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想和他再“长话短叙”——怀念周企何
“周企何同志逝世了！”
在振兴川剧的一个座谈会上，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到会的同志都感到震惊和悲痛。从一九八三年川剧晋京演出以来，阳云凤、阳友鹤、周裕祥、静环等川剧表演艺术家相继去世，现在周企何同志又突然去了。这真是川剧界不可弥补的损失。
周企何（右）在成都金牛宾馆看望巴老。1987年。
我第一次看见周企何同志是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当年，国民党反动派为镇压民主运动，在六月一日实行大逮捕。我因“身份不明”在重庆被抓去关了四天半。巴金的老友、我的中学校长吴先忧设法把我保释出来。一天下午，吴先忧和周企何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来，我正埋头看书。吴校长指着我对周企何说：“这个学生就是我保出来的。”我没有和企何同志交谈，但我知道他是吴校长的朋友，便相对会心地笑了。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我向企何同志提起这件事，他还说：“记得，记得！”
五十年代，我成了川剧爱好者。企何同志的戏，我个个都喜欢看，其中特别是《迎贤店》，可以说“百看不厌”。可惜以后我调到北京工作，几乎没有看川剧的机会。一九七三年我调回四川，正当“十年浩劫”，哪有传统戏可看！我只有悄悄读那些抄家后幸存的川剧剧本，有些精彩的段落，我甚至能背诵出来。粉碎“四人帮”不久，企何同志第一次上演《迎贤店》。我赶去看戏，为他精湛的表演笑得不亦乐乎。演完以后，我上台向他祝贺，并提醒他忘了两句台词。他遗憾地说：“好多年不演了，丢生了！”从他的语气，听得出是对“四人帮”的谴责。那天，我们特别高兴，因为粉碎“四人帮”，国家和民族新生了，传统戏也新生了。
没有想到，命运竟让我参加振兴川剧的工作。这样我和企何同志的接触便多起来。企何同志积极拥护振兴川剧的号召，称赞“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方针是川剧演员的“好八字”。企何同志年事已高，不可能经常演出，但只要有他的演出，他都十分认真：总是提前到后台，化了装，一个人坐在那儿，闭着眼睛，入神地默戏。哪像现在有些青年演员，出台前还在打打闹闹。一九八三年振兴川剧晋京演出归来，举行了一场汇报演出。参加演出的全是老艺人，负责组台的同志为把谁的戏作为开场戏而发愁。我深知企何同志不计较这些，便提出先请他演《请医》。果然，企何同志欣然同意，使演出得以顺利进行。由于企何同志的精彩表演，一下便把观众吸引过来，收到了意外的效果。一九八四年，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秘书长西格荣来成都挑选川剧，并指名要看周企何同志的戏。企何同志演出了《画梅》和《登舟》。但考虑到在国外演出的效果，最后西格荣选定了《白蛇传》和另几个折子戏。企何同志对此十分支持，没有提出任何意见。《白蛇传》在欧洲、日本演出成功，他极为高兴，说这个戏选得好：“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我和企何同志接触过程中，深深地感到他不仅艺术高，而且艺德好。他的表演艺术我学不到，但他的艺德值得我永远学习。(www.xing528.com)
企何同志每次和我见面，总是双手合十致意。我称他为周老师，他则直呼我的名字。我总是先询问他：“在山上还是在山下？”这是他自己的比方：在“山上”表示人不舒服，气喘；在“山下”则表示健康，不难受。我到出版局工作后，有一次碰面，他突然对我官称起来。我立即提出“抗议”。他说：“对，对，叫名字。”不管时间长短，我们总要开开玩笑。有一次他说：“你不要长胖了！”我说：“你不是说‘医死那个胖子抬不起，专挑那个瘦子医’吗？看来胖子还是有点好处。”如果我急着有事，便事先声明：“按您的原则，‘长话短叙，说完就走’。”他知道，前者是他在《请医》中的唱词，后者是他在《投庄遇美》中的道白，便高兴地笑起来。
谁能料到，企何同志竟这样突然地离开我们了。
会议结束后，我赶到企何同志家里。这个我经常来的会客室一下变成灵堂，一张披了黑纱的遗像挂在墙壁上。我有许多有关川剧的问题要向他请教，还想就半个多月前他和巴金见面的情景摆摆“龙门阵”，但企何同志再也不会回到这间屋子来了。友鹤、裕祥同志去世前，我经常到医院看望他们，从容交谈。而企何同志去世得这么快，连“长话短叙”的时间也没有。我能说什么呢？我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企何同志的家属。我知道自己在痛苦的时候常常是很笨拙的。
我含着眼泪，对着周企何同志的遗像鞠躬。
1988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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