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教授：商业焦点及问题归纳

第十三部分　综合

作为一名经济学学者，洪涛教授关注的问题和领域远非几个或者十几个方面所能涵盖。从人才战略和劳资问题到专业市场建设，从融资租赁等金融领域到五金机电行业，从中介组织研究到企业的品牌树立，从旧货市场到民航业定价，等等，涉及内容相当广泛。

比如，洪涛教授曾花了一年的时间对社会中介组织进行了深入研究，完成了中国体改基金会“新型组织及其再转型组织”课题，出版了《行业协会运行与发展》专著。他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业多会’虽然可以增加竞争性，但却可能让企业无所适从，从大的趋势来说，还是‘一业一会’能让行业协会在发挥功能的同时，减少负面影响。”

又如，2004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委托洪涛教授对我国的贸易经济专业现状进行了一次调研。同时，为响应商务部提出的“人才强商”战略，洪涛教授建议，将“加快贸易经济学科的改造与创新”作为“十一五”国家社科基金应用经济学的一个重点课题，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这有利于促进我国应用经济学专业的协调发展，可为我国培养大量急需的流通业人才。

……

洪涛教授理性思考的火花闪耀在经济生活的很多领域，本部分内容也仅仅是将其中一部分代表性的热点问题做一简单归纳。

第三十三章　行业定价问题

采访集萃：

文章来源：《中国商报·新闻周报》

题　　目：旧货价格有没有准谱

记　　者：胡斌

时　　间：2003年11月4日

我国的家用电器，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进入家庭的，按正常的使用寿命计算，已经进入了更新换代的高峰期。但是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旧货收售定价制度，因此，旧货买卖常在价格上扯皮，加剧了旧货市场的混乱。

“我前几天到四元桥电器旧货市场打算出售一件电器，可没想到他们回收的价格低得离谱。那件电器我刚买没多久，国内市场上还不多见。我真纳闷儿，旧货的回收怎么没有个价格标准呢？”日前，北京一位市民向记者反映说。

“我国旧货市场目前确实没有一个统一的价格标准，全靠买卖双方自愿成交。”中国旧货业协会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你可以拿着你的商品多跑几个旧货市场，谁给你的价钱高你就卖给谁。”

如果要出售的是个小电器，那还可以多跑几家旧货市场；如果是冰箱、冰柜，那可让人够受的了。这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涛说，为保证旧货市场的顺利发展，保护买卖双方的正当利益，研究旧货定价策略，制定旧货定价标准已刻不容缓。

价格随意无序

在北京东四环的四元桥附近，记者找到了四元桥电器旧货市场。这里的大卖场和其他电器商场一样，商品也分办公设备、白色家电、五金机电、小家电、电脑、手机等不同的购物区域。

在这里，商品可谓琳琅满目，包括传真机、复印机、打印机、电脑等办公设备；空调、冰箱、冰柜等制冷电器；家庭影院、彩电、VCD、DVD、摄录像机等视听设备；舞台音响、调音台、灯光灯具等酒吧、餐馆用品；还有手机、洗衣机、热水器、饮水机、电话、随身听、学习机及电动工具等。与其他电器商场不同的是，这里卖的都是二手货。

比这些二手货更复杂的是它们的价格体系。

“180升五成新的新飞冰箱，你给多少钱？”记者以出售旧冰箱者的身份询问一个店员。“150元吧。”过了一会儿，该店老板从外面走过来，记者把想出售旧冰箱的状况又向他描述了一遍。老板很肯定地说，最多100元。当记者问他按照什么标准定价时，他笑了笑，“你愿卖，我愿买，还要什么价格标准。”

俗话说，买的没有卖的精，而同样的冰箱，另一家却以“不能少于280元”的价格才肯出售。旧货经营者常利用自己的经验优势，通过低价收购和高价卖出来赚取高额利润。

随后，记者又以买者的身份走到另一家专卖二手彩电的店里。在这里，记者发现了许多“全新”的低价彩电，价格远远低于旧彩电。“新彩电是组装的，旧彩电是原装的，所以旧的比新的要贵。”

“一般旧货市场出售的商品都要贴旧货标识，原则上我们不允许旧货市场出售新电器，因为那样的话就会扰乱旧货市场的价格体系。”中国旧货业协会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目前国内旧货市场还处于发展初期，必然会出现无序发展的过程。这种无序的集中体现，就是旧货价格的混乱。”洪涛说。旧货价格关系到买卖双方的切身利益，也是消费者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由于旧货商品的定价与新商品差别较大，加之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旧货收售定价制度，因此，旧货双方常在价格上难以达成协议。

据相关部门在北京的一项调查显示，15%的人认为收购价格不合理，收购的价格与售出的价格差额太大。从现实情况看，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价标准，使得旧货价格差别较大。相关分析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不同旧货市场对同种旧货的定价差别很大。如在一家旧货市场上，旧洗衣机价格为单缸50元，双缸120元，但旁边的另一家却一律折价为150元。另一方面，同一旧货市场不同的时期，旧货定价不一样。有些经营者对旧货的市场定价很不稳定，如北京的一家旧货经营店，在一周之内将洗衣机的定价变了三次。

市场缺乏规范

“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买旧货的还是卖旧货的，由于他们信息不对称，没有统一的定价标准可参考，所以他们的利益很难得到保证。”洪涛说。一般出售旧货的都认为卖多少钱无所谓，只要处理掉就行。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很容易形成不公平交易；国内有的地方甚至没有旧货市场，出售旧货只能与一些商贩手递手交易，这种情况下更容易产生价格欺诈和强买强卖现象。而消费者购买旧货时，由于对商品的信息掌握不全，很难确定其价格。“有的旧货很贵，却不见得物有所值；有的旧货很便宜，却是赃物。”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旧货之所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价格标准，是我们的旧货市场太少了。“价格是由市场形成的，可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有市无场局面。”

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的调查显示：我国是家用电器的消费大国，目前电视机社会保有量约为3.5亿台，洗衣机约为1.7亿台，电冰箱约为1.3亿台。这些电器大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入家庭的，按正常的10～15年的使用寿命计算，中国已迎来一个家电更新换代的高峰。据中国家用电器研究所测算，目前，每年进入更新淘汰期的大约有500万台电视机、500万台洗衣机、400万台电冰箱。

另外，市场对于旧家电的需求也很大，可从北京市2002年2.38亿元的旧货交易额中略见一斑。但是国内旧家电市场都是自发形成的，很长时间以来是无市场主体、无营业执照、无主管单位的依附经营、零散经营状态。这难免会给社会带来很多问题，除了旧家电的定价问题，还包括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问题以及旧家电的安全环保问题等。

经记者调查，一些不法商人对各种废旧电器进行拆解、拼装、维修、翻新后销售，从中牟取暴利。由于旧家电一般都有大大小小的毛病，因此收购后经营者通常要对其进行维修。一个从事家电维修行业多年的内行告诉记者，很多旧电器的电气指标都大幅度下降，为了翻新旧电器，有一些经营者就会随意调整电气指标，使家电产品的辐射指标大大超过国家标准，有损人体健康。

“因此，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建立、完善旧货市场，市场规范了，这些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洪涛说，“但是各地政府现在都在搞Mall建设，搞商业街，对于旧货市场的建设关注不够。国外的跳蚤市场就很规范，很少出现国内旧货市场产生的不公平交易问题，关键是国外政府很注重旧货市场的建设，政策上也有扶持。”

解决之道何在

中国旧货业协会会长杨殿宗说，旧货市场已经成为商品流通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旧货市场的繁荣也是城市功能完备的一个体现。同时，旧货业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贡献比率约为1∶15，即每销售1元旧货，就可以增加15～20元的新品销售。

“可是，如果旧货市场的价格体系不能完善起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旧货企业定价行为的非规范性和短期倾向，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挫伤消费者收售旧货的积极性，影响到旧货的正常流通。进一步会涉及环保、再生资源的利用和产业链条的完整性。”洪涛说。

为保证旧货市场的顺利发展，保护买卖双方的正当利益，研究旧货定价策略、制定旧货定价标准已刻不容缓。“以前我国还有专门研究旧货市场的部门，现在都没有了。”洪涛建议由行业主管部门或权威部门根据各行业的具体情况，结合商品的使用寿命、性能和市场行情等特点，制定不同旧货商品的收售价格，然后印成册子向社会公开发行。买卖双方在成交旧货时以此价格为参照进行交易。这样做，一方面能使旧货价格公开，防止市场上的欺诈行为，保证旧货交易的公平竞争；另一方面能使旧货经营者赢得良好的市场信誉和客源。

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为了克服旧货在供给与需求上的矛盾，我们必须制定正确的渠道策略，保证旧货的合理流通。一位长期关注国内旧货市场建设的专家指出，在现代社会，信息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旧货市场而言，信息的媒介作用就更为重要。因为旧货的来源和去向很分散，加之旧货价格大多较低，所以，必须发挥信息的媒介和导向作用，降低旧货交易的成本。当前，要充分利用先进的通讯技术，在城镇与乡村之间，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建立信息网络，加强信息沟通，促进旧货大区域和小范围的流通。另外，要构建合理的收售网络。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既要发展有形的旧货市场和各种旧货调剂专业店，又要开展灵活多样的无形市场，形成较稳定的收售网络，方便消费者买卖旧货。

“政府也应对旧货市场中的中间商给予一定的扶持，例如减少税收。只有使现有大中城市的旧货市场得到良性发展，才能为我国今后中小城镇旧货市场的发展提供一个模本。”洪涛说。

论坛观点：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

题　　目：机票价格究竟怎么定？

时　　间：2000年4月28日

国家计委价格司称，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民航国内航线折扣票价管理办法》，并准备适当调整部分航线明显偏高的票价，降低民航实际票价水平。

观点一　目前还是要统一定价

国家民航总局：我们注意到了社会上的有关反映，并认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把票价的灵活权交给市场主体——航空公司。我们同意这一说法，灵活的票价政策也是国际民航界通用的做法。

但为什么现在不能放开票价？目前还有许多因素制约着机票市场：一是市场机制还不完善，销售市场很混乱。有的机场就出现了补票员与值机人员勾结贪污票款的现象。二是航空公司过多，自我约束能力不强，1998年的实践就是证明。三是销售代理不规范，瞎折腾。

我国目前的机票平均价格在1000元左右，如果减少10%的收入，就是60个亿白白跑掉了。1999年，中国民航实现了全行业扭亏为盈：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797亿元，同比增长10.2%；全行业盈利7.9亿元。主要是民航采取了规范国内航线票价的政策规定，加强市场监管，制止削价竞争。尽管因为不许乱打折这一项，乘坐飞机的人少了5%左右（按民航1999年客运量6000多万估算，约减少乘客300万人），但从总体效益上说，2004年全民航增收20亿元。我们认为，这一减一增，值！2005年民航客运量约为6400万，如果还是像1998年那样，想怎么打折就怎么打折，几十亿元的亏损就会等着。

