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根据地照金苏区的陷落

五　陕甘边根据地照金苏区的陷落

红军主力部队的迅速恢复和辉煌战绩，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照金苏区的失败，使国民党最高当局非常震惊。蒋介石数次严令西安绥靖公署调派重兵“围剿”照金苏区，并限期攻克薛家寨。当时的《西京日报》发表了“蒋（介石）再电邵（力子）杨（虎城）肃清薛家寨残匪”的消息。根据地军民，特别是薛家寨红军、游击队指战员不畏强暴，进行了壮烈的保卫战。

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军刘文伯部纠集耀县夏老幺、雷天一民团和淳化、旬邑、宜君、同官县民团，共千余人，乘红军主力离开照金之际，勾结叛徒陈克敏率部向照金苏区发动疯狂“围剿”。兵分数路向薛家寨逼近，企图迅速侵占根据地中心。

此时，游击队主要力量在老爷岭、秀房沟一带作战，薛家寨仅有边区革委会政治保卫队留守，兵寡势孤。在情势危急时，修械所、被服厂、红军医院的干部，工人纷纷挺身而出，拿起武器投入战斗。进犯之敌凭人多势众和优良装备，轮番发动猛烈攻势，游击队据险固守、分布于各个哨位，奋勇阻击。敌累次败北，仍求一逞。游击队巧布地雷阵，并以修械所研制的“麻辫手榴弹”和滚石等武器顽强抗击，阻敌于坚壁之下，敌人死伤甚众，寸步难进。酣战中，山风骤起，大雨滂沱。红军游击队冒雨杀敌，愈战愈勇，坚守于各个哨位点上，敌军人心涣散，畏缩不前。这时，李妙斋、张秀山率游击队主力从秀房沟赶回薛家寨，立即将部队散开，加强各哨位的阻击火力，猛烈反击，使敌狼狈溃退，取得薛家寨第一次保卫战的胜利。但是，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走出北哨门的堞墙，指挥部队乘胜追击时不幸中弹牺牲，使游击队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指挥员。边区特委决定，由吴岱峰继任边区游击队总指挥。

国民党军队多次围攻薛家寨均遭失败，便调集大炮以求得逞。从三原到耀县小丘镇有车道，从小丘镇到照金全是小路。蒋军便到处抓老百姓修路，把迫击炮运到龙家寨上。10月12日，国民党调集四个正规团及周围各县民团以数千之众，携带迫击炮、重机枪等重型武器，向照金苏区发动了规模更大的“围剿”。并沿黄陵、宜君、旬邑、淳化边境构筑了一条堵截线，以十七路军特务团为主力，占领龙家寨，与薛家寨形成对峙局面。10月13日，十七路军特务团依仗猛烈炮火，向薛家寨发动了进攻，边区领导机关率领游击队、红军后勤人员奔向各处险要关隘哨所，全力扼守。国民党军队用迫击炮轮番轰炸，但由于技术差、距离远，游击队在石山上构筑的工事坚如磐石。在炮火的支援下，国民党军队步兵和民团几次试图登山，在红军游击队组织抵抗和前沿阵地大量地雷的杀伤下伤亡惨重，战斗持续了五天。

硬攻不行，就改用偷袭战术。10月18日，特务团一百多人由叛徒陈克敏带路，乘夜从石门工事和后山崾岘旁边的一条石缝攀树上寨，偷袭得手。次日清晨，便在寨上发起进攻。在敌众我寡，腹背受敌的紧急形势下，边区党、政、军领导人果断作出保存实力，分路突围的决定。一路由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吴岱峰、政委张秀山率领，向党家山方向突围；另一路由秦舞山、惠子俊、刘约三带领，从黑田峪方向撤退。在后卫部队掩护下，突围部队冲破堵截，且战且退，转移到照金以北的安全地带。不久，边区领导机关留下一部分游击队在照金地区继续战斗，开展游击战争，其余部队北上甘肃，与主力红军部队会合，并以南梁地区为中心，继续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国民党军队占领薛家寨后，纵兵劫掠、大肆烧杀；反动民团和逃亡地主也纷纷反攻倒算，搜山烧山，到处搜捕和屠杀革命群众，苏区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边区革委会主席周冬至、委员王满堂、王万亮等先后被杀害。

但是，反动派的屠刀是吓不倒革命人民的，照金革命的烽火是无法扑灭的。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照金地区的人民群众继续进行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斗争形式由公开转向隐蔽，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积极配合红军、游击队向盘踞照金的民团进攻，于1934年秋逐步恢复并巩固了照金苏区，照金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六照金苏区的恢复与发展

照金苏区的恢复　陈家坡会议之后，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领导红军和游击队，活跃在陕甘边广大地区，取得张洪镇、合水城、毛家沟门等三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苏区人民的信心。薛家寨失陷后陕甘边特委、红军后方机关在游击队的掩护下分路从薛家寨突围，北上甘肃与主力红军会合。临时总指挥部决定将红军后方机关暂时迁至甘肃南梁地区的平定川一带。

