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铜川市耀州区的早期传播

二　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耀县一批进步知识分子马天闲、成逊三、任耀亭、段峻生等发扬辛亥革命先贤宋向辰、樊灵山、胡定伯舍身投入革命的精神，积极创办新学，组织成立平民教育委员会。1913年，“耀州劝学所”改为耀县学务局，马天闲继任局长，将“文正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定名为耀县第一高等小学。先后创办了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第二高等小学、女子小学、蚕桑职业学校等，传播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思想。一批有志于兴国图强的热血青年何尚志、刘林圃、张邦英、曹雯等相继走出县境，到上海、西安等地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在外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大部分成为后来中共耀县地方组织的创建者，共产党的重要干部。

1923年，耀县演池乡刘寨村（时属同官县）青年学生何尚志（1897—1931，笔名上止）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的校长是辛亥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于右任先生，中共著名领导人邓中夏、瞿秋白先后在校担任领导职务。何尚志就读的社会学系由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任系主任。不久，何尚志在校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共进社”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1925年，何尚志被党组织派往张家口国民军冯玉祥部，为苏联顾问团担任翻译，乘工作之便向苏联顾问学习共产主义理论和军事知识。1926年何尚志受党中央的委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军事。在莫斯科学习期间，何尚志时刻关注祖国，关注家乡人民的前途和命运。他多次给亲友写信，详细介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真实生活情况。1927年3月在写给叔父何宜丞的信中预言：中国人民非走苏联十月革命这条道路不可，劳动人民就是将来世界的主人公。

1929年，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南方革命根据地急需能担负组织和领导武装斗争的政治军事人才，何尚志提前回国奔赴上海。1930年7月，鄂北红军游击队奉命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第二十六师，张香山任师长（后为赵侗），宋益庵任党代表，何尚志任参谋长。红九军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当局闻之震惊，调动万余兵力进行“围剿”。何尚志协助师长赵侗在鄂北枣阳的琚湾指挥红军，进行英勇反击，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被捕。蒋军如获至宝，软硬兼施，企图从他口中得到共产党和红军的重要情报。何尚志严守党的机密，视死如归，英勇就义。何尚志是耀县籍最早的中共党员，也是最早为中国革命献身的中共党员。(www.xing528.com)

1926年，耀县籍有志青年刘林圃（1909—1932）考入唐生智在长沙办的黄埔军校湖南分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参与领导平津地区爱国人士游行示威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仍心系革命。1932年，他跋山涉水，去甘肃正宁县三嘉原会见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返回耀县后，立即向陕西省委写信，提出：“西北反帝同盟军”称谓不够鲜明，建议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很快被省委采纳，并将刘林圃调到省委工作，担任省委军委秘书，后负责组织工作。4月，省委决定在驻防凤县的十七路军警备三旅共产党员习仲勋所在营发动兵变，派刘林圃以陕西省委军委特派员的身份前去领导。经过周密策划和组织准备，趁军队移防甘肃，途经两当县宿营之机，处决了反动军官，宣布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五支队，许天杰为队长，习仲勋任政委。“两当兵变”后，部队北进，沿途连遭当地驻军拦截追击，终因弹尽粮绝而被打散。刘林圃回西安后，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西安当局软硬兼施，百般折磨，但他浩气凛然，坚贞不屈，并向狱中难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的腐败，鼓励他们坚持斗争。最后，西安当局得不到他的真实姓名，只好按其自述，插上“山东匪首张庆云”的标牌，杀害于西安习武园，时年仅23岁。刘林圃就义一周年时，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刘志丹亲撰挽联“英雄志向实伟大，勇士流血最光荣”以寄哀思。

1927年4月，在西安东关民立中学上学的耀县籍学生张邦英、曹雯经张汝慎（渭华起义中牺牲）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耀县青年在外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期间，通过书信等不断将《新青年》《共进》等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杂志、书籍寄回家乡，使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在渭北耀县初步得到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