什么时候才能适当放开票价？这取决于市场规范的进度。

今年要进一步加大整治销售代理市场力度。要大力提倡和支持航空公司扩大自销，减少销售代理的数量，降低销售费用。航空公司要加强销售管理，规范委托销售行为。强化监督检查，坚决取缔不具备销售代理以及违规设立的销售代理。

继续坚定不移地稳定国内航线运价政策、稳定收入水平。要继续规范折扣，除常年票价折扣对象外，还将在寒假和暑假对教师和学生乘坐飞机继续予以折扣。航空公司要严格有关规定，不得突破所允许的折扣范围和优惠水平，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

4月1日起实行的“航线联营”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有利于形成企业自律机制，减少内耗，降低成本，维护经营国内航线航空公司的共同利益，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实施联营以来进展顺利，散客机票打折的现象得到了较好的遏制。

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机票定价问题并不复杂，之所以成为一个公众话题，首要原因是座位供过于求，其次是航空公司违规打折，最后是乘客们都想享受低价机票服务。供过于求，民航总局有一定责任，是决策失误造成的；航空公司虽然也进行“单独核算”，但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核算”，除非各个航空公司都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否则任何时候自行打折都是违规的。道理非常简单，“打折”的实质和结果是损害全民利益，肥了航空公司小团体。拿国家的利益打折谁不会？如果航空公司真正成了独立核算的企业，它拿自己的利益打折，谁管得了？至于消费者希望享受低价机票的要求，永远是无可指责的，关键是能不能实现。

在航空公司还是国有独资且各公司之间尚无法真正实现“独立核算”的情况下，由政府（计委和民航总局）定价就是最合理的。应该说“航线联营”就是在目前体制和形势下的一个好办法。至于计委、民航总局在制定机票价格时要考虑行业盈亏状况，市场供求关系、倾听并兼顾消费者利益，本是题中应有之义。

观点二　民航亏损主要不在打折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涛：1998年我国航空业出现全行业亏损，有人将其亏损原因归咎为“价格大战”。这种看法不客观。“不正当折价竞争”只是其多种原因之一，此外主要原因还有：

（1）我国航空公司规模小，数量多，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竞争力弱。目前我国客机总数不过500架左右，还不及国外一家大型航空公司的数量。1998年，首都国际机场出游旅客166.4万人次，由我国航空承运的仅占66.43万人次，占39.8%。近几年，我国民航业发展较快，上升为国际民航业第七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2）运力投入速度大大超过运量增长速度，造成固定成本增加，资源闲置。1992～1994年，我国民航业出现“购机热”，购进飞机131架，仅1997年民航共签订购进飞机合同101架，租赁46架，这样，1997年、1998年客运量分别比上年增长1.35%和2.2%。1998年共引进客机59架，较上一年增长10%，而同期客流量只增加1.5%，干线客机市场基本饱和（支线客机则相对不足），干线运力严重过剩的直接结果是飞机客座率低，形成空飞虚耗，成本上升。

（3）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航空消费需求下降，我国消费需求也出现下降趋势。这主要表现为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连续数年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如1986～1998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比GDP低4个百分点，比同期人均GDP增速低2.6个百分点等。

（4）民航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管理成本过高，效率低下，民航公司的经营机制落后，民航航线的开辟和安排、利用不合理。

观点三　“反低价倾销”效果不佳

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副研究员曹建军：1998年，各个航空公司以票价折扣为手段，展开航空公司之间，航空与铁路、公路运输之间争夺客源的市场竞争。由于对折扣价格没有政策限制，票价折扣越来越大，个别地区最多已经降到3～4折。但是在价格战中老百姓只能买到7～8折票，大部分价差都落入中间代理人腰包，航空公司却出现大量亏损。支持这种价格战的实际上是现行产权关系，即由于骨干航空公司没有与民航总局产权脱钩，价格战中的亏损可以得到国家的补贴，票价折扣就成了不计成本的低价倾销。

有鉴于此，国家计委与民航总局于1999年1月发出《加强民航国内航线票价管理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通知》，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规范各航空公司的国内航线票价。除国家特殊规定外，各航空公司必须按国家公布的价格销售，不得以任何名义或形式提高或降低票价。加强对特殊优惠票价的管理。对团体和暑假期间教师、学生乘坐国内航班仍按公布票价的90%核定；对革命伤残军人的机票价格仍按公布票价的80%核定。严禁以优惠团队票价向散客销售客票，不得少收多开，或以“团队免票”、“奖励免票”等名义变相降低票价。各航空公司要严格按规定的标准即不超过客票票价的3%向销售代理人支付手续费。

但是，民航的反低价倾销效果并不如现在所说的那样明显。

如1999年民航票价反低价倾销，被民航认为是当年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据有关资料，民航扭亏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民航总局将原来各航空公司每年上交的航空建设基金，从原来销售总额的10%降至5%，仅此一项，相当于航空公司当年总利润的一半；其次是股份制航空公司将飞机折旧期延长至20年，以及各大航空公司出售、出租飞机所得。票价管制并未使航空公司的收入增长，相反使客座率大大下降，票价上升的额外收益仅仅抵消客座率下降一半的影响。因此，对目前民航这种行业性反低价倾销的政策规定，也应适时地认真总结经验。

观点四　打破统一定价是趋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陈良猷：实现打破民航的统一定价，实现民航公司的自由定价是一个大的趋势。目前，民航定价有两大问题：一是国内和国际两种价格。比如，有个英国留学生坐中国民航的客机从伦敦飞北京一个来回，再加上在北京3天住三星级宾馆，才花了200英镑，合2800多元人民币，而在国内光是从北京到海南就要花2000多元。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在国际上与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竞争，就必须按市场定价，不得不把价格降下来；而在国内可以垄断市场，“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这种状况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应该与国际接轨，实行“一种票价，多种折扣”，国内航线定价与国际航线一致。二是表面上统一定价，实际上航空公司暗箱操作，以至于3折的价格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民航供过于求，面临铁路等其他交通形式挑战造成的。在市场的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如果放开定价权，由民航公司自行定价，反而能对价格秩序进行更好的规范。

中国政法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孙选中：民航总局的“打折禁令”和“航线联营”，都是针对一些航空公司的“机票打折”而直接采取的价格控制措施，其目的是想止住民航业的经营下滑而有所收益。这些“招”是否可行？回答可能是否定的。

（1）民航业为什么会被“价格撬动”？这是因为我国民航业近10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步成长为竞争性的行业。而在竞争性行业中，价格作为竞争杠杆，必然将发挥“撬动”作用。如果行政主管部门硬要限制甚至剥夺竞争主体的定价权利，就等于取消竞争，那么，此行业要么会畸形发展，要么会重吃“大锅饭”。

（2）民航总局对航空公司的价格管制将产生“什么冲突”？民航运输业的机票浮动是一种国际惯例，其根本原因是这一竞争性行业有较高的需求价格弹性，即随着价格的改变，需求将会有较大的变化。而强制性的价格管制，必然带来种种冲突，比如：这将与我国扩大内需相冲突，与旅游业、假日经济等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相冲突，也与民航业自身增强竞争力迎接进入WTO的战略相冲突，等等。

观点五　加快民航体制改革

东北财经大学肖兴志：我国机票价格政策的反反复复，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困惑，直接反映出我国民航市场的现有政府管理模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按理说，原有“一种票价，多种打折”政策是世界上较为通用且比较成功的定价模式，消费者也得到了不少实惠，应该坚持下去。其被禁止的理由是许多民航公司亏损，隐藏在其后的是民航公司上缴的钱少了，因为管制机构民航局同时是民航公司的老板。看来，我们的管制多是站在民航公司的利益角度设计政策，与管制机构更多是维护消费者及全社会利益的一般惯例相违背。必须重建独立的民航管制机构，使其真正承担起市场竞争的组织维护者职能。同时为了发挥民航市场的规模经济优势，管制机构可切实重视市场进入管制。在目前已经形成航空公司进入过多的情况下，更应通过竞争（自然包括价格竞争）来重新配置航空资源。

人民银行河南中牟县支行古金婷：所谓的“航线联营”实质是政府的一种“垄断”行为。我们习惯认为：只要企业是政府办的，多赚些钱也无妨，因为这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不许私营企业垄断是天经地义的，不许政府企业赚钱则有悖于公益。但有关经济分析证明，即使赚的钱用之于民，垄断仍会降低社会经济效益。所以，如果将政府企业以低效率赚的钱用之于民，还不如取消垄断，发挥竞争，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定价格，以使消费者得到好处。

一位消费者：几乎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航空公司，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浪费。应该放开竞争，经过大浪淘沙的过程，把那些没有实力的航空企业挤出局，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仅仅通过行业垄断，通过价格保护，中国的航空企业永远不能实现强强联合、优胜劣汰，达到规模效益，也不可能真正地改善服务质量，实现效益的持续增长。

观点六　要考虑旅游业利益

一位旅游行业的官员：民航加强对机票销售和价格的管理，目的是要增收扭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搞“一刀切”，限制团体票价折扣，将对旅游业产生消极影响。同时也将造成客源市场的萎缩，不利于我国民航业的长远发展。我们建议民航在制定价格政策时要充分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旅游业务是将各有关部门的产品、服务进行组合、包装后推销给消费者，本身自然有个生产销售周期。围绕这个周期看，要求其产品的各个主要组成部分在质量、价格等方面相对稳定，即使是产生变化也要有规可循，即旅游生产、销售商可以预测其变化。航空客运是国际旅游和国内远程旅游的主要交通手段，其在我国目前旅游产品价格中所占的比重多超过50%。因此，机票价格的变动对旅游业务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从旅游业务的性质和特点来看，机票价格变动要考虑旅游业务的周期。

此外，价格管理可能要考虑的因素，还包括价格的实际水平及相关方面的反映，要尽可能与通行做法和国外同行的水平保持一致等。航空市场的开放度逐步扩大，已经直接影响到我国民航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市场份额。就旅游行业来说，近年来，海外旅游者和旅行社一直反映中国的机票太贵，国内旅游者和旅行社也有类似反映。如果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航空市场的限制逐步取消，加上铁路客运服务能力的增强和档次的提高，公路、水路客运的发展，我国的民航还能否运用价格管制、限制票价折扣来解决诸如亏损问题，乃至于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等，值得好好研究。如果说统一价格、分类折扣不太适合我国的国情，那么似乎也要考虑究竟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机票销售和价格。

第三十四章　人才及劳资问题

采访集萃：

文章来源：《21世纪人才市场报》

题　　目：工资被欠扣可打110

时　　间：2003年7月2日

日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传出消息：劳动监察部门将尝试与“110”联动，开展劳动力市场综合治理，保障劳动者权益。“110”将首次涉足劳资纠纷，此举何为？各方反响如何？

