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在心的人-大妈，我的母亲李致

大妈，我的母亲

李致的母亲在写字

我叫我母亲为大妈，即大伯母的意思。

为什么要这样叫，谁也说不清楚。我的哥哥在他四岁多就去世了。接着大妈生了四个姐姐。我生在节气大雪那天。我父亲——我叫他为伯伯，高兴地掀开帐子，对躺在床上的大妈说：“是个儿子，你这下满意了吧？”我分析，四个女儿，一个儿子，怕带不活，便把我“过继”给我四爸。我从小叫四爸为爹。不过，这种“过继”并没有别的实际意义。我的爹是作家巴金。我十分尊重和热爱他，因为我是他忠实的读者，我信仰他的主张：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是索取。

一

我大妈姓张，名兰生，小名叫玉。

我的外公是云南昆明人，后到四川昭化县任知县。他有一儿两女，我大妈是次女。大妈自幼聪明，琴棋书画都会一点儿，舅舅最大，老实憨厚，但脑子不大灵活。有一次，外公要舅舅背《四书》中的一段，舅舅背不出，但大妈却一口气把它背完。外公极为高兴，顺手从口袋摸出四块银元给她。外婆知书识理，极为慈祥，但按旧例要给女儿缠脚。外公一听见女儿的呻吟或哭声，常常为她把缠脚布解开。有一段时候，外公干脆要他的小女儿改扮男装；有时还让她骑着马，跟着自己的轿子走。这是我大妈的幸福童年，也是她的“光荣史”。

在我外公任昭化县知县的同时，我爷爷任广元县知县。昭化和广元是两个邻近的县。我爷爷和外公常有交往，以后两家都回到成都定居。当时李家处于兴旺时期，我父亲系长房长孙，相貌清秀，对人诚恳热情，中学毕业名列第一，有好几家来给他说媒。爷爷认为可以考虑的有两家：一家姓张（即我外公家），一家姓毛；但这两家条件相当，难下决心。爷爷采取求助祖宗的办法，把两家的姓写在两方小红纸上，揉成纸团，在祖宗的神位面前虔诚祷告，然后拈起了一个纸团，上面写着“张”字。这样，我大妈就嫁到李家（改名和卿）。我祖爷爷和爷爷十分高兴，并请人在家演戏庆祝。

李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很注重旧的礼教，这对青年一代是很大的束缚。从表面上看，大妈作为长房的长孙媳妇，似乎很体面和幸福。祖爷爷因为大妈能诗会画，而且很快生了一个儿子，实现了“四世同堂”，的确喜欢她。但这同时引来忌妒。有人看不起大妈不大不小的脚，挖苦她是“改组派”。也有人嘲笑大妈不会打扮自己——因为她在娘家常着男装。我哥哥李国嘉不到五岁害脑膜炎死去，大妈非常痛苦，有人却暗中幸灾乐祸。我大姐出世前，正遇祖爷爷逝世，于是按“血光之灾”的迷信，让大妈到城外去生孩子。若干年后，一提到这些事，大妈还感慨地说：“大家庭，一人吐一口口水，都可以把人淹死！”幸好伯伯理解大妈，不理会那些闲言碎语，尽可能安慰她、体贴她和爱护她。在各种节日和办喜事的日子，伯伯主动帮助大妈梳好“饼饼”（发髻）和穿好裙子。这种深厚的夫妻情，成了大妈在大家庭抵制旧礼教的“保护伞”。

五四运动发生了。伯伯经常买新书报回家。他和三爸、爹（四爸）贪婪地阅读新书报，接受新的思想。他还让大妈看妇女杂志。但伯伯的见解比较温和，他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正如爹写的文章所说：“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这就是伯伯人生悲剧的根源。

