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县国统区人民斗争史

第三节　耀县国统区人民的斗争

1933年7月28日，中共耀县县委率领耀县游击队在白家庄整编后转战北上，一路上历经几次战斗，打退了民团的追击，进入照金苏区。

8月上旬，中共陕甘边特委鉴于耀县县委干部都随游击队到了苏区，地方党的工作无人组织领导，遂派张仲良为特派员，负责耀县县委工作，并带宋子岐返回耀县前塬地区，继续开展国统区党的工作。此时，由于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委员杜衡在西安被捕叛变革命，使全省党、团组织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革命形势转入低潮。耀县经过王泰吉起义、耀县游击队北上照金后，国民党政府和地方民团加强了对城乡的控制，下令通缉县委和游击队领导人。土豪劣绅、恶霸地主也纷纷反攻倒算，耀县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张仲良回耀县后，许多地方难以立足，只能冒险在农村和部分党员单线秘密接头，在艰险的环境中进行更为隐蔽的活动。11月，张仲良遂去陕甘边参加了红军，耀县县委工作由宋子岐负责。1934年9月，陕甘边南区党委成立，县委遂归其领导。1935年3月，南区党委调宋子岐（后在陕北错误肃反中被杀）到赤淳工委工作，耀县国统区的四个党支部即与上级失去联系，在艰险的环境中坚持更为隐蔽的独立活动。

1936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恢复，即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地下组织。派出各路巡视员分赴各县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恢复与发展国统区内党的组织。1937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驻同官县陈炉镇一带，在耀县城内设立了办事处。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和陕西省委北路巡视员，帮助恢复耀县国统区的党组织。他们通过交通员，和各支部取得联系，对原来的四个农村党支部进行了调整，将阿姑社支部分为南、北两个支部；在上高埝和寺沟北堡新建了两个支部，时共有党员32名。3月，即建立了中共耀县工作委员会（简称耀工委），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郗成斋任县工委书记，委员陈景蕃、郭兴。县工委为加强对农村支部工作的领导，在阿姑社、野狐坡各建立一个区工委，由两名县工委委员分别兼任区工委书记。县工委书记郗成斋负责县城及近郊的组织发展工作，其公开身份是负责同耀（同官、耀县）两县抗日救国会工作，驻国民党耀县党部。

中共耀县工委成立时，正逢耀县传统的农历“二月二”药王山庙会，城乡游人云集，外省、县朝山的人及游客也纷至沓来。耀县工委即时组织各界抗日救国会，在红二方面军战斗剧社和友军十七路军独立旅的配合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县城内和庙会上，演话剧，发表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漫画，前后长达10天。广泛深入的宣传，使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各界人民和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拥护，造成了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浩大声势，在耀县乃至渭北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共耀县工委把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同发展党的组织结合起来。在县城内手工业和商业系统组织了工人救国会和店员救国会；农村普遍组织了村、保救国会。在救国会会员中发展进步分子入党，建立党组织。同年5月，新建了城内工人支部和南乡、小王咀两个农村支部，又将刘家那支部并入泥阳支部。全县党员发展到60多名。这些党员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充分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www.xing528.com)

1937年春，中共陕西省委遂派交通员范世英来耀县，负责指导帮助耀县工委做好党组织的整顿与发展工作。范世英通过县工委交通员郭兴、郭克义与县工委取得联系后，在王堵村城门楼上以开杂货铺作掩护，通过售货、说书、放风筝，组织农村艺人成立“自乐班”等多种方式，广泛接触和联系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领导党支部培养、发展党员；秘密接转《解放日报》《党的生活》等党的报刊文件。同年5月下旬，范世英带领工委委员陈景蕃和党员郭文雄去泾阳县云阳镇参加了省党员代表大会。6月，由范世英主持，在阿姑社北边古庙里召开了党员骨干会，传达了省党员代表会议精神，依照省委指示酝酿成立中共耀县县委。8月，经省委巡视员批准，撤销了耀县工委，正式成立了中共耀县县委，陈景蕃任书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中共耀县县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国统区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中去。

在历时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耀县地方组织在革命的急风暴雨中诞生，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陕甘边党组织在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指引下，走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在耀县西北部的照金地区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点燃了西北革命斗争的烈火。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是毛泽东关于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红色割据光辉思想的体现，是陕西地方党组织和红军武装学习运用毛泽东关于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偏远山区、边境地区建立红色根据地的经验，以巩固和扩大革命力量的一次成功的实践。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仅为长期行军转战、给养没有保障的红军游击队提供了可靠的后援和休整基地，也为开展武装斗争、实行红色割据、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为唤起民众、拯救民族危亡、培养锻炼干部、积蓄革命力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