社保部：无奈联动“110”

科利华员工惊曝自家内幕，作为国内知名教育软件企业，民营上市公司，拖欠其北京公司400名员工中绝大部分的工资至今。而此类欠薪扣饷情况并不鲜见。企业无视《劳动法》，无故或借故拖欠员工工资甚至解雇员工的行为，令劳动保障部门甚为头痛。仲裁、协商、不断出台相关法规，各种手段用尽，也没能使劳资纠纷得到更好的抑制。为此，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强调，要加强劳动监察工作，并将尝试与“110”联动，开展劳动力市场综合治理。

专家：凸显劳资矛盾

“劳动监察部门的这种行为说明我国现在的劳动力市场还不完善，劳资纠纷多。”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洪涛博士、教授告诉记者。

洪教授称：“劳动监察队伍的力量相对于违规企业来说是不够的。比如说北京，因为企业很多，所以问题也就多，且不少问题很难解决。实在没办法解决怎么办？就想到要寻求公安部门的支持。总之，这是矛盾激化与升级的一种表现。”

企业老板：大多认同

记者采访的大多数企业老板对“110”就欠薪问题插足劳资纠纷持认同态度。北京某公司王经理认为，这有助于企业老板们自律，有助于劳资问题公平合理地解决。但也有不同的声音。一些企业老板认为，劳资纠纷不是刑事案件，也不等同于一般的社会治安问题，“110”的介入与其本身职能不符。

劳动者：反应较冷淡

北京德隆商贸业务经理李先生两个月前因公司拖欠数月工资而辞职离开。“我们曾去告过他，也仲裁了，不过对方不理，你能怎么办？警察也拿他没办法的。”“110”协助劳动监察机构追讨企业拖欠员工的工资消息发布之后，不少民工倒是燃起了一丝希望。“如果警察能帮着我们把钱要回来，可就太好了！”

论坛观点：

文章来源：《中国商报·市场周报》

题　　目：零售业人才匮乏凸显院校培养缺位

记　　者：胡斌

时　　间：2004年10月15日

据悉，我国目前零售业人才不仅数量少，而且素质也不高，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各类专门人才只占3%左右。有人把国内零售业人才的匮乏归根于外资商企的频频“挖人”，而业内人士则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其根本原因是国内院校对零售人才的培养力度大大削弱了。

随着12月11日我国零售业全面开放日子的临近，内外资零售企业纷纷加快了扩张的步伐。而与零售业如雨后春笋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零售业人才的匮乏已成为各大零售企业的切肤之痛。

业内人士认为，零售人才匮乏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院校对相关专业的重视程度不够，而这种情况的出现要归咎于我国长期以来对流通业的忽视。

零售人才匮乏

记者了解到，国庆节前夕，长沙、郑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的一些新建商场、超市纷纷开张迎宾。而在这些商家抢占市场份额的背后，专业人才紧缺成为时下各零售企业要共同面对的难题。

“一家新卖场开业，从店长、店长助理到部门经理、采购人员和财务人员等，仅中高层管理人员就需近百人。目前，外来商企正在全速扩张，从9月份至年底，郑州市至少有6家大卖场开业，每家大卖场至少需要100人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这将形成600人以上的市场空缺。短时间内，大卖场专业经营管理人才的紧缺、选择余地的狭窄将成为各超市面临的最大问题。”郑州丹尼斯百货行政处处长徐祺在谈到郑州零售人才的现状时，一语中的。

其实，郑州只是国内零售业人才匮乏的一个缩影。“虽然我国城乡商业网点达到1800多万个，每年不完全商业产值达到9000多亿元，占GDP的比例在8%左右，但流通产业人才相当缺乏，特别是店长基层管理人才、高层商业管理人才以及既懂外语又懂贸易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缺乏。”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涛指出。

不只是国内零售企业感到人才的匮乏，就连外资商企也有同样的感受。一位家乐福的主管透露，目前已在中国23个城市开设51家分店的家乐福，计划至2007年年底在中国建立100家分店。因此，需要3500名中、高级以上管理人员加盟，但国内零售人才的现状却让他们大叹：人才难找。

据了解，由于现今的零售业已不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简单交易行为，而涉及销售、采购、仓储、运输等多个环节。仅运输物流人才而言，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国内物流专业人才缺口达600万。更令业界人士担忧的是，我国目前商业零售业人才不仅数量少，而且素质也不高，经营管理人才的缺乏和人才结构的不合理已成为制约我国零售企业发展的“瓶颈”之一。

“这种情况之下，零售企业只有通过‘挖人’来解决人才匮乏的窘况。”北京浩竹猎头公司首席执行经理王常江告诉记者,“这样一来，零售业人才的身价就水涨船高，特别是高级管理人才的薪水更是诱人。”

人才缘何匮乏

有人把国内零售人才的匮乏归根于外资商企的频频“挖人”，认为家乐福、沃尔玛、伊藤洋华堂、百安居等纷纷涌入，并迅速发展和扩张，其人才本土化战略导致国内零售企业的核心人才大量流失。而业内人士则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其根本原因是国内院校对零售人才的培养力度大大削弱了。

9月28日，由全国贸易经济教学研究会牵头发起，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组织承办的“全国贸易经济学科现状及发展趋势研讨会”在北京工商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南京财经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的专家汇集一堂。

据悉，贸易经济学最初叫商业经济学，现在又叫商学，是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交换关系及规律的独立的经济学科。毫无疑问，贸易经济专业是培养高级零售人才的对口专业，然而到了1998年，原教育部进行专业结构调整，在专业目录上取消贸易经济专业。

于是，许多高校纷纷取消了贸易经济这个专业，目前仅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工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南财经大学、厦门大学等30多所院校保留了贸易经济专业。“贸易经济应该保留，取消贸易经济专业是不公平的。”我国零售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国雄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流通领域矛盾突出，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忽视了对8000万商业职工的教育问题，忽视了对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培养。”

黄国雄教授指出，市场经济不能离开商业，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交换经济。交换是经济运行的基础，商品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所有经济行为也都是围绕交换展开的。但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研究交换的贸易经济专业不但未能加强，反而被削弱了，这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不适应的。

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与我国长期以来的“流通无用论”、“流通从属论”等传统观念分不开。黄国雄教授认为，流通产业也是生产性产业，必须打破传统的观念——以是否生产物质产品作为衡量创不创造价值和生产性、非生产性的标准。流通产业既实现生产部门创造的物质产品的价值，也追加“服务”本身所创造的价值，已经从国民经济的末端行业变成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产业。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零售人才匮乏情况的出现，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都开始越来越注重人才的培养了。日前，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委托洪涛教授对我国的贸易经济专业现状进行一次调研，9月28日的那次研讨会可以说是拉开了该调研的帷幕。

如何“人才强商”

其实，作为流通业的政府主管部门，商务部也一直关注着我国零售人才的培养问题。8月16日，商务部副部长于广洲在福州表示，商务领域必须树立科学的人才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实施“人才强商”战略，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商务干部人才队伍。

于广洲说，我国商务工作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在范围上更大、领域上更宽、层次上更高，对加强商务领域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提出的要求，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新和更高。

当前和今后迫切需要培养五种类型人才：具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和领导艺术的领导型人才；既懂内贸又懂外贸，既懂商务又懂产业，既懂贸易又懂投资，既懂多边又懂双边，既懂外语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熟悉不同行业和领域专门知识的专业型人才；立足国内、立足当前，又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拓型人才；能够把握形势、适应变化，具有更新观念、更新知识的学习型人才。

为响应商务部提出的“人才强商”战略，洪涛教授建议，将“加快贸易经济学科的改造与创新”作为“十一五”国家社科基金应用经济学的一个重点课题，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这有利于促进我国应用经济学专业的协调发展，可为我国培养大量急需的流通业人才。

黄国雄疾呼，当务之急是要编写高质量的贸易经济教材，形成贸易经济学科特有的课程体系，这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也是一个最基础的工作。没有优化的课程结构，就很难谈及贸易经济学科专业的发展，很难重塑贸易经济学科的辉煌。据他介绍，目前已经有四套贸易经济教材正在编写，其中包括商务部为了适应内外贸一体化的新形势而编写的教材。这些即将出版的教材将会对贸易经济学科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就在国内院校为如何更好地培养零售人才而奔走疾呼的时候，9月8日，前来厦门参加第八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的法国家乐福集团董事长贝尔纳向商务部副部长张志刚表示，愿与中国开展高层管理人才培训方面的合作。据悉，为了给自己的新店扩张储备人才，家乐福已经在各地开始举办管理人员培训班，定向培养中层管理人员。

有人质疑，如果今后国内商企的高层管理人才要靠家乐福来培养，那么在内外资商企的较量中，我们还会有多大胜算呢？看来，如何培养出本土的零售人才意义非同寻常。

第三十五章　其他热点问题评析

采访集萃：

文章来源：《北京周报》

题　　目：假日经济——扩大内需的生力军

时　　间：2001年10月

2001年10月4日，居住北京多年，很少选择在假日游览名胜古迹的齐先生因为要陪同几位来自苏格兰在中国做短暂逗留的外国友人在北京观光，去游了一趟八达岭长城。尽管出行前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去了之后的情形仍然超乎想象。对几位初次踏上中国土地的外国人来说，也多少体验了一下：13亿人民集中放假7天（中国媒体争炒的“假日黄金周”）的热闹场面。

这一天，长城脚下游人如织，车子只能停在离入口几公里远的临时停车场，周围满是兜售各种山货、纪念品的老乡。简陋的临时厕所收费也涨至5角，和北京城最豪华的厕所一样贵，生意太好，守门的老乡看上去满面春光。由于无法等到专门集中运送的大巴，齐先生和客人只能一同步行到入口。经过开在长城脚下的美国肯德基家乡鸡快餐店，好不容易挤到柜台前发现冰激凌已经断货。

进到长城，极目远眺，逶迤的城墙上游人已经密密麻麻，只能慢步前行，大批维持秩序的警察将上、下游人严格分开。可以看得出各级政府及旅游管理部门对应付黄金周可能出现的问题已有足够准备。上去不到20分钟，他们决定放弃继续游览，尽管他们几乎还没有来得及照一张满意的合影。

从1999年“十一”第一个7天长假算起，“假日经济”已经进入第3个年头了。

有数据显示，“假日经济”是正在蓬勃兴起的增长热点：全国出游人数从1999年的“十一”2800万人次增加到2000年的“十一”5500万人次，基本上翻了一番；旅游综合收入从141亿元增长到220亿元。因此，7天长假也被人们称为“黄金周”。