像所有的封建大家庭一样，李家也在不断衰败。祖爷爷逝世后，因为爷爷早已去世，伯伯成了承重孙。尽管他对人极好，仍成了“明枪暗箭”的目标。他内心非常痛苦，偶尔还出现过神经错乱的现象。后来，伯伯帮助三爸和爹离开成都到南京读书，又支持爹离开中国到法国留学——他盼望他们学成后回成都“兴家立业”。这时，大家庭早分了家，田产收入少。伯伯曾开过书店（叫启明书店），但因经办人选择不当而关门。后把田地产抵押出去，用贴现的办法在银行取得较高的利息，以补贴家里的收入。不料伯伯生了一场病，好几个银行倒了，他不知道。等他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全家的“养命根源已经化成水”。他感到对不起大家，打算自杀。但他“舍不得家里的人”，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把它毁了。一九三一年旧历二月初四是伯伯的生日，他请了全家所有的人（包括请的佣人）去看戏，旧历三月初一他就离开人世了。伯伯自杀那天晚上，和二姐睡在一间大床上。据我的奶妈讲，伯伯几次到大妈和我睡的床前打开帐子看我们，还多次去看我的三个姐姐。第二天早上发现伯伯时，他的嘴角粘了一点白粉，身体已经冰凉。

伯伯留下了遗书和一份账单，别人欠的债大多无法收回，欠别人的债却必须还清。家里的全部财产只有十六个银元。债主纷纷来逼债，伯伯的继母、我的婆婆被逼得走投无路，卖掉她的养赡田，想尽一切办法还清了伯伯的债——有的债还是他代别人承担的。大妈哭得死去活来，外婆家的人和一些亲友守着她，怕再发生意外。

这真是晴天霹雳！家庭破产，丈夫自杀，子女年幼。天啊！这场灾难，大妈怎么承受得了，今后又怎么活下去？

二

“当时，我心一横，真想一头撞死！”大妈以后多次对我说，“但一看你们五个，你才一岁零四个月，我的心又软了。我死了，你们怎么办？”

伟大的母爱撑持大妈活下来。

我们全家面临极大的困难。三爸李尧林在天津南开中学做教员。他过着贫困的生活，每月按时汇款回家，维持一家十一口的基本生活，自己甚至没有结婚。伯伯去世的时候，一些好心的亲友送了大妈一些钱，加起来可能有两百多元，把它放出去收利息，作为补贴我们的衣着、医药和其他费用。大妈让我们五姐妹穿得干干净净，先后上学读书。她母兼父职，忍受着各种困难，却从不在子女面前流露。但有一两次，我跟大妈出外办事，坐人力车回家，在途中她突然用手打自己的耳光。我吓得不知所措，只好按着她的手，把头埋在她的胸前。我经常听见大妈讲：“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这句话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大妈的苦，只有回娘家时，才可以向外婆倾诉。但她又不愿让外婆为她难受，更多的是打掉牙齿往肚里吞。

大妈对我们五姐妹，倾注了全部心血。无论有什么东西，她都要分成五份，让大家都能享受到。我最小，又是独儿，她免不了有点偏爱。不过我的四个姐姐完全理解，她们也爱自己的弟弟。我自幼身体瘦弱，大妈带我十分谨慎。她常说：“我像手上捏了一只麻雀。捏紧了怕捏死，捏松了又怕飞掉。”她尽量节约，让我能吃一些米锅蛋，并说：“伯伯说的，一个蛋顶三碗饭。”有一段时间，大妈给我订了牛奶。我不喜欢喝，把它当药吃，但对取牛奶却很有兴趣。大清早，卖牛奶的在大门口高喊一声：“挤牛奶！”我拿着一个洋瓷杯飞快地跑出去。卖牛奶的人当着我的面，蹲下来从牛的奶头挤下奶，再倒进我的瓷杯里。用现在的话来说，这种牛奶“正宗资格”，不存在“打假”问题。我上小学的时候，大妈怕我中午乱吃零食，每天给我送午饭。七八条街，来回走路，风雨无阻，两只脚各长了一个大“茧”。然而我经常生病，或是感冒，或是吃多了。伯伯的一个朋友叫张伯馨，是位西医。他很重友情。伯伯去世后，十多年间我们几姐妹去看病，他基本上不收费，还要拿一些针药瓶给我们玩儿。我们至今感激他。

