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刘绍棠，铭记在心

绍棠，我非常想念你——怀念刘绍棠

刘绍棠，十六岁在读高中一年级时，写出了短篇小说《青枝绿叶》，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并被教育家叶圣陶选入高中语文教科书第三册。许多人称赞他，誉他为“神童”。我长期做青年工作，又喜欢文学，当然知道他。没料到他在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报纸上的称誉一下变成批判。从此刘绍棠声销名匿。

刘绍棠和他的夫人曾彩美

人生难免遇到这样或那样的灾难，问题在于如何对待。最近看到刘绍棠在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给他的好友许尚开的信：“我庄严地对你说，我的心，我的灵魂，还留在党内，我要做一个名亡实存的共产党员。”这就是绍棠当时的态度。

粉碎“四人帮”以后，绍棠的冤案彻底平反。一九八○年第三期《十月》杂志，以突出的位置发表了绍棠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绍棠坚持走乡土文学之路，再次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我当时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文艺编辑室正在为有成就的中年作家编一套《当代作家自选集》，绍棠便被列入我们约稿的作家之一。

我认识绍棠，是在一九八四年。当时我已调到四川省委宣传部分管文艺工作。我和绍棠参加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同在一个小组。小组长一个一个地介绍小组成员时，称我为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突然有一个大胖子插话说：“主要是出版家！”轮到介绍他时，我才知道这个大胖子是刘绍棠。

心有灵犀，我们一见如故，好似老朋友。

当绍棠知道我曾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有幸和耀邦同志被关进同一“牛棚”时，耀邦同志便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话题。绍棠充满深情地谈到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非常关心我。我开始发表小说，耀邦同志多次找我谈思想、谈创作，教我做人和作文。我的小说集《青枝绿叶》的第二本样书，就呈赠给耀邦同志。他很喜欢这本书，但也指出缺点，说为了体现党的领导，便写了党支部书记，讲一些大道理，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败笔。

——我二十岁结婚，是耀邦同志促成的。他怕我小有虚名而把握不住自己，拈花惹草，说结了婚可以避免在男女关系上出问题。

——我被划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耀邦同志在团中央找我谈话。他问我为什么犯错误？我把别人批判我的大帽子戴在头上，说“一本书主义，深堕个人主义的泥坑，大反社会主义”。他说，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耀邦同志还鼓励我好好思想改造，重新站起来，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二十年后，耀邦同志主管平反冤假错案，我写信给他，他叫我去谈话。一见面他就说，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

我也给绍棠讲了一些耀邦同志的情况。我说，“文革”中，“造反派”揭发耀邦的“罪行”，有一条就是“包庇大右派刘绍棠”。绍棠听了，哈哈大笑。

这是会外的情况。小组会上，绍棠也是积极分子，一到冷场他就发言，海阔天空，妙语连珠。他讲“二为”方向，讲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讲乡土文学，讲深入生活，反对背离“二为”方向和崇洋媚外。我听来，他的主要观点都是正确的。不过，当时文艺界有不少分歧，有人说绍棠“僵化”、“保守”、“极左”等。连他在这次小组会上的发言也受到指责。

我长期从事出版工作，努力为作家服务，从没有介入文艺界的争论，与众多的作家关系良好。凡听到有人指责绍棠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我就主动说明真相。一些朋友听了我的解释，也相信。以后在另一次聚会上，绍棠告诉我他知道我为他澄清事实，紧握着我的手，流露了真诚的感谢。大概怕我担心，绍棠在一九八五年四月七日给我的信中说：“弟于上月以得票第二位当选为北京人大常委会委员。此非对兄‘夸官’，而是让兄知道弟在北京的人缘儿。弟当珍重。”

绍棠十三岁“顶着高粱花走上文坛”，一生从事乡土文学，是大运河的好儿子。马识途同志也是从事大众文学的。我与某出版社商量，拟出版“大众小说丛书”，聘请马识途、刘绍棠作主编。马老和绍棠都乐于承担。绍棠把他的《春草与狼烟》列为“丛书”之一。遗憾的是有关编辑竟要绍棠为该书拉印数，使绍棠很不高兴，写信给我：

李致兄：你好！

两次与马识途同志会面，知道了你的一些想法，但是目前我与某社发生了一些困难。

我的《春草与狼烟》作为“中国大众文学丛书”之一种，由某社出版。本应在5月23日出书，以纪念中国大众文学学会成立一周年和《讲话》46周年。接×××来信，此书只征订了一万册，所以尚未开印。他希望我拉些订数，以便尽快开印。

