻在利玛窦的口授下，翻译了利神父数学老师克拉维奥的《实用算数概念》，中文名为《同文算指》。中国历来的计算方法都是利用筹算或算盘，而不懂得列算式，用笔算。《同文算指》系统地介绍了整数、小数的四则运算及开方等方法。这些虽然今天看来是小学生都会的知识，但在当时却是了不起的创新。

在北京，利玛窦以他丰富的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如礼部尚书冯琦、刑部侍郎王汝训、刑部尚书箫大亨、吏部尚书李戴，甚至还有内阁大臣赵志皋及首辅叶向高、沈一贯。利玛窦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等话题，同时编撰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

值得提出的是，利玛窦在北京的时候，正值东林党人活跃于政坛，与齐楚浙三党分歧日增的时候。东林一派的冯琦、叶向高、曹于汴、冯应京等与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往密切，他们赞赏西学，吸收其新鲜知识和思想。叶向高在《赠诸国西子》诗中道：

天地信无垠，小智安足拟。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

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著书多格言，结交皆贤士。

淑诡良不矜，熙攘乃所鄙。圣化被九埏，殊良表同轨。

于儒徒管窥，达观自一视。我亦与之游，冷然得深旨。

但对于天主教义，叶向高表示了审慎的保留态度。他对传教士们多有诘难，例如，既然造物主能够创造世界，为什么不能拯救世界？等等。许多东林党人对于奉行天主教也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们认为中国固有的儒家学说远比基督教义要来得深刻而博大。邹元标在写给利玛窦的信中说：“足下二三兄弟欲以天主学行中国，此其意良厚。仆尝窥其奥，与吾国圣人语不异。吾国圣人及诸儒发挥更详尽无余。”东林党人与西方人士的接触，大多出于愿意了解西方，并钦佩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曹于汴曾为《泰西水法》作序，对徐光启介绍西方的水利设施极为称赞。叶向高在《西学十诫初解序》和《职方外记序》中，对西方的地图测绘与技艺给予高度评价。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与东林对立的三党分子，以及后来的阉党分子却对西方文化采取了仇视与排斥的态度。因此发生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南京教案”。

浙党成员、吏部侍郎、南京礼部尚书沈本是江南莲池和尚的弟子，中进士后曾任皇宫内书房教习，教太监们识字，因此与魏忠贤有师生之谊。据说他与基督徒原有宿怨，对原本也是佛教徒的杨廷筠改奉天主教极为不满。大概又受了僧人们的贿赂与怂恿，遂于万历四十四年先后三次上《参远夷疏》，反对西人在中国传教，要求取缔外国传教士。他攻击传教士“不祭祖”，“私习历法、天文”，“男女杂处，有伤风化”等，甚至无中生有说基督徒图谋不轨，将基督教列为白莲教之类的“邪教”。万历皇帝向来不问政，浙党内阁首辅方从哲勾结魏忠贤，便于这一年的12月28日发布《禁教令》，随之，引发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教案。耶稣会教士被押解到广州、澳门等地；南京的镇压行动最为严厉，天主堂及教士住所被拆毁；大半传教士避往杭州杨廷筠家中。一直到1621年叶向高任首辅，罢了沈的官后，教案才逐渐平息——此时，魏忠贤忙于迫害东林党人，满洲势力又不断侵犯边境，当局也顾不上这些事情了。

自然，攻击基督教的人对与利玛窦来往密切的徐光启、李之藻也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天启五年（1625），阉党分子竟弹劾徐光启“骗官盗饷”，“以朝廷数万之金钱供一己消遥之儿戏，越俎代庖其罪小，而误国欺君之罪大”。结果，徐光启落职闲住，李之藻不仅去职，名字还上了《盗柄东林伙》的黑名单。

再说，利玛窦到北京四年之后，即万历三十三年（1605），北京已有二百多人信奉了天主教，其中有数名更是朝廷的公卿大臣。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是进士出身的大学士徐光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