我们非常爱自己的母亲。听她的话，知道要为她争气。大姐早懂事，比我们体贴大妈。从二姐到我，充满孩子气。有几次，大妈出去办事，很久没有回家。我们等得着急，以二姐为首便胡乱猜疑：会不会在路上遇到坏人？人力车会不会突然翻车？于是伤伤心心地哭起来。我也有个别时候不满意大妈。她答应过年时给我买一匹可以骑的纸马，但买回来却是只能挂在身上的马头马尾，这算什么马！有一次我生病，大妈要出去办事，我不答应。她允诺给我订一份《儿童世界》，我才放她走。可是她回家时却说：“杂志要一个月才能到。”小孩要的东西，总是希望立即到手。一个月，这是多么漫长的时间！当然，不久我就忘了。但偶尔一想到，我总觉得大妈“骗”了我。我那时太幼稚：大妈哪有钱给我买这些“奢侈品”啊！

抗日战争爆发，天津和成都的联系中断，家里收不到三爸的汇款。为了“应变”，我婆婆和大妈，各自搬回娘家，自谋生活。这是我们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物价暴涨，亲友原来送的钱大为贬值，本和利都收不回来。大妈挺起腰，想尽办法让我们几姐妹吃饱饭，有衣穿，能上学。大姐在省立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她的好朋友萧荀、刘玉琼、白炯、吕克明等，经常在星期天或假日来我们家玩。大妈对大姐这些朋友很好，即使家里很困难，也要做些东西请她们吃。她们也很喜欢大妈，一直跟着大姐叫大妈为“妈妈”。大妈为别人画画挣钱，她的牡丹、梅花和菊花都画得很不错，不少人愿意请她画单条。她为别人绣帐檐子、绣枕头，也可以得些报酬。她还和舅妈、表嫂一起做豆腐乳、豆瓣酱，附近有不少人乐意来买。这些收入仍入不敷出，大妈只得变卖伯伯留下来的各种遗物。稍为贵重的东西早卖光了，剩下的只有叫街上“收荒匠”来买，价格很低。我一见卖伯伯的旧东西，心里就难受，常常大哭，抱着东西不放，惹得大妈伤心。当时，亲友中互相解决困难的一种形式“请会”，帮助大妈解决了不少的难题。大妈靠拿“头会”来给我们交学费，买衣服。劳累过度，使大妈的身体受到影响。有一次，她胃病大发，痛得从床上滚到床下。舅妈叫我跪在观音菩萨像下，不断念：“南无阿弥陀佛！”我这个一向坐不下来的娃娃，竟在观音菩萨像前跪了很长的时间。

李致的母亲抚养五个子女

敌机轰炸最厉害的时候，我们随外婆一家疏散到外西文家场。大妈对我的学习一贯抓得很紧，到乡下也不放松，特别是教我写字。她经常在背后看我写，如果我不用心，她便用手指敲打我的头。可惜我既无天分又不勤奋，至今没有把字写好。我那一段时间处在男娃娃最调皮的阶段，不听话，惹人讨厌，被称为“五横牛”。大妈耐心教育我，我每天晚上“悔过”，第二天又依然故我。胖舅舅挖苦说：“我都听厌了。”有一次，我调皮过分（什么事我忘了），引起公愤，大姐和她的好友萧姐、二姐、三姐总动员：两个按着我的手，两个按着我的脚，让大妈打我的屁股。我大哭大闹，用当时流行语言骂：“哪个再打我挨炸弹！”当然，到了晚上我又向大妈“忏悔”。大妈认为教小孩儿像栽树一样，“小树没栽好，长大了就扳不过来了”。她经常给我们摆老“龙门阵”，我百听不厌。特别是五爷爷的故事，我的印象最深。五爷爷是我们的叔祖父，长得清秀，人又聪明，还能诗文，祖爷爷特别宠爱他。他得到放纵，乱交朋友，嫖赌吃喝，无一不精。还租了小公馆，包下一个叫“礼拜六”的私娼。钱花完了就偷，偷祖爷爷的，偷五婆婆的。小说《家》里的克定就是他的写照。五婆婆把他赶出家门，他成了“惯偷”，在一个冬天死在牢里。大妈讲得很细致，她说五爷爷穿马褂十分讲究，团花图案一天三变：上午是花的“骨朵儿”（蓓蕾），中午和下午是盛开的花，黄昏和晚上是即将凋谢的样子。“但是这有什么用？光有钱，不学好，就会变坏！”大妈有针对地说：“生活苦没有关系，只要上进，自古寒门出贵子！”