今年的“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共接待旅游者6397万人次，旅游收入249.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近7%和8.6%。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涛说，假日经济是指人们利用假日集中购物、旅游等消费的行为，带动供给、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综合性、牵扯面大、可持续发展的、已成型的经济模式。自1999年以来的每年春节、“五一”、“十一”几个长假期，在内需低迷的形势下，已形成以旅游、休闲娱乐和购物为主要特征的“假日经济”，在直接刺激消费需求的同时，也间接带动了投资需求，成为扩大内需的生力军。

经济新增长点

今年的国庆黄金周为有北京“金街”之称的王府井商业街带来了金子般的效益。据北京市东城区统计局调查，10月1～7日，王府井客流量达到350万人，零售额1.1亿元，比春节7天长假增长了18.2%。

百货大楼是王府井的招牌，也是中国商业零售业的一块招牌，在这个黄金周里，它的零售额占据了整个王府井零售额的一半。仅10月3日一天就达413万元。

根据北京市商委的统计资料，国庆节期间京城商业销售额平均增幅超过20%，呈现出平稳的增长态势。

全国假日办公室初步统计，10月1～7日，全国重点监测的旅游景区（点）累计接待游客986万人次，门票总收入2.67亿元人民币。今年“十一”各地旅游普遍升温。北京“十一”市民离京出游122万人次，同比增长37%；旅游总收入24.3亿元，同比增长52%。上海“十一”共推出11个系列108项活动，东方明珠等6家主要景区共接待游客75万人次。五台山“十一”共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旅游收入425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65% 和164%。

持续的假日经济让人们的消费观念日趋成熟。在北京，与文化消费有关的商品成了假日经济中的“黑马”。旅游的目的地、出游方式呈现多样化的势头，驾车出游、自助旅游越来越受北京人的欢迎；出游目的地也不再集中在几个主要旅游景点，很多人还选择了西部地区，以及当地一些尚未开发的自然风景区。

后来齐先生说，他犯了一个错误，应该选择去慕田峪或者尚未开发的黄花城古长城遗址。这样，客人们既能饱览长城这一人类奇观，又能避开人潮的拥挤。

7万亿元居民储蓄总额^[1]

在亚洲大部分国家受西方国家经济下滑拖累而陷入低迷的时候，中国经济上半年仍然保持了7.9%的较快增长。国家统计局官员指出，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功不可没，上半年国内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3%。

中国居民的储蓄总额已突破7万亿元，其中蕴藏的消费潜力是惊人的。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的环境得到改善，政府也已宣布增加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收入，这必然会给消费带来原动力。

国家统计局估计，北京申奥成功，由奥运带动的投资与消费将拉动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0.3%以上。

西部大开发是内需增加的另一个重点。按照“十五”规划，中国将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资金投入，同时将积极吸引社会资金和外资参与西部开发和建设。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节水和开发水资源等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工程将为今后几年投资需求的增长拓展广阔的空间。

很多专家认为，中国内需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因种种制约因素而没有得到发挥。中国将继续放宽民间资本准入领域，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鼓励和引导社会投资；继续完善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促使消费需求获得更大的增长。

经济学家樊纲在分析了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各种因素后说，今后几年内，中国有可能出现一个既没有通货紧缩，也没有通货膨胀，增长率维持在7.5%～8%之间的稳定增长期。

明年继续扩大内需

10月17日，中国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在上海举行的APEC新闻发布会上表示，“9·11”事件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多深目前还说不清楚，但预计明年的经济工作会很难做，所以中国明年的经济立足点还是扩大内需，立足于国内市场。

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徐宏源预测，世界经济减速运行的态势将进一步深化，其中美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0.7%，“9·11”事件将使美国经济低速增长继续。因此，中国只能以立足扩大内需和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来维持其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为此，徐宏源建议增发500亿元人民币长期建设国债，并将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教育体系的投入，从而扩大农村市场需求。同时，加快电信、航空和运输等垄断部门的改革步伐，降低市场进入标准，允许民营经济全面介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一批面向中小企业的地区性民营银行，以推动投资需求的增长和经济总量的扩张。

专家谈假日经济

北京大学副教授于小东说：“假日经济”对经济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刺激消费，拉动需求”。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影响到经济的稳步增长，并导致就业水平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尽管金融管理部门连续7次降低银行利率水平，人们仍不愿扩大自己的消费水平，寻找消费热点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问题。“假日经济”现象的出现表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由过去的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统的衣、食、住、行等生存方面的消费需要已经让位于人们休闲、享受和发展方面的消费需求。因此我们的产品结构也要相应地有所调整，要跟上社会时尚发展的步伐，要提高服务业的水平，要符合人们追求生活质量改善的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商业室主任宋则认为，假日经济的意义不容低估。首先，人们从紧张的辛劳中找到了一种喘息和停顿，得以“放松”一下，有助于身心健康。有了自由支配的假日休闲时光，为提高人的素质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极大地增加了商品的、特别是非商品的消费需求，带动了精神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商业机会。例如，餐饮、旅馆、交通、通讯、旅游、图书、影视、演出、销售等都将进一步活跃起来，从而使近年来消费需求不旺的状况明显改观。再次，开拓了新的就业门路，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假日经济造就了新的“围城”现象，“城里的人”往城外跑，寻找“花钱”机会，借机逃避一下“钢筋水泥”的压抑；“乡下人”往城里跑，从假日经济造就的各种消费需求中，寻找“挣钱”的机会，皆大欢喜。

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黄国雄则认为，假日经济将是一种过渡。假日经济存在轰动效应，包括两方面：第一，从消费心理来看，从众消费的心理带动了旅游业创下新纪录。第二，假日经济作为一个新的消费热点，是有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主要是1999年下半年出现的，包括了修改节假日、五十年大庆、新千年这样一些特定因素。作为热点产生了，但能不能成为一个长期的经济现象存在下去，还有待于分析和思考。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不存在假日经济这个概念。在节假日，大商店一般是不开门的。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假日消费和平时消费没有大的区别。居民的度假方式一般是开车到海边等旅游胜地去游玩，不像我们都挤到一些大城市去。所以假日经济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假日集中消费的现象将不复存在，休闲度假将成为假日经济的主要形式。

文章来源：《互联网周刊》

题　　目：融资租赁难服中国水土？

记　　者：李晓蕾陈钢

时　　间：2003年8月4日

7月14日信德状告铁通案件开庭，一时间，产业界被闹得沸沸扬扬。除了铁通本身的问题以外，信德公司作为融资租赁方也备受人们的关注，此事可谓是目前我国电信界第一起融资租赁纠纷。作为近期新兴起来的一种融资方式，不少人疑问窦生：融资租赁是怎么一回事？风险到底有多大？究竟是不是在中国水土不服？

融资租赁的具体操作方式是：租赁公司购入设备，将其租给承租方；在分期付款没有完成之前，所有权属于租赁公司；在租赁期完成之后，承租方有权选择是否以协议的价格购买该设备资产，这也是融资租赁和普通租赁最大的区别。由于出租人提供的是金融服务，而不是单纯的租借服务，因此它属于准金融业务。

融资租赁具有融资和促销这两个基本功能，对国家经济有重大的调节作用。因此，各国政府为了扶持融资租赁业的发展，均对其给予特殊的优惠，从而导致融资租赁业在近20年飞速发展。在发达国家，融资租赁是仅次于银行信贷的金融工具。在这方面我国和国外尚有较大差距，据央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夏斌介绍，美国租赁业对GDP的贡献已超过30%，而我国仅为万分之三；发达国家融资租赁业的市场渗透率已达到15%～30%，而我国仅为1.5%左右。

在国外，融资租赁在信息化建设领域运用得相当普遍，像IBM、惠普、戴尔等企业内部都设有自己的融资租赁分公司，据IBM租赁公司负责人介绍，其对本公司的产品销售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在我国这种方式却尚未为人所接受，前不久，赛迪咨询对已经实施信息化的企业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被采访的企业中，80%没有使用过租赁服务；30%的信息主管表示没听说过该项业务；还有35%的信息主管表示只是曾经听说过；只有35%的企业或行业信息主管表示比较了解。

市场庞大，前景可观

现时企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但信息化建设巨大的投资和难以揣测的风险常令决策者们十分头痛。“不搞ERP是等死，搞ERP等于找死”，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内心的矛盾心境。据粗略统计，我国主要企业在应用MRPII系统方面的累计投资已经超过100亿元，但应用的成功率却未超过20%；而近几年的ERP系统项目实施则更是鲜有成功案例。行业专家指出，风险主要出现在信息化建设的前期阶段，因为信息化的最根本收益来自于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以及与上下游合作伙伴之间信息共享所带来的效率提高和管理变革，而在信息化的初级阶段，虽然投资了不少钱买硬件，但不同部门间尚未能有效实现信息共享，这必然使信息化的效果大打折扣。

风险可能带来损失，但如果处理得当，它同样意味着不可多得的商机。在积累了大量理论和实践经验后，精明的商家开始将国外成熟的融资租赁模式引入到中国。他们在国内外采购相关的IT设备和软件，然后再以高出银行的利率租赁给企业，从中获取利润。尽管融资租赁现在在我国规模还不大，但有关专家认为，其既然能在国外广受欢迎，必然是有其魅力所在，这主要体现在融资租赁与银行贷款等其他融资方式相比之下的独特优势：

融资租赁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一般中小企业因为资信问题，很难从银行取得贷款。融资租赁由于有轻松回收、轻松处理以及可以参与经营银行不能经营的活动范围，同时又主要考察项目的现金流量是否充足，因而对承租企业的资信和项目的担保要求不是很高，填补了银行贷款的空白。

从成本来看，融资费用低廉。融资租赁的租金利率虽然比银行的贷款利息要高，但因为融资租赁是组合服务，租金中包含了项目评估和设备选型等前期工作以及设备采购与服务上所产生的费用，如果把这些费用计算在内，银行贷款的费用则高于租赁的费用。除此之外，租赁项目还可以享受加速折旧的实惠，可见从资金成本上看，融资租赁要合算得多。

再者，可加大中小企业的现金流。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购买设备的货款期限通常比该设备的使用寿命短得多。而租赁同类型的设备则不然，它可以接近这项资产的使用寿命期限，因而其成本可以在较长时期内分摊。这对于资金紧缺的中小企业来说，可带来双重好处：其一，每期支付的租金量减少使大部分资金能保持流动状态；其二，成本分摊在资产的全部使用寿命期间，可更密切地同企业营业收入相配比。这样一方面可避免引进设备耗用大量资金而造成的资金周转困难，另一方面则带来了较高的投资收益。

最后，则是可节省项目建设周期。融资租赁将融资和采购两个程序合二为一，因此可以提高项目建设的工作效率。由于租赁本身的灵活性和抗风险能力，也减少了许多项目建设过程中不必要的繁杂手续，可以使企业早投产，早见效益，抓住机遇，抢占市场。尤其是进口租赁中，租赁公司可利用其专业优势代签进口合同，从而将进口时间大大缩短为1～2个月。

