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探索史学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县)人。是清代杰出的史学家,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和唐代的史家刘知几被誉为“中国史学史上的双璧”。
章学诚出生于一个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里,他的父亲章镳通晓史学,平时对他亲自教导,启发他独立思考的能力。章学诚少年时代并不聪明,身体也不好。每天只能读一百多个字,读多了就记不住了,经常患病,一年里顶多能有两个月能够打起精神读书。尽管如此,他喜欢读书,在20岁以前,仍然读了不少经书和文史之类的书籍,还经常发表自己的见解。如他认为邓元锡撰《函史》,以阴阳、老少来配合《函史》的上下篇是荒唐的,而且书中舛谬颠倒之处很多。这说明章学诚读书不限于支离破碎的训诂,能够识其大体,以义为主。
章学诚的父亲章镳为官清廉,不愿随俗沉浮,因而官运坎坷,家境日益困窘。章镳在应城知县任上只三年即遭罢官,罢官时负债累累,章学诚的母亲史氏用积蓄的银两还了债。从此,家境更加败落。章学诚在贫穷的家境中,更加努力学习,他理解所遭受的困境,珍惜每一寸光阴。乾隆二十五年(1760),23岁的章学诚赴北京科考,没有考中。又过了九年,再度应试,中了个副榜,掌管国子监典籍。由于所作所为不合时尚,在国子监里落落寡合。后来拜朱筠为师,学习古文,甚得朱筠的赞扬,并与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辉祖、黄仲则等知名学者交游。乾隆三十六年(1771),章学诚到太平使院,这个期间学识大进,开始撰写《文史通义》,甚得邵晋涵的称赞。36岁时写出了第一部地方志著作——《志隅》。40岁时,考中了举人,41岁时考中了进士。由于他不愿做官,仍然贫困如故,依人为生。在这期间,学诚受到友人周震荣的聘请,修永清县志,周震荣对他生活多方照顾,在修志中给以便利条件,使他能够周游县境,进行调查,继续在史学领域里探索。他集中精力,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永清县志》。乾隆四十四年(1779),他到河南谋事不成,中途遇盗,行李等物品全部丢失了,所写的著述也没有了。这实在是雪上加霜。但他没有在叹息中沉沦,他从朋友那里借书来抄录资料,恢复了原著述的十分之四、五。《校雠通义》的稿本也在这次横祸中丢失了四卷,再也找不到了,他就着手重写。由于生活无着,他不得不暂时回直隶肥乡县主讲清漳书院。这时,他的老师朱筠在北京去世,他一家十五口在北京的街头徘徊,缺衣少食,受尽了艰辛。第二年终于到了边关的水平县,主讲敬胜书院,取资糊口。这期间他得了一场大病,好友邵晋涵把他请到家中为他治疗护理,才免于一死。后来,他写了《永定河志》、编纂了《史籍考》,主修了《湖北通志》,并参与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www.xing528.com)
乾隆五十八年(1793),章学诚已56岁了。他把家眷从亳州接回会稽,第二年,他本人也从湖北回到故乡,出外作客三十余年,颠沛流离,倍尽艰辛。但他探索史学,编著史书的劲头始终没减。回家后房屋仅足容身,没法读书著书,不久又离家游扬州、安庆、桐城等地。他在61岁时,在苏州继续编纂《史籍考》。毕沅死后,《史籍考》未成书,章学诚就到毕沅的家里访得残余,重订凡例,终于完成了三百二十五卷的《史籍考》。嘉庆五年(1801),章学诚的双眼因患病而失明了,他还念念不忘对史学的探索,自己看不到书卷和笔墨,就自己口述,令别人代写。直到第二年十一月逝世。
章学诚一生的著述是丰富的。其中最主要的著述,就是《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这两部著作凝聚了他史学思想的主体。章学诚是中国十八世纪封建王朝禁锢思想最严重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具有“不宜以风气为重轻”的精神,大胆批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考据学派。他的思想虽然没有超出封建思想的范围,但对以后的思想启蒙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是史学。他继承和发展了浙东学风,提出了杰出的史学理论,他的《文史通义》博大精深,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出现前,古代史学理论的高峰。章学诚有着丰富的写作实践,他虽然没有机会到史馆参加修史,但所著的《史籍考》 (可惜未能流传下来)和纂修的几部地方志,表现了他的史学天才,他对后世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是很深的。
章学诚生活于清王朝由鼎盛趋向衰落的时代,自幼培养出来的实事求是,不愿苟同的人格和学风铸就了他的悲剧性格。他一生颠沛流离,贫穷伴随一生,没有富贵荣华的显赫,也没有邀功求赏的机遇,甘愿在风雨如晦的人生旅途上倔强地走着,执着地追索着,每一步都是那样地艰难,但他的著述,他的思想和学说却在后世放射出耀眼的光华。与其说他是在贫穷中耗亡,毋宁说他是在步履维艰的探索中一步步远离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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