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理解父亲：铭记在心的人

终于理解父亲

我父亲在一九三一年春自杀身亡。那时我只有一岁零四个月，谈不上对他有什么了解。我说不清楚自己的父亲，只能说自己对父亲的认识和感情的转变。

一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母亲卧室里就挂着一张颇大的照片，我天天看见它。照片上的人眉清目秀，身着西服。不管我站在什么地方，他的眼睛都望着我，使我既感到陌生，又感到亲切。母亲说他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名李尧枚，字卜贤。从母亲和长辈那儿，我听到许多人称赞父亲的话。众口同声，说他是好人。在学校功课好，中学毕业考试名列第一。在家学过武术，舞剑曾得众人喝彩。喜欢阅读五四以来的新书报。热心为亲友帮忙，会办事，家里和亲友家的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帮亲友做生意，亏了他赔钱。还懂医，能为亲友看些小病。脾气特别好，亲友中发生什么矛盾，他去劝解，甚至给双方作揖，说是他的不是。他死后，连邻居、小贩都感到惋惜。……但所有的人都说他不该自杀。

二姐三姐四姐和我，因为年龄小，加上母亲身兼父职，似乎未感到缺少父亲的不幸。只有大姐对父亲感情特别深，一提到父亲她就流泪。半个世纪以后，她才告诉我，父亲很爱她。当年她和父亲同睡一张大床。父亲喜欢读新书报，每晚读到深夜，她至今还记得父亲读书时的背影。父亲给她订了《小朋友》和《儿童世界》，对她有很大影响。父亲爱带她出去玩，买糖果招待她的小朋友。一九二九年，父亲从上海回来正是中秋节，她在大门外玩，父亲一下轿就摸她的头。父亲去世后，大姐十分痛苦，长期用写日记的方式倾诉她对父亲的感情。

我没有这些经历和感受。听母亲说，父亲去世前，我只会为他提拖鞋。我看见过一张旧照片，父亲抱着大约仅半岁的我。我用嘴含着自己的指头。父亲用右手顶着我的脚，用左手抱着我的腰。当然看见过父亲的很多遗物，包括我用来玩的父亲的打针用具。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二

母亲经历千辛万苦，把四个姐姐和我带大。父亲自杀，家庭破产，亲友逼债。继祖母卖了自己的养赡田产还债。有些亲友甚至拿走家里的字画和别的实物。面对没有父亲的五个孩子怎么办？这无疑是母亲最困难的时候。我太小，根本不知母亲的痛苦。幸亏在天津当教员的三爸李尧林，担负起全家的生活费用。

日本鬼子侵略我国，交通中断，三爸无法寄钱来。继祖母和母亲分别带孩子回娘家住。母亲靠变卖旧衣物、绘画刺绣、卖豆腐乳、“请会”拿“头会”等办法养活我们，供我们读书。有一次，母亲出去办事，不知遇到什么困难，她在人力车上，用手打自己的耳光，我吓得拉住她的手。还有一次，母亲因劳累过度，胃病大发，痛得从床上滚到床下。每当这些时候，我十分难受，心想为什么一切困难都让母亲一人承受？

四十年代初期，四爸两次回成都。他目睹家里的困难，主动担负起全家的生活费用。为节约开支，我们又和继祖母住在一起。这次住在一起，可能是因为生活困难，加上传统的婆媳关系，每当继祖母心情不好，常在晚上训斥母亲，时间很长。我睡在隔壁房间，听得清清楚楚。我为母亲不平，长时间不能入眠，常高声喊叫母亲，但任我千呼万唤，母亲都不敢回自己的房间。这时，我内心深处常埋怨父亲，为什么扔下母亲而去？

抗日战争时，学校搬到乡下踏水桥，离城五六里。每遇下雨，满地泥泞，我和四姐在风雨中戴着斗笠，举步维艰。有几次风大，斗笠被吹走，人跌在地上。许多同学有父亲来接，令我们羡慕不已。