IBM租赁公司的主管向记者介绍说：一年半以前，使用IBM租赁业务的以一些大的银行、电信或跨国企业居多，但2003年第一季度，IBM租赁客户群中小企业明显增多。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融资租赁的好处也越来越为中小企业所认识。

铁通案的中国特色

融资租赁说到底是一种金融性质的中介服务，而“风险”是金融活动永恒的主题。铁通案就是明显的一例。很多融资租赁公司都因租金拖欠问题而不同程度地陷入债务危机，大致原因都是对其中的风险把握不当所致。

对于出租人来说，主要是承租人的信用风险，即承租人能否履行合同按期还租。相关专家认为，从立项开始，就应对还租的风险倍加关注。这包括对项目盈利能力及承租方团队经营能力的考察，“通过恰当的市场定位选择合适的项目及相应的合作伙伴至关重要”，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涛博士这样认为。此外，租赁公司还应该认识到，只有项目成功，承租人才有可能还租，因此不要等到承租人有困难以后再去“帮助”，而是应在项目一开始的时候便全面介入，提供综合服务。

有媒体报道，铁通案由于原告中外合资企业的特殊身份与被告的铁道部背景而折射出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处境”问题，而外国投资者对有些官员严重偏袒的担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在中国投资的信心。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在和我国的国营企业打交道时，出租人更应首先了解承租人内部的领导班子是否团结，承租人所在的机构与上级领导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上级部门又是否支持这些租赁项目。如果出租人忽视这些因素或者想当然地下结论，则潜伏的风险将非常之大，极有可能使租赁项目搁浅，形成不良资产。信德计划之所以瘫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生在铁通内部的变故——铁通易帅。可以说，铁通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特色”，而这也是导致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水土不服”的原因之一。

当然，承租方也并非完全没有风险。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租赁业委员会会长姜仲勤表示，承租人在融资租赁的全过程中，无论是对租赁物件实行实际占有以前，还是在实际占有以后，都有可能遇到导致经济损失的风险。比如，租赁物件出现瑕疵或选型不当、运输或施工途中出现损坏、对供货方情况了解不够，以及资金占用中的利率、汇率改变等。

突破口在哪里？

其实，融资租赁双方若想尽可能完全规避风险，合同的规范化是关键。在融资租赁合同中，应明确出租人和承租人双方在各时间段的权利、义务和风险，并在法律上明确财产受损时的补救措施和理赔时的风险责任，以及双方所商定的诉讼或仲裁的地点、机构。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有关文件一定要经过公证。

铁通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据信德陈述，它之所以敢对只有3000万元注册资本金，亏损1700万元且流动负债超过流动资产1.4亿元的铁通网络先期投入近600万美元，就是因为看到了一份由当时的铁通网络大股东——中铁通信出具的《财务支持声明书》，《财务支持声明书》中承诺将在此后不少于12个月的时间内，对铁通网络给予持续的财务支持，以确保该公司的持续经营及可偿还所有的到期债务。但被告上法庭的中铁通信则辩称这份文件是向普华永道审计时出具的，并不具有担保性质。而且，铁通公司似乎对此漏洞早有洞悉，在此之前就将公司最好的两块资产互联网及增值业务划转到了母公司，导致铁通网络几乎成了一个空壳，根本没有还债的能力。对此，洪涛教授提醒企业要有强烈的契约意识，而绝不能仅靠对项目的信心和对合作方的信任就忽视合同及契约的重要性。

融资租赁的基础是一种企业间的商业信用，因此除要求企业应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融资能力外，建立科学有效的信用评估和调查制度，更是减轻融资风险的前提保证。洪涛教授认为这一制度的建立从理论上讲并不难，各专业银行和保险公司都积累有许多客户的信用资料记录，但这些信息目前都零散地分散在各个地方，不能够形成真正有效的信息库，因此很难充分利用起来。“其实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充分利用保监会、银监会以及各行业协会积攒的资料，建立起相互公开、透明、协调的信息系统，并大力发展一部分专门从事信用评估的咨询机构。”洪涛教授这样建议有关部门。(www.xing528.com)

为解决许多涉及外资的融资租赁纠纷，最高人民法院曾专门出台了《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并进一步完善了合同法的内容。但业内人士认为，“判案容易执行难”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仅有法律显然是不够的，完善的租赁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还需要监管、会计准则以及税收的配套，同国际惯例的接轨已十分急迫。

美国等金融租赁发达市场的经验表明，融资租赁与银行、信托、保险、基金等其他金融行业、金融产品的联系及合作也是至关重要的。但在中国租赁行业，租赁行业产业链过短、环节缺失的问题十分突出，“这尤其体现在金融租赁与其他金融行业、金融产品的行业割裂、条款分离上，”洪涛教授不无担忧地表示。中国租赁行业的畸形发展造成了信托、基金、证券和保险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业务之间的完全隔绝，从而严重阻碍了租赁产业链条的形成，更不用提它的健康发展了。

不过，尽管中国租赁行业的发展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有关专家仍认为其前景相当光明。“第五次机构改革为融资租赁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和机遇，随着消费者消费观念的改变，‘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观念将更加深入人心，消费观念的升级将为融资租赁的跳跃式发展提供不可小觑的动力。”洪涛教授充满信心地说。

文章来源：《中国商报·新闻周报》

题　　目：我为什么不能叫“酒吧”

记　　者：胡斌

时　　间：2003年12月2日

依据北京市相关部门的规定，当地大小酒吧一律不准叫做“酒吧”，而只能叫餐饮公司、饭店或者酒馆,否则不予注册登记。此举一出，酒吧老板们纷纷提出质疑，有的干脆“阳奉阴违”，注册登记时不叫“酒吧”，招牌上还是打出“酒吧”的字样。

“我想开一家酒吧，请问需要什么手续？”如果你这样询问北京市以外的工商部门，对方会告诉你要有各部门的审批手续；如果你询问的是北京市工商局，对方首先告诉你的是，“企业名称不能叫‘酒吧’。”

开酒吧却不能叫“酒吧”，还真让人有点反应不过来。

通过北京工商热线1601315，记者了解到，为了规范企业名称，北京市工商局去年就下了通知，凡是叫做“××酒吧”的一律不给核名。“那是个外来词，你可以叫餐饮公司、饭店或者酒馆。”

按照该热线工作人员的解释，北京大街上挂有酒吧招牌的企业都是不符合要求的，“企业注册时都不能叫酒吧，招牌上更不能叫。”

耐人寻味的是，“酒吧”依旧出现在酒吧的招牌上，依旧从人们的口中说出来。

封杀“酒吧”有何依据

不能叫“酒吧”的依据是什么呢？北京工商热线信息中心的一位张姓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北京市工商局下发了一份内部通知，“你要到市工商局办公室去找”。随后，记者在北京市工商局办公室和宣传中心以及该局的网站上都没有找到这份通知。

那么，给企业起名字到底有什么规定呢？

“我国《民法通则》中对自然人的姓名权及法人的名称权做出了规定。我觉得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有关部门核准的方式，并且对企业起名法规有相关的禁止性规定。”北京博华律师事务所的陈猛律师告诉记者，企业名称一般情况下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行政区划，第二部分就是商号或者字号，还有你经营的行业，第三部分是组织形式。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1991年发布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九条规定，企业名称不得含有下列内容和文字：（一）有损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二）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者误解的；（三）外国国家（地区）名称、国际组织名称；（四）政党名称、党政军机关名称、群众组织名称、社会团体名称及部队番号；（五）汉语拼音字母（外文名称中使用的除外）、数字；（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

显然，“酒吧”二字并没有违反上述规定。

随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1996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清理企业名称中不良文化现象的通知》中指出，清理企业名称工作要抓住重点，主要应针对以下几种情况：①带有殖民文化色彩，有损民族尊严和伤害人民感情的，如“大东亚”、“大和”、“福尔摩萨”等。②含有封建文化糟粕的，如“鬼都”等。③有消极政治影响的，如“黑太阳”、“大地主”等，或以反动政治人物和公众熟知的反面人物的名字命名的。④格调低级、庸俗甚至含有色情内容或色彩的。⑤违背少数民族习俗或带有民族歧视内容的。⑥引起社会公众不良心理反应或误解的，如“丑八怪美容店”等。⑦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名字做字号的。

1998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关于进一步规范企业名称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提到，近一个时期以来，企业乱用“洋”名称、怪名称的现象有所抬头，干扰了社会经济、文化秩序。“对违反有关规定，申请使用‘洋’名称、怪名称的，要坚决予以驳回。”为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性和规范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北京市工商局的那个内部通知正是根据上面《关于进一步规范企业名称管理工作的通知》的精神下发的，‘酒吧’是个‘洋’名称，企业名称中就不能出现。”北京工商热线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关于进一步规范企业名称管理工作的通知》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面对全国发布的，可是北京以外的省市就没有这个规定。北京市工商局此举是否妥当？当记者致电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企业注册局时，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个问题不要问我们，总局只负责注册资金在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核名，其他的要问当地工商局。”

看来，能不能叫酒吧这个“球”，还是要放回北京市来“踢”。

“酒吧”的称谓有副作用吗

“难道叫‘酒吧’就干扰文化秩序了吗？”对此反应最大的当然是北京酒吧的老板们。北京什刹海一位酒吧老板告诉记者，“为了这个事情，我特意查了《现代汉语词典》，里面确实有‘酒吧’这个词。”

记者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看到了对于“酒吧”的解释：西餐馆或西式旅馆中卖酒的地方。“这有什么不妥吗？词典里都有了，证明大家对这个词已经认同了。”该老板说，北京是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有越来越多的高档收入者希望享受到高档次的文化休闲。咖啡和酒当然是宵夜的最佳朋友，而一想到咖啡和酒人们往往就会想到酒吧。“虽然市工商局不让叫‘酒吧’，我们招牌上写的都是‘酒吧’。如果像市工商局那样，让我们叫饭店或者酒馆，一听名字就没有那种感觉，怎么吸引客人？”

对于北京市的这一特殊规定，外地的酒吧老板们也感到不可思议。苏州一位酒吧经理告诉记者，如果我的酒吧想到北京去开个连锁店，那该怎么办？至少我的酒吧招牌要一致吧。“在这我叫先锋酒吧，到北京就叫先锋饭店了，这算什么？”

“企业对外的影响力比较大，所以起名要慎重。公司名称一定是文明的名称，是大众能够接受的名称，是不违反国家法律和公众利益的名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扩大，一些外来词像‘酒吧’、‘沙发’，在我国已经很普遍了，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完全可以作为企业名称。”北京工商大学的洪涛教授说，“北京是个开放的大都市，为什么还有这么狭义的理解呢？在市场经济下就应该摒弃这种计划经济时期的思想观念。”

