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对史学的探索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杰出的史学评论家。他所著的《史通》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史学评论专著,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刘知几诞生于世禄之家,有着良好的家学渊源。他的祖父刘胤之、父亲刘藏器都是通晓经史之士。刘知几自幼便习经游艺,博览群籍。刘知几很有个性,在读书方面,不唯命是从,依样画葫芦,盲目因循,而是依性情学习,以理解为快,在理解基础上展开学习。17岁时,他读遍了唐以前的各代正史和实录,并注意到了“古今沿革,历数相承”的问题。20岁科举试中后,任获嘉县主簿,有不少时间读史。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从官府和个人手中借来的史书,扩大了历史知识,增长了对史学的认识,并有了不少心得。如认为班固的《汉书》不该立《古今人表》,谢沈的《后汉书》应该为更始皇帝刘玄立“纪”等。当时的一些学者听说此事,都认为他年少轻狂,胡言乱语。但刘知几仍坚持自己的见解。他带着批判的眼光去批史书,研核史学,这种学术性格,为其日后在史学上的建树提供了主观条件。
刘知几过了不惑之年,才开始担任史官。先以著作郎兼修国史,不久迁居左史,编撰起居注。担任史官,对具有浓厚史学兴趣和较高史学修养的刘知几来说,可谓用得所学,任当其职了。刘知几立志成就足以惩恶劝善传诸不朽的良史,然而事实并非如他想的那么完美,那样从心所欲。监修国史的官员,既不晓疏通知远之旨,又不娴属辞比事之法,指手画脚,摘取名誉。而且,监修又不止一人,他们之间意见又常常不一致,使亲自编写的人不知道如何是好,加之世家大族对修国史横加干预,要尽快修成国史是很难的,倔强的刘知几经常和监修争执,自己的见解得不到监修的采纳,于是,刘知几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便私下著《史通》,从而走上了史学批判的道路。
《史通》,对唐以前的史学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建立了体用统一、文质相济的史著理想模式。在史书体裁上,对以往各家各派的史书体裁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认为断代纪传体是史书内容赅备和维持一代之史完整的形式保证。刘知几重视义例,以求得史学目的和史书编纂方法的统一,他把儒家名教观念作为义例的本质。在史书内容上树立了真实、赅备两条重要标准,在史书的整体结构和叙述上,追求爽洁和凝练的风格,把史用贯穿于史书编纂的各个环节中。(www.xing528.com)
刘知几还阐释了史兼“三长”、直书为贵的史家修养论。他一方面继承了孔子、孟子、班固、范晔等先代史家开列的“文”、“事”、“义”等范畴,并把它提升到史家主体这一层次来探讨,另一方面又袭取了刘邵《人物志》中提出的兼才三品的形式,对史学家提出了才、学、识三个方面的要求。在他看来,“识”是既相对独立又贯穿于“才”、“学”之中并起统帅作用的主导要素。
刘知几还提出了兼善忘私、因俗随时的史学承创原则。这两条具有鲜明时空性的原则,既是他于历史人事的评价原则,又是他在史学领域继承和创新的原则。冲击了泥古的积习和主观任意的偏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刘知几是对唐以前史学加以系统总结的第一人,对史识和史学的功能起了澄清和扶正作用,为唐以前史学落下了帷幕。他维护史学的客观性,重视和强化史学的经世功能,和唐以后史学重制度、求沿革的脉搏是一致的。尤其他强调史家自身修养,促进了史家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构成了唐以后史学的一个潜在的变奏。所以从思想精神的取向上看,刘知几的史学批判是继往开来的史学驿站。
刘知几在史学上能做出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和他在史学的园地里,基于理性,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勇气和韧劲密不可分的,面对浩如烟海的史籍,他不畏难,监修和世家大族的淫威,他不惧怕,奉为圣人的“至理名言”他也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批驳,写出了“疑古”、“惑经”等闪烁理性光芒的奇文卓篇。刘知几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敢于探索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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