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市耀州区历史：四反围剿斗争与陈家坡会议

四　反“围剿”斗争与陈家坡会议

红二十六军的迅速壮大，以及照金与渭北根据地的相互呼应，促进了陕西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直接威胁西安。国民党当局极为惊恐，一面调拨大批枪炮装备照金周围各县反动民团，一面派遣大批正规军联合数县民团“围剿”照金苏区。根据地军民在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同仇敌忾，英勇抗击，展开了激烈的反“围剿”斗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1933年2月，国民党当局正规军三个团纠集庙湾等处民团，以孙辅诚为总指挥，联合“围剿”照金苏区。面对十倍于我之敌，杜衡一意孤行，否定了以刘志丹同志为首的主张避开敌人锋芒，跳出照金到外线寻机作战，调动敌人撤离根据地的正确意见，执意把部队拉到芋园，坚守根据地，打防御战。结果坐失良机，待敌进攻，致使红二十六军二团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进攻之敌分三路包围了红二团驻地上芋园和下芋园，红二团进行英勇抗击，由于渭北游击队及时在敌军侧后突袭，打乱了敌人部署，红二团跳出合围，转入外线作战。不久，杜衡返回省委，由汪锋代理团政委。根据地军民并没有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在陕甘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领导下，在红二团外线胜利作战的配合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骚扰袭击进犯之敌，搞得敌人昼夜不宁。根据地以各种形式坚壁清野。敌军疲惫不堪，被迫撤出苏区。

1933年4月下旬，国民党当局调集正规军四个团、六个县民团的兵力，委派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原为共产党员）为总指挥，分四路“围剿”照金苏区。进犯之敌以骑兵团和部分民团寻找红军与游击队决战，其余民团在陕甘两省的淳化、三原、同官、正宁、合水等县分路堵截，八十四师的一个团与十七路军警卫团、特务团相机协助骑兵团进攻苏区。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指挥部、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和红二十六军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特委、指挥部、革委会领导群众和游击队在苏区坚持斗争，开展游击战争，红二十六军转入敌后寻机歼敌，粉碎敌人的“围剿”。会后，红二十六军转战旬邑、宁县、宜君等地，一路破敌，捷报频传，把进犯之敌打得顾此失彼，乱了阵脚。坚持苏区斗争的军民众志成城，以各种灵活机动的战术袭击敌军，连连获胜。加上王泰吉倾向革命，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不愿打红军，因而敷衍塞责，策军缓行，跟在红军后边虚张声势，促使国民党当局的这次“围剿”草草收场。

在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进行艰苦的反“围剿”斗争的关键时刻，杜衡从省委返回红二十六军。他无视反“围剿”斗争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悲观失望，特别是“在重兵‘围剿’面前表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5月25日，红二十六军乘胜返回照金。为了研究苏区工作，制定红二十六军的行动计划，在照金北梁召开的边区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上，杜衡拒绝了刘志丹、习仲勋、金理科等坚持陕甘边根据地，以桥山山脉中段为依托，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意见，主张红二十六军离开照金苏区，南下渭华建立新的根据地，并列举了在渭华建立根据地的种种优越条件。接着，杜衡不顾“省委、陕甘边特委及三原县委一致反对”，强令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途中，杜衡借口向省委汇报工作，私自离开部队，由汪锋代理政委。不久，杜衡在西安被捕叛变，使陕西省委遭到破坏。红二十六军二团渡过渭河后，国民党当局十分惊恐，即调集重兵进行围追堵截，红二十六军二团虽然浴血奋战，但因寡不敌众，加之地形不熟，陷敌重围，苦战一月，最终失败。上百名忠勇红军战士血洒秦岭。

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渭华，受挫终南山，惨遭失败的祸根源于“左”倾机会主义，教训是极其沉痛的。红二团自1932年12月成立之后，转战于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陕甘边境地区，四处寻找战机，经过浴血奋战，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军民同心同德，打土豪、分田地，掀起了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的热潮，贫苦农民积极报名参军，红二十六军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西北地区成立较早、战斗力较强的一支红军主力部队。但是，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却遭到“左”倾机会主义的推行者杜衡的践踏。杜衡不顾刘志丹等同志的一致反对，凭借其军政委的权力，强令红二团到距国民党统治中心西安较近的渭华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致使经过多年努力创建的红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沉痛的教训使党组织逐步认识到，只有走井冈山红色武装割据，在国民党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稳固的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方向。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红二十六军二团刘志丹、王世泰、吴岱峰、高锦纯、黄罗斌等30多名幸存指战员，突破重围，在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掩护下，苦斗三个多月，历经千难万险，先后分途回到照金苏区，投入了新的战斗。