“通常来说，判断一项行政命令的标准就是看它的效率如何。”陈猛说，命令只有产生了效率才是合理的。

据悉，去年，北京什刹海周边只有10余家酒吧，今年却已经发展到70多家，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六七个酒吧落户什刹海。据记者调查发现，这些酒吧虽然在注册时没有叫“酒吧”，可它们的招牌上却是清一色的“酒吧”字样。

也许，这正是酒吧老板们对此规定的一个态度。

从管理到服务

可以看出，北京市工商局这条禁令依据的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下发的一些《规定》或者《办法》，而我国法律对注册公司名称的用字的禁止性规定却非常少。有专家认为，企业名称中标志性的几个字，可以适用《商标法》中关于商标标志的禁止性规定，因为很多商标都是由企业名称进而演化成受保护的商标，会引申到一个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工商局审查时，也可以按照这个模式，对这种标志的使用进行一定范围的限制。

北京汉卓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韩冰则认为，法律对企业起名有什么禁止性规定，这个问题应当准确化一些。现在商标法中所做的一些禁止性规定，实际上不能够完全把它用于公司名称注册的这个范畴之内。因为至少在公司名称注册的这个问题上，《公司法》没有专门的规定，现在的规定属于部门规章的范畴。因此，部门规章在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应当是从严掌握。也就是说，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不违反立法本意的，应当采取一种宽泛的态度。所以法律对注册公司名称的用字规定，应当是从立法本身加以解决，而不仅仅是以部门规章的方式，否则，就很容易造成各个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当中对这种标准的掌握缺乏严格规范的统一。

“酒吧”是个外来词，如以它为企业名称就影响了社会文化秩序，这才是北京市工商局“封杀”它的根本原因。陈猛说，工商部门对此进行审查的过程中，不应以局部与个人的感知为依据，而应更为广泛地考察一般社会公众对于此事的认识与态度，最终的判断也应建立在普遍性的基础之上。

“我认为从‘酒吧’名称被封杀这件事中暴露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工商机关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对企业无论是名称核准还是其他方面，还没有完全摆脱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化。”陈猛说，“对企业名称有分歧而不予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申请人与工商部门可以通过行政官司解决。另外，引入听证机制，我觉得非常好。对公民的权利做出不利的处分，应当听取他人的意见，而且要说明这是正当程序最基本的要求。这样做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议。”

“可乐、吉普、沙发等词汇与‘酒吧’具有相同的属性，可如今法律制度并不排斥其在日常生活以及法律制度本身中存在。”陈猛最后说。

文章来源：《惠州日报》

题　　目：树立品牌最重要——访北京工商大学教授、中国市场学会理事洪涛

记　　者：黄若冰李建国

时　　间：2004年7月24日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中国市场学会理事洪涛是商务部市场运行调控专家。谈及如何拓展惠州梅菜的销售空间，解除销售“瓶颈”时，洪涛认为，梅菜等农产品价格较低，在买方市场条件下若通过价格竞争则没有多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树立了梅菜的品牌形象，市场空间就大得多了。梅菜要扩大销售，开拓国内、国际市场，最重要的是要树立品牌。洪涛认为，惠州梅菜可以创立一个核心品牌，集合各企业的力量来打响惠州梅菜的品牌。

在树立梅菜品牌后，应如何做强做大惠州梅菜产业呢？洪涛认为，质量是商品的生命，要使品牌保持良好形象，首先，必须把好质量关，只有那些合乎安全生产标准的梅菜和良种优质的梅菜，才允许打上核心品牌名称。其次，要注意品牌的延伸。各梅菜企业可以在统一的品牌下采取不同的产品策略，发展错位产品，避免过度的同质化竞争。如可发展酸、甜、辣、咸等不同口味的梅菜，或是针对餐馆、饭店等进行批量生产，或是针对一般消费者个体生产量少而且食法简单的产品等，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

文章来源：《北京现代商报》

题　　目：北京将用三年时间清理整顿行业协会整顿行业协会有三大困惑

记　　者：杨雪婷

时　　间：2005年4月21日

针对目前行业协会政企不分、行业代表性不强等问题，北京市拟用3年时间，对现有行业协会使用重新登记的方式进行清理整顿。这是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举办的“促进北京市行业协会发展和改革座谈会”上获得的消息。有关人士同时透露：为了加强对行业协会转型的领导，北京市可能会成立一个专门的领导小组来统筹协调行业协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过，针对未来行业协会的发展问题，相关人士也提出了三大困惑。

一业一会将变成大杂烩？

记者昨天在市发改委一份《关于促进北京市行业协会发展和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修改稿）中，看到有“行业协会的设立应坚持‘一业一会’的原则”的表述。但某相关人士对“如何界定一个行业”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比如建筑领域里的开发企业和施工企业，在市场中应该是属于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其企业目标是不一样的。“如果把它们甚至把中介机构都放在一个协会里，这就是一个大杂烩，而目前大多数行业协会都处于这种状态。”

市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处处长宋焱也表示，“一业一会”在试行过程中确实存在争论，因为老的协会占着位置，别人没法再进去，你想改造它也很难。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洪涛曾花了一年的时间对国内中介组织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业多会’虽然可以增加竞争性，但却可能让企业无所适从，从大的趋势来说，还是‘一业一会’能让行业协会在发挥功能的同时，减少负面影响。”

入会率成为新门槛？

《意见》中还有对行业协会的一条规定：一个行业协会的同行业企业入会率应达到30%以上或销售额达到同业组织销售额的50%左右。但此规定同样引来不小争议。有关政府部门提出，这条规定作为初始条件可以，但如果作为解决老的协会入会率太低的问题则比较难。比如北京的八大施工企业，包括中央在京的中建一局、二局这些大公司，其整个市场覆盖大概能占到60%，如果按照此条规定，这个行业协会只要有这8家就够了。

另有相关政府部门则认为，此条规定对老行业协会来说相对要容易，但对成立新的行业协会来说却提高了门槛。

如何改变“局长退休到协会”局面？

2003年，北京市曾出台文件规定，“现任国家机关人员不得兼任行业协会领导”。在此次《意见》中仍然强调了行业协会要遵守政会分开的原则，但不少人提出，目前出现一些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的领导在行业协会兼职的情况，让行业协会仍旧带上行政色彩。市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处处长宋焱表示，今后此问题会被规范。

除了官办色彩浓外，人员老化是行业协会最大的问题，有关人士表示，现在传统的一些行业协会，仍旧沿用了“老局长退休后到协会”的制度。

洪涛向记者表示：“行业协会要转型，除了要严格执行机关人员不得兼任行业协会领导外，急需打造职业化队伍，需要专业化、年轻化、职业化的复合型人才。”

但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目前行业协会资金不足，从业人员社会保障不足，很难吸引年轻有为的人才。有些协会资金的匮乏，甚至影响了正常运转，一委办局的负责人士表示，行业协会光靠收费显然是维持不了运转，所以希望税收上能有优惠。

对此，宋焱表示，国家发改委曾起草了一个促进行业协会改革调整的意见，里面提到鉴于行业协会是非盈利机构，由国家税务总局单独研究税收问题，还有一些人员社保的问题，也都有一些原则性意见，北京市还需要研究具体政策。

文章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题　　目：到底是什么在左右着评选

时　　间：2006年1月19日

评选的泛滥缘自20世纪90年代末，这可能与我国1996年进入“买方市场”有很大关系，同时也与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盲目投资，导致我国钢铁、电解铝、焦炭、汽车、铜冶炼、铁合金、电石、水泥、电力、煤炭、纺织等11个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具有较大的关系。

2005年3月，国家有关部门颁发了《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办法》。《办法》指出，在各地的评奖活动中“有的违规设奖，乱收费用，背离评奖宗旨；有的搞不正之风，滋生腐败，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为此，《办法》明确规定，“坚决制止借评奖敛钱和铺张奢华的行为”。

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据记者调查：现在社会上开展的各种各样的评选活动，可谓是鱼龙混杂，有好的公正的评选，体现了一定的价值理念与判断标准，但也有不少“异形”的评选，像一股变味儿的浑水，侵蚀着社会的评判标准，颠覆着公平、公正和清白。

以钱买奖：利益博弈中的“险招”

连续几年，人们已经习惯于这样一个事实：谁愿意交钱谁就有名字。评选总是有自己固定的得奖专业户。对于这种现象，一位多次参与评选的资深人士一语中的：一方面是利益联盟内的“铁杆关系”，另一方面就是企业等被评选单位不费力就能用钱买的“点金术”。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洪涛认为，当前以钱买奖基于两个基本原因：一是评选活动中出现了倒卖评奖项目的掮客，这些人为利益所驱，谁给钱多就让谁获奖。二是出于个人的虚荣需要，评奖代表荣誉甚至地位。一些新兴公司、企业急于走市场、出成绩、图荣誉，也借助评选活动来“催化”、“添金”，大把撒钱进行暗箱操作，借此打造企业所谓的“金字招牌”。

据调查，前不久长春有一家美容整形医院，通过重金将在他们医院做一双眼皮手术的美女包装成一全国性选美大赛的“人造美女冠军”，随后四处宣传，吸引不明真相的人们来医院做美容手术以牟取暴利。

以奖敛财：市场中求生存的“潜规则”

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改革的不完善与市场的不规范，很多评选中介机构，特别是一些协会、学会等，甚至将评选变成快速敛财的工具。近年来，评选又发展到社会、文化、道德等诸多新的领域，评选机构趋向多元化，评选由最初的公共机构，后来发展到行业协会，甚至私人组织，对外开放后，外国机构也进入中国的“评选市场”，如财富榜、名牌榜等。在刚刚闭幕的2005年湖南某博览会上，组委会为疯狂敛钱几乎是大小通吃，只要交钱就可以评奖，可以授牌。

全国策划专业高级人才评估认定办公室人员章惠生认为：现在事业单位作为中国政府的衍生组织，财政拨款少甚至没有，为自谋生路，受利益驱使与形势所逼，他们就铤而走险，以“奖”敛钱。中国品牌与质量杂志社品牌推广部主任刘文举认为，目前评选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设租，协会、学会等寻租。很多国家部门、协会、学会利用评选赚钱，只要拿到钱就可以上，这样，这些评选机构学会、协会等多次找企业要赞助、要钱，企业很反感这种活动。很多评选活动是拉大旗作虎皮，被评选单位开始时很有兴趣，感觉很好，可一回来就大呼上当。评选没有程序，没有依据，不科学、不合理，随意性太大。

部分评选正在阻碍中国进步

当前全国各地开展的评选活动不计其数，其中很多“档次高”的每年都有轰轰烈烈的年度颁奖典礼，而这些活动，部分掺杂着大量的违规操作，一些寄生的商业公司更是借机大肆敛财。

国家工商总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由于黑幕重重，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不绝于耳，导致众多‘水货’、‘假货’和‘旧货’充斥评选项目，它的恶俗反过来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和成长，使得许多人又不得不屈服于它形成的潜规则。”