为了进一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1933年11月3日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联席会议。会议以毛泽东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指导，总结了照金苏区斗争和薛家寨失守的经验教训，清算了“左”倾冒险主义推行者杜衡的错误，对党和红军面临的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进行了三天激烈的讨论，统一了思想，最后作出三项重大决议：

一是撤销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由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将西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三支队、少年先锋队改编为红三团，由王世泰任团长，李映南任政委；原红四团改为骑兵团，仍由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改编后，四十二师下辖两个团约400多人、60多匹战马。

二是与会同志根据毛泽东关于“一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的长期存在”和“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的理论和思想，在刘志丹提议下，总结了红二团终南山失败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失守的教训，认识到：进行武装斗争，只有一个根据地不行，必须建立几个根据地，才能使红军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即所谓“狡兔三窟”。为此，会议决定以南梁地区为中心，建立三路游击区，成立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今子长）为中心；第二路以甘肃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红军主力部队居中策应。

三是决定在南梁创建根据地。会议在总结照金苏区失守的教训中认识到：照金靠近咸榆公路，回旋余地受到限制。会议根据刘志丹的提议，经过深入讨论，决定在南梁创建根据地。

包家寨会议，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组织运用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解决陕甘边实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是红二十六军建军史上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是陕甘边革命斗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由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一次关键性会议。

包家寨会议后，陕甘边特委即派干部分赴陕甘交界的广大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开辟游击区；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新组建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四处出击，打击陕甘边地区的驻军和地方民团，为恢复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浴血奋战。(www.xing528.com)

1933年冬，第三路游击队在原照金几个游击队和平子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并在宜君县小石崖的高窑子（今属黄陵）成立了指挥部，王安民任指挥，张仲良任政委。三路游击队成立后，在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大力帮助下，积极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于1934年初采用里应外合的战术，攻克了叛徒陈克敏盘踞的龙家寨。同时，陕甘边特委派金理科、杜宛、李尚勤、黄子文等分别到淳化，耀县，旬邑，宜君，中部（今黄陵）等地宣传和组织群众，组建恢复农民协会、赤卫军、青年和妇女组织；团结、教育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权组织。发动起来的群众，积极支持游击队，通报信息，打击民团。在此期间，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也多次到三路游击区活动。4月23日，攻打了同官县黄堡镇和梁家塬村，击毙营长范子畴，活捉区长梁子峰，打开地主粮仓，分粮救济贫苦农民。4月26日，将旬邑县保安团百余人，围困在淳化县甘咀村沟边的一打麦场内，经过激烈战斗，击毙敌连长，歼敌数十人。夏末，在宜君县偏桥伏击了去肤施县（延安宝塔区）上任的县长及其随从。由于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以及陕甘边第三路游击队的共同努力，照金苏区逐渐恢复。

中共淳耀县委的成立　包家寨会议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以南梁为中心的发展阶段。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建立后，频繁出击，活跃在陕甘边境及三路游击区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新格局。1934年2月25日，中共红四十二师党委主持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今属华池县）召开群众大会，选举成立了新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1934年5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恢复，张秀山任书记；同时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形成。

1934年春，中共陕甘边特委为加强对淳化、耀县、旬邑交界地区的领导，建立了中共赤淳工委。赤淳工委为便于工作，将辖区分为东、西两区，东区包括淳化县的铁王、秦河、安子哇、南村、方里和耀县的照金、柳林、庙湾、香山等地。

1934年7月，陕甘边特委作出决议，“建议四十二师以最大的力量，帮助三路游击队恢复照金苏区，特委责成第三路游击队于十月革命节恢复革命委员会”。9月，陕甘边特委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决定将三路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南区，辖淳化、耀县、旬邑、正宁、中部（今黄陵）、宁县、宜君等县的部分地区。9月中共陕甘边南区委员会和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在宜君县小石崖正式成立，张邦英任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黄子文任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陈国栋任游击队指挥，机关设在黄陵县双龙镇上川高窑子。

陕甘边南区区委和南区革委会成立后，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加强建党建政工作。在耀县境内，金凤歧等在台儿凹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先后建立了16个农民协会，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高山槐、高尔塬、寺坡三个乡苏维埃政府，1934年9月成立了台儿凹区苏维埃政府；赵均歧在周家河一带开展工作，发展党员，于1935年1月建立了中共周家河区委员会和周家河区苏维埃政府。