如果有父亲多好！……

三

上中学的时候，读了四爸李尧棠（即作家巴金）的小说《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我才对父亲有所了解。《家》中的高觉新的性格类似我父亲的性格。父亲自小就很聪慧。他对化学很有兴趣，希望将来能去上海或北平上大学，以后再到德国留学，脑子里充满美丽的幻想。可是高中毕业后，祖父给他娶了妻子，结婚不久又为他找了工作。父亲顺从着，毫不反抗，但回到自己屋子却伤心地流泪。二十四元的月薪断送了他的前程。祖父逝世后，父亲又担负起我们这一房的生活重担。五四运动发生了，父亲和三爸四爸都受到新思潮的洗礼。我父亲的“被遗忘了的青春也给唤醒了”。父亲经常买回新书报，他们贪婪地阅读这些书报，接受新思想。父亲的见解比较温和，他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正如四爸所说，我父亲“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这是以后所发生的悲剧的根源。

父亲的父亲先逝世，到他的祖父死后，父亲做了承重孙，成了明枪暗箭的目标。他到处磕头作揖想讨好别人，也没用处。四爸说，他和三爸“带反抗性的言行”又给我父亲招来更多的麻烦。我的哥哥李国嘉在四岁多时突患脑膜炎逝世，对父亲是一个更大的打击：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精神抑郁，偶尔还出现过神经错乱的现象。后来，父亲帮助三爸和四爸去南京读书，又支持四爸去法国留学，希望他们学成后回来兴家立业。由于大家庭分家，田产收入减少，父亲曾另想办法增加收入。开过书店，但因经办人选择不当关门。继而把田产抵押出去，希望用贴现的办法取得较高的利息。不料他生了一场大病，等他病好才知道好几个银行倒闭，全家的“养命根源已化成水”。他感到愧对全家，终于服大量的安眠药自杀！

知道这些情况，我对父亲有了一定的认识，他是好人，是旧社会的受害者。但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我不满他采用自杀的办法。父亲离开人世，把母亲和五个子女留在人间，让母亲独自承担莫大的痛苦和灾难。

四

从五十年代起，在和四爸巴金的接触中，我发现他对我父亲有极为深厚的感情。他曾对我说，你父亲如果放下绅士的面子，过一般人的简单的生活，完全可以不自杀。他懂医，可以好好学医，成为一个好医生。

为我父亲，我和四爸有过辩论。

四爸曾答应我将来去上海时，他陪我玩。一九六四年九月我第一次去上海，我提出要去给三爸扫墓。我没见过三爸，但我非常尊重他。主要原因是父亲去世后，他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主动用教员的薪水供给我们全家生活费用，努力工作，省吃俭用，直至抗战开始后联系中断。当抗战胜利时，三爸贫病交加，逝于上海。四爸同意我的要求，在一个下午雇了一辆三轮车，我们冒着烈日，同去虹桥公墓。我在墓地向三爸鞠躬，感激和尊敬，使我流了眼泪。

在去墓地的三轮车上谈到父亲。我第一次向四爸表示了对父亲的看法，说他丢下母亲和子女去自杀，太不负责任。我当时年轻气盛，用语相当激烈。谁也说不服对方。只记得四爸感慨地说：“连你都不理解，小林他们就更难说了。”(www.xing528.com)

对父亲的“谴责”，在我心中保留了几十年。特别是我有了孩子以后，我非常喜爱我的两个孩子。我用玩、讲故事等办法启发他们的智力，促进他们的全面成长。女儿两次生病，怕她抽筋，我守通夜，困了用冷水浇头。为了引起儿子小时候读书的兴趣，我花了几个月时间，连续在晚上给儿子讲完《水浒传》，以后他在八九岁竟自己读完《三国演义》。儿子跟我去干校，整个冬天我们睡在一间小床上，互相用身体温暖对方。想到自己没有体会过父爱，实在遗憾。“文革”中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当牛鬼，进“牛棚”，被批斗和殴打，我从没想到自杀。原因之一，是我不能让孩子没有父亲。