不少业内人士指出，现在的一些评选活动实际上已成为行业内少数人自娱自乐的游戏，而且尽管这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游戏已让大家厌烦，但这种游戏还会不停歇地演下去，因为其背后丰厚的利益占有和分割确实诱人。

论坛观点：

文章来源：中国商贸专家网站

题　　目：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工作委员会学术沙龙研讨主题：农产品供应链协作战略

时　　间：2004年4月3日

2004年4月3日下午，由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工作委员会组织的农产品供应链学术沙龙在北京工商大学举行，研讨会邀请了于淑华、赵尔烈、马增俊、陈立平、方昕、张艳婷、屈冠银等农产品生鲜供应链专家。会议由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涛博士主持，会议研讨了现代超市生鲜经营问题引发的上下游农产品流通组织战略协作机制的建设问题。

与会专家从“渠道”、“产品”、“价格”、“促销”入手，多角度、全方位探讨了连锁超市与传统菜市场中顾客行为的差异影响、生鲜农产品上下游在产品质量和标准上的协作控制、在各级农产品流通组织（批发市场、批发商、超市、农贸市场）各环节的价格决定机制及变动因素，以及零售商与供应商如何协同建立细致的促销方案等问题。

专家委员、原深圳沃尔玛生鲜部门高级经理、深思顾问机构执行董事、农产品生鲜专家方昕先生认为：生鲜农产品供应中存在着各种问题，要从多方面着手进行解决：一是农产品应该实行标准化，而农产品标准化存在许多难题；二是卖场管理及现场加工问题。蔬菜、肉和熟食等各有各的加工场所要求，如果使用技术人员其成本又会很高，因此应协调供应链之间的问题。目前的生鲜供应链之间少了一个环节即生鲜配送，供应商之间的结合点错位，上游加工中心配送缺失，干扰了销售。销售成了卖场单方面的事，并不关系到生产组织的事。加工中心可以由卖场自己做，也可以由第三方去做。农贸市场及超市都是农产品销售的链条。从消费上说有贫富之分，东西部差距仍然存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超市不可能代替农贸市场。

专家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商务管理系副教授、日本爱知大学经营学研究员陈立平先生介绍：日本农产品的采购50%来自超市，另外的50%是直接从产地采购的。通过产销联盟，告诉农家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农家也可把一部分产品拿到露天市场去卖，一部分卖给食品加工企业，已经达到销售主导生产。而目前我国农产品规模化及自动化程度低，仍处于以产定销阶段，损耗高。要实现日本那种以超市决定生产，必须建立强大的从上游到下游的信息系统。优尼公司对农产品的状况掌控得非常清楚，甚至像研究所一样比农民自己更清楚，他们对农产品的预测也比较准确。农民依靠超市赚钱，超市也可以此降低成本。现在产品深加工已成为获利的主要渠道，生鲜加工在日本已经做到产业化和烹饪化程度。

原家乐福北方区高级经理、北京东方宇恒公司总经理张艳婷女士指出：目前国内生鲜不为赚钱，主要是炒作人气。生鲜产品部分获利部分赔本，比如家乐福就是如此。它以前把蔬菜水果归于一个部门，后来把利润比较高的干果也归并到这个部门进行核算才能平衡其盈亏，此外它通过部门之间的现场加工来减少损耗，而这一点国内的中小超市很难办到。

专家委员、北京八里桥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总裁赵尔烈先生提出：中国对农产品的营销并无专门的研究机构。今年的总理报告提到了农产品的现代化，但是农产品如何流通和如何实现高附加值并没有确切的办法。现实中，政府完全有能力主导农民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但在实施中不但没有为农民带来高附加值反而会给农民带来高的风险包袱。他还提出，在实践中值得关注的是超市采购及其相关的采购已融入传统模式。批发市场应该大力扶持配送中心。北京新发地已经有专门配送公司，配送品种多而且实行常年配送，非固定随意配送变为较为固定的配送。配送设施也逐步提高，此外还实行基地配送。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我国生鲜流通主体弱、散、小的根本局面。配送中心经常面临货款积压和回购没有销售出去的产品的窘境。

全国城市农贸中心（批发市场）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俊先生认为：农产品的价格利润来源很薄，完全依靠农产品本身很难实现其价值增值，因此农产品必须通过深加工。农产品的标准化和烹饪化也必然是农产品的发展方向。

洪涛博士谈了自己的观点：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又是一个生鲜产品的生产大国，生鲜产品主要又是通过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进入市场的，生鲜初级产品的价值较低，加工后增值潜力较大。而生鲜产品增值过程是一个产业链条，需要整个链条进行配合，并非某个环节能完成，这就需要强化链条的管理，协调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同时，增值的实现还需要紧密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因为我国与欧美和日本存在很大的差别，这就决定了其增值的特殊性。

与会专家达成共识，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的“紧张压力”是有可能通过在新品研发、信息数据传递等方面的协作而缓解——通过对顾客的研究，不断创新出高毛利的商品品类，将可能使整个上下游能分的“利润之饼”被做大，实现多赢的理想状态。

文章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题　　目：华中五金机电行业高峰论坛举行

时　　间：2005年10月12日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期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支持，湖北省及武汉市人民政府和全国工商联五金商会主办，湖北现代五金机电城承办的中国（华中）五金机电行业高峰论坛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全国工商联五金商会常务副会长吕世家，商务部市场运行调控专家、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洪涛，浙江工商大学教授郑勇军分别作“五金机电行业与创造业的对接”、“充分发挥五金机电城功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专业市场发展新走势与经营商家应对策略”的主题报告。论述华中五金机电行业面临中部崛起机遇来临之际的应对措施和办法，给行业听众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

吕世家说，五金机电行业与工业、房地产开发密切关联，工业生产以及装备创造业的产品大量使用的零部件属五金机电产品范畴。中部崛起，武汉工业、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将给武汉、湖北乃至华中地区的五金机电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机会。

洪涛教授分析指出，华中五金机电行业存在三个方面的机遇：一是华中五金机电行业获得与经济发达地区同行业同等的发展机遇；二是华中五金机电行业厂商迎来企业大发展的机遇；三是华中地区迎来建设大市场的新机遇。同时，他认为，中部崛起给华中机电行业带来的新挑战，主要是解放思想的挑战。

郑勇军教授作为义乌小商品城的独立董事，他引用大量的案例来论证发言主题，让行业专业观众了解专业市场的发展新趋势以及行业商家在这种发展趋势来临的应对措施及策略。

全国工商联五金商会会长吴石川对华中地区五金机电行业寄予厚望。他围绕湖北现代五金机电城建设专业市场展开话题，阐述了区域行业发展一定要借助专业市场平台，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才能更快更强。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对此次高峰论坛的召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开幕式时，感受到从国家到省、市政府对五金机电行业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政府支持的行业展会积累经验后再进行市场模式操作，武汉机博会将成为中西部地区的行业第一展会。参观湖北现代五金机电城，感受到华中地区已经有领先国内同行业的五金机电专业市场，华中、全国乃至海外五金机电行业未来将通过这个平台实现行业产品的快速流通，创造效益。本次高峰论坛得到了行业的极大关注，感受到华中五金机电行业已经朝时代化、理性化的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文章来源：《服装时报》

题　　目：中国服装批发市场论坛嘉宾演讲摘要

时　　间：2005年11月29日

加快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增长方式转变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洪　涛

改革开放造就了一批企业家。目前，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最早的市场自建立以来已有20年，大多数市场建立至今也有10年之久。市场应该牢牢把握机遇，掌握市场发展趋势，这样才能使市场的管理、市场的创新、市场的升级、诚信的规范更上一个台阶，也才能保证优质的产品进入自己的市场。

政府对市场的管理，要按照一定的规则，依法管理市场。

未来中国交易市场的交易形式将更加多样化。这主要表现在：各种交易形式不断出现，如街区式的交易、帐篷式的交易；未来还将采用现代化的经销制度，如电子市场（做到网上和网下结合，有形与无形结合）；交易的拍卖制；商品交易市场的联盟形式（市场和市场之间相互联合的伙伴关系）。

中国商品交易市场还必须培育成熟的中介组织进入市场，使市场更加成熟。中介组织包括：交易的中介机构，比如说运输机构，为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提供服务，来培育一、二级的批发市场进入市场。商品交易市场应该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对商品进行管理，使商品交易市场有法可依。充分发挥各个商品交易市场协会的作用。只有把握好这些趋势，才能使市场立于不败之地。

发展多元化的服装批发市场

江苏常熟招商城管委会主任　潘云来

常熟招商城经营20多年来，招商城一年的资金流量占常熟市的1/10，在这块经济发达的土地上，我在这里工作了3年，在这期间，我想把我个人的感受、经验分享给大家。

首先，在管理上：我个人的体会是，常熟服装市场自1985年5月10日建立开始到现在，已有20年。2003年，常熟市政府下决心把招商城所有的资产（除个人资产外）全部整合到管委会集团有限公司，同时把所有的行政管理机构整合在一起，这样，我们就能在一张规范图上建立、规划我们的市场。

其次，发展上要多元化，要采用软件和硬件的配套经营。市场上大多商户都是卖服装，我们就要把资源汇集在一起，这里所讲的资源第一是人气，第二是交通。在常熟，有300多条线路连接30个不同的城市，交通便利也是多元化的一种体现。

最后，在市场的发展中要逐渐走向共营化。批发市场是经济发展中特有的形态。随着市场不断信息化，究竟多少年以后还能保持这种业态？所以我们要批零兼营。在规范建设的过程中，常熟不仅仅应该是一个服装批发市场。

交流促进发展　市场成就品牌

虎门富民时装城总经理　孙俊才

虎门，早已成为闻名全国的服装批发市场集散地，通过每年的交易会也提升了其知名度，通过其交易会的形式来了解当今服装流行的趋势。服装本身就能代表一定的经济现象、文化现象，是文化丰富的体现，品牌只有通过不断交流才能走出自己的路。

回顾“以纯”品牌的历史，可以看到从无到有、从低到高、从弱到强、从发展到产业结构的提升。刚到虎门时，这里还没有一家叫得响的品牌，但是看到虎门镇政府打造服装重镇的决心，我们满怀热情在虎门扎根，直到现在，我们的服装从国内销售发展到国外销售，虎门服装批发市场为虎门服装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虎门以及富民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支持和帮助很大，也使“以纯”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起来。

虎门的服装以更高的标准引导着全国的服装。个性化的设计和创新，必将被市场所接受，从而打造出具有生命力的品牌，最后希望虎门服装批发市场与虎门共同进步，与时俱进。

共赢时代市场的经营之道

以纯服装公司运营总监　陈永安

当你投巨资建设一个市场之后，你所得到的收益是使用者的1/7或1/10，你会干吗？很多人肯定会摇头，谁投资，谁受益。自己的产业为什么别人赚大头，自己却赚小头。

但是我要说，富民就是这样，虽然商家是最大的受益者，但商家受益，富民也不会吃亏，这样经营，长期以来会构成一个巨大的双赢空间。首先，富民建立了良好的公信力，由于富民政策长期的稳定性，积极并很好打造了富民这个市场的品牌。