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陕甘边根据地的处境十分危急。照金苏区党政军民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紧张地动员起来，继续坚持斗争，并先后迎接耀县游击队、王泰吉起义部队和渭北根据地组建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等三支革命武装会师照金，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缓解了苏区的危急局面，增强了根据地群众斗争的信心。

耀县游击队和抗日义勇军相继进入照金苏区后，在陕甘边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统一领导下，于高山槐打退了耀县雷天一民团的进攻，配合当地武装消灭了照金后沟寨子张彦宁民团，反击了国民党十七路军孙友仁特务团的“追剿”，根据地人民群众很受鼓舞。(www.xing528.com)

7月下旬，三原中心县委根据省委指示，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在国民党重兵“围剿”渭北苏区的严峻形势下，红四团与之周旋激战后，由黄子祥、杨森等带领，于8月初进入照金苏区。

三支革命武装的到来，壮大了苏区的武装力量，特别是王泰吉起义部队带来了一批轻重武器，其中有一百挺没有安装的手提式机关枪和几门迫击炮，这在当时是十分可观的先进武器，大大加强了革命武装的武器装备，缓解了苏区的危急局面，增强了根据地群众斗争的信心，为恢复重建红二十六军奠定了基础。

但是，红军和照金苏区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一方面，陕西省委遭到破坏，红二团南下失败，王泰吉起义失利，渭北苏区失守，党和红军、苏区受到了严重损失，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更加疯狂地进行“围剿”，使苏区承受的压力增大，分散活动的革命武装不断受到挫折，时时有被分割消灭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恢复发展红军主力，粉碎“围剿”，坚持并发展根据地成为当前的紧迫任务。

在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的严峻形势下，陕甘边特委独立地担负起领导陕甘边地区党、政、军的重任。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秦舞山、杨森、高岗、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黄子祥、王伯栋及红四团与游击队连以上干部和抗日义勇军中的党员干部。会议分析了三支革命武装汇集照金后的斗争形势和紧迫任务，经过激烈争论，克服了一部分同志存在的悲观失望情绪，否定了主张分散活动的意见，统一了认识。会议决定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恢复红军主力，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已恢复党籍）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红四团。会议还制定了不打大仗，集中优势兵力，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深入陕甘边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后，锋芒首指让义村、庙湾，歼灭雷天一、夏老幺民团各一部，乘胜袭击了柳林镇民团。照金周围的敌人被红军声威所震慑，纷纷龟缩据点以求自保，暂时不敢贸然向苏区进犯。

为了扩大红军和根据地的影响，筹集各种物资，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转入外线作战，出击旬邑、合水地区。9月中旬，红军主力开始向旬邑方向移动。进军途中，与强世卿率领的陕北红军游击队一支队相遇，遂合兵一处，继续西进。9月25日，红军在旬邑底庙地区设计歼灭该县民团一部。接着又智取了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歼敌一百多人，打死了县民团团总，镇压了国民党旬邑县党部书记长和一批罪大恶极的豪绅，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布匹等物资。红军在张洪镇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进行了打土豪、分粮食活动。次日，红军主力冒雨返回照金。

10月4日（农历中秋节），刘志丹、王世泰、杨琪等30多位红二团骨干成员历经艰难曲折，先后辗转返回照金，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之后，刘志丹任红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其他从南山返回的同志到部队担任领导骨干或回陕北继续进行武装斗争。

10月12日，红军主力再次出征甘肃合水县境黑木原。18日深夜，红军以奇袭战术一举攻克合水县城，消灭了驻军一个连和几十名民团，俘获县长及一批豪绅，缴枪一百多支，打开监狱，营救出一批被关押的同志，缴获了大批布匹、银元和武器弹药。红军声威震撼陕甘，人民群众欢欣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