五

八十年代初期，一次我去上海。一天上午，四爸拿了一叠信纸给我，说这是我父亲给他的四封信。我知道三爸四爸离开四川以后，父亲经常给他们写信。四爸很珍惜这些信，把一百多封信装订成三册，保存了四十多年。“文革”前夕，为避免引起麻烦，四爸横下心烧掉这些信。一九八○年，四爸回忆到这件事时曾说：“毁掉它们，我感到心疼，仿佛毁掉我的过去，仿佛跟我的大哥永别。”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的字迹，也是第一次读到他们兄弟间的信。一九二九年七月，在分别六年以后，父亲到上海，与四爸相聚了一个多月。三爸当时在天津，未到上海相聚。这四封信是我父亲回成都后写的。前三封写于一九二九年，后一封写于一九三〇年。因为尚未装订，烧毁时漏掉，才被留下。以后被抄走，落实政策时退回。我一下就被信的内容所吸引，几乎是流着泪把它看完的。看一次当然不够。征得四爸同意，我把父亲的信带回成都复印，再把原件寄给他。原件他要捐给现代文学馆。

这四封信增进了我对父亲的理解。

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父亲谈到“对人类的爱”。由于四爸在小说《灭亡》的《序》中谈到过他和我父亲的差异，父亲在信中表示了他对当时社会的看法，说：“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的心情，无价的黄金，这两项都是我俩所不要的，不喜的。”在谈到他俩的差异时，父亲说四爸“对现代社会失之过冷”，而他对“现代社会失之过热”，所以他俩“不是合于现代社会的”。接着父亲又强调“我俩对人类的爱是很坚的”，“我两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各秉着他父母给他的一点良心，向前乱碰罢了”。

我父亲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四爸写小说《家》。他在信上说：“《春梦》（即以后的小说《家》），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我现在恭恭敬敬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暇把它写成罢。”他还鼓励四爸不要怕，说：“《块肉余生》（即狄更斯的《大卫·高柏菲尔》）过于害怕就写不出来了。”

父亲与四爸的兄弟之情，充满字里行间。父亲在第一封信里说：“你们走后我就睡在舱里哭，一直到三点半钟船开始起锚，我才走出来，望着星光闪闪的上海，嘴里不住地说：‘别了，上海！别了，亲爱的弟弟们！’上海，我本不大喜欢，但是我的弟弟住在那里，我就喜欢他了。”另一封信上又说：“弟弟，我此次回来，一直到现在，终是失魂落魄的。我的心的确掉在上海了。……我无日无夜的在想念你。弟弟，我回来，我仍在我屋里设一间行军床，仍不挂帐子，每夜仍然是照上海时那个样子吃茶看书。然而在上海看书过迟，你一定要催促我。……”还说：“我是不再看电影了。因为没有他弟弟坐在他旁边替他解释剧情了。弟弟，他要他弟弟回来，他才得快乐啊！”

关心和尊重人也在信中体现。父亲在上海时，常和四爸去一家叫三和公的饭馆吃饭，回成都后还念念不忘。他说：“你要吃西餐，请人照顾一下三和公罢，因为他对你和我两个很好的。茶房我走时一共给了三块钱，但是对那个笑嘻嘻的堂倌和那几个山东人，我是很抱歉的。你照顾一下也好，因为我俩是时常在那里一块吃饭啊！”

父亲在信上已有自杀的念头。他说：“我也是陷于矛盾而不能自拔之一人，奈何！……此时暂不自辩，将来弟总知道兄非虚语。恐到那时，弟都忘却兄了。唉！”正如四爸以后所说：“他始终未说出原因来，所以我不曾重视他的话。”