事实证明，富民旗下的一大批商家都是民营企业家和知名企业家，如冠名此次论坛的“以纯”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以前，“以纯”在富民只有一个摊位，现在却有几千家专卖店，甚至都开到了国外。

富民这种经营模式，大头利益给商家，让商家确确实实得到了实惠。所以16年了，富民的人气依然很旺，依然是辐射力最强的市场。10多年来，虎门市场的建设都与商家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共赢体。

我认为：模式可以复制，但一定要投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走出自己的特色、不断创新、辛勤付出，才能创造更大的辉煌。

文章来源：《中国商报·新闻周报》

题　　目：各地“两会”热点聚焦贫困人群

作　　者：杨宏生

时　　间：2006年2月21日

日前，人民网就老百姓最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开展了调查，截止到记者发稿时，该调查显示，“关注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高票当选为热点话题之一。一位观察人士认为，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救助“社会底层”的话题将会引起代表、委员们的足够关注。

今年春节前后，各地相继召开“两会”，其中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状况得到了各地代表、委员们的高度关注。著名问题学专家胡星斗教授认为：“今年各地的‘两会’之所以十分关注‘社会底层’这个话题，是因为今年是‘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而‘十一五’规划的主论调是‘共同富裕’”。

地方“两会”关注“社会底层”

翟玉和，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在2006年黑龙江省的“两会”上，他在其提交的建议中呼吁，要重视农村养老问题。从2005年11月初至12月底，翟玉和自费筹资10万元组织了7个志愿者、耗时50天对中国农村的养老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志愿者行程5万公里、踏访全国31个省区、调查万余名农村老人，展示了我国部分地区农村老人的生存现状。

翟玉和说：“在我的老家鸡西市麻山村有一对80多岁老夫妇，老头步履蹒跚、老太太瘫痪在炕，同住一村的儿女几乎无视父母的存在。这对老夫妇不知什么原因双双死去多日后，其儿女才被邻人告知。我到山东、江苏等地农村探亲时发现，那里的老人在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后，因儿女的嫌弃和拒绝被迫独居的比例高达80%以上，缺衣少食、贫病交加，在无奈中苦熬残年。”

除了农村贫困现象外，城市贫富悬殊也引起各地“两会”的关注。农工民主党湖南省委在2006年湖南“两会”上提交的《关于防止城市部分人群相对贫困化的建议》提出，必须高度关注城市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城市贫困人群正在形成并扩大的问题，要落实城市社会保障措施，谨防在城镇化中出现“贫民窟”现象。这一提案经媒体披露后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

据农工民主党湖南省委调查，在城市低保户中，64.9%的家庭有慢性或大病患者、33.7%的家庭有残疾人。超过70%的低保户表示，就业难、看病准、子女学费贵等是影响他们脱贫的主要因素。城市贫困人群收入低，生活入不敷出；大多数贫困家庭住房面积窄小、破旧，安全隐患严重；精神负担沉重，心理失衡。此外，贫困市民的聚居也形成了城市相对贫困化区域。

此外，“农民工”问题也是2006年各地“两会”的热点话题，比如在江西省的“两会”上，政协委员们就纷纷针对此话题上交提案。江西省政协常委、民革江西省委员会联络处处长李季仁的提案《进城务工青年法制教育不容忽视》，受到了委员们的广泛关注。

2006年1月，在北京市“两会”上，人大代表阎仲秋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近来，农民工引发的社会治安等问题比较突出。他引用清人张潮的诗句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阎仲秋认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是城市安全、社会稳定的一大威胁。

2001年，当“十大社会阶层”的话题刚刚被提出时曾经引起过震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已存在十大社会阶层，其中“中低阶层”仍占人口的大部分。“该大的没有大起来，该小的没有小下去。这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不稳定，是当前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结构性原因。”2002年，“弱势群体”一词首次见诸正式文件。随后，有关“弱势群体”的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

2006年春节前后，国家领导人纷纷到中西部经济落后省份访贫问苦，表达对社会底层人群的关心。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状况日益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诸多新政都令人欣慰，但严峻的事实仍然不容回避——社会底层人群日趋定型，其发展问题逐渐凸显，他们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

日前，人民网就老百姓最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在网上开展了调查，截止到记者发稿时，该调查显示，“关注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被高票当选为热点话题。一位观察人士认为，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社会底层”的话题将会引起足够关注。

“社会底层人群”日趋定型

在2003年6月的一天，已连续两顿没有吃上饭的民工刘兴全爬上吊塔讨要工资，在高空中苦苦等待了6个小时后被解救下来，当时他几乎昏厥。

2002年，陕西省宝鸡市下岗工人丁某在得知儿子考取大学后，向老板讨要工资未果，跳楼自杀。教育、医疗如今令许多中国工薪或下岗家庭陷于贫困或负债累累。

河南省卢氏县原领导劳民伤财，只顾搞形象工程，1986～2002年用掉了国家投入的资金2.7亿元，导致不少农民年收入下降到不足200元，4年连续发生农民因税费过重而自杀的事件。

“兄弟抓阄治病”、“民工跳楼讨薪”……一方面是极度贫困的群体，他们基本的需求尚得不到满足，被抛在社会发展之外；而另一方面却是富豪们沉溺于奢侈品的夸耀性消费，让奢侈品的社会身份符号价值发挥到了极点。据日前发布的胡润“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调查”显示，中国富豪为宾利、劳斯莱斯、江诗丹顿、劳力士等国际顶级品牌大掏腰包。

“当前的中国社会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资本、知识、技术等等资源的拥有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踏上这辆汽车，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被这辆汽车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从而造成社会结构存在一种断裂的可能。”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有这样一个比喻。

就这样，当社会的上层通过“精英结盟”等机制极力维护既得利益和已经营造起来的“豪华生活”时，社会底层却在为生计而苦苦挣扎。

“不是我没有努力，而是穷人的孩子几乎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才21岁，但小陈已开始愤世嫉俗。自父亲1995年去世后，她与母亲每月靠320元的低保金维持生活。2005年8月，她在亲戚的资助下大学毕业后，却在求职中四处碰壁，至今仍没有找到工作。

在不久前召开的一个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提交的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报告都给出了一个相同而清晰的描述——近年来，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却明显加重了。

中国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目前有定型化的趋势，富有者和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有关部门调查表明，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

来北京打工的小刘有些不平地说：“穷人的后代一出生缺的就是钱，富人的后代一出生就富有，由穷人变富人非常难。”

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认为，今后的中国，有两个规模很大的人口群体容易沦入贫困，其中一个就是农民工，“他们的贫困呈代际传播态势，可是第一代人对贫困还无所谓，而第二代或第三代贫困者就难以忍受了。”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涛的相关研究佐证了于学军司长的观点，洪涛教授通过对北京早期“浙江村”、“新疆村”的研究，发现第一批移民肯于吃苦，有一些商贩在北京赚得了第一桶金而成为在北京居住下来的移民。但目前北京的“二代移民”就不是如此了，他们出生后在北京受到了各种歧视，城市户口问题、上学问题、就业问题、居住问题等均是引起其不满的一些现象。这个问题最近几年来引起了高度重视，但是相关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社会底层”叩问“穷人经济学”

“政策的制定并没有更多倾向于穷人，又怎么会带来致富的机会呢！底层的人要得到同样机会，至少得付出10倍的努力甚至更多！”有观点这样认为。

不过，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认为，底层社会的含义不仅仅是经济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农民工就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底层群体。

著名问题学专家胡星斗说，当今中国特别需要“弱势群体经济学”，报纸上说有“穷人经济学”，我觉得中国需要“弱势群体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应当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关注我们的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煤矿工人的权益问题，更多地研究我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出现的问题，更多地探讨公平以及如何实施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制度安排、保护穷人的政策。可惜的是，现在很多人都对研究这样一些东西嗤之以鼻，认为研究农民、下岗职工、弱势群体不是纯粹的经济学问。

改革开放出现这么大的贫富差距，是由于制度缺陷造成的。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个观点，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2006年年初在“2006中国脑库年会”上说，首先是权利贫困，打工者目前的这种权利状况不足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存，对农民的掠夺性盘剥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土地的法律制度非常混乱，这是制度缺陷的重要表现，更不用说就业、教育、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存在着多少权利缺陷了。农民进城后的各种待遇都是由于权利缺陷造成的。

日前，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完成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描绘了一个美好前景——2050年的中国将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将逾80岁，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覆盖率将达百分之百，人们可以自由合理流动，最低月薪超过1300美元，绝对贫困和童工率将下降到零。

“目前大家反映最强烈的就是‘2050年最低月工资达到1300美元’”。2 月10日，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做客新华网时说，其实这是我们在为中国的最低收入者呼吁，希望社会、政府、经济界关注他们，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如果最低收入者的工资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工资平均水平就会上涨，这个社会就会趋向于和谐。

第三十六章　寄语学生

文章来源：《工商青年》（北京工商大学校内刊物）2005年第3期

题　　目：洪涛教授访谈录

尽管很忙，洪教授仍抽空接受了记者的邮件采访。以下是采访内容：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身兼社会学术数职，工作肯定异常繁忙，但是却从听不到您抱怨什么，请问您是怎么想的？

洪教授：我热爱自己的专业，做自己深深热爱的事业，我不觉得累。对于讲课，我不敢有丝毫怠慢，因为我是一名老师。正如学生应以学习为第一要务是因为你们是学生一样。

记者：您身兼数职却仍有条不紊，把每样工作都做得有声有色，请问您是如何做到的？

洪教授：我身兼商务部市场调控专家、中国商经学会副秘书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流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但始终把教学作为第一工作，科研作为第二要务，并且将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把零散的“边角时间”组合起来，就能够做整块的“大文章”，现在我没有节假日，即使是大年三十，我也在写作。

记者：您曾先后获得三个学术奖，请问您当初是以什么初衷去做这些学术研究的？

洪教授：把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作为目的，而不是以发表文章或者获奖作为目的，否则，以发表文章为目的，总是不能发表文章，以获奖作为目的，总是不能获奖。

记者：当得知自己获奖后，您的心情如何？

洪教授：当我发表一篇文章、获得一个奖项时，我会把它珍藏起来，像当年战士把消灭的一个敌人名字刻在自己的钢枪上一样。

记者：从刚开始从事经济学研究到今天获得这么多的成功，一路走来，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洪教授：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正如the old saying：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记者：作为北京工商大学颇有威望的教授，您对学生最想说些什么话？洪教授：Time is money. There is nothing that you can’t do in your dictionary, of course，you must try your best.

【注释】

[1]2005年底，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已达14.7万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