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来到中国吉林省下九台县我兄处寻找职业，1937年8月考入满洲国外务局文书科电信室充雇员，1939年5月我辞去原职，在满洲畜产株式会社监察课任职员。翌年12月我为了实现为日本帝国主义忠实服务的理想，经该社监察课课长田川俊夫的介绍，由长春来到张家口蒙疆畜产股份有限公司庶务课任职员，后又任牲畜课职员。1944年2月被征入伍，在独立步兵第一旅团光武大队五中队任二等兵，驻扎在石家庄，大队转至灵寿县时，受干部候补生教育，又转至正定。以后在石家庄预备士官学校受于部候补生教育。1944年12月升任军曹，1945年7月11日被调到第一一四师团第八三旅团二○一大队五中队任见习士官，驻扎在山西省汾阳县。1945年8月20日升为少尉小队长，直到1946年2月为止。
问：你承认你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了严重的罪恶行为吗？
答：我承认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了严重的罪恶行为。
问：你具体地谈谈你犯了什么罪行？
答：具体地说我是做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侵略的工具。首先是我在满洲外务局时期的罪恶活动。满洲国外务局文书科电信室是担任外务局和其管辖各机关——即驻前苏联赤塔领事馆、布拉格威斯臣斯克领事馆、驻波兰领事馆、驻意大利公使馆、驻德国大使馆、驻日本大使馆、满洲里办事处、里河办事处、绥汾河办事处、哈尔滨特派员公署、山海关办事处、驻蒙代表部、驻北京大使馆、上海通商代表部、驻天津总领馆等处之间的普通联络与秘密联络的特务通信机关。在我任职时期该室人员共有6名，主任是大竹事务官，他以下有属官2名、雇员3名。
我担任该电信室的雇员，作密码的翻译工作。我在该室进行特务通信活动中所处理的秘密通信，因其次数很多，现我不能一一供述，我记忆的重要通信内容有：1938年满洲国要求加入日、德、意三国反共同盟的联络和关于黑龙江的水流、结冰、解冰情况，以及满洲国政府对驻苏领事馆的对苏抗议的指示，驻苏领事馆来的密码情报。1938年9月我曾协助主任大竹事务官制作了新暗号书，并教给新人员翻译电码工作。
我在满洲畜产株式会社监察课任职员时期的罪行是：积极执行监察课的任务，检查管辖下的出张所，加强了该社掠夺中国牲畜的工作。具体地说：1939年我和监察课课员中泽赴锦州出张所调查该出张所的制脂工厂的生产量，给该社提供了运营的资料。翌年9月我又同该社经理课小川出差到佳木斯出张所检查该出张所的通河、依兰、富锦、佳木斯、千振等代理收买店的账簿、皮革的品质，以及猪皮的收购情况，在回到该社后向监察课长田川俊夫和营业部长高木贞一提出关于变更佳木斯出张所的人员和严格禁止私人宰猪等意见。
问：你在蒙疆畜产股份有限公司任庶务课职员及牲畜课职员期间有罪恶吗？
答：有罪恶。我在这一段所犯的主要罪恶是掠夺蒙古地区的牲口、家畜。
首先，我在该公司多伦出张所当职员任经理系兼庶务系时期，于1941年8月至10月间，我和该出张所长三重野明治、业务系堀部敏雄共谋使用三重野明治所熟悉的中国人韩锡文，在多伦地区掠夺收购了800头牛，卖给热河省赤峰家畜组合。
同年8月至11月间，我依据该出张所长三重野明治的指示，亲自订出具体计划，在多伦地区强购了干草100万斤。
1942年7月，我在该公司张北出张所经理系时，曾到察哈尔盟张北县使用中国商人强制收购小猪2000口。又在同年9月至11月间，在张家口强制收购了干草80万斤。
1943年9月，在东阿巴嘎旗我命令合作社协助我收买牛200头。7月至9月间在出张所我收买30头牛。
1943年1月8日至22日，我受该社牲畜课长生田久太郎及董事长山田胜三郎之指示，在察哈尔盟上都旗强制收购了200头马，送交日军军马补充部张北支部。(www.xing528.com)
同年3月4日至4月13日间，我又受董事长山田胜三郎、牲畜课长生田久太郎指示出差到锡林郭勒盟贝子庙，我命令该地出张所牲畜系职员关明由该盟西浩济特旗内强制购买200头牛。
同年7月，我为了帮助业务而到贝子庙出张所担任牲畜的购买、贩卖和管理工作时，依据该出张所业务计划，我亲自订出具体的收购计划，委托东阿巴嘎旗长强制收购了约500头牛。同时又强制使用中国商人收购了东阿巴嘎旗和西乌济穆沁旗内的牛约500头。
同年7月至9月间，强制使用中国商人收购了西乌济穆沁旗、东阿巴嘎旗、东阿巴哈那尔旗、西阿巴哈那尔旗、东苏呢特旗等地区的羊约8300只、约500头牛。
同年10月，我委托东苏呢特旗公署顾问后藤和在该公署内的外务省研究生崎山喜三郎，使旗公署协助我强制收购了该旗内的180匹马。同时在西阿巴嘎旗公署南方约40公里的村庄强制收购500头牛，供给日本海军食用。同月末，又委托东阿巴嘎旗公署顾问德重，使该旗协助我在冬季王府强制购买约100头牛。此外，1944年1月我在西阿巴嘎旗强制收购3匹马、2头骆驼。
在上述强制收购的同时，我还在蒙古地区进行了军事上必要事项和经济状况的调查。当时在蒙疆畜产公司内虽无调查机构（并无特别名称，只是由各日人调查，这是上级付给的任务），但各日人职员均负有调查的责任，这是上级给我们的任务。该公司主要负责人是总务部长平松金次、牲畜课长生田久太郎，在此下边有我和吉本义雄、松本幸四郎、金山、堀部敏雄、关明楠等人员负责调查。1941年6月至1944年1月间，我曾结合牲口的掠夺亲自调查了多伦至贝子庙之间、张北至正白旗之间以及锡林郭勒盟、西阿巴哈那尔旗的地形、道路、沙漠、湿地、井、池等情况，并将这些情报报告给总务部长平松金次转报日本陆军驻蒙军司令部。我知道，我们所调查的这些材料是日本军部准备侵略蒙古的具体计划的资料。
另一方面，依据该公司本身的目的（掠夺蒙古地区的牲畜），我曾调查过蒙古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交换物资情况，在冬期掠夺收购军用马匹的可能性、牝羊分布、马匹的种类等，并同样将其报告给总务部长平松金次、牲畜课长生田久太郎，作为加强掠夺蒙古地区和平居民牲畜的根据。
此外，我曾对日军军马补充部张北支部长藤田少佐说：冬天不容易买马，建议在夏天时用军队力量强买马匹。后来他按照了我的意见，带兵强制收购马匹很多（详情不知）。以上是我在蒙古地区的历来行为。
问：你在河北省石家庄灵寿县受干部候补生教育时期亦有犯罪行为么？
答：有罪恶。我虽然是在受教育期间，但为了屠杀中国人民，还常常出发各地活动。如：
1944年7月，干部候补生队为了肃清抗日活动而向河北省正定县、新安驿等地区出动。在新安驿西方12公里处，我和田中雄二以抗日民兵嫌疑用枪射杀了逃走中的和平居民1名。
1944年4月我在灵寿县城西门外破坏庙1座。同年7月在该县西北方12公里的村庄掠夺猪2口。
1954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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