随着辖区内区乡党政组织的建立，1935年8月，中共淳耀县委员会在淳化县桃渠原成立，郭存信任县委书记，管辖原赤淳工委下属的东区，即淳化县和耀县的交界地区。

淳耀县委成立后，立即开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县委成立后，早已成立的周家河区委即归其领导，同时又成立了桃渠原、铁王两个区委，并陆续在一些乡村建立党的支部。二是抓紧建政工作。县委成立后两个月，即1935年10月在淳化县桃渠原召开了原赤淳工委所属东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淳耀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姚殿森当选主席，芦德明当选副主席。政府设立土地、军事、财政、卫生、劳动、文化等委员。淳耀县苏维埃政府建立后，早已成立的台儿凹区、周家河区苏维埃政府即归其领导，随后又成立了桃渠原（秦河）、铁王、九倾原（南村）3个区苏维埃政府，并陆续建立了一些乡级苏维埃政府。三是继续建立革命武装，大力开展游击战争。淳耀县委成立后，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下辖的第六、第七两个游击支队即归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和淳耀县委双重领导。1935年8月淳耀县委又组织成立了第九游击支队，当年冬又组织成立了铁王区游击队。同年11月，第六、第九游击支队编入陕甘边南区独立营。这些地方革命武装力量在开展游击战争、帮助地方建党建政、巩固红色政权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四是开展土地改革。淳耀县的土地改革是在赤淳工委东区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开展的，县、区、乡均成立有土地委员会，没收地主及富农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和缺少土地的中农，同时给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留一定数量维持基本生活的土地，以村为单位丈量土地，下桩登记，并由政府造册登记，召开群众大会公布。五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县委、县政府发动和组织群众发展生产，采取多种措施减轻农民负担，扶植农民发展生产，使其休养生息，改善生活。同时发展教育事业，破除陈规陋习，开展了禁烟、禁赌、妇女放足等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全县呈现出一派新景象。

与此同时，红二十六军迅速发展壮大，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在反“围剿”斗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巩固。1935年2月5日，根据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中共陕甘边特委、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革命根据地和武装力量。7月，在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领导下，刘志丹指挥西北红军粉碎了国民党陕甘、宁晋四省军队的“围剿”，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共20多县广大地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硕果仅存的最大的红色革命区域。9月15日，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永坪镇，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合，组成以徐海东为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的红十五军团。这时，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出西北代表团，于9月17日召开联席会议，取消西北工委，改组西北军委，成立陕甘晋省委。代表团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错误肃反，他们先后逮捕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党政负责干部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使根据地陷于危险境地。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率领下到达陕北，迅速制止了错误肃反，释放了刘志丹等被捕同志，拯救了西北党、红军及根据地。从此，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大本营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成为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心，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后，为适应抗日战争新形势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陕甘、陕北两省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1936年1月，将陕甘边南区改为关中特区，成立了关中特委和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同时撤销了南区区委和南区苏维埃政府。淳耀县党政组织随即归属关中特委和关中苏维埃政府领导。3月，淳耀县台儿凹区机关迁至虎家河，改称为虎家河区，同时成立了虎家河区委。4月，国民党调集东北军11个师分三路向西北根据地和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采用步步进逼的战术首先向关中特区发动大举进剿，并出动飞机进行轰炸。当时正值中央红军东征后回师陕北，准备挥戈西进，向甘肃、宁夏发展。中央指示关中特区主力部队调离特区，留下各县游击队坚持斗争，关中苏区大部分被敌占领，淳耀县主要领导干部分散到各区乡游击队、赤卫队坚持斗争，淳耀县遂变为游击区。6月，共产党员王克仁（时任国民党淳化县桃渠河联保处主任）率桃渠河联保处自卫队起义，淳耀县委将起义部队组建为第八游击队，投入了反“清剿”战斗。淳耀县委领导淳耀县军民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避实就虚，保存自己，相机作战。同时，苏区军民实行坚壁清野，进犯的国民党军队陷入困境，不久便纷纷撤离。同年秋，关中形势逐渐好转，淳耀县委及时做好战后恢复工作，使全县辖区逐渐恢复和扩大，在九倾原设立了区级建制，成立了九倾原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至此，淳耀县辖桃渠原、铁王、九倾原、虎家河、周家河五个区，依次编为一、二、三、四、五区，区党政机构健全，下属三十个乡，均建立了乡党支部和乡苏维埃政府。为了进一步扩大地方武装力量，11月在铁王区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第十游击支队，12月第七游击支队编入关中独立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陕西地区首先出现了和平的局面。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正式取消，国民党的“剿匪”活动也在陕西地区暂时停止；驻防肤施的东北军也开始撤离，红军随之驻防于此。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驻延安。

1936年12月25日，中共代表博古在西安二府街谢华家中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宣布撤销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恢复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新的省委以贾拓夫为书记，张德生为组织部部长，李一氓为宣传部部长，彭加伦为省委秘书长。省委机关先设在西安二府街，后迁到纸坊巷，1937年初迁往泾阳县云阳镇。

中共陕西省委恢复后，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要求全省各地党组织学习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掌握统一战线工作的艺术。

1937年5月22日至2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泾阳县云阳镇召开代表会议，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杨尚昆参加会议并先后讲话。贾拓夫作了题为《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的报告，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和领导千百万的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为和平民主抗战而奋斗，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并取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党的政策和工作方式要从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中转移到民族统一战线上来，要停止武装暴动与没收地主土地，改苏区的工农民主专政为民主共和制度；要以和平、合法、民主的工作方式代替过去暴烈的和武装斗争的方式。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提高党员干部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认识，1937年春，淳耀县委在安社先后举办六期训练班，对全县党员、干部分期分批地进行了轮训；为了充分发挥各界抗日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积极作用，成立了各抗日群众团体的领导机构；为了充实党的抗日武装力量，第八、第十两个游击支队于1937年2月编入红二方面军。随着抗日救国运动不断深入，使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各界人民和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拥护，全县形成了同仇敌忾、团结抗日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