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 妈
李致的姨妈(右)和李致的子女。1972年春在成都。
我说的姨妈,是一位同事的姨妈,也是我们的姨妈。
五十年代初,我的女儿诞生了。当时我在青年团重庆市沙磁区委工作,妻子在重庆第二钢铁厂工作,成天忙到晚,没有时间带孩子,也不懂怎样带孩子。好在是供给制,有孩子就有保姆费。我们不知在哪儿找保姆,一位好心的同事把她的姨妈推荐给我们。
姨妈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她是普通的农村妇女,一字不识。丈夫是大学体育系的学生,两人捏不到一块儿,没有儿女。拖下去不是办法,她终于与丈夫分手,自己离家找工作。第一次工作就是到我们家带孩子。
姨妈衣着整洁大方。我们出外办事或游玩,别人都以为我们是一家人。女儿从开始说话起就叫姨妈为婆婆。不久我母亲从成都来看望我们,我女儿理所应当叫她为婆婆;但又怎样称呼姨妈呢?正考虑如何加以区别,女儿突然叫我母亲为亲婆、仍叫姨妈为婆婆。这个两全齐美的叫法解决了我的难题。我问女儿是谁教你的,她说婆婆告诉她,从成都来的才是她的亲婆婆。
朝夕相处,姨妈对我们有基本的了解和信任。一九五五年搞所谓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我已到共青团重庆市委工作,是被审查对象。许多人迫于压力和我划清界限,连话也不说。姨妈和平时一样带孩子、并关心我的生活。她知道我不喜欢吃早饭,每天早煮好牛奶鸡蛋一定要我吃了才去办公室。后来知道,当时有人多次动员她揭发我。她说:“过去的事我不知道,现在的事我不能昧良心乱说。”
我女儿非常喜爱她的婆婆,只要婆婆不在,女儿就找,找不到就哭。一九五七年底,我调共青团四川省委工作,姨妈和我们一起到成都。有一次姨妈必须回重庆,我们怕女儿不放她走,提前把女儿带到人民公园玩儿。可是女儿回家发现婆婆走了,放声大哭,脖子上的筋胀得又粗又大。幸好姨妈惦记着我女儿,两三天就回来了。不久我们的儿子出生,姨妈就带两个孩子,当时“大跃进”,晚上无事要加班,白天得上楼顶去赶麻雀,半夜常被叫去参加土法炼钢,星期天还必须去人民公园挖池塘。如果没有姨妈,真不知拿着两个孩子怎么办?
生活中难免没有笑料。有天吃午饭,姨妈突然提出要我帮她写首诗,说街道办事处布置的,她写不出。我不赞成“全民写诗”,没有同意。她再三恳求,我便开玩笑地胡凑了四句:“大跃进呀真正好,一人一诗少不了;做不出诗怎么办,赶快去把干部找。”
“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影响各家各户。不少家庭因粮食问题发生矛盾,保姆吃孩子的口粮和食品的事屡见不鲜。我们家没有这些问题,却发现两腿略有浮肿的姨妈,把自己的饭菜让一些给孩子吃。我和妻子极为感动,坚决反对她这样做。为了保证姨妈吃够自己的定量,我们实行了平均分配菜饭,一人一份的吃法。当时机关食堂的馒头只供应干部,不供应家属。卖馒头的同志边卖边叫:“干部才买!干部才买!”一天,姨妈告诉我们,年仅两岁多的儿子说他长大了要当干部,好给婆婆买馒头。姨妈讲话时露出笑容,看得出她从中得到安慰。(www.xing528.com)
供应不足使我骨瘦如柴,在一九六○年病了一场,住了三个月医院才回家。我长期有午睡习惯,最怕人打扰。姨妈坚决维护我的午睡。我母亲说,有一次她中午上楼找我,姨妈挡住她,说我在午睡。母亲开始有点反感,后来又想到姨妈是为我好,便听从了她的意见。我既感谢姨妈忠于职守,又感谢我母亲能理解这一点。
姨妈是我们家不可缺少的成员。她单身一人,与我们的关系又这样密切,妻子和我一个共同心愿:以后孩子大了,姨妈就帮我们做点事;将来她老了,就在我们家养老。妻子把这个心愿告诉姨妈,她十分乐于接受。
一九六四年春节,我奉命调共青团中央工作。机关事先了解家庭情况,我如实作了汇报。幸蒙照顾,我和妻子,儿女,姨妈,一起进入北京。可是大机关是非多,不久我就深感姨妈留在北京会引起麻烦,因为她丈夫家里可能是小地主,最好让她回重庆暂住。这个办法虽好,但又怕姨妈接受不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左”的思潮越来越泛滥,许多机关在“清理阶级队伍”,使我感到担心。正在山西参加“四清”的妻子来信,建议我开诚布公地与姨妈商量。没想到姨妈通情达理,极为爽快地同意回重庆暂住。
姨妈离开北京的晚上,我和女儿把她送到火车站。姨妈牵着女儿的手,两人眼里都充满泪水。姨妈在我们家工作了十一年。从重庆沙坪坝区到重庆市中心区,从重庆到成都,从成都到北京,但现在必须分手了。尽管我们一定遵守诺言,不会做昧良心的事,但一种负疚感压得我胸闷。那时我们家经济困难,只能为姨妈买一张硬座票。与姨妈同坐的妇女看见我们难舍难分,好心地问我女儿,为什么不给婆婆买张卧铺票?我听了感到无地自容。
姨妈走后我们很不习惯,特别是两个孩子。“文革”期间,我才庆幸姨妈暂离开我们。如果姨妈在机关,亲眼看见我被斗争、抄家、关“牛棚”,亲眼看见两个孩子没人管,她会非常难受。一个自称为“老干部”的造反派揭发我的“罪行”,就我们和姨妈的关系作了恶毒的诬蔑,说我像黄世仁一样,“吃了饭就睡午觉”。这并不奇怪,她怎么懂得人间真情?端午节是姨妈的生日。每到端午,全家人想念她,年年如此。一九七○年初,我带女儿和儿子回成都探亲,专门去重庆找到姨妈。五年不见,姨妈头上有了白发。姨妈看见两个孩子长大了,显得格外高兴。我趁机向姨妈表示,我们一定要争取调回成都。一九七一年我们回成都探亲,又把姨妈接到成都玩了一周。
我们家在一九七三年全部回到成都。妻子每次出差到重庆都会去看望姨妈,姨妈住在街边一幢楼房五楼上一间阴暗的小屋,白天做活都要开电灯。我们为姨妈的困境担忧。不久女儿上了重庆大学,经常与婆婆见面,婆婆仍像过去那样关心和照顾她,给她做裙子、缝棉袄。女儿和婆婆相约,等她大学毕业,一起回成都。粉碎“四人帮”后有了团聚的可能。一九七八年秋,姨妈带着一个小孩来我们家住了十天。当时说定:半年后这孩子上幼儿园,按过去的承诺,姨妈就来我们家长住,再也不分开。
谁知姨妈回重庆不久就病倒在床,最后查出是肝癌。一九七九年,我女婿代表全家到重庆看望姨妈,她已经不行了,一周后病逝。天下最痛苦的事,莫非一个美好的愿望,等了很久刚能实现,突然又破灭了。我想姨妈一定带着最大的遗憾离开人世!
我们虽在人世,这遗憾也将伴随终身!
1999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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