疏散回来，大妈在今日新闻社工作了一年多，今日新闻社是张履谦先生创办的，他是四爸的朋友，他的夫人任培伯和大妈很要好。大妈的工作主要是剪贴报纸、写信封和到邮局寄信。大妈会做菜，还帮助他们家做腊肉、香肠。虽然薪水少，但大妈这一段期间比较愉快，她认为自己有工作，可以自食其力。新闻社有一个圆形的社章，在那儿工作的人都要挂在胸前。我听见她说过很多次：“我胸前也挂上牌牌了！”

亲戚朋友都称赞大妈待人宽厚。我的六姑（三爷爷的女儿），五四时期接受了一些新思想，与伯伯、三爸和爹的感情都很好。伯伯曾称赞她“虽是女子，见解却甚高”。没想到伯伯去世的时候，六姑竟说“人在人情在，人死人情两丢开”，带头来逼债。六姑一直没有结婚，甚至连一个陌生的男人也没有见过。十几年后，成了一个性情怪僻的老处女，很少有人同情她。但大妈却常常去看六姑，六姑的委屈也愿意向大妈倾吐。现在想起来，这正是大妈不计恩怨，“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的体现。

四十年代初期，爹两次回到成都，和我们住在一起。爹回来，引起两大变化。一是我小学毕业后，把我送到高琦初中读住读。这个学校费用较高，由爹供给。集体生活对改变我的性格起了很大作用。二是爹看见大家生活困难，便像三爸那样负担全家生活费用。为了节约开支，原来一分为二的家庭成员又合在一起。这时，小幺叔和我大姐先后工作，经济困难有所缓解。不久，二姐和三姐从师范学校毕业，担任了小学教员，每月交给家里一两个银元或一斗平价米。当时，教师职位很不稳定，大妈每年都要参与“六腊之战”，四处求人帮忙。假期我在家，晚上八九点钟以后，大妈常要我去给她买二两干酒，一堆有壳的花生，独自消愁。这时大妈总爱对我说：“一个人，要在有时想无时，不要在无时想有时。”这是她从长期生活重压下悟出的道理。

我上高琦初中的时候，语文教师杨邦杰引导我读鲁迅的小说。我似乎突然懂事了，知道体贴和安慰大妈，对几个姐姐也很好。大妈对我这点进步感到满意。上完初中二年级，我考上华西协合高中。我继续从进步书籍和报刊吸取养料，学习写作，参加学生运动，与朋友合办刊物，上街游行反对内战。一个关心我的亲友把这些情况告诉大妈，大妈要我小心。我对大妈讲了一些看法，她似乎觉得有道理，没有干预我的活动。这时，大妈意识到她心爱的儿子已经有独立的意识了，她不愿再把儿子紧紧地“捏在手里”。

我因反对美军暴行发动罢考，在一九四七年初被学校暗中开除，去重庆读书。一九四八年夏天，婆婆和十二姑离开成都，去重庆，后去上海。大妈和二姐、四姐在书院东街租了一个小独院——实际只有三间住房和一个天井。经地下党一位同志介绍，一个叫李维则的商人，在我们家租了一间房子，作为他从雅安来成都时居住的地方。大妈感到李维则文质彬彬，有礼貌、关心人，不像一般商人，与他相处很好。一九四九年一月的一个晚上，突然来了几个便衣特务，要抓李维则。大妈和四姐（以后还加上二姐）被“软禁”在住房。大妈要四姐“以买烟招待”为借口，出外找机会通知李维则，叫他不要回来。但特务说“只准进，不准出”，拒不同意。李维则回来时，四姐抢先说了一句“双关话”：“有人在等你！”李维则装着不知道，一下进了大妈住房，丢了封信在地上，又退出去。特务立即逮捕了李维则。李维则也用“双关话”招呼大妈：“帮我照顾一下东西！”第二天，四姐把李维则的信交给地下党同志，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回家。以后才知道，李维则是地下党雅（安）乐（山）工委委员，原名吕英，被叛徒出卖，解放前夕牺牲在重庆渣滓洞。当时，大妈非常不满，多次说：“这样好的人，居然会被抓走！”