我大为惊诧，极不愉快。所有出版我的书的出版社，都是甘愿赔钱的，没有一家提出这样的要求。最近，浙江文艺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精装书，一个是四千四百册，一个是一万六千册，赔钱也不惜工本。×××想赚钱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对我提出此种要求，似乎过分。因此我给他回信表示，此书不出，我绝不拉订数，这太使我丢脸。

……

我准备坐十年冷板凳，你看一看我4月21日在《光明日报》的文章。

握手！

绍棠　　

1985年5月9日(www.xing528.com)

我当时兼任四川省出版总社社长，与出版社一起，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几年后，他又为大型文学刊物《峨眉》创刊号提供了一个中篇小说。

从一九八七年秋起，我不再兼出版总社社长，但我与绍棠的关系并没有受到影响。绍棠凡出新书，必尽快赠我。我到北京开会，定要打电话给他。我们见面或通话，我的第一句几乎都是：“绍棠，我非常想念你。”而他也是：“李致，我非常想念你。”

绍棠精力充沛，但太胖，我怀疑他的心脏有问题，曾提醒他减肥，以便减轻对心脏的压力。早在一九八四年末，绍棠来信告诉我：“我患重病，尚未复原。”后来知道，这次心脏病发作是糖尿病引起的。更沉重的打击是一九八八年八月，绍棠中风偏瘫。当时我不了解情况，以后知道绍棠在病床上，得知自己虽然丧失了行走和生活自理能力，但右手和右脑无大损伤，纵声大笑：“坍我半壁江山，留下有用的右侧，天不灭刘！”这种坚强的态度，使我打从心底佩服。

我比绍棠大七岁，一九九九年从宣传部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有机会在第二年和老伴一起去美国探亲和旅游，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住了八个多月。在美期间，我从《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得知绍棠的家乡建立了“刘绍棠文库”，授予绍棠“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的纪念碑，十分高兴。后来又看见绍棠写他小外孙女的文章《铌铌》。这篇文章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心和鼓励铌铌学好中文，结尾时说：“姥爷盼望会说美国话又能写中国字的铌铌，带着自己的大作飞回祖国。”当时，我正在教七岁的孙女珊珊学中文，便把绍棠的文章读给她听，还对她说：“刘爷爷是中国的大作家，也是爷爷的好朋友。”

一九九三年我回国以后，很快和绍棠在电话上取得联系。我们几乎同时说出：“我非常想念你！”我讲了在美国读到他给他的外孙女写的信和有关情况，询问了他的身体现状。他高兴地说：“右边是好的，还可以写。”他告诉我这几年他所写的书，并表示将尽快寄书给我。绍棠说话算数，我很快收到他的《孤村》，不久又收到《野婚》和《水边人的哀乐故事》。

绍棠的小说写得真好，充满大运河的乡土气息，许多可爱的人物，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加上生动活泼和幽默风趣的语言，使我爱不释手。我的女儿、四姐、侄儿媳妇和一些朋友都爱看，包括家里的小保姆。一看完，我又急着打电话给绍棠，请他把过去出版的书给我补齐。绍棠均一一照办。

绍棠爱用第一人称写小说，《孤村》里写了“我”的干儿金蛋，为了要买卡车，来找“我”给一家汽车公司的总经理写一封信（总经理是“我”的小学同学）。“我”写了信以后，要金蛋公事公办，不许行贿送礼。金蛋说：“把您的‘刘著’宝书拿出几本，亲自签名题字，我当敲门砖，一路畅通无阻。”后来金蛋要娶媳妇，得做老丈人的工作，又花言巧语地对“我”说：“不费您吹灰之力，不伤您一根汗毛。……只要您跟他合个影，在背面写一行字，赏光兄弟相称，就万事大吉。”我在电话上感谢绍棠寄书给我，趁此和他开玩笑：“感谢您赠‘刘著’宝书，并赏光兄弟相称，我也万事大吉。”我刚讲完，就听见他豪爽的笑声。我又赶快汇报：“我们这儿已建立‘刘著’学习小组，成员有七八人，个个都是积极分子。现在主要是‘刘著’不够，请您再把旧作寄几本来。”