我通过这四封信，接触到父亲的心灵。他不是不热爱和留恋生活，更不是回避矛盾抛弃亲人。他阅读《新青年》杂志，喜欢狄更斯的小说《大卫·高柏菲尔》，爱听G·F·的唱片《SonnyBoy》。家庭破产，父亲觉得对不起全家，企图自杀，正因他舍不得家人，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把它毁掉。最后一封遗书中写道：“算了吧，如果活下去，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随随便便分尸也可，或者听野兽吃也可。因为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这是我以后读到的）。自杀前二十多天，父亲借自己的生日，请了全家人（包括佣人）看戏，以示惜别。父亲自杀当夜，他几次来看望母亲和我们几姐妹。第二天早上，全家乱成一团。我和二姐三姐四姐人小不懂事，唯大姐痛苦不已。她拼命地喊爹爹，多次用手扳开父亲的眼睛，希望把父亲叫醒，但这时已“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此后我不再谴责父亲对母亲和子女不负责任。尽管我仍不赞成他自杀。对四爸在小说《秋》里，没有让觉新自杀，我也有了新的理解。四爸本想通过《家》鼓励父亲，勇敢地面对生活。但小说的《序》刚在《上海时报》连载，父亲就在成都自杀了。四爸为此感到“终生遗憾”。写到《秋》的结尾，四爸既想给读者希望，更不忍心觉新在他笔下死去。

六

从此，对我父亲，我与巴老（即四爸）有了更多的话题。

八十年代我常去上海。有天早上和巴老在花园散步，巴老说他发现自己不如写《家》时那样勇敢，身上有时还有觉新的东西。可惜谈话被打断，未继续下去。

一九八六年春，我就父亲的四封信，与巴老有一次较长的谈话。巴老为我父亲一九二九年七月来上海，他们未能与三爸相聚，感到十分遗憾。当时，巴老曾以他和我父亲两人的名义约三爸来上海，但三爸以暑期要为学生补课为由，没有成行。巴老说，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去信中没有解决路费问题，失去了三兄弟分别六年再聚的机会。以往在成都，大家都向往杭州，这在小说《家》和《春》中通过高家的兄妹多有描写。巴老一连几次对我说，真不知道那一次为什么没与你父亲一起去杭州玩？感到十分遗憾。当然，最令巴老痛苦的事，是两个哥哥都是因没有钱而死去。巴老痛哭失声地说，我现在有钱，但钱有什么用？我又不想过好生活。

九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去杭州看望巴老。巴老对我说，一个人做点好事，总不会被人忘记。我时常想起你父亲，他对我有很多帮助。你三爸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我要帮助他们，结果没有机会了。我知道，我可能不会被人忘记，但我希望他两人也被人记住。两年后，我第二次去杭州看望巴老。巴老再一次谈到我父亲和三爸，他说：“我们三兄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愿意多为别人着想，做出自己的奉献。”这一点，我感到很重要，是理解他们三兄弟的关键。巴老希望他们三兄弟能在“慧园”见面，即在“慧园”设一个展览室。尽管我回来即向成都市的主要领导作过建议，但这个愿望难以实现。

也是在杭州。有一天，我和巴老的儿子小棠在屋里与巴老聊天。巴老说，你们以后写文章，涉及婆婆（指继祖母）一定要公正。我说，我在《大妈，我的母亲》一文中特别提到在我父亲逝世后，继祖母卖了她的养赡田来还账。这是大局。家里的一些小矛盾，难免，但大局是主要的。我和几个姐姐都理解这一点。巴老还谈到他小时，婆婆对他的关心。其中谈到有一次过年，巴老放火花儿，鞋烧燃了，脚被烧伤，躺在床上，婆婆给他找药治疗。小棠与巴老开玩笑，问巴老：“你那么大了，还不知道自己把着火的鞋脱了？”

一九九七年，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我打电话给住在华东医院的巴老。巴老有语言障碍，没有多说，只说了：“庆祝一下。”我和几个姐姐、儿子与女儿，想不出用什么办法庆祝。后来儿子在计算机的互联网上设了一个李尧枚的资料库，有照片文章和资料，除巴老和济生叔的文章，还先后组织了采臣叔的文章、记录了大姐和张表嫂对父亲的回忆。到一定时候，资料库即可公开，欢迎访问。

老友刘多成会用计算机修复旧照片。他帮我把父亲抱着我照的那张照片修复一新。我在旁边加上“《父与子》（李尧枚与李致）一九三〇年夏”。望着照片，我享受到父爱，感到了他身体的温暖。几十年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终于理解了父亲。只是这理解来得过迟了。请你原谅，我的父亲！

2002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