三

一九四九年底成都解放，给大妈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大妈从几十年切身的体会中，认识到旧社会不合理，应该改变。当她知道我和四姐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高兴地说：“我早猜到了！”新社会是什么，大妈不清楚。但她的五个孩子都参加了工作，先后入党，她相信她的孩子不会去干坏事。现在，不愁吃、不愁穿、生活稳定，再不受有钱人的气，心情也舒畅了。社会风气良好，面目一新。这些情况，清朝没有，民国没有，大妈怎能不满意呢？

那时，外婆还健在。一九五二年成渝铁路通车，我和我爱人丁秀涓从重庆回成都探亲。大妈带我们去看望外婆。年过八十的外婆，听说“新娘子”（她没有见过我爱人）要来，请表嫂把屋子打扫干净，隆重接待我们。得知我们坐火车回来，她细声细语地给我们讲：清朝末年，修川汉铁路，强迫摊派“买”铁路的股票，以后铁路没修成，股票变成废纸。“才解放三年，共产党就把成渝铁路修好了。”外婆说了许多称赞共产党的话，最后笑眯眯地说：“共产党啥都好，就是会太多了。”我和我爱人听了，都笑起来。

大妈不感到会多，这是因为她耳朵聋了，街道上不找她去开会。大妈的耳朵，是一九四八年一天突然聋的。当时，我在重庆，知道这个消息，想起她为我们受的苦和她一生受的刺激，曾经哭了一场。爹一直关心大妈（他的大嫂），两次为她买助听器。一次是一九五八年爹去苏联，为大妈买了一个助听器。但体积大，灵敏度不高。一次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爹“搭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到上海市第一医药商店买国产助听器一副（准备送给大嫂）”（见《巴金全集》二十五卷第454页）。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爹又在日记上写：“大嫂来信，说已收到耳机。”这个助听器体积小，灵敏度高。可惜大妈的耳神经不行，仍听不见。好在大妈爱读书报，每天读报纸，没有事就读小说，包括苏联小说（如高尔基的《母亲》）。要交流思想感情，大妈自己讲话，别人就得写字。从小孩到大人，开始叫大妈为聋婆婆。她也自称为聋婆婆。

外婆去世，对大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几十年来，特别是伯伯去世以后，大妈只能从外婆那儿得到爱抚。过去，外婆给大妈吃的东西，大妈总是带回来给我们几个吃。以后外婆一定要大妈当着她的面吃掉。而且说：“玉，这一次你就自己吃吧！”就这样，大妈还要剩一点给我。真是天下慈母心！外婆去世后，我赶快接大妈到重庆来散心。大妈到了重庆，第一次看见她的孙女李芹，听见她叫“亲婆”，自然会减轻些痛苦。大妈说外婆是老死的，油干灯草尽，没有痛苦；遗憾的是她没有给外婆送终。

大妈来自旧社会，但她并不迷信。一九六二年，大妈跟二姐住在外东新桂村二楼。我那时在简阳县参加“四清”。有一天，她爬到书桌上去开窗子，不留心竟摔到楼下，把几个姐姐和我爱人吓坏了。幸好没有出大问题，仅把腿部的韧带摔坏，不久即治愈。周围的邻居说：“聋婆婆人好，命大，摔不死。”大妈笑着对我们说：“我不信这些。万一我摔死了，我就不是好人呐？”大妈的内侄张汉臣常来看她，有一次谈到死，大妈说她怕火葬，怕被烧痛。事后大妈又对我们说：“其实，人死了，哪还晓得痛不痛啊！”过去大家庭里的规矩多，过春节时只能说吉利的话，很多忌讳。一九七二年我们从河南干校回来探亲，大年初一，我儿子李斧与亲婆开玩笑，竟用手比画表示他要“上吊”。我怕大妈不高兴，立即警告儿子，不许他做这些动作。没想到大妈不但没有责备孙子，自己也做了一个“上吊”的动作。

