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来光和热的人——怀念我的三爸
我的三爸叫李尧林。我从没有见过他，但他却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三爸和四爸，都是我父亲的胞弟。一九二三年，他们抱着追求新生活的热望，毅然离开成都，去南京读书。四爸以后成了作家，笔名叫巴金，抗日战争时期，曾两次回成都住过一些时候。但三爸离家以后，就再没有回过故乡。
我心目中三爸的形象，是从照片上得来的。他穿着一身中式长衫，头发梳得很整齐，戴一副圆形的近视眼睛，显得善良温和，文质彬彬。这张照片原由我母亲保存，我长大以后便理所当然地“接管”过来。
我很小就知道全家的生活费用，主要靠三爸供给。我们家庭成员在成都的一共十一人：祖母，一个姑姑和一个叔父，我母亲，四个姐姐和我。三爸的汇款，每月按时从天津寄来。当时我们住在成都金丝街。我爱在院子外面玩，邮差（现在叫邮递员）送汇款单来，总是我最早发现。汇款偶尔也会有迟到的时候。这首先使祖母着急，坐卧不安，以至全家笼罩着一种担忧的气氛，我也不敢过分调皮。
在这种情况下，我更爱在大门口玩。这可以少惹大人心烦，又能担负起一种“侦察”任务：留心邮差是否到我们家来。如果匆匆从我们家走过，我自然感到失望。要是向我们家走来，不是送一般的信，而是汇款单——
我便接过来就往上屋跑，同时大声喊：
“三爸寄钱回来了！”
这时，我可以不怕大人，也不必拘束了。祖母仔细地看着汇款单，我已经帮她打开抽屉，把图章和印泥找出来。祖母把图章蘸了印泥，总要用口对着图章哈几口气，然后才盖在回帖上。于是，我又挥舞着回帖，飞快地跑出去把它交给邮差。我做这件事十分得意，好像自己也给家里做了一点贡献似的。
这样，家里至少又有一个月的安宁。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天津和四川的联系中断。我们家再也接不到三爸的汇款了。无论我在门外等多少次也无济于事。接不到三爸的汇款，全家的生活无着。经过“家庭最高会议”讨论（我们小孩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决定一分为二，祖母和母亲各自带着子女回娘家居住。我们搬到北门荣华寺街跟外祖母住在一起，除了靠母亲为别人绘画、刺绣以外，还靠变卖一些旧的衣物维持生活。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我们家庭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www.xing528.com)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四爸两次回成都，发现家里生活困难，便由他负担一家的生活重担。四爸是作家，没有固定收入。好在这时我的小幺爸和大姐先后当了小职员，多少也分担一些。经“家庭最高会议”再次研究，为了节省开支，把已分在两处的家庭又合在一起，搬到东城根下街七十六号居住。
三爸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从天津到了上海，身体不好。在休养的同时，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一九四五年，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几个月以后，四爸从重庆回到上海，但年底接到四爸来信，说三爸患病逝世。我们全家都为三爸逝世感到难过。父亲去世时我只有一岁多，毫无印象。三爸去世，使我第一次感到失去亲人的痛苦。
我没有和三爸接触过，谈不上对他有所了解。后来读四爸写的文章才知道三爸的情况。三爸先后在东吴大学和燕京大学读书，过着一种苦学生的生活，有时还得担任家庭教师来为自己缴纳学费。他“从不羡慕别人的阔绰，也没有为自己的贫苦发过一句牢骚”。大学毕业后，三爸找到职业，在天津南开中学做英文教员，并给自己的未来订了一些计划，但不幸我父亲去世了，留下一个破碎的家。三爸过去没有向家里要求什么，现在却毅然挑起这副重担，每月按时把自己的大部分薪水寄回家。不用说，他自己的计划完全消失了。正如四爸所说，他像“一只鸟折断了翅膀”，“永远失去高飞的希望了”。就这样过了九年。三爸教书很认真，得到学生真诚的爱戴，但家庭的重担使三爸逐渐消瘦，身体也渐渐坏了。他到上海以后，翻译了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悬崖》和其他几本书。因为没有钱，长期不能住进医院。三爸逝世的时候，已经四十二岁，还没有结婚。三爸不是什么英雄人物，也没有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然而——这也是四爸说的——他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
了解三爸的情况以后，我对他十分尊重和热爱。我是身受三爸带来光与热的人之一，不能不对他充满感激。但更重要的是我感到三爸具有为别人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精神。四爸在我童年时教我：“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三爸正是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好人。
一九六四年七月，我第一次到上海。四爸问我有什么要求——他曾答应过我到上海陪我玩。我提出到三爸墓地去一次。在一个星期天（二十六日）下午，四爸雇了一辆三轮车，我们两人坐在一起，冒着烈日，到了虹桥公墓。三爸的墓碑很别致，是用大理石制作的图书形状的墓碑，上面刻有他翻译的小说《悬崖》上的一段话：“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四爸不断地弯着腰去拾墓地上的枯草。我默默地站在墓前对三爸——我从没有见面的叔父——表示敬意。当时，我和四个姐姐早参加工作，都结了婚，有了孩子，生活很幸福，但三爸却一个人长眠在这里。我想起四爸说过的一句话：“你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又悄悄地走了。”眼泪从我眼眶里流出来，一直滴下去。——亲爱的三爸，就让这几滴纯真的泪水，来浇灌您坟上的一两棵小草吧！
没隔两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当时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一个极愿做我“顶头上司”的同志，抢先和造反派站在一起，根本不顾我家庭的实际情况，赠予我一顶大帽子——“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以后，再加上其他“罪名”，我被关进“牛棚”。在“牛棚”里面，凡属我自己支配的时间，我一用来学习，二用来回忆。我越讨厌那些一天到晚讲假话、乱整人的人，我就更加怀念三爸这种平凡的、有益于人的好人。一九七三年，我在回干校途中悄悄绕道上海去看四爸，又提到三爸的墓地，但四爸回答说：“已经在破‘四旧’时被铲平了。”我听了心像刀割似的绞痛，但怕引起四爸难受，便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只是想：你们能铲掉三爸在虹桥的墓地，但无论如何也抹不掉三爸在我心中的崇高形象。
十年浩劫早已过去了。不论社会如何发展和变化，我不相信什么“人本来就是自私的”这类鬼话，我期望下一代能具有好的思想。每当晚上，我有机会和孩子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便爱讲三爸的故事给他们听。四爸说三爸不愿意惊动别人，但却“播下了爱的种子”。我发现，孩子们已开始了解和尊敬三爷爷了。有一次，刚学步的小外孙在旁边玩，我女儿就对他说：
“等你长大了，给你讲我三爷爷的故事！”
1981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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