这几年由于我老伴生病，我很少到外地，想见绍棠也不可能，只有打电话。逢节日要祝贺，收到赠书要道谢，甚至一想起他就拿起话筒说几句。除互道想念之情以外，我总要他在保证健康的前提下，多写作品。他则告诉我下一步准备写什么。尽管只谈几分钟，但放下电话时心里总是十分暖和。有一次通电话，他说他正在看我写巴金的文章，那是《巴金研究》上所刊的一组稿件。由此也感到他对我的关心。

去年十二月，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在京召开。“两会”结束后，中宣部邀请新选出来的委员到部里座谈。我一进会场，就看见在靠行道的一张桌上放着一个写着“刘绍棠”三个字的牌子。我一直站在那儿，等着绍棠的夫人曾彩美把他推来。绍棠坐在轮椅上，精神仍然很好，只是大大消瘦了，不再是原来那个大胖子。我们紧握着手，他说非常想念我，我说非常想念他，其乐无穷。听完报告我又抢先走到他座位边。我问：“身体怎么样？”他说：“还可以写。”我依依不舍地目送着彩美推着绍棠出去。

今年春节，绍棠寄给我一本叫《我是刘绍棠》的书。扉页前写：“李致兄存念 绍棠 1997年春节”。系“当代作家系列”之一。绍棠在这本书中，剖析了他的一生，使我更深地了解他的作文和为人。他说：“在病床上，读懂了鲁迅先生《死》这篇文章的真谛。我把这篇文章的真谛提炼为两句话：记起了自己的年龄，要赶快做。”这就是他庆贺“天不灭刘”的原因。他还说：

在文学创作上我经营的土特产，就得看田夫和乡女村妇的脸色行事。

我认定了这个死理儿，绝不趋时附势，绝不朝秦暮楚，绝不墙头草随风倒，贪小利而忘大义。

这便是我的文格，也是我的人品。

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话啊！

我为有绍棠这个朋友感到自豪。二月二十九日是绍棠六十一岁生日，我提前一天打电话给他：“绍棠，我非常想念你！”

“我也非常想念你！”

“我已经读完《我是刘绍棠》，我喜爱你的作品，更喜爱你这个老弟的为人。祝你健康长寿！只有把身体保护好，你才可能多出作品。”

“我刚读了你写的《难忘小平对川剧的关怀》。”

“我的散文是小打小闹，你的作品是传世之作，不能相比。我们‘刘著’学习小组的成员都向你祝贺！”

绍棠又爽朗地笑了。

事隔十二天，即三月十二日上午，我正准备好去北京参加中国文联全委会，翻开报纸，突然看见几个黑体字：著名作家刘绍棠逝世。我大叫了一声！我的老伴和四姐（“刘著”学习小组成员）惊奇地望着我，我不得不忍痛告诉他们，绍棠去世了！全家顿时沉寂下来，我接着再看报纸，只看了标题“一生写乡土，终随乡土去”，泪水就模糊了眼睛，再也读不下去了……

会议的日程安排较紧，加上我的心脏也不太舒服，我不敢到绍棠家去悼念。我老想起绍棠的夫人曾彩美。彩美是一位归国华侨，先在北京学习，因看了绍棠的短篇小说，对田园生活着了迷，很快选择了绍棠所在的通州潞河中学读书。她和绍棠从理解、恋爱到结婚，夫妻恩爱，相濡以沫。一九五七年绍棠被划为“右派”，彩美拒绝与绍棠离婚而被取消党籍。为了保护绍棠，“文革”中彩美把绍棠送回他的家乡，并经常骑着自行车去看望绍棠，负重带去绍棠所需要的物品。绍棠病后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彩美对绍棠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绍棠说彩美是他的侍从、秘书、护士、保姆和“饲养员”。对这位具有民族传统美德的彩美，我打心底尊重她。去年年底她推轮椅陪绍棠到中宣部开会，我对她说了一句：“你太辛苦了！”绍棠去世，她当然最痛苦。我怕她记不起我，在电话上自报家门，她说：“绍棠经常提起你，他今年生日那天还在日记中记有‘李致长途（电话）祝寿’。”

绍棠去世半年多了，我经常想起他。他的一生奋斗对我是鼓励，他过早走了对我却是痛苦。我的电话本子，还有绍棠的电话号码。一想起绍棠我就有一种冲动，很想像过去一样拨通电话，先说一句：“绍棠，我非常想念你！”我相信他能听见。

1997年10月24日完稿