大妈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解放后，我们几姐妹的工作经常调动：大姐调重庆，三姐调福建，四姐调北京和广西，我调重庆。大妈知道应该服从革命需要，从来没有阻拦。以后除三姐外，我们又调回成都。三年困难时期，大妈毫无怨言。她按照当时对干部的规定，不上馆子吃东西，还在她住房楼下的空地上开了一小片地，种上蔬菜，以补不足。大妈那次从楼上摔下来，正跌在这片松土上，没有重伤。以后经济情况好转，日子过得好一些。一九六四年初组织通知我和我爱人调北京工作。大妈当时和我们住在一起，祖孙三代共享天伦之乐，这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期之一。突然又要分离，我心里很不痛快。动员大妈和我们一起去北京，她又舍不得故土和几个姐姐。商量结果，大妈同意我们先去，以后她来北京玩。大妈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仅在二月三日那天，指着日历对我说：“我希望日历到今天就不动了。”我把大妈的话记在当天的日历上，这张日历到现在刚好保存了三十年。我们到北京以后，二姐和四姐为大妈准备了皮衣，大妈也打算来北京看我们，可是“史无前例”的浩劫发生了。

大妈当然无法理解所谓“文化大革命”。我三姐夫在福建一所劳改场当场长，犯人起来造反。他和三姐遭到残酷的阶级报复，好在大妈不知道。我在北京靠边站、关“牛棚”，被打翻在地，两年多没有给大妈写信。大妈意识到我在受“审查”，但我患难与共的妻子定期给她写信和寄钱回家，多少给了她一些安慰。二姐和四姐是当权派，受审查、被斗争，不可能完全瞒过大妈。大妈凭报纸知道一些“革命道理”，她相信应该“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多次要二姐、四姐“好好检查自己”，快一点“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一九七一年我从干校回成都探亲，大妈知道我恢复了组织生活，显得很高兴，问我的觉悟提高了多少。天知道我该怎样回答！我不敢讲真话，又不能拒绝回答，只好开玩笑在纸上写：“提高了百分之八十。”大妈似乎理解我的难处，笑着说：“希望你继续提高。”属于她子女的问题，大妈并不太计较。使大妈困惑的，是老一辈革命家的遭遇。

解放十七年，大妈对老一辈革命家十分尊敬。可是，十年浩劫，是非颠倒，乱了，什么都乱了，谁也给她解释不清楚。刘少奇是国家主席，邓小平是党的总书记，这两位革命领袖一下变成“打倒”对象。大妈能理解吗？林彪是“副统帅”，天天要祝他“永远健康”，又因谋害毛主席未成叛逃摔死。这是怎么一回事？“人才难得”的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人民群众拥护，但又是什么“右倾翻案风”，被撤销一切职务。谁在故弄玄虚？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先后逝世，大妈和人民群众一样，感到悲痛。“四人帮”被粉碎，万众欢腾，我们才敢向大妈说明真相。她非常高兴，但她悄悄问我：“江青是毛主席的妻子，她为什么敢做坏事？”给贺龙、彭德怀、刘少奇平反，大妈都拥护，但必然要导致她对毛主席不理解。有一次，我儿子大胆给大妈讲，毛主席也有缺点。大妈大吃一惊，要我告诫儿子“不要乱讲”。我趁此给大妈写了一段话：“毛主席是伟大领袖，是人，不是神。他有很多功绩，但也有缺点和错误。文化大革命就搞错了。”大妈半信半疑，这个弯子她不是一下就能转得过来的。

仅仅三四年，经济生活大有改善。大妈从几个儿女和周围的人身上，看到人们心情舒畅和新的工作热情。她的孙女、孙儿和外孙，大多参加工作。大妈和孙辈的关系极好，孙子辈可以叫她“老张”，可以和她开玩笑。外孙李舒帮外婆买点心，自己起码要吃一半。李舒拒不承认。实在没有办法，就说：“我要不去买，你们连那一半都吃不到。”剩下的点心，大妈真心实意地留给每一个孙子，而且要让他感到亲婆（或外婆）最爱他，是特意留给他的。这些孙子互通情报，发现每一个都是被“最爱”的，便和亲婆（或外婆）开玩笑，说她“一根骨头哄几条狗”。我儿子李斧强迫教亲婆说英语，她便用中文说“阿都那提罗”（1 donot know）。大妈生性乐观，形势一好，幽默感就更加显示出来。有一次，大姐为一件小事不高兴。大妈当时没有说什么，隔了一会儿，大妈摸着大姐的脉对她说，要给她开副药方。大姐莫名其妙地问开什么药方，大妈说：“平肝！”我一九七三年调回四川成都，在出版社工作，离大妈住地（她和二姐住在人民南路）很近，几乎天天去看她。正因为经常去，每次去就不可能有很多新话题。我一去，总是先在纸上给大妈写：“你好不好？我这几天很忙。李斧来看过你没有？”大妈对我简单的谈话，很不满意。有一次，她对我说：“你最好刻一个图章。”我不理解大妈的意思，申明我已有图章。她说：“你每次来，只有这几句话，不如刻一个图章，来了一盖就行，省得每次都写。”我这才知道大妈在“挖苦”我。大妈还经常告诫我，要多去看她，否则将来她“没”了，我要后悔。有一次，我听说大妈病了，淋着大雨去看她，她很高兴。我为了“报复”，写

了四句话：

大雨探母亲

其心何虔诚(www.xing528.com)

还说儿不好

打起灯笼找

大妈看见纸条，哈哈大笑。然后悄悄告诉我，她知道我儿子李斧有“朋友”了。当时，李斧正在和方惠谈恋爱，常常一起去亲婆那儿玩。他们既是去看望亲婆，又是在那儿谈情话，因为亲婆听不见。我问大妈怎么知道的，大妈说：“那天我对李斧说，我知道你有朋友了。李斧问是哪一个，我说总之不是圆的、不是扁的。”当然，一家人团聚吃饭是最愉快的时候——大妈往往在一个月前就开出菜单，征求国庆节或春节吃哪些菜肴——大小十五人，分坐两桌，说说笑笑。大妈把儿孙们孝敬她的钱，大部分用来请儿孙们吃饭。我女儿李芹说：“亲婆的方针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大妈，我们多么期望您多过几年幸福生活啊！

四

不幸的时刻突然到了！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二日，我忙了一天，十分疲倦。十时前上床，打算提前睡觉。伴着“砰砰”的敲门声，我听见：“舅舅，快到二孃家里去，亲婆婆出事了！”这是晓音的声音。她是二姐邻居、市文化局郝局长的女儿，与我们家的关系很好，叫我舅舅。我立即从床上跳起来，跟着晓音便走。路途并不长，但老走不到。我想知道更多的情况，晓音只知道大妈上床睡觉，突然偏倒，叫不答应。

赶到二姐家，大妈躺在大床上，已经深度昏迷。二姐说，他们发现大妈昏迷时曾不断叫她，大妈唯一的反应是手动了一下，把五根指头捏在一起，示意要叫我去。可是我去迟了，连叫：“大妈！大妈！”再也听不到回答。对面医院的周院长、唐医生早在这里。我知道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必须冷静，便和二姐、医生商量，立即把大妈送医院抢救。

四姐、秀涓等赶到医院。医生诊断大妈是脑溢血。安好输氧、输液的管子，由我守护。考虑到大姐身体不好，决定明早再通知她。我又动员二姐、四姐和秀涓回家，明天再来替换我。她们走后，天下大雨，代我流了眼泪。我坐在大妈身边，目不转睛地望着她老人家。她鼾声很大，像已熟睡，还看不出痛苦的表情。但我已预感到大难临头，凶多吉少。生死离别的感情开始笼罩着我，情况逐渐恶化。我用一张纸作了记录：

12时45分情况

血压：80-130

呼吸：27-29（鼾声较大）

头部、身上出汗

两腮明显肿大。太阳穴附近也开始肿大

继续溢血。

1时情况

血压：100-168

皮下肿大，眼睛也肿起来。

1时40分情况

110-60

这“110-60”是个什么数字，我现在已经看不懂了。当时，我心乱如麻，两手发抖，无法再记录下去。是啊！一个儿子，怎么能冷静地记录下母亲衰亡的情况呢？

我默默地望着大妈……

1964年春，李致调北京共青团中央工作。离成都前，李致的母亲与李致小家合影。

我想起童年的时候，夏季炎热，大妈让我睡在室外的春凳上，不断地用扇子为我扇凉和驱蚊虫，直到我睡熟才把我抱进室内。

我想起上小学的时候，大妈每天给我送中饭。如果大妈迟到了，我就靠在校门上，从门缝望出去。直到大妈来了，才破涕为笑。

我想起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回家拿钱，大妈不在。我从窗户翻进屋，打烂立柜，没有找到钱，留下一张胡言乱语的纸条。回学校后，我知道做错事了，满以为回家要受责备。但后来大妈看见我却带有歉意地说：“我不知道你要回来。”

我想起三十岁生日的时候，大妈知道我喜爱鲁迅的书，拿出自己的积蓄，买了一套精装的《鲁迅全集》送我。多么珍贵的礼物！

大妈的呼吸没有停止，心脏还在跳动。我站起来，内疚地、感激地、深情地亲吻了大妈的前额。大妈，这是你儿子的亲吻，也是您女儿、孙儿和孙女的亲吻！

以后的事，我糊涂了，记不清了。

第二天一早，三个姐姐和姐夫来了，秀涓来了，孙子辈来了。对大妈的抢救，只不过让她多活几小时罢了。我和四姐商量，如果确实抢救不过来，最好让大妈少受一点痛苦。我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医生。如果大妈逝世，几个姐姐一定承受不了，我请几个姐夫和外甥照顾她们。晚上，我口授了讣告，请外甥李舒作了记录。

第二个晚上我又守护大妈。我平常对大妈照顾太少，这时我再也不能离开她了。这一夜，李舒与我一起守护。大妈的病情更加恶化，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给大妈抽痰。我头昏脑涨，别的什么都记不住。

十四日下午七时，大妈告别人世，享年八十一岁。

我的三个姐姐，有的昏倒，有的心脏病发作。我强忍巨大的痛苦，和四姐的朋友刘桂文，给大妈换了衣服，把她送进太平间。第二天上午，我们把大妈的遗体送到火葬场。正如我们在《讣告》上通知的“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不接受花圈、祭幛和其他纪念物品”。我们几姐妹躲在一个朋友家里，用无言的沉默来舔干内心出血的伤口。

办完丧事，我扑在床上放声大哭。爹给我们来信：“大妈去世，消息来得突然。我刚从日本回来，得到通知，也没有写信安慰你们，你们姐妹兄弟的悲痛是想得到的。我也难过，我本来以为我还会回成都，还可以再见她一面。不过我对生死问题看得开，也看得透，我没有几年好活，因此要多做事情。但你们都得保重身体，你们年轻，你们还有许多事可做。要热爱生活，好好安排生活。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可以告诉我。我希望你们都过得好！”

五

大妈逝世十四年了。这些年来，我们几姐妹谁也不敢轻易提起大妈。时间的流逝，冲不淡我们对母亲的深情。大妈患高血压，如果认真服降压药，可能不至于猝死。当时我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呢？现在想到已无济于事。悔之晚矣！悔之晚矣！悔之晚矣！有一次我打算写一篇短文，只写了第一句，“我已经没有母亲，只有在梦里寻觅”，便再也无法写下去。我的确多次梦见大妈，但最后总是又找不到她了，直到哭醒。这也是我为什么到现在才写这篇回忆的原因。不过，我无时不在内心呼唤：

大妈，我